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毛主席管党治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编者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特别重视执政党的建设，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抓，尤其是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管党治党思想体系。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和实践经验，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价值。
一、注重思想建党，在思想认识上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免疫力
毛泽东向来重视党内教育，特别强调理论教育对政党建设的重要性。“为了对付目前的时局也好，为了迎接将来的时局也好，都必须加强教育。”
一是重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革命纪律教育。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北京接触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之后，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和《阶级斗争》等一批理论著作，才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非常重视对党员干部和革命红军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革命纪律教育。土地革命早期，毛泽东就提出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重要性，要求加紧党员群众教育，宣传和学习马列主义，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加强红军政治纪律教育，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来严格要求党和军队的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树立革命必胜信心。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里，特别提出要通过加强党内教育来纠正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毛泽东在谈到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时，要求共产党员要坚定正确立场，提高觉悟和自信心，要成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那种“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毛泽东在驳斥资产阶级顽固派叫嚣的“‘收起’共产主义”的荒谬说法时，全面阐述了共产主义思想，认为共产主义既是无产阶级最进步、最完全的思想体系，又是一种最革命、最合理的社会制度“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不能脱离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二是注重预防与警示教育。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毛泽东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曾引用黄巢、李自成的例子来告诫和纠正“流寇主义”的危害性，为此他还专门阅读过关于李自成起义的《永昌演义》一书。19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历史学家郭沫若以1644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为例，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文中叙述了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因胜利而骄傲自满、生活腐化堕落、脱离群众，以及宗派斗争等等，从而导致大顺王朝仅存42天就不幸夭折的历史悲剧。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曾在给郭沫若先生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因为胜利，党内可能会滋长骄傲自满、功臣自居、贪图享乐等不良情绪，可能会有一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人，很容易在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面前打败仗，因此，我们要予以高度预防和警惕。为此，毛泽东还要求和警示党内同志们要牢记两个“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前夜，毛泽东只小睡了几小时，第二天他风趣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会意地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三是加强文化与业务知识教育。懂得文化与各种业务知识是学好革命理论和做好革命工作的基石，既“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在毛泽东看来，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是战胜不了任何敌人的；一个没有文化的政党是不能领导工作、改善工作和建设大党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认为干部队伍里出现了本领恐慌，要求干部学会不断地“进货”——“这就是学习本领”。因为“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一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实际联系起来学，学以致用，学习他们观察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二要学习历史知识。毛泽东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并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加以批判地分析与总结。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三要学习国内外的经济和各种文化知识。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要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经济工作，“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同时还要向外国人学习，“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
二、注重从严治党，严格依法依规管党治党，严惩贪污腐败分子
严字当头、杀一儆百，是毛泽东管党治党的重要特色。特别是在抓大案要案方面，从不留情与手软，对贪污腐败和违法犯罪分子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毛泽东指出：“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只有这样，“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
第一，治吏从严。早在延安时期，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黄克功，因向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求婚未果，开枪将其打死，边区法院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毛泽东给该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做法，“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1941年，谢觉哉不屈从权势压力，排除干扰，对一涉案领导坚持判以刑事处分，并把他的处理意见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回信中说：此等原则立场我们决不能放松，不管犯错误的是何等样的好朋友与好同志。”在毛泽东看来，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俩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因此，对于贪污腐化分子要依法严惩，实行“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第二，制度从严。一是严格党员条件标准。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共产党不是谁想入就能入，党章规定要经过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入党是有条件的。”毛泽东曾经明确提出过入党条件，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等人时提出：“凡属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毛泽东在谈到工商界子弟入团、入党等问题时，提出要一视同仁，只看条件不看家庭出身，“入团、入党都应该以是否具备条件作为标准”。二是严格审查党员干部。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是以严肃性和纪律性来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由于党员队伍不断壮大，从几万人发展到一百多万人，有些坏人和不纯洁的分子混进来了。毛泽东认为，要取得抗战和革命胜利，“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干部审查主要包括查档案材料、查个人历史、查现实表现等等，其目的就是要“去整理我们党的组织使它纯洁，整理我们同志的思想使它纯洁”。三是严格反腐制度。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专门制定了《政府工作人员严惩条例》、《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等法规制度。在《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中，明确规定了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300以上500元以下者处2年以上5年以下的监禁等等处罚措施。当年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达仁，因贪污大洋2 000余元，被法庭判处死刑。第三，监督从严。黄炎培曾引用《左传》中的“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架,封罪人，其亡也忽焉”这句话，以旧政权的历史周期率怪圈来提醒毛泽东和共产党“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己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说：“这话是对时”，“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这条新路主要包括党内行政监督、人民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一是党内行政监督。中央苏区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均成立了工农检察部、财政审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均成立了纪检与监察委员会等重要组织监督机构。二是人民群众监督。设立控告局、检举委员会、突击队、轻骑队等群众监督组织机构。毛泽东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三是民主党派监督。在发动群众监督的同时，也特别强调要发挥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作用。毛泽东对一向指责共产党的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也是采取了包容态度，并善于听取他的正确意见。四是媒体舆论监督。毛泽东主张要吸引群众在报刊上公开批评党的工作的缺点和错误。中央苏区时期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上就“先后开设了‘突击队’‘铁棍’‘铁翅’‘警号’‘警钟’‘自我批评’‘铁帚’‘无产阶级的铁锤’‘铁锤’‘可耻的黑板’等20多个栏目，专门刊登批评性报道，对苏维埃各级政府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批评、揭露，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当年毛泽东就这样说过：“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这样才可以唤起全党同志的注意”。
三、注重以上率下，身体力行，发挥领导干部的标杆作用
毛泽东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严以律己、严以用权、严以修身的杰出代表。他长期以来都始终牢记着党的宗旨，坚持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切实履行人民公仆义务，坚持做到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真正发挥了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堪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光辉典范。
第一，严以用权，从不搞特殊化。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向人民负责就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摆官架子，不能搞特殊化。毛泽东懂得“上有所行，下必效之”的道理，所以他处处以身作则。井冈山时期，他坚持官兵一致的平等原则，与战士们一起吃红米饭，挖野菜当粮；瑞金时期，他严格控制自己的粮食定量不超普通战士；长征路上经常把担架让给受伤的战士；陕北时期住简陋的窑洞、穿着补钉打补钉的衣服；经济困难时期带头不吃肉、不吃鸡蛋。1939年冬，萧劲光为毛泽东准备了一床棉被和一套新棉衣，毛泽东坚决不要，并说：“我现在如果搞特殊，人民群众就会不相信你，他们就会说你不是真革命者，是蒋介石，是皇帝。”毛泽东坚决反对给自己造铜像，提出了“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1958年9月，毛泽东在安徽视察时，对前来接待的同志提出“约法三章”：“第一，不要请我们吃饭；第二，我也不请你们吃饭；第三，按伙食标准用餐，不喝酒。这三条，希望大家能监督我们。”
第二，严以律己，从不以权谋私。尽管毛泽东位高权重，但他从不以手中之权来谋一己之私，严格要求自己的家属、亲友和身边工作同志。念亲不为亲询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毛泽东对自己的亲人要求特别严格，不准他的夫人参政、出头露面，不准利用他的关系和影响谋取重要职务、获取任何政治资本。当年有人提议把毛岸英放在政务院工作，把李讷、毛远新选为中共九大代表，毛泽东都坚决不同意。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回来，毛泽东把他送到杨家岭去参加劳动，拜劳动模范为师。抗美援朝时还带头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再伟大但也是普通人，也有三亲六眷，可他总是“内举避亲”，对亲戚朋友和身边同志要求严格。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要求安排工作、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要求送母亲到北京看病、毛泽东的姑母毛春秀和表兄文南松要求为子女解决工作等等，毛泽东都委婉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坚持了“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的“四不约法”。毛泽东曾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像蒋介石一样早垮台。”
第三，严以修身，从不忘锤炼党性。毛泽东长期以来都能坚持以党员标准严格约束自己，不断加强党性修养，锤炼优秀品格。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先后受到过三次“纪律处分”，“但无论职务如何发生变化，他都以大局为重，既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又能服从组织决定，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特别是在第三次受到处分之后，毛泽东被派到于都搞调查研究，他仍能顾全大局，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和撤职处分，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服从党的决议、不消极、认真搞农村工作。1965年5月，毛泽东回到井冈山，共住了7天，伙食费共计17.5元，临行前，毛泽东特别交待秘书去交纳伙食费。他的秘书跟接待人员解释说：“首长和我们工作人员外出有严格的约法和开支规定，这是纪律，我们必须遵守。约法中写着：“凡首长需要的一切东西，托当地代办的，必须货款两清，对方不要钱，我们就不收东西。严格认真执行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五条指示，不得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公私不分、铺张浪费，不得用任何名义向地方要东西不付钱。”长期以来，毛泽东养成了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1956年9月，毛泽东在谈到自己所犯错误时就说过：“比如打仗，高兴牙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瞥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检讨了我们党所犯的“大跃进”等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指出：“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四、毛泽东管党治党思想与实践经验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的管党治党思想和实践经验，是我们党的建设历史上极为宝贵的思想财富和精神遗产。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富矿和有益经验，对于新时代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把党建设成为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需要坚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
一要强化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易腐的约束机制。毛泽东时代奠定了制度基础，每项制度都得到了有效落实和实施，增强了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约束力。邓小平在谈到党的制度建设时就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就要切实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来约束权力的任性，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还要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健全反腐败体制机制，严格规范权力，建立党风廉政责任制、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倡导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公信力，避免掉入“塔西佗陷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力，让法律制度刚性运仔”，“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正是党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制度治党的顶层设计和重要安排。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把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解决好，要有效化解党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危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完善规范、健全制度，扎紧制度的笼子。”
二要健全制约与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毛泽东在领导党内开展的反贪污和反腐败斗争运动中，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积极性，发挥了群众监督的有效作用，遏制住了各种贪污腐败现象的蔓延，保持了党风政风的纯洁性。新时代坚持和推进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就必须强化党内自我监督，改进民主监督，优化组织监督，加强同级相互监督和日常管理监督，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巡视巡察监督体系与联动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有序运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的《关于改革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等等，都是我们党加强制度建设和自我监督的重大举措，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制约和监督体系。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把强化党内监督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基础性工程，使监督的制度优势充分释放出来。”
三要注重思想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形成不想腐的自律机制。毛泽东特别重视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教育，经常补足他们的精神之钙，钙能壮骨，就不会得“软骨病”。列宁曾经指出：“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在新时代，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党所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在被惩处的一大批“老虎”和“苍蝇”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忏悔，那就是因为放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动摇了革命理想信念，忘记了党员身份，放弃了党性原则，产生了有利就想、有钱就图的错误观念，结果走上了贪污腐败和违法犯罪的不归之路。因此，要不断完善教育体制机制，大兴学习之风，不断加强思想教育，不断提高政治理论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不断夯实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抓好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抓好道德建设”，“以理论上的坚定保证行动上的坚定，以思想上的清醒保证用权上的清醒”，“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四要常抓不懈，坚持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形成不敢腐的震慑机制。贪污腐败腐蚀党的机体，损害党的形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是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党迫切需要解决好的历史性问题。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党的“四大考验”的长期性、复杂性，深刻认识到“四种危险”的严峻性、尖锐性，要对贪污腐败现象采取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惩一起，实行全天候、无禁区、零容忍、全覆盖，严厉打击和惩治各种腐败分子。不管贪污腐败和违法乱纪分子逃到天涯海角，都要穷追猛打，缉拿归案，严惩不贷。开弓没有回头箭，作风建设没有体止符，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我们要以顽强的意志品质，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任何藏身之地！”
（作者：程水栋，博士，教授；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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