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旅行的视角看大英帝国起落之二

2017-07-22 民银旅行

英国虽然正平静的退出世界强国的霸权地位，但这也无法淹没他曾经的辉煌，是他一手缔造了现代世界。

任何一个人或国家的成功的都是其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英国也不例外，其内因主要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偏重科技）与金融等方面，内因要谈起来，那是真的太复杂了，我们先按下不表，放在下几篇文章中（之三与之四之五）再去深入探讨，今天就先从英国崛起的外因讲起，也与大家一起思考，为什么偏偏是英国，而不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其他国家，笑到了最后，成功崛起并引领了时代潮流？其崛起之路和之因到底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情况？人家的经验会给当今的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英国是一个特别的国家，蜗居于英伦三岛，却将旗帜插满了全世界，在那个时候是真正的日不落帝国。

英国从一个小小的岛国最后发展成一个日不落帝国，其实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的过程。英国在18世纪60年代完成了工业革命，国内积累了大量的工业产品，同时由于英国国土的面积狭小，资源短缺，迫切需要廉价的原料产地和广阔的商品市场——殖民地。但是英国的殖民地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有很大的不同，英国经济的发展观念很快的由货币平衡论发展为贸易平衡论，由赤裸裸的掠夺金银转变为通过贸易交换商品来获取经济增长。于是英国对外扩张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通商，开放殖民地国家的市场，与英国可以进行自由贸易。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决不屑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头等角色，而一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下面我们就来琢磨琢磨英国，当年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格局中，异军突起的那些必然与偶然。

大西洋新航路开启的搭便车者

有学者认为，大不列颠岛占据了优越的地理位置，是英国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为什么位于大不列颠上的英国所具有的地理位置优势，在１５世纪之前却没有显现出来呢？追根溯源，它与西班牙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哥伦布冒险远航发现新大陆导致的直接后果。１４９２年４月１７日，哥伦布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签订了《圣达菲协议》，并得到女王伊萨贝拉和安达卢西亚的商人以及众多市民的物质支持。哥伦布经过四个多月的精心准备组织了三艘轻型帆船共载９０人，于１４９２年８月３日从帕洛斯启碇，冒险西航穿越大西洋抵达彼岸的桦特林岛并发现了“新大陆”。至此，人们服了大西洋的阻隔，把大西洋两岸的欧洲与美洲联系了起来。正是由于开通了这条横渡大西洋的新航路，才使得欧洲的贸易中心从地中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正好大不列颠岛处于这条航线的要冲，英国的地理环境优势才充分显现出来。“联合省和英国一样，在经济活动从地中海向大西洋世界逐渐转移过程中得到了好处。”由此可见，英国自大西洋新航路开通之后，从中受益颇丰。

１６世纪是海盗蜂起的时代。新航路开通之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通过残暴的殖民征服战争占领了世界上的广袤土地，使得亚非拉的许多落后国家和落后地区沦为它们的殖民地。西、葡宗主国把殖民地视为财富的源泉，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压榨，肆无忌惮地掠夺殖民地的宝贵财富。当时在大西洋上航行的西班牙货船，满载着从殖民地掠夺来的金银贵金属和价格昂贵的农牧产品，这类船只被称之为“财宝船”。殖民者把从美洲殖民地掠夺来的金银财宝，源源不断地运回西、葡宗主国，令英、法、荷等国非常羡慕，垂涎三尺。起初，英、法、荷等国没有足够的实力与西班牙、葡萄牙这两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公开抗衡，它们只能采取海盗手段沿途抢劫或袭劫港口的方式攫取财富。

尽管西班牙王室组建了护航舰队，对商船实行“双船队制”，以防范海盗的袭击。但是，西班牙、葡萄牙的商船依然不断遭到欧洲其他国家的海盗袭击。尤其是英国海盗的袭击活动十分猖獗，因为“英国国王为鼓励贵族、资产阶级向海外掠夺，规定贵族以世袭家业献给政府，便可换得一支船队，到海外掠夺所得金银，三分之一归国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也积极参与海盗活动，女王个人出资支持海盗德雷克抢劫西、葡的财宝船。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晚期，每年都有一、二百艘私人海盗船出航，能带回１５至３０万英镑的财富。英国海盗仅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带回英国的掠获物达１２００万英镑之多。因此，英国也被称之为“海盗国家”。

由于西班牙王室对美洲殖民地实行独占主义的垄断贸易政策，不允许其他国家与殖民地进行贸易，甚至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也受到严格限制，致使其他国家无法与美洲殖民地进行合法的贸易往来。英、法、荷等国为取得西、葡美洲殖民地的金银贵金属和西欧市场上价格昂贵的农牧产品，只能通过走私货物商品来获得高额的利润。西班牙与英国于１７３９年爆发了“詹金斯耳朵之战”。此次海战英国获胜，而后英国对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走私贸易更是变本加厉。

新航路的开通使得西班牙、葡萄牙迅速崛起，形成了两个庞大的殖民帝国。然而，西班牙为称霸欧洲把从殖民地掠夺来的大量金银用于发动连年不断的战争。西班牙在１６世纪仅有２５年平静无事，而在１７世纪只有１年没有大动干戈。虽然，当年西班牙帝国在欧洲的势力范围相当可观，辖属尼德兰、南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德意志等国的大部分领土，一度曾吞并了葡萄牙成为世界霸主。但是，为了进行连年不断的无休止战争，西班牙也消耗了国库的大笔资金，导致国家财政破产不得不依靠借债过日子。加之，由于英国海盗对加勒比海沿岸的大肆洗劫，彻底激怒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

正是由于英国与荷兰等国的船只参与将西欧移民运往美洲，又将美洲大量的金银贵金属和农牧产品运回欧洲，特别是英国伦敦等港口作为大宗贸易的集散地为英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宝贵财富。１６世纪的关税收入是英国正规税金中最大的财源，在英国关税的收入中，伦敦的作用非常突出的。

吸纳外来技术人才

从１３世纪开始，英格兰的农村已经出现了圈地现象。牧羊业的发展是推动圈地活动活跃的一个直接原因。因为羊毛贸易是英格兰商业资本最初和最重要的投资领域，“羊腿可以使沙土变黄金”。因此农业用地的土地价格明显下跌。１世纪，英国牧场地价是耕地的２倍，草地是耕地的３倍。圈地者采用残暴手段将祖辈依靠耕种土地为生的农民驱赶出自己的家园，使之成为朝不保夕、无所定居的流浪汉，这就是所谓的 “羊吃人的现象”。

随着英国牧羊业的发展，“一些修道院，特别是约克郡的锡佗教派修道院拥有数目众多的羊群。国王本人也在王室领地上大量放牧羊群；国王的羊毛征集人就是征收岁入的重要官吏。王室最丰厚的收入之一就是来自羊毛出口税的征收”英格兰羊毛也在欧洲大陆的其他据点销售。由于羊毛贸易对英格兰的财政收入极其重要，遂逐步实行集中地的羊毛出口贸易，目的是防止羊毛商人逃税。英格兰所生产的羊毛，先在伦敦、波士顿、伊普斯维奇和赫尔等港口集中，然后成批运往加来。到１５世纪，加来控制了英格兰４／５的出口羊毛，在那里缴纳关税之后，再大宗批发出售，以此保证王室的关税收入。

早在１４世纪之前，英格兰的毛纺织业已经发展起来，但生产落后、技术能力低下以至于英格兰所生产的大量羊毛主要是作为出口货物获取利润。１３—１４世纪，尼德兰的佛兰德斯就以呢绒纺织业闻名欧洲。尼德兰所生产的毛织品质地优良、色泽鲜艳，在欧洲无与伦比，而且可以在东方的集市上买到。然而，尼德兰呢绒企业所使用的数量最大质量最好的羊毛原料产自英格兰。

英版（中世纪末期的）改革开放

英王爱德华三世执政之后，主张大力发展英格兰的呢绒产业，为了改变国内毛纺织技术落后的困境。１３３１年，英王爱德华三世颁发特许状给尼德兰呢绒业巨头约翰·肯帕，邀请他带领手下的工匠帮工到英国从业。尼德兰织工的到来，不仅冲破了英格兰织工技术保守的传统，还传授给英格兰织工先进的纺织技术和经验。他们到英格兰兴办纺织企业，成为英国毛纺织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英政府又通过对呢绒制品与羊毛采取征收差额悬殊出口税的办法，抑制羊毛外流，鼓励呢绒制品对外出口。

由于西班牙宗主国对尼德兰殖民地的横征暴敛，国库收入的一半（约２５０万佛罗林）来自尼德兰。进入１６世纪之后，随着尼德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尔文派的新教势力不断壮大。尼德兰的新教与西班牙的天主教大相径庭，令西班牙宗主国不能容忍。在国王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为严厉惩治宗教“异端”，西班牙宗主国不惜动用军队前去镇压。“无论如何，宗教改革家们都继续传播新教，１５６６年终于爆发了反对天主教和反对西班牙的暴力事件。…… 在西班牙入侵期间，有８０００多人被杀、３万多人被剥夺了财产、１０万多人逃亡国外。”尼德兰逃亡国外的人们，一些人穿越大西洋逃到了北美或北欧，而大部分的逃亡者则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附近的大不列颠岛上，受到英政府的热烈欢迎。到英格兰定居的尼德兰人，他们采用新技术为英格兰织造出精细呢绒新产品近３０种。１６世纪初，英格兰出现了纺织业衰败现象，由于尼德兰纺织工的到来，英格兰的毛纺织业经济重新繁荣起来，企业主的收入成倍增长。法国胡格诺战争（１５６２—１５９４年）期间，受到法国天主教迫害的胡格诺新教徒成批逃亡到英格兰避难。最多时每天可达约５００人，其中包括众多纺织工人。

价格革命的影响

由于西班牙、葡萄牙是两个庞大的殖民帝国，拥有世界上众多的殖民地，并且对殖民地进行残酷的掠夺，致使源源不断的金银贵金属流入西欧。在１６世纪上半叶，由于大量贵金属输入到西班牙、葡萄牙，刺激了西、葡两国沿海地区的手工工场的发展。在塞维利亚、巴塞罗那、托勒多等地有较为发达的纺织业，此外武器制造、制陶、制帽、造船业也相当兴盛。西、葡宗主国把自己企业生产的货物，运到殖民地通过专卖权、不等价交换等手段获取丰厚利润。从殖民地掠夺来的大量金银贵金属输入到西、葡宗主国，直接后果是国内金银币贬值，工农产品的价格飞涨。

由于西班牙的物价上涨早于并高于英、法、荷等国，使得西班牙的商人不愿意再致力于发展本国的工业生产，导致西班牙不得不依赖进口其他国家的工业品，甚至把本国生产的工业原料也输往国外。

由于价格革命导致西、葡两国的企业主们完全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性，加之西、葡两国社会上奢侈之风盛行，人们通常以从事体力劳动为耻辱，结果不仅国内所需要的工业品都依靠从其他国家进口，甚至于殖民地所需要的绝大部分工业品也必须从其他国家购买。

从经营奴隶贸易中获利

１４４４年，葡萄牙殖民者从西非劫掠了２００多名黑人贩运到欧洲，分成几批在欧洲市场上公开出售这一年可以被看作欧洲奴隶贩子在非洲进行黑奴贸易的开端。１４５０年至１５００年，葡萄牙人在非洲捕获的奴隶总数为１５万人。此时，由于欧洲还不发达，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那么迫切。１４９２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西班牙、葡萄牙通过殖民战争征服了美洲的广大地区，将其沦为它们的殖民地。殖民掠夺与殖民开发是一对孪生兄弟，殖民者为掠夺美洲殖民地的金银贵金属和农牧产品，开办矿业、兴建种植园。大量的土著印第安人在殖民战争中被屠杀，在矿山、种植园受虐待而死，加之流行瘟疫的传播，这些都造成印第安人的大量死亡。由于美洲劳动力的严重缺乏，因此奴隶贸易日益兴旺起来。

自葡萄牙之后，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瑞典、丹麦甚至美国，都加入到贩卖黑奴的行列。１６７２年，英国王室成立了皇家非洲公司，垄断了从非洲至英属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奴隶贸易。１７１３年缔结了《乌特勒支和约》，英国取得了从冈比亚到刚果的西非沿岸的奴隶贸易的控制权，并取得每年可以向西属美洲殖民地输入４８００个奴隶的特权（为期３０年）。此后，英国的黑人奴隶贸易量不断扩大，用于奴隶贸易的船只也不断增加。入１８世纪，英国经营的所谓“三角贸易”更加猖獗了。英国的奴隶贩子从欧洲出航时，船上装载些工业品、枪支弹药和酒；到非洲换取奴隶运到西印度群岛、巴西和北美；在这些殖民地出售奴隶，换得金银贵金属和农牧产品再返回欧洲。对黑人来说，三角贸易是一条不归之路、死亡之路。可对奴隶贩子来说，他们“所采取的野蛮愚昧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

结果，美洲殖民地的统治者对黑人奴隶和殖民地人民实行的强迫劳动制产生了巨大的剩余价值，而这个剩余价值的大部分被英国的贸易商、制造商、银行家和金融家以货币形式盗走了。因此，英国从事奴隶贸易获取的利润，也成为它发展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之一。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西班牙、葡萄牙两国通过不断向海外殖民扩张，使得亚非拉许多落后国家和落后地区沦为殖民地，形成了两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西、葡两个庞大的殖民帝国为称霸欧洲不断进行连年的战争，耗费了从殖民地掠夺来的大量金银财富。加之，价格革命的影响使得西班牙、葡萄牙的工商业主失去了投资本国工商业的兴趣，造成西、葡国力衰退，只能依靠大量借债苟延残喘，维护其专制统治。由此可见，正是西、葡两个庞大的殖民帝国，为英国打造了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使得英国的商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才刺激了英国工业技术的持续更新与进步。因此，英国成为世界上最早迎来工业革命的国家。

英国依仗船坚炮利不仅取得了海上霸权，还打开了落后国家和落后地区的大门，使之成为殖民地。同时英国也通过战争、购买、欺诈等手段，获取了原来属于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殖民地，形成了“日不落帝国”。总之，英国的工业、农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积蓄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到１８、１９世纪英国综合国力在世界已处于领先地位。可见，正是西、葡两个庞大的殖民帝国的衰落，为英国的崛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战争的压力催生了英国历史上著名的财政革命。1693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以政府规定的税收做担保，授权出售终身年金债券，以获得战争融资。这种永久性公债实际上只付息不还本，年利息为14%，直至持票人去世为止。1694年，英格兰银行正式成立，该银行借款120万英镑给政府，政府每年付给银行8%的利息，并授权英格兰银行出售股票，开展存贷款等业务。随后，英国伦敦的证券交易所成立，使得英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金融体系，不仅为英国与法国的争霸提供了金融基础，同时也大大刺激了英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过于流畅的历史叙述往往经不起反问。比如，为什么查理二世与詹姆士二世不能进行对外借款以阻止威廉的远征？为什么法国不能进行对外借款？为什么英国的财政金融革命只发生在1688年以后？对于第一、二个问题的回答是，无论是查理二世、詹姆士二世还是法国的路易十四都曾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过借款，但是，这些借款，要么期限很短，要么利息很重，因此很难为频繁的战争提供长期的金融支持，这也是法国在与英国的争霸中败下阵来的直接原因。而英国的财政金融革命发生在1688年以后并不是偶然，正是光荣革命本身造成了英国的融资优势。

这一思想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与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温加斯特于一篇1989年发表在经济史杂志上名为“宪政与承诺：17世纪英国公共选择的制度演化”的经典论文中提出。诺斯与温加斯特认为光荣革命所确立的宪政秩序，约束了王室的专断权力，使得英国王室不能随意拖欠借款，因此可以做出保护产权的可置信承诺。这降低了英国主权债务的风险，风险溢价的下降反映在了国债利率的降低与债务规模的扩大。因此，制度优势增强了英国的信用融资能力，使其在与法国的长期战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上，诺斯等人进一步提出，光荣革命之后的制度性变革，即宪政体制的建立，使得英国商人的产权得到更好的保护，为商人的投资提供了充分激励，这成为英国最终成功的关键。

英国优势的再考察：政治制度还是金融技术

诺斯与温加斯特关于宪政与政府融资能力的观点一经提出，马上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论文，并引发了持续的学术论战。然而事实是否如此？诺斯等人的基本发现是，光荣革命后，英国政府对外借款的利率降低了，这种低利率优势，使得英国能不断为其对外战争融资，而法国最后的失败很大程度也与其财政资源枯竭有关。那么，现在的问题就转变为，1688年后，英国政府对外借款利率的降低是否是因为光荣革命带来的制度变革？两者之间是否具有因果联系？这成为学界论争的焦点。

爱泼斯坦在其名作《自由与增长：1300-1750年欧洲国家与市场的兴起》一书中对诺斯等人的观点提出了直接的质疑。爱泼斯坦认为，如果诺斯等人的推理是对的，即宪政体制的建立使得英国商人的投资更加安全，那么1688年后，由于风险溢价的下降，投资的预期回报率应该下降，但是我们观察不到这种下降的趋势。其次，按照诺斯等人的观点，国家融资能力的差异是由于其政治制度的不同导致的，宪政国家比专制国家具有更强的融资能力，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推理出，如果两国政治制度存在持续差异，那么其融资成本也应该存在持续差异，但实际上，尽管在早期，专制国家在对外借款时需承受较高的借贷利率，但是1350-1750年间，专制国家与宪政国家在对外借贷时的利率在迅速趋同。这表明，政治制度的变革不能解释国家融资成本的差异。

那么如何解释1688年后英国债务利率的下降？爱泼斯坦认为，金融组织技术上的差异是导致不同国家融资成本的主要原因。融资成本较低的国家，如荷兰以及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城邦国家比较早地开展了国际借贷业务，因此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发育比较完全，完善的结算技术、发达的二级市场等金融组织技术给予了这些国家较好的融资便利。而金融技术可以迅速被模仿，不断扩散，因此我们就能观察到不同政体的国家，融资成本在不断趋同。英国在1688年以前长期隔绝于国际借贷市场，因此金融市场发育相当落后，而光荣革命后，荷兰执政威廉入主英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所以英国的各项金融制度逐步建立，使得融资的成本逐渐降低。

谁在控制议会

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其中一个关键细节是，有学者发现英国的国债利率在光荣革命后并没有马上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国债利率只有在1715年之后才逐渐下降，如何解释这一变化？David　Stasavage于2007年发表在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的论文《政党政治与公共债务：“辉格党的胜利”对英国金融革命的意义》（Partisan　politics　and　public　debt:　The　importance　of　the　'Whig　Supremacy'　for　Britain's　finan-cial　revolution）认为权力制约体制对专断王权的制约是影响政府融资能力的重要因素，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谁在控制政府，以及背后的政治基础是什么。Stasavage发现只有当代表商业利益的辉格党在1715年全面控制议会后，英国的国债利率才真正开始下降。权力制约体制虽然重要，但是如果政治权力仍掌握在敌视商业利益的政党手中，政府的融资能力也无法得到实质性提高。

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英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然而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是1688年后还发生了另一个重要的历史变化，那就是英国逐渐形成了辉格党与托利党。英国的托利党与辉格党最早起源于查理二世时期的党争。其时，查理二世的财政大臣丹比伯爵为加强对议会的控制，创建了宫廷党，利用其进行统治，并坚持英国国教的国内政策；而议会中的沙夫茨伯里伯爵为对抗宫廷党，组建了乡村党，寻求新教非国教派的支持。之后的几十年，两党围绕着对法战争、詹姆士王位继承权等问题，纷争不已，使得党派界线越发明晰。丹比的追随者后来逐渐成为托利党，实际这是乡村党对宫廷党的蔑称，认为他们是爱尔兰盗马贼（托利一词的原意）之流；沙夫茨伯里的追随者逐渐成为后来的辉格党，而辉格一词原意为“苏格兰的反叛者”，毫无疑问，这也是宫廷党对乡村党的蔑称。

传统上，辉格党主张宗教宽容、有限王权、与法国进行争霸以及进行海外扩张，而托利党主张信奉英国国教、强调王室的传统权力以及避免国外战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托利党人大多是英国的大土地主，因而更关心国内利益；辉格党人虽然很大比例上也是土地主，但有一部分是代表着金融利益的商业主，尤其是在1688年后购买了英国国债的伦敦金融家。因此，辉格党人更加支持扩张与维持政府债务的政策，并以此为基础积极参与军事扩张，开辟海外市场。托利党人却认为英国的公共债务是对土地阶层利益的剥削，因为这些债务最终还是要由财政支付，这无疑会加重国内的税收负担，而这些税收最终落到了掌握着大量土地的地主身上，这等于是用地主的利益来补贴商人。因此，托利党人极力反对扩张政府债务，他们甚至主张暂停偿付政府债务，并限制英格兰银行的运作。为此，在1688-1715年间，两党展开了激烈的政治竞争，尤其在是否对英格兰银行的特许经营证进行展期问题上，斗争尤为激烈。这种商业回报的不确定性直接体现在了金融市场上，比如在托利党人把持下议院的1710年，英格兰银行的股价出现了明显的下跌，而此时的托利政府也发现其借贷利率不断高企。然而到1715年，英国政治出现急剧地变化，辉格党人在政党竞争中大获全胜，完全控制了下议院。从英格兰银行的股票价格中我们也能看出：1688-1715年间，股票价格波动频仍；直到1715年以后，英格兰银行的股价才开始逐渐稳定并维持在高位。这间接反映了商业利益背后的政治斗争情况。

正如爱泼斯坦在《自由与增长》一书中所提到的“作为意大利与德意志城市国家13世纪早期的一个发明，公债的成功源于它的主要贷款人都是当时的政治精英，而这些政治领袖本身就负责科征税收为还贷筹资”，也就是说，只有债权人实质上控制了政府，政府的承诺才真正是可置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国之所以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推动国际贸易，以及对外的殖民扩张，背后都离不开追求商业利益的原始冲动。而这种对商业利益的追求，要等到商人掌握政治权力后才能得到充分体现。正如克莱顿·罗伯茨等人在《英国史》一书中所言：“王朝复辟和光荣革命恢复了富有阶级的统治，英国成为一个寡头政治国度，财产权的神圣取代了君权的神圣。”

离岸平衡手的角色

马汉在其代表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这样写到：“英国的主宰地位主要是因为由于它能作为争执中的第三方，作为一个平衡器起到一个决定因素的作用，英国之所有具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岛国的位置大大加强了它的防卫能力，使之集中精力发展工商业，避免战争的滋扰。”这与国际关系理论中进攻性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在其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的观点不谋而合：英国和美国在国际关系中都扮演了一个“离岸平衡手”的角儿。

大陆均势的外交政策

英国史学家塔斯布斯说过这样一句话：欧洲不论上演什么悲喜剧，均势是永远的钥匙。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主要表现为通过维持和左右两个实力大致相当的集团互相制约和抗衡，避免欧洲陷于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的支配和控制下。在局势相对稳定或不明朗的情况下，英国对欧洲事务尽量保持“超脱”态度，在均势遭到破坏或受到严重的威胁时，给与抗衡者以支援。历史上的路易十四、拿破仑法国挑战过均势，历史上的威廉德国、希特勒挑战过欧洲的霸权但是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很大程度上就是英国大陆均势政策。

更能维护平衡的外交是战争，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是海军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英国走向海上霸主地位的道路同样充满了崎岖。因此，虽然仅仅靠大炮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没有牙齿的外交更是无效的，关键在于该出手时就出手，看看人家英国是怎样持实现，持两用中和动态平衡的……

在风帆时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都是当之无愧的霸主，并且统治着这个世界。英国的旗帜飘扬在七大洋，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了每个角落。

然而在风帆时代的伊始，英国海军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尽管作为一个传统的岛国，英国重视海军却是迟至亨利八世时期的事情。那个时代，欧洲的海上霸主是南欧双熊——葡萄牙与西班牙；16世纪下半叶，随着葡萄牙的衰败，在击败了曾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后，西班牙成为了当时的王者，然而就在其登上巅峰之时，英国人却不可思议地击败了他们引以为傲的“无敌舰队”，给了全欧洲人一个“下马威”。

不过就在英国人大踏步向前发展海军之际，另一个拦路虎出现了，那就是新兴的海上强国，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

从1652年开始直至1674年，英荷两国在短短20年时间里爆发了三次声势浩大的战争，尽管没能在战争中击败精明的荷兰人，但英国却因此得到实战积累，使其自身实力更上一层楼；反观荷兰，尽管在英荷战争中看似获得了更好的结果，但终因国小力竭最终走上了衰败的道路。

在荷兰之后，英国又迎来了由路易十四领衔的野心勃勃的法国的挑战。起初，新兴的法国海军以其精良的舰船和严密的指挥给英国制造了不小的麻烦，但“姜还是老的辣”——已经在海上驰骋多年的英国人终究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坚韧的毅力将法军击垮。

最后，总结起来可以说，无论国家还是个人，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风光无限之前都是艰苦创业与很多不堪（例如海盗抢劫例如残酷殖民例如奴隶贸易例如血腥战争），我们可从一个政治世家来看看，就先拿我们中国普通百姓最熟悉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来说吧，实际上小邱能成事还是很大程度上有祖上荫庇的关系……

英国老丘吉尔（约翰·丘吉尔，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John Churchill, 1st Duke of Marlborough，1650年5月26日－1722年6月16日））是十八世纪初英国最有权势和最有钱的男人。

在英国军事史上，老丘吉尔与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1st Viscount Nelson，1805年特拉法尔加战役的英国皇家海军指挥官）及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 1st Duke of Wellington，1815年滑铁卢战役的英军指挥官）鼎足齐名，被看作是伟大的英国民族英雄。

英国民族英雄的含义，就是用生命与法国死磕的男人。在这三大猛男中，老丘吉尔当仁不让排在首位，几乎可以说，他用一己之力，终结了法国路易十四称霸的野心。

辉格党历史学家给予老丘吉尔至高的评价，把他的军事天才与外交天份，比作是威灵顿与外交大臣卡苏里的综合体。

但是，老邱的子孙多的去了，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小邱呢？如此看来，外因再强大，也还是要依靠内因来发生作用，也还是要依靠内因来发生作用，于是请继续收看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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