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共产党中“带兵人”的形象也都带匪气吗？——东北抗联的政治色彩不容抹去
以下文章来源于牛戈文草 ，作者牛戈
编者按：被派往抗联的各领导人无一不是先在关内入党革命，后又由党组织派到东北来工作的。这些由党组织派入东北工作的军政干部，都绝对不是想怎么就怎么，都不是想在哪干就在哪干，都不是在一个单位想呆多久就呆多久，他们的每一步，都是组织调遣的结果。这些岗位，有哪一个不是组织的安排，有哪一个是仅凭他个人的意志想去就去想离开就离开的。试问，如果没有组织的背景，任何一支绿林或义勇军的首领，能够有如此频繁和如此跨度的岗位调动？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每到一个岗位多数都能忠实地履行职责，除了个人坚强的党性原则与斗争精神，也得益于部队听他们的信他们的。而这，又只有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才能做到。如果不是党的军队而是胡子匪队或义勇军等，在东北那地缘背景之下，让一个与这支部队毫无历史渊源的关里人南方人来发号施令，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要问：现如今影视中塑造的带兵人，什么形象最时髦？答案是：匪气——亦或称作痞气。不信打开电视你看吧，剧中的主人公，只要是带兵的，甭管是什么旗帜下的军队，全是夸张的一身匪气（痞气）。这正在形成一套公式：越歪戴帽子骂骂咧咧越显男人的性感，越独断专行越显领导者的魅力，越敢与上级抗命越显老子我的棱角。似乎只有这样表现，才算是真实还原了历史，谁要是不如此表现，反而显得你不够前卫，反而说你是思想僵化。
在这股风潮的冲击下，银幕上荧屏上我军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淡化，越来越被个人独断所替代。在这一类剧中，党指挥枪的原则被抹去了，组织的作用被抹去了，政工干部的作用被抹去了，群众的作用被抹去了，人民军队的本质特色只剩下一个空壳，似乎新中国的天下就是靠了这些既像旧军阀张宗昌又像《上海滩》许文强又像《巴顿将军》而独独不像中共军人的李云龙式的人物才取得的。
今天就专门说一说东北抗联，因为早在李云龙式的人物被制造之前，匪气（痞气），就已经充斥该类题材的文艺作品了。
由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也是有着极其鲜明的政治色彩的，也是区别于东北任何其他色彩的抗日武装的。
首先，抗联也是有组织背景的
武侠片有个特点，即侠客们往往是无法无天独往独来的，他们不需要服从上级的指示与命令，没有组织纪律的约束，甚至远离社会政治的背景，剧情只是在那几个侠客间展开，把它放在唐宋元明都无所谓。但抗联不是这样，它是由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武装，它是在抗击日军侵略这个背景下活动，描写抗联也就不能离开它所处的背景。
说抗联有组织背景，首先可以从几次重要的会议和上级来信对其行动的影响上看。
九一八事变后的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给中共满州省委关于士兵工作的指示信中，明确地提出了创建抗日游击队的要求，从此东北武装斗争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这封信，就是抗联史上一个重要的标志。11月中旬，中共满州省委召开会议，贯彻中央指示，从此之后，东北各地方党的主要工作，全部转到发展武装的重点上来，各地的由中共直接发展起来的游击队普遍建立起来。这次会议，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1932年8月，受当时中央“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简称“北方会议”，是一次影响较大但却是指导上错误的会议）的“左”的影响，东北各抗日游击队为了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曾不切实际地把“建立红军”、“建立北方苏维埃”、“深入土地革命”等作为主要斗争方式，犯了一些错误，走了一些弯路。而这个弯路，其根源，也是这次“北方会议”。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写信给中共满州省委（即在东北游击战争中影响巨大的著名的“1.26指示信”），纠正了“北方会议”的“左”的错误，东北的斗争已经开始区别于关内土地革命为主的方针，走向了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轨道，东北的抗日斗争局面又有了回升。这又是一封极其重要的标志信。
除此之外，还比如著名的“南满一大”、“南满二大”、“河里会议”等等，每一次会议，都是抗联史的一个转折点。“南满一大”的结果，诞生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南满二大”的结果，诞生了抗联第1军；“河里会议”的结果，成立了抗联三个路军，等等等等。
列举这些上级来信与会议，绝对不是一味地肯定它，因为这其中，既有正确的起了好的作用的，也有错误的起到了不好的作用的。但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却都在抗联中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贯彻。它的一次次发展与这些信和会议分不开，它的一次次挫折也与这些信和会议分不开。一支军队的成与败，不决定于某个主要将领，而决定于某个上级的来信和某次重要会议，这是只有具备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党的军队才可能会有的事，是任何义勇军、绿林等其他军队都不可能具备的。
说抗联有组织背景，其次可以从各主要将领的任职经历上看。
抗联的主要将领，除后期加入的第8至第11军的军长是由反日地方武装改编的外，第1至7军，全是由共产党直接组建和发展起来的。各主要的领导人，杨靖宇是河南人，周保中是云南人，冯仲云是江苏人，童长荣是安徽人，魏拯民是山西人，何忠国是湖北人，张文偕是山东人，著名的女英雄赵一曼是四川人。
列举这许多抗联将领的籍贯想说明什么呢？是想说明他们之所以担任抗联的各级领导，并非影视剧中所表现的那样是出于个人天生的霸气，或天生的领导天才，或超强的男性荷尔蒙，而是组织行为。上述各领导人无一不是先在关内入党革命，后又由党组织派到东北来工作的。赵尚志、杨林、崔石泉等虽是东北人，也都是先在关内工作，后又受组织派遣到东北的，后杨林又奉调回到陕北红军中工作。其它如李兆麟、李延禄、陈荣久、王德泰、夏云杰等，虽一直工作在东北，却也是由满州省委派入各军的。
这些由党组织派入东北工作的军政干部，都绝对不是想怎么就怎么，都不是想在哪干就在哪干，都不是在一个单位想呆多久就呆多久，他们的每一步，都是组织调遣的结果。以抗联一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为例，杨先在关内工作，组织过确山暴动，后奉派到东北工作，任过中共抚顺特支书记、全满反日会党团书记、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州省委代理军委书记、省委巡视员、中国工农红军32军南满游击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师长兼政委、抗联第1军军长兼政委、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委。这些岗位，有哪一个不是组织的安排，有哪一个是仅凭他个人的意志想去就去想离开就离开的。杨是如此，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等都无不如此。试问，如果没有组织的背景，任何一支绿林或义勇军的首领，能够有如此频繁和如此跨度的岗位调动？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每到一个岗位多数都能忠实地履行职责，除了个人坚强的党性原则与斗争精神，也得益于部队听他们的信他们的。而这，又只有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才能做到。如果不是党的军队而是胡子匪队或义勇军等，在东北那地缘背景之下，让一个与这支部队毫无历史渊源的关里人南方人来发号施令，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绝对不否认上述这些领导者的个人才干与魅力，如果是一个庸才，仅凭上级的一纸任命也是无法在那么艰苦那么复杂那么恶劣的环境中率领军队打击日寇的。杨靖宇能在两百步的距离上，左右开弓用匣子枪击中苹果，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已经多日没有进食，又在敌寇连番追捕精疲力竭的情况下，还曾在三百米的距离上，用匣子枪准确地击中向其劝降的敌人的胸部（此说法来自日寇，三百米存疑）；赵尚志在遭敌暗算被击中要害倒地的一刹那，还能看也不看地反手一枪，用大眼橹子准确地将叛徒击毙，这都是他们的不凡之处，但他们之所以发挥出那么巨大的个人魅力，并不主要靠过人的枪法与超强的武艺，而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一个让人信服的党。
从当年的文献上看，从老同志的回忆上看，每当在抗联遇到困难时，都无不对上级省委或县委派来的领导十分信服，有这种信任服从也会到了迷信的程度，这同样是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才可能出现的现象，国军中不可能有这样的现象，义勇军中更不会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东北抗联独有的特色。
其次，抗联也是有政治工作的
抗联部队与其它东北的反日部队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工作干部。抗联中，从军到连，都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各级都设置了政工干部，军、师、团设政委（有些没有，则设政治主任，行政委职能），连设政治指导员，班里还有一名宣传鼓动员，类似于内地八路军中的政治战士。在当时，对部队建设发挥作用最大，在士兵、群众的心目中影响最大的除了军长、师长、团长，更多的是巡视员、政委、主任、指导员等。因为他们往往有着比军事首长更大的权力，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在1934年6月16日颁布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在关于政治指导员工作方面之第12条就明确规定“政治指导员有对连长的执法权（关于奖励和处罚问题）”，在关于师政治委员的责任和权限之第七条则又规定“师政治委员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持时，师政治委员有停止师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这种体制，是共产党的武装区别于其他任何武装的最大特征。从敌伪的档案中也不难发现，他们最怕也是最恨的，往往不是抗联的师长、团长，而是那些政委、主任、书记，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往往是“共产匪团中的最顽固者”，对他们在东北的统治是危害最大也是最不可软化而必须要消灭的。
当然，那时的一些做法，的确有不当之处，比如像连指导员有权处罚连长、师政治委员有权停止师长指挥权的规定，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可历史就是这个样子，它不以我们的好恶而改变。对于曾经的存在，尽管我们看着别扭，但也只能去反思，只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借鉴，而不可以去改变它或用主观臆造的东西去替代它。
与其他别的抗日武装在体制上的另一个区别，是抗联十分地重视宣教工作。至今，我们在查阅当时的档案时，还能发现抗联在那么极端艰苦的岁月中印制的各种小报、传单和标语，仅以抗联第一军来说，便先后出版过《红军消息》、《革命画报》、《列宁旗》、《南满抗日联合报》、《东边道反日报》、《中华报》等。在由周保中亲自制定的教导队训练科目中，是这样的：
【“1.革命军队教育与一般军队教育，原则与目的之区别：政治教育；思想与历史社会背景；队员在军队中之构成因素；政治教育之主要目的；政治教育之方式；教育技术。2.军队：军队构成编制，内务管理，卫生；技术；基本教练；应用教练。3.游击战争（略）”。】
从中不难看出抗联的宣传教育是如何地充满着共军特色。
抗联的宣传可不象今天李双江蔡国庆之类的演戏唱歌，不象某个领导咧着大嘴念那由秘书起草的讲话稿，抗联的宣传是随时要玩命的。敌伪的档案中，对抗联的宣传工作，有这样的文字记载：
【“在武装匪团掩护下，派遣便衣工作队数班（每班10名左右），召集群众，进行如上宣传。”“甚至在军警讨伐时，通过群众侦察军警的行动，经常把少数工作人员埋伏到各处，反复进行宣传，特别注重获得民心，并对群众反感的事情，严加禁止。”】
许多人为了演讲、演戏和张贴标语而与敌激战，并流血牺牲。
和关内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一样，抗联的宣传工作不仅仅体现在对内的教导上，也体现在对敌的宣传攻势上，在这一点上，敌伪是有着更深刻的体会的，其对于“共产匪”与其他反日排满的“匪队”也是有着严格的区别的。在他们看来，“共产匪”的阶级斗争学说通过“恐吓信、传单和布告”等宣传攻势，常会使“军队和警备队中的上下级关系对立起来”、“造成大量警备队士兵的哗变与逃亡”，或“暗中资匪”，这是比其他色彩的“匪队”更具危害性的。
这些，都是共产党军队所独具，是其它任何军队所没有的，也是任何一支军队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第三，抗联的言语也是很讲政治的
在当年共产党军队中，人们都是十分讲政治的。抗联是共产党的军队，同关内中共领导下的武装一样，它的立场、它的旗帜，乃至它的言语，最显著的也突出一个讲政治。
在当时的东北抗联内部，不论是人们的口头语言上，书信中，还是行动上，都极力地张扬一种区别于旧的军队、旧的行为、旧的言语习惯的新的言语行为，什么言语行为呢？就是它特别地讲政治。从当时的档案上，从当事人的回忆中，都能看到这样的表述。比如周保中写于1937年底的日记中，记录下江会议的议题，是为：
【“（1）国共合作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2）国共合作的条件。（3）日贼占领华北以后，是否暂时停止进攻而变为苏联进攻？（4）世界二次大战有可能起否？（5）为什么由人民革命军而为抗日联军？（6）打出日本以后，国共合作是否有很大的内部武装冲突？（7）日本击走后，满军是否反正？（8）中国衰弱的原因。（9）二次国共合作是不是有破裂和反共的可能？（10）世界革命势力，为什么不直接行动帮助中国，而仅以政治物质援助？（11）打走日本，对国民党应该怎样？（12）打走日本，其他帝国主义是否瓜分中国？（13）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敌在东北被驱逐后，对地主、资本家怎样办？”】
在那样艰苦而残酷的环境中，仍然开这样的会议，仍然讨论这些内容，也只有共产党的军队才会如此，这就是讲政治。
再以杨靖宇1933年5月31日写给省委的报告中的第二部分磐石红军游击队情形为例，该部分又分作四个小节，第一是队伍转变经过；第二是宣传鼓动工作；第三是组织工作；第四是武器统计。还不要说关于政治工作的第二、三小节中充满了讲政治的字眼，就以纯粹谈军事的第一小节计，该小节共1800余字，其中谈到“党团领导”字样的就出现过8次，“省委、县委”出现过7次，“团省委”出现过2次，其他诸如“革命”、“同志”、“主义”等字样几乎通篇都是。
量化这个数字想说明什么呢？就是想说明那时东北抗联政治的色彩是如何地强烈。
从当年敌伪的档案中，也能看出这一点。比如对于被他们捕获的反满抗日分子的审问甄别，要想区分出谁是“共产匪”也极容易，因为不管这个士兵识字不识字，只要加入了“共产匪”，都很快会习惯于一些“赤色的言辞”，只要多几次盘问，就会使其在下意识中流露出来。可见其讲政治的色彩之强烈。
为什么那时的抗联如此的讲政治呢？可能又有几种情况：
一是革命者的叛逆本质使然。和今天我们这些后来者不同，我们远离了战争，远离了阶级之间的互相仇杀，因而能够以冷眼看待争斗双方。那时参加革命的则不一样，因与旧势力的生死决斗，无不积累了对军阀、土匪和国民党军的血海深仇。对于有着如此仇恨的敌人所惯用的言语和行为，他们不可能象今天的电视剧迷那样对之欣赏与模仿，而只能报以强烈的仇视与摒弃，而又因为当时的旧势力是惧怕和仇恨那些讲政治的字眼的，出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心理，因而他们刻意高调地表现进步，以表达对旧势力的叛逆。在当时绝大多数投身中共军队的将士们看来，左代表着积极与进步，代表着敢与旧势力叛逆的勇气，说话办事宁左而勿右，是革命队伍里的年青人追求的时尚，因而他们很愿意表现自己的进步。
二是被迫而为之，不想讲政治也得讲政治。因为当时的环境特别的残酷，队伍里经不起考验而叛变的时而有之，因而党内军内的肃奸也是特别的严酷和无情的，因而不管是谁，只要说话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指为右倾或奸细而被处死。为了不至于引起怀疑而受到整肃和清洗，一些尽管不是真心想讲政治的人也尽量地用讲政治来粉饰自己，努力地表现。总之，不管是真的进步，还是假装的进步，反正那时人们在口头上和文字上，还有一些行为上，都显的很讲政治。
那时的讲政治是否都是可取的呢？绝对不是的。那时党内施行的一些做法有些的确是很幼稚的，很过份的，很不科学的。那时的我军将领，也有不少是有类似今天的愤青一般的言语和行为的，这些我们都该反思而不应一味地肯定。但你可以去否定它的做法，却不可以否认它曾经的存在。在创作中，对于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可以不去表现他，可以适当的回避它，但你不能用相反的东西去替代它。这就像你画动物肖像，你若不喜欢长颈鹿的长脖子你可以不去画它，但不能仅凭个人的好恶把它画成熊猫那个样子。
（作者：牛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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