菊子：美国东北部疫情日记（5）：守护我们的守护人（3月28日）
这些为我们战斗的人，包括医院、诊所，和医护人员工会，也包括镇里的消防站，警察局。他们守护着我们的家园，我们也要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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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我们的守护人
文／菊子
1、守护我们的守护人
波士顿是美国乃至全世界医疗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这里有二十多家医院，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麻省总医院（MGH），波士顿儿童医院，布列根和妇女医院（BWH），还有专业性的医院，如阿伯精神病医院和专为长期护理的犹太纪念医院。
世界各地不幸患了重病的人，都会千里迢迢专门前往波士顿，来这里找最高明的医生，最完善的设备，或者是最前沿的试验疗法或药品，哪怕他们完全绝望，他们也会觉得，这里说不定会给他们重生的希望。
我们也觉得，得病，是不幸，但如果得病是在波士顿，那又是不幸中的万幸。
突然之间，疫情一起，波士顿的医院首当其冲，上了新闻。麻省的疫情起自BioGen，给BioGen的员工和他们开会的波士顿长码头万豪酒店的员工做测试的，就是麻省总医院和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的医护人员。
到3月27日下午4时为止，麻州确诊人数为3240人，其中，根据《波士顿环球报》昨天的报道，其中，波士顿地区医院的医护人员就占一百六十多人。
被感染的医护中，哈佛医学院布莱根妇女医院（BWH）有51名，麻省总医院（MGH）有41名，塔夫茨（Tufts）有52名，波士顿医疗中心（BMC）有22名。麻省总医院的急诊科的执行副主席阿里·拉贾（Ali Raja）医生说，医院里面的骨干力量都病倒了。
从十二月份以来，我们普通华人都已经知道，在没有充分的隔离措施下，在没有口罩、防护服和护目镜的保护下工作，很容易感染新冠病毒。莱姆斯特医院的急诊科医生约书亚·勒纳表示，目前的医院的医护人员已经开始戴口罩，并且4小时更换一次。
塔夫茨大学安东尼·摩纳哥通过视频表示，塔夫茨大学可以调用部分校区用于建造军队风格的医院（方舱），塔夫茨医学院的学生也会用他们所学技巧，支持波士顿抗击新冠疫情。
就这样，狼烟四起，医学最发达的波士顿也成了疫区中心。波士顿的华人都早于我们的非华人邻居，早早隔离起来，然后质问，为什么从官方到民间都没有早些警觉，为什么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没有重视中国和武汉的疫情，以为那只是武汉独有的现象，为什么医学界没有和国内的同行多加切磋交流，学习他们的经验。相对于美国普通家庭，华裔家庭在新冠防疫上早了两个月。这是因为，我们天天在追踪国内的新闻，我们知道的，他们并不知道。
头两个月，在这里的华人都心急如焚，以个人或团体形式买了大批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寄回国内。进入三月，国内疫情渐稳，而美国则疫情四起，处处告急。很多人看着身边缺乏防护的医护人员心中内疚，于是，他们以同样的热情和能力，继续募捐，继续购买，这一次，方向反过来了，现在是从国内购买口罩和防护服，捐给附近的医院和诊所。
本地中文学校和华人协会的募捐人说，有两笔捐款特别感人：“
一个是曾经为我家油漆过房子的师傅。他第一时间询问了捐款详情，然后回复：“100元支票已经寄出了，能力有限，略表心意。谢谢你们！如果支票有问题请联系我。谢谢，谢谢”。质朴的师傅虽然为我们做了一阵子的活，但没说过几句话，这是第一次在朋友圈发言。谢谢师傅！
还有一位是我在国内的大学同学。因为我不能接收微信转帐，于是他便找了一位能接收红包的朋友，结果因为数目太大拿不了。于是乎，同学用小额红包的方式发放，朋友抢红包到手软，然后又不行了，因为每天能抢的数额有上限。我再找了位朋友来助阵，又是一阵红包雨，终于搞定。同学说：“即便在最残酷的地狱里，也有两件事可以存在：美和爱。”而我说：“还有真和善”。感谢！
这段时间，国内的各种放毒言论和对美国疫情的幸灾乐祸，让我们这些海外华人觉得很受伤害。因为在国内疫情严重的时候，全世界的华人包括在美国的华人同胞是怎样地心急如焚，怎样地倾力付出，怎样含泪祈愿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我们心里都清楚，那一个多月真地过得好漫长。读那些文章看那些言语和让人无比心塞心寒的横幅，我也是心碎一地，同学让我看到在故土依然有很多将心比心的善良，和灾难之中人情的暖意。"
成箱成箱的防护用品从国内寄到，华人协会将它们一一送给最需要它们的人，上面写着“支持那些为我们战斗的人。”（Support Those Who Are Fighting for Us）。这些为我们战斗的人，包括医院、诊所，和医护人员工会（Healthcare Workers’ Union），也包括镇里的消防站，警察局。他们守护着我们的家园，我们也要保护他们。
神圣家庭医院。照片由本地华人协会提供。
东部联合医护人员工会。照片由本地华人协会提供。
刚刚接到一通电话，我看电话号码陌生，没有接。一听留言，原来是父母的医疗保险公司，打电话通知他们，新冠病疫期间，医疗保险公司可以安排投递蔬菜和食物。
我会回电，告诉他们，我父母现在在国内，在室内关了两个月的禁闭之后，现在终于可以自己出门买菜了。
我所任职的公司的HR也早早发来通知：假如自己或家人不幸染上新冠，可以另外享有两个星期的病假。平时，我们每个全时员工有240小时（30天）的病假，自己生病或者直系亲属生病，或者看牙、理疗、扎针灸，都可以用这个时间。
我们是好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带病坚持劳动、过年坚持学习，美国人则不同，生病不能上学、上班，因为会传染给同学、同事，而假期陪伴家人，更比勉强应付工作重要一千倍。有年轻的小伙子，周末玩疯了，星期一打个电话：不舒服，不来上班了，用点病假时间，这样的事我们在中国长大的老黄牛一般不干。我的病假总是封顶在240小时，我为浪费的病假自豪，我也祈祷，这一次额外增加的病假也同样浪费掉：我要我和家人都保持健康。
我喜欢我们的医生和护士。上学期间，“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我们都按照学校要求买了保险，却很少看病。毕业了，生孩子了，自然而然就有了医生，先是妇产科医生，然后就是家庭医生（family doctor）。叫家庭医生，他们果然就像我们的家庭一样，我们初来乍到，又是初为人父母，平时三病两痛，尤其是孩子生病时，总是吓得魂飞魄散，两眼一抹黑，这时就全指望他们了。我们这些年一直跟着同一拨大夫，他们照顾着我们的身体健康，记录完整齐全，我们忘记了的重大事件，比如大人和孩子每一次体检、中疫苗、打预防针、生病，一概不记得，给他们打个电话，全在那里妥妥地留着。对第一代移民来说，他们就是大家庭的一部分。
这里的中国人大约都有类似的经历。妈妈们大约也都记得孩子顺利出生以后，笑眯眯的护士端来一杯冰水，冰块在玻璃杯里叮铃铃地晃荡作响，敢不敢喝由你。我认识的中国人，不管信不信中医，这杯冰水是不敢喝的。
孩子出院以后，就有了自己的儿科医生，有的儿科医生同时也是内科医生，那父母就可以同时在这里看病，不然父母也会有自己的初级保健医师，平时体检就找他们，需要看专业医生时，一般也通过他们推荐。这次疫情发生，我们就知道，如果发现自己有症状或怀疑自己感染，就需要先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会给我们开出单子，我们拿着这个单子去州里指定的公立或私立的测试地点。但愿用不上。
小朋友从三岁开始看牙医，我们找的是一名华裔牙医。每去一次，小朋友就长大半岁。每次孩子洗完牙，牙医都送一把小牙刷、一只小牙膏，算是牙刷和牙膏公司的免费样品吧。小朋友则总是直奔礼品箱，礼品箱专门做成海盗船上藏宝箱的样子，打开箱盖，里面全是花花绿绿不值一文的小玩具，小朋友们却稀罕得不得了，犹犹豫豫能够挑上好半天，最后常常挑出一只蹦蹦跳跳的假牙。
每年冬天，我们都会感冒或者染上流感。紧紧张张地抱着孩子去了，医生东摸摸西看看，然后说，回去吧，多喝水。打针吗？不打。吃药吗？不吃。就是病毒，什么都不用。
于是，我们一直以为，只要是病毒，就可以什么都不用管。直到这次的新冠病毒。
艾米莉是我们去的那家诊所的护士，正好她儿子和我家大毛同学，我们也成了好朋友。看到医护人员防护物品短缺的消息，我刚刚买到60只N95口罩，就给她发Email，问她是否需要。她马上回信，表示欣然接受。她说她们诊所现在还好，病毒流行后病人减少，她们能够在电话上咨询或治疗就尽量在电话上咨询或治疗，但也理解有些病人必须来诊所，所以她们还必须继续上班。
对自己工作面临的危险，她并无抱怨。她说，她丈夫和女儿都能远程上班，儿子在波士顿上学，住在宿舍里，感觉比在家里安全，她自己则每天都细心地擦洗门把、桌面，在家里每个人都各自有自己的房间，希望能够顺利度过这场瘟疫。
艾米莉上班时，现在口罩还不缺，但也不富余，每天只能有一只N95，所以她每天下班以后就把用过的N95留下来，以防万一需要时再回头来用旧口罩。我把自己的60只口罩给家人留下30只，给她送去30只。我们事先说好，她在屋内，我在屋外，我站在她家美丽的廊檐下，远远地相互招手致意。
我买口罩的这个群，起初大家都是为自己买口罩的，买着买着，很多人都决定将N95捐给医护人员。他们更需要。他们的工作就是治疗和看护我们，我们有义务保护他们。
我和艾米莉都热爱迈克尔·杰克逊。迈克尔·杰克逊2009年去世时，我们去附近的小电影院一起看了的电影《就是这样》(This is It)。年轻时的迈克尔曾经把大家召集在一起，然后高唱：“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
“当我们听到了恳切的呼唤
世界应该团结一致
有些地方的人们正逐渐死亡
是该伸出援手的时候了
对生命而言，这是最好的礼物“
3、 守护未来
我们的医护人员需要保护。孕育着新生命的医护人员更需要保护。这是《波士顿环球报》上登载的一个真实故事。
劳拉·迪恩（Laura Dean）从小立志当医生，从此便心无旁骛，一路过关斩将。她先是在哈佛攻读本科，后来在布朗读医学院，选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比较辛苦的急诊医学，并开始在麻省总医院和布列根和妇女医院做住院医。她的工作很简单：尽可能地帮助患病的人。
然后，3月18日，她做住院医的项目负责人给她打来电话：眼看新冠病人将会朝着医院蜂拥而来，下面几个星期，她想不想安排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就不必直接接触病人？
劳拉怀着九个月的身孕。尽管人们对新冠肺病对孕妇和胎儿的影响知之不多，迪恩却本能地知道，她在急诊室每呆一分钟，都会增加对婴儿的威胁。她知道，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谁也不会指责她。
但是，她还是觉得内疚。
二月中旬，她和丈夫杰伊·凯利前往意大利，度过了他们作为自由人的最后一个假期。还在国外的时候，他们记得在媒体上读过关于中国正在流行的新冠肺炎的报道。在机场，他们注意到，有人在测旅客的体温。但是，二月底回到波士顿以后，他们依然觉得生活还是一切照旧。
一周之内，这一切都变了。起初是一两个病人发热或者咳嗽。一直到BioGen。一直到麻州州长查理·贝克宣布紧急状态。医院的新冠病人越来越多，她进入的每个检查室都有潜在威胁，她看到的每个新患者都可能是携带者。
朋友问：你怎么还在工作，不可思议。
答案是责任。作为医生，她宣过誓。但是，如果孩子发生了什么事，她怎么能够承担这样的后果？
第二天，当她的上司打来电话时，她是不是选择离开第一线。上司说，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迪恩说，是的。她几乎哭了，在怀孕最后几个星期，她准备不直接进行临床工作。
放下电话，她哭了。
但她并没有完全退却，她和美国众多的从业人员一样，正在家里工作，一边进行远程医疗，一边做些其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她仍然感到内疚，因为她的同事还在危险的前线继续战斗。
照片来自网络
最初，他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接触过病人，于是请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住到了亲戚家。两个星期以后，他哀求妻子带着孩子回来，哪怕他们在家里继续分开居住，她可以把食物放在他房间门口。她没有答应，她是个牙医，她不能让她的病人承担这样的风险。
然后，冠状病毒无处不在——就在大人犹豫权衡、差不多决定要回来的时候，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出现了流感的症状。当时还没有足够的试剂可以测试，最安全的办法还是假设他们得的是新冠。这样一来，更大的危险是他从家人那里感染上。就在这时候，他还接到电话，需要替代一个可能中招了的同事。
于是，他和家人的联络，大家不能见面，要见面，只能通过视频。每天，他对着电脑说：“我爱你，”然后跟家人道晚安。
“我爱你，”他的一位女同事对自己的新生婴儿说。她测出阳性，必须在家隔离。
“我爱你，”一位急诊室医生对他的家人说。他气管里插着呼吸管，他的同事在他身边忙碌着，力图挽救他的生命。
“我爱你，”丈夫对妻子说，他们两个都病了，住在相邻的病房里。他的状况越来越糟糕，被推到急救病房去上呼吸机。这有可能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见面。“我爱你，”有可能是他们此生对彼此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一个老太太，肺里充斥着脓和炎症，挣扎着在视频上对孙子说“我爱你。”医生说，她太难受，想给她加点药，减轻她的痛苦，她拒绝了，她就是想多要几分钟，问问她孙子们的家庭作业。
“我爱你，”郭医生也这样告诉他自己的父母，不要出门，尽量呆在家里。
小儿子迈出第一步，郭医生是在视频上看见的。他很高兴儿子终于迈出了第一步，但他盼望着有一天能够亲眼看见儿子在面前跑来跑去。
郭医生知道，最坏的情况还在后头。等这场疫情结束，谁都不会毛发无伤。但他觉得，眼下我们都应该互相告别，并且互相之间保持距离，这是我们生存下去的最好希望，这样，在不久的将来，他就可以回到往日的旧时光，毫无畏惧地拥抱他的妻子和孩子了。
那时候，“我爱你”是“你好，”而不是“再见”。
图片来自《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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