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林：新中国70年历史研究与中华文明发展规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更好地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今日民族复兴大业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对中华文明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研究任务。2014年2月24日，他在主持十八届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就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1]这就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任务：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把中华文明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
新中国七十年来，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迅速进展，已经极大地推进了对我国远古历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特别是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告捷，使得中华文明的源头和脉络更加清晰。历史学的新成就，更加需要唯物历史观的概括和总结。本文拟作一概括的初步尝试。
2014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座谈会时指出：“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而且中华文明从远古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这种几千年连贯发展至今的文明，在世界各民族中是不多见的。”[2]2017年11月8日，在陪同特朗普夫妇参观故宫时，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没有断流的，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3]
中国的史学工作者，特别是新中国七十年来中国的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的丰富的发掘和研究成果已经为讲清楚中华文明的上述问题提供了众多的有参考价值的成果和充分的物质根据。从这些根据出发，可以更加清楚地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
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不断流”的特点。只有认定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点，才能进一步认定它的特殊强大的生命力。这一点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就提供了充足的说明。
在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中，就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特点。其中说：“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是十分突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其二，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史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4]“世界历史表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产生的古老文明，除了中国以外，到了铁器时代的早期就都已经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存在了。在公元前一千年代产生的古国，大多数也没有能直接存留到现在，它们作为政治实体的连续性遭到了外力的中断。”[5]“作为上古时期在地中海地区出现最晚、影响最大的古罗马文明，也在历史上中断了。”[6]“在中古时期，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曾运动于广大的欧、亚、非地区，引起了传统文明的巨大变化。当时存在于这一广大地区里的很多国家，都是这些运动之中或其后逐渐产生的。因此，它们与当地的上古文明的联系不是直接的。”[7]“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就十分引人注目了。中国文明产生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经过夏、商、周三代的连续发展，到春秋时期进入铁器时代。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爱琴海文明不同，中国古文明没有为外力所中断。中国古代国家经过春秋、战国之后，继续向秦汉时期的更高阶段发展着。”[8]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还特别论述了关于连续性的现象辩证。一是元代清代出现少数民族成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的皇朝，算不算一种中断？这样的皇朝，“在本质上都是各族上层统治者的联合政权，只不过是具体结构有所不同而已。所以中国作为政治实体在历史上从未被外力所中断。”[9]二是文化遗产的流传能不能证明某种文化史的连续性？这两者不能同日而语。因为，“现在许多国家都在继承和沿袭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遗产；但是，人们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现代国家都与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有文化发展史上的连续性。”[10]
《中国通史》的编篡者还提出了一个文明在文化史上连续性的两个标准。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这是形式上的）。二是学术传统的连续性（这是内容上的）。“如果我们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世界上的各文明古国，其中大多数在文化发展史上不是已经中断了连续性，就是只有不完全意义上的连续性。”[11]“中国文明在文化史上的发展连续性，在整个世界史上尤其显得突出。”[12]
为什么单单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具有这种“不断流”的连续性呢？这要归因于中华文明的特殊的结构和特殊的内在互动关系。
第二，中原文明核心地带与四夷边缘地带的特殊结构与特殊的互动关系，是产生中华文明生命力的源泉。
中华文明的地区结构始终是由中原核心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构成，这就形成了一个历史上相对稳定的各民族关系的张力结构。这一结构既是多元一体的现代国家的基础，也是不断自我更新的客观条件。这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自古以来，中原和边疆人民就是你来我往频繁互动。”“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13]这种中原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长期存在、互动作用，就是中华文明生命力的不解之缘，永不断流的动力源。
《山海经》勾画的“天下图”，就明确标识了中原核心文明区与四周边缘区的密切关系。从神话传说阶段到夏、商、周各时期，无论秦代的大一统或者暂时几个势力逐鹿中原，总是存在中原与边缘相互吸引、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由于共同的生活和生产的需要，长期以来，中原与四夷，统一的国家核心与周边，中央与地方，形成了对立统一、交往与冲击、对抗与融合的关系。各民族间的贸易、文化交流甚至某些冲突、战争，都是一种社会性的交往。这种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离不开、打不散，融合了越来越多的民众，不断推动着大一统的社会更新和扩展。中央主体部分在统一和发展时期，就推动了大规模的融合和吸收，体现了厚德载物；中央主体部分在困难和危机时期，就会发生矛盾和冲突，迫使中央地区团结奋斗、开拓新局面，体现了自强不息；有时中央地区的统治力不能尽快得到调整，周边或扩大了的中央地区具有相当优势的少数民族力量就会主动进入中央地区，担起统一发展的大任，如殷商、元朝、清朝。民族的大融合就是在这样的中心与周边的张力和引力下，开始了一张一弛的运动，产生了中华文明生命力的源泉，产生了中华文明的脉搏。这是其他文明不可能具备的内在的特殊结构和特殊条件。这就是中华文明生命力的源泉。
几千年以来，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迁徙，主要是以周边族体向中原的汇聚和中原的族体向周边扩散为两者基本迁徙方向。这种以中原为中心的双向运动，有时是先后大规模地进行，有时是各别单项进行。从整体上来看，它们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不断的族群融合运动。中华文明的结构无论在不同时期如何变迁，中原与四周边缘的对立统一关系始终存在。
虞舜兴起于“诸冯”（今山东菏泽市），被孟子称作“东夷之人也。”[14]自东向西迁移，都于“蒲阪”（今山西永济县）。舜掌握权力后，就开始将一些部落强行迁徙到边疆。“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huandou)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ji）鲧于羽山，以变东夷。”[15]这就是中原与周边形成的前兆。
夏后氏禹兴起于石纽（四川汶川），《史记·六国年表》称：“禹兴于西羌。”《帝王世纪》称禹乃“西夷之人。”后都安邑（山西省夏县）。后来夏朝被商汤打败，夏王室后裔淳维亡命漠北草原，成为匈奴族之祖。[16]
商族出自东北地区的发（bo，拨）人，帝喾（ku）族的发人曾沿着渤海从陆路和水陆迁移到辽东半岛至东北平原。周武王灭商之后，又把商贵族萁子释放，让他回到东北地区的发人之中。
周族的周文王被孟子称为“西夷之人”，初期建立洛邑（今洛阳），后又迁都至镐（hao）京（今西安市以西）。后来犬戎攻破镐京，杀周幽王，才又把都城搬到洛邑。周室衰微，四周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纷纷起兵向中原进攻，进入春秋战国时期。
经过500年的纷争变迁，称霸西戎的秦国逐渐强大，终于吞并六国，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第一次大一统的国家。经过汉朝的巩固发展，大一统的中原地区和周边各族格局最终形成。秦汉时期，在其北方有夏后氏苗裔的匈奴族；东北有商的后人建立的扶余，还有乌桓、鲜卑、挹（yi）娄、沃沮、朝鲜等族；西方有三苗后裔的西羌；西南地区有濮人（北发人）和羌人支系；东南有百越。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远在周边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边疆各族大规模向中原汇聚，建立政权。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北匈奴向西迁移，远徙欧洲，其中一部被鲜卑所并；南匈奴向南迁徙，进入河套地区和山西一带，先后建立了汉、前赵、北凉、夏等政权。羯（jie）人是南匈奴羌渠部的后裔，建立过后赵政权。氐人建立过成汉、仇池、前秦、后梁政权。西晋之后，羌人建立过后秦政权。魏晋南北朝之后，匈奴、羯、氐等民族在融合中消失。
作为兴起于北方草原的蒙古族首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建立元朝。元朝的朝代名称取了《易经·乾传》中“大哉乾元”之语，显示其以中华文化为正宗。元朝采取“四个等级”的民族政策，虽然强化了蒙古族的整体意识，但也促进了其他各民族融入汉族的进程。中华民族再一次在更深层次上凝聚。
中华文明的这一中原与周边的关系和作用，中华民族史学者作了总结：“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在中华民族内部，边疆族群不断向中原汇聚，输入新的血液，充实新的内容，使中华民族的主体族不断壮大，文化不断丰富，如学者们所喻之‘滚雪球’，越滚越大。另一方面，中原也不断有族群向边疆迁徙，与周边族群融合，把中原文化带到边疆，促进周边族群的发展。这样一代又一代，循环往复，不断发生汇聚、融合、分解、组合，再分解、再组合的搅拌运动。历数千年之久，形成中华民族内部各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搅拌运动的总趋势，是使中华大地上出现分散的族群不断汇聚，不断在更深层次上反复聚合，促使中华民族内部各族文化内核更为趋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更加坚固。”“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一些政权是由边疆族建立的，其中有局部政权也有全国政权。但中华文化却始终是世界上古文化中唯一没有发生文化断层的、独立的、连续发展的文化。这其中就包含着各族人民共同参与的历史功绩。”[17]
这就是中华文明划分为中原与周边的结构特点；中原与周边的互动、交流、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具有不断流、自我更新发展的原因和根据。
第三，长期占据中华文明核心区的汉族本身就是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的混合、混血产物。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更加显示天下中华本一家，这是唯一的真理。
中华民族在史前发展中就是各个氏族、部落、民族不断交融混合的历史。直到秦汉形成大一统的局面，汉族就彻底成了一个各民族的混合体。汉族人在被称作“汉人”的汉朝，就是一个融合、混合得相当复杂的混血、混合的民族了。伟大的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匈奴列传》，开篇第一句就是：“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史记·六国年表·序》：“禹兴于西羌”，而为夏后氏之祖。春秋时，秦国“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18]秦国的先祖大费，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19]“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20]“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21]这种融合不可能分辨出汉人与少数民族。本在中原的蚩尤部落被迁往大西南、或大漠以北；西藏自称是“发”（读音：“bo”）人的“博巴”人，与东北的“发”同出中原；三国时期，匈奴、氐人、羌人、鲜卑人等大量居内地，与汉人杂居；五代时期有个小朝廷就是突厥族的沙陀人所建。各民族的之间的区别在一定的程度淡薄了。
开明的唐太宗对各族人民一视同仁：“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22]盛唐年代，不但对外交往发达起来，民族融合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党的民族大团结政策的制定，各民族平等地位的确定，中华文明迎来了一个科学地、历史地认识中华文明的大好机遇。毛主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论十大关系》中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专题阐述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他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做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23]
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天下中华是一家的概念已经确立，民族团结越来越巩固。民族团结、民族发展的政策不断有了新的进展。习主席这样总结民族团结的状况：“自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又有边民内迁，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4]
一向生机勃勃的中华文明，来到近代遇到一次严峻的考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的世界历史新局面使得中华文明遇到了史无前例的难题。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武装侵略、殖民政策，一天天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能自拔，甚至遇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而找不到摆脱的出路。
具有强大的内生能力的中华文明为什么在近代遭遇到“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这是中华文明发展中需要清楚认识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近代以前的历史中，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能力曾经挥发着灿烂的成果。但是，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有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最初的对外联系，充其量还是在自己熟悉的、或邻近的东亚地域进行的。相对世界来说，这只是一个狭小的范围。秦汉以后，张骞西行、打通陆上丝绸之路，班超的副使甘英联通了与罗马的商务，与西方的海上联系也已经建立。因此，沿着水陆两条通道传来了西方的三大宗教，同时传来了西方的货物、药物、矿物、植物、动物。但是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华文明相对独立的发展环境和节奏。
近代世界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市场的急剧扩展，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征服和侵略，过去各自独立的历史开始变成世界历史。西方资本主义武装力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贸易自由和鸦片战争宣告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到来。中国被拉进了世界历史的海洋，进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随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形成，中华文明的危机日渐加深，最后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的危机。虽然，中华文明中的自强不息精神激发了无数仁人志士的持续反抗斗争，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25]但是，无论统治阶级上层的“师夷之长以制夷”，还是借西方基督教动员民众的太平天国革命；无论视死如归的义和团，还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没有振兴中华文明的回天之力。最终，正如鲁迅所说，“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26]。“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27]“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为什么近代以来志士仁人的斗争总是失败？（1）这是由于中华文明应对过很多困难和危机，但是从来没有应对过资本主义造成的世界历史整体环境带来的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根底和规律中国还不清楚。在一个全新的世界环境中，怎样对付这样新型的环境，中国传统文化既没有应有的经验，也没有足够的见识。（2）中华文明一直具有自我新陈代谢的特殊的内在生命力，但是并没有对付帝国主义列强的生命力。中国对帝国主义入侵的目的、手法、途径，还缺少应有的认识，更不可能产生有效的战胜帝国主义的途径。（3）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和封建文化结成亲兄弟，互相配合，束缚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还处于发展之中，战胜帝国主义的先进阶级力量还要有一个成长过程。就是因为这样的历史条件，中华文明最终处于一种面临亡国灭种的境地。必须在世界历史环境中，认识资本主义，找到科学批判资本主义的武器，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有超脱“亡国灭种”的危机的希望。这是世界历史对中华文明的一次最严峻的考验。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28]“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9]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后，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国难，抛头颅、洒热血，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30]
这是中华文明获得新的生机活力的一次根本性转变。“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3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这就是中华文明再度起飞、重振斗志的坚实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特殊道路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和策略问题，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衔接的问题，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问题，科学对待外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模式的问题，建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问题，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自治制度的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问题，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经过70年的接力奋斗，中华文明又走在了人类历史进步的前列，走近世界的中央。这说明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环境中，重新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生机活力，而且能够将古今文化优势汇聚一起，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不单是中华文明的胜利，也是世界进步力量的胜利。中华文明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走出了世界历史的低谷，将给今日世界带来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的精神财富和走向和平发展的希望之路。
当新中国即将出现在东方地平线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就指出：“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33]
新中国70年的发展，已经证明并正在继续证明，中华文明的新篇章更加辉煌。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中国应当为世界的发展进步作出较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已经走近世界的中央，要对世界的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华文明要为世界发展进步作贡献，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时代使命。
在这里，回顾一下英国历史学家阿·汤因比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是很有启示作用的。本来，汤因比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巨著《历史研究》中，提出了对世界未来的预测：自古以来世界上先后共出现了26种文明，这26种文明在岁月的流失之中，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和灭亡了，现在剩下的几种文明也会逐渐消失和灭亡，最后一个消失和灭亡的将是美国代表的西方文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消失灭亡之前会统一全球，成为全球性的文明。
但是，汤因比在1974年基本上推翻了他上述基本结论。他在《展望21世纪》的对话中，提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观点和结论。他首先认为，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成为最后统一全球的文明。他指出：“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已经难以做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34]
接着，汤因比把人类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他认为历史证明，只有中国文明具有这种和平统一的能力和经验。他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35]
汤因比把希望寄托在新中国身上，其依据就是中国人善于将一切境外产生的优秀思想理论成果实现中国化。他根据历史上佛教在中国人的手里成为世界大宗教的经验，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搞的共产主义中国化更有希望，成为他最终寄托希望的文明。他指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这次似乎要把共产主义中国化。然而中国化了的共产主义和中国化了的佛教一样，会对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有很深影响，并会使其有很大的改观。”[36]
这种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的论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近日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出现了这样一段总结历史、立足现实、展望未来的文字，概括了中华文明发展五千年和新中国70年基本结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植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14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37]
俗话说，旁观者清。汤因比先生的分析与近年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规划非常吻合。然而，汤因比先生是1975年10月22日去世的，他在有生之年看到的新中国是直到1975年的新中国、毛泽东主席健在的新中国、刚刚进入联合国时的新中国。假如汤因比先生能看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国庆七十周年的新中国，他会更加认定：他曾经做了一个富有远见的结论，世界和平进步事业的希望确实在中国。
注释：
（作者：刘书林，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来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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