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民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挑战与应对
编者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结合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但也面临挑战和阻力:国际上的阻力主要来自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文化叙事传统、文化规则和话语体系等方面的障碍,国内阻力主要体现为文化标准的单向性、所谓的意识形态中立性偏好、严重的话语依赖和学术两面人现象。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担当、理论自觉和主体资质,打破话语依赖心理、受众依附思维、所谓的“意识形态输出”指责,确立并坚守理论自主性和文化标准权,全面准确、理直气壮地对外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提升当代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走过了漫长历程,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相当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结合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主要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组成部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了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同时也遭到了不少误解和抵制。那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必要和可能对外传播,对外传播面临的外部和内部阻力何在,如何克服这些内外阻力,做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工作,使之获得不同文明群体的认同,并对其他文明提供一定理论参考,产生积极影响,这些问个题需要认真探讨。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必要性
事物存在的必要性是判断其合法性的重要尺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必要对外传播,是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逻辑起点,或者说是—个元问题,对此问题我们有必要作一些展开分析。
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差异融合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任何一种特殊性的文化形态、理论体系,都必须在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才能获得新的文化资源和理论生长点,从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身,孤立和封闭的文化终将失去生命力并走向消亡。其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两种异质性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被译介引进的过程中,曾经遭到误解、误读和误用,梁启超等人就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安民养民”“均贫富”“大同社会”“井田制”等概念来解读马克思主义,难以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从而也就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运用到中国。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日益准确的把握,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践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得以产生并在不断地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深入融合中发展丰富起来[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僵化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它需要通过对外传播获得与其他文化、其他理论相互交流与碰撞的机会,获得进一步壮大自身的文化要素和理论资源。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争取承认的需要。人类思想文明和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就是争取承认的历史,几千年来尤其是近代以来,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和文明体系都在不断的碰撞和斗争中努力获取其他文明的认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体系,也需要在同其他文化的交流碰撞中获得更广泛的认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初期就经过了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无政府主义论战、国家主义论战、戴季陶主义论战等重大理论交锋,之后才逐步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认可,越来越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认可,最终成为中国人民的集体选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承认并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长期处于争取认可和承认的过程,冷战时期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围攻和封锁,同时也遭到来自社会主义阵营中一些国家的抵制和批判;苏东剧变后,作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更成为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围攻和封锁的对象。因此,不断扩大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对外传播,使之在国际上获得更广泛的承认和认可,依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第三,破除国际上对当代中国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误解的需要。当代中国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在国际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首先,西方主流学术界特别是1些右翼学者,刻意用他们的话语体系来误读或者毋宁说是解构我们的话语和实践,力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化”,用“新型资本主义”“资本社会主义”“向普世价值论靠近”等来定位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例如,《澳大利亚人报》主编R.卡里克(Rowan Callick)将“威权资本主义”的概念套用在中国道路的分析上;还有学者将中国与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一道,归类为有东方特色的“儒家资本主义”。无论这些学者采用何种概念,他们都把当代中国归类于资本主义性质,根据阿尔伯特•萨吉斯在美国的统计,大约60%的左翼学者和近乎全部的右翼学者支持这种论点,虽然他们就中国处于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还是初级阶段问题上还存在一定争议[2]。其次,一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学者和媒体恶意放大中国的问题和矛盾,把一些地方性事件上升为全国性事件,把一些局部问题上升为制度问题,说马克思主义指导不灵了,社会主义制度不行了,党的领导走不下去了,甚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污蔑为什么“官僚社会主义”“集权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践踏人权”等。再次,一些国外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试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但是因为缺乏信息对称,他们对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不够全面和准确,只是教条主义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站在僵化的角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走向资本主义”。例如,亚裔学者黄亚生(Yasheng Huang)对中国官方话语进行改造,提出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概念[ 3],著名的左翼理论家萨米尔•阿明也曾经坚持这个说法,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模式也大体坚持这样的判断。最后,在信息封闭和误传的情况下,国外社会民众不了解当代中国的实践和理论,对于中国的认知存在着严重的时间差,甚至还把中国定位在晚清、民国时期的状态。基于这些情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自觉地对外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向世界正面宣传中国实践,传播中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4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可能性
对外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十分必要的,但仅仅有必要性并不能成为现实性。为此,我们需要从历史发展经验、自身文化要素和理论主体资质等方面入手,考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可能性。
第一,对外传播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个历史传统,是其创立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中国共产党很早就高度重视向国外或者其他政治群体传递自己的核心政治理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判断、重要理论观点和标识性概念,很多就是通过国外记者或政要传播出去的。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党的领导人和军事将领就热情地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斯诺把他的采访稿整理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理论,这就是一种对外传播。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观点和标识性概念,比如中国式现代化、一国两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很多都是首先同国外记者、政要和知名人士谈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共记述了1982年9月到1992年2月的119篇著作,其中的73篇都是同国外来宾的谈话,占全部篇目的60%以上。可以说,通过对外传播形式形成理论创新观点,是邓小平理论创立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和重要途径。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构建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积累了对外传播的丰富经验,知道什么时候该给外国人讲,讲到什么程度,该给谁讲,让谁传播到哪里去,这些经验和传统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外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重要资源。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对外传播的理论资质和文化因子。首先,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世界性的文化,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5]。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在深层次上有一种世界性内涵,那种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极端狭隘化、认为是脱离世界文明整体的纯粹特殊性思想的观念是错误的。其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创造性结合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具有深远而强大的影响力,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在发生时期就已经同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莱布尼茨等都深入研究过中国文化。随着当代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极其丰富的中国文化因子,构成了其在世界上传播的深厚文化基础。再次,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包容性的特征,它的一些重要理论吸收了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充分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秀内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也充分吸收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内容,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吸收了世界其他地方国家治理的合理经验,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高度重视吸收马克思主义、西方文明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三个方面的资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习近平在谈到中国梦时明确指出,实现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 [6]。总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跟世界其他地方文明的沟通交流是有渊源、有桥梁、有基础的。
第三,当代中国的国家实力、国际影响力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性特点,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主体基础和受众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快速提升,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增强,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走向了当代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些发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对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与此同时,中国知识界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外交往能力不断提升,开放性心态越来越成熟,对外传播自身思想的理论自觉和自信不断增强,这就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对外传播奠定了主体基础。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加,世界各国也需要更好地把握中国的现实政策和未来走向,更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的理论主张,这就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对外传播提供了更好的受众基础。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国际挑战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因而也就具有了现实合理性,合理性的事情就需要去鼓励、支持和推进。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种产生于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要走出国门在国际上得到传播和认可,首先就要直面多方面的阻力和挑战。
第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阻力。当今世界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的现实,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一方面,当今世界依然处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时代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时代本质的判断并没有过时,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在这个过渡时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会长期存在,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一些人以时代主题转换、时代特点改变为由,否定时代本质和历史发展总趋势,只是看到片面却忽视了全面,抓住现象却丢掉了本质,这是实用主义短视病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当今时代正在呈现出
许多新的特点,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而且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资本主义虽然难以克服其内在矛盾,从2008年以来又进入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但依然保持着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优势;社会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遭遇了严重曲折而走入低谷,当前虽然开始复兴但依然面临诸多压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繁荣发展,但也有许多深层次矛盾需要克服,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同生产力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将长期处于既斗争又合作的局面当中。总的来说,“西强东弱”“资强社弱”的总体态势短时间内不可能彻底改变。由此,长期而不均衡存在的“一球两制”局面,决定了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将是长期而复杂的,渗透与反渗透、演变与反演变的斗争依然形势严峻,一些西方国家长期资助中国国内的某些“公知”,不断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制造舆论误导民众,这就是斗争的体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集中反映了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现状和方向,是一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属性的思想体系,毫无疑问地会遭遇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抵制,在国际传播中遭遇到的阻力是非常强大的。不承认这一点只能是自欺欺人。
第二,文化叙事传统的阻力。西方文化叙事中的“东方主义”传统,极大地影响了代表中国正能量、正声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东方主义是在西方文明中心论框架下,西方文化对非西方世界的一种主观审视,是以西方天然先进的先验性假设为前提的一种审美标准和叙事方式,是把西方和非西方文明对立起来的一种文化观。东方主义“把东方作为一种话语……在文化上,乃至意识形态上表述与再现东方” [ 7]。这种东方主义话语在文化形态上是一种貌似客观化的知识体系,是关于东方的“永远不变的”观念、理论,例如,东方就是怪异、落后、麻木、野蛮、愚昧、粗俗、暴力、性乃至乱伦等。显然,这是西方中心论观念的一种变异,是用他们所设定的框架模式来论述东方,把一些完全变形了的东西强加给东方文化,改变东方文化的本来样态。在这种文化叙事传统下,属于非西方文明的中国,必然是落后的、专制的、愚昧的,只有这样描绘中国的文化作品才被认为是“真实的”、能够被接受的,否则就是“虚假的”、不能被接受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西方文化界获得大奖的影视文艺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着对中国历史文化或现实政治“抹黑”“揭露”的文化元素,而那些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赞颂近代中国抵抗外敌入侵、反映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影视文艺作品则鲜有获奖。在这种文化观的主观审视下,全面准确地反映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实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因为其真实地展示了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模式,便被认为是“非中国”的、“不真实”的东西,因而也就不被认可。这种文化传统上的阻力,表面上看来只不过是—种历史文化传统,实际上包含着相当大的现实政治因素。萨伊德入木三分地指出,东方主义不仅是一个文化的事实,“而且是一个政治的事实” [8]。
第三,文化规则和话语体系的阻力。资本控制下的西方文化规则垄断和学术话语控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面临的又一个强大阻力。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西方国家处于资本的全面控制之下,资本成为全社会的决定性力量和最高意志,国家政府成为资本的工具,思想文化成为资本统治的工具。西方国家在文化传播资源方面存在着资本、技术、规则、话语等多方面的优势,形成了覆盖全球的传播媒介特别是互联网方面的霸权,控制着全世界的文化信息传播的工具和平台,其他的思想文化要在世界上传播,必须同少数西方国家操控的媒介合作,而这种合作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当今世界的文化全球化在本质上是少数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西方国家在国际文化规则的制定和解释方面拥有主动权,其他国家往往是被动地接受或迎合这些发达国家所制定的规则,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国际上获奖的某些作品就不惜丧失民族文化尊严,刻意发掘和展示西方人感兴趣的本土文化经验,让西方人见到一种符合其意识形态的文化想象。20世纪末,王蒙就批评某些作家“竭力投合西方可能的读者的口味” [9],向西方世界诉说着一些适合西方人口味而非真实的中国。
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少数西方国家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着话语制造者和引导者的地位,而绝大多数国家则成为这些话语的追随者。少数国家利用它们的资本、技术和传播优势,制造所谓的“普世性”话语,把它们自己的特殊性经验抽象成为全人类共同遵循的普世价值,把基于它们自身的地方性理论幻化成为普遍性话语,诱导或强迫其他国家服从这样的话语体系来理解世界,西方化的“普世价值论”就是典型的代表。与此同时,它们制造出一系列反映其政治意志和核心价值观的新名词、新概念,诸如所谓的“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市场经济体”与“非市场经济体”、“反恐国家”与“恐怖地区”等标识性概念,并通过自己控制的信息渠道把这些话语扩展成为主导性话语,获得话语领导权和解释权。少数西方国家控制的这些文化规则、国际标准、话语体系,总是打着文化多元化、价值观中立性、去意识形态化等旗号,声称要倡导地域个性和民族文化特色,因此也蒙蔽了绝大多数的民众和学者,但其内在逻辑则是要使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必须带有西方所限定的、概念化了的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否则就是不符合标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超越西方文明狭隘性的思想理论,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势必要遭遇西方文化规则和话语体系的阻碍,要突破这些阻力需要付出非常艰辛的努力。
参考文献:
[1]金民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演变的反思与展望[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6).
[2]阿尔伯特•萨吉斯.美国左右翼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J].国外理论动态,2001(9).
[3]YashengHuang.Capit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EntrepreneurshipandtheState[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2008:p.xvii.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6.
[5]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67.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57.
[7]EdwardSaid.Orientalism[M]London:Routledge&. KeganPaul,1978:3.
[8]EdwardSaid.Orientalism[M]London:Routledge&. KeganPaul,1978:128.
[9]王蒙.小说与电影中的中国人[N].光明曰报,1999-06-24.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57-658.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95.
[12]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
[1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曰报,2016-05-18.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作者:金民卿,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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