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好摆脱社会主义“文化贫困”的持久战——列宁“政治遗嘱”中的文化忧思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马克思主义研究 Author 张英琇 李 健
十月革命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开展，各种问题因旧文化的影响不断产生，列宁对文化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无论是建设新的苏维埃政权，还是实行新经济政策，都需要有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与之相适应。然而，当时的俄国却面临着严重的“文化贫困”。因此，晚年的列宁越来越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了如何摆脱社会主义“文化贫困”的问题上，其思考集中体现在他最后口述的书信和文章(即“政治遗嘱”)中。
一、文化贫困不是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都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攻击，认为俄国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前提，断定“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对此，列宁是这样回答的：“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列宁的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列宁认为政治和社会变革可以成为文化变革的先导，社会进步不必拘泥于“一切书呆子的理论”的机械规定；另一方面，列宁也承认俄国要想建设社会主义的确需要文化水平上的提升。没有文化革命，俄国就不可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层意思往往被很多人忽略了。
然而，俄国当时面临的却是极端落后的文化状况。1922年，俄国国民教育统计处公布了1920年的国民识字状况：每1000个男子中只有409人识字，每1000个妇女中只有244人识字，每1000人口中只有319人识字。列宁感慨道：“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与此同时，广大的农村“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而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使整个社会弥漫着小私有者的气氛，自私算计、看重个人利益的风气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
国家机关和布尔什维克党内也存在文化贫困的状况。虽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俄国并没有与此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党员普遍缺乏管理知识和本领，以至于“在革命三年以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了购买罐头竟要进行两次调查……要政治局发指令”。更为严重的是，俄国国家机关的情况非常可悲，表面上看换了样子，其实只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还不很久，却已积了这样一堆形形色色的渣滓……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
知耻而后勇。列宁在为党的十一大起草的政治报告提纲中明确提出：“‘当前的关键’（链条的环节）=提出的任务之大不仅与物质贫困，而且与文化贫困之间的脱节。”到了晚年，文化问题在列宁的头脑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以至于他甚至用“文化主义”来表达自己的强烈呼吁和深切忧思。“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 “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这既是出于对俄国落后的文化现状的深刻认识，也表明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的关系做了新的系统思考，将文化变革放到了极端重要的位置上。
然而，文化的变革是异常复杂的。当时俄国主要存在的文化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工具性的文化问题，包括识字率低、不懂计算、文盲多、缺乏管理知识和本领等；第二类是意识形态性的文化问题，包括自私算计、小农思想、沙文主义、旧机关作风和官僚主义等。工具性的文化作为相对客观的知识和技术因素在社会中发挥作用，而意识形态性的文化作为相对主观的观念、意识和心理因素，则更多地与社会发展的性质和方向相联系。前者的提高是最迫切的，但是相对容易；后者的提高则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任务艰巨，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工具性的文化问题的解决是意识形态性的文化问题得以解决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知识水平、技术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带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也并不会自动造就社会主义新人，苏联后来的蜕变以至亡党亡国正说明了这一点。
二、文盲的国家建不成共产主义社会
基于对文化问题的深刻认识和敏锐把握，列宁认为必须在俄国进行一场文化革命，而提高识字水平、减少文盲是开展文化革命首先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没有这一点，其他事情也就无从谈起。“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维埃俄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人民委员会颁布扫盲法令，充分发动群众的力量来参与扫盲工作。为了鼓励工人参加学习，苏维埃规定工人在学习期间每日工作可减少两小时用于学习，工资照付；在军工企业工作的人在工作结束之后学习两小时，发给原工资1.5倍的额外工资。1923年8月，国家决定建立扫除文盲的固定学校网，设立了17600个扫盲站和5800所半文盲学校。到1925年，全国9岁以上识字人口的比例由1920年的31.9%上升到51.1%，工人中的文盲基本扫除。
在解决识字问题之后，还必须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使人民能够通过读书看报增长见识。在列宁看来，相较于创造“高深的”无产阶级文化，群众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无疑应该是当时的工作重点。只有全体人民而不是少部分人的文化水平提高到新的阶段，社会主义才能有广泛而坚实的文化基础。因此，列宁主张把发展群众文化放在文化革命的中心地位。
列宁非常重视报纸、书籍、宣传册、通俗讲座等的普及工作。他说：“必须使每个人能够实际运用他的读写本领，必须使他有东西可读，有报纸和宣传小册子可看。”有了可供阅读的材料还不够，还必须合理分配这些书刊，真正惠及人民。“现在人们读到的还不及一半，其余的都在办公室里派了用场，到达人民手里的恐怕还不到四分之一。”斯捷潘诺夫受列宁委托写了一本关于电气化的书，为此列宁亲自写序向大家推荐，认为一定要使每个县图书馆、乡图书馆和发电站都有这本书，要举办关于电力、电气化以及一般技术的大众通俗讲座，还要让学校里的每一位教师都阅读、领会这本书并简单明了地向学生和农民青年讲述。列宁还建议发征稿启事，争取写出关于组织劳动的教科书，甚至主张派人到德国或英国去搜集相关的图书。
在群众文化的普及过程中，教育经费和教师是两个基础性的关键因素。没有充足的教育经费投入，没有一大批全心全意投身教育事业的优秀教师，提高人民整体文化水平的计划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列宁对国家预算提出了激烈批评，主张削减其他部门的经费，用于教育人民委员部，使国家预算优先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列宁不但关心提高教师的物质保障水平，而且把提高教师地位的问题放在了极端重要的位置上。“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 “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
扫除文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固然重要，但是意识形态性的文化问题才是更深层次和更根本的问题，也是更难解决的问题。列宁说：“文盲固然应当扫除，但仅仅识字还不够，还要有能教人们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的文化素养。”对于合作社问题，列宁认为，要使人人懂得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仅有识字是不够的，更关键的是与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无论是想让农民跳出小农意识的局限积极参加合作社，或是想让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员自觉意识到官僚主义问题的严重性并与之斗争，抑或是想让人们积极参与权力监督和国家管理，这些问题的解决和知识水平、技术水平都没有必然联系。“最难攻破的堡垒是人的头脑！”意识形态性的问题不可能靠工具性的变革来解决。那么，列宁对解决严重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问题又做了哪些思考和探索呢？
三、只有紧紧抓住文化领导权，才能巩固社会主义
经过深入思考，列宁提出了一个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问题：作为旧政权的征服者，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政权是否有反过来被旧文化征服的危险呢？列宁认为，从外在形式上看是共产党员在领导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然而实际上“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
当时的俄国同时面临着资产阶级文化和官僚或农奴制文化无处不在的影响和侵蚀，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萌芽还非常稚嫩。要想不受“别人的文化”支配，那就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使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员从头脑上站起来。相较于轰轰烈烈、震撼世界的伟大的政治变革来说，文化变革看起来好像可以称为“小事情”。然而，如果社会主义的政治变革只是在形式上改变了坐在前排的人，而官僚主义思想依然缠绕着掌权者；如果社会主义的政治变革只是在少部分人中得到了理解，广大群众(尤其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依然停留在冷漠和自私当中，那么这样的变革注定只是表面的一纸宣言。无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和国家政权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文化上的革命，那么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巩固的。只有紧紧抓住文化领导权，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导权，才能使社会发展保持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避免“征服者被征服”的悲剧。
在所有意识形态性的文化问题当中，列宁晚年关注最多、担心最大的就是官僚主义在党和国家中的复活。“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列宁在多个场合用辛辣的语言批评了官僚主义作风的各种表现。官僚主义的第一种表现是沉浸在无穷无尽的会议中却不干实事。有一次，列宁提到他读的一首诗，这首诗尖刻地嘲笑和挖苦了那些老是不断开会的共产党员。“在政治方面，我敢担保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确实处于大家没完没了地开会、成立委员会、制定计划的状态之中，应当说，这是很愚蠢的。”官僚主义的第二种表现是机关人员臃肿，许多人钻在公文堆里消极怠工。“英勇肯干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个，而待着怠工或半怠工，钻在公文堆里的人却有几百个，这种力量对比往往使我们生气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牍的汪洋大海里。”官僚主义的第三种也是最致命的一种表现是关心技术问题多过政治问题。官僚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考虑问题从自身出发，从部门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基层的真实需要和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前者是从“技术”角度考虑，而后者则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民生。官员们在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忙得不亦乐乎，却忘记了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要“为人民服务”。相比于促进国民识字这样的政治问题，官员们更关心设置出版机构这类技术问题。可是，如果没有更多有阅读能力的人，出版机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列宁严厉地批评了国家出版总局和职业教育总局的机构冗余，认为这些从部门利益考虑而膨胀起来的“半贵族老爷式的玩意儿”并不适应国民教育的需要。更为严重的是，不仅一般人员关心技术问题多过政治问题，就连党的高层也或多或少地染上了官僚主义的习气。托洛茨基和皮达可夫热衷于行政事务和行政手段，作为总书记的斯大林则作风粗暴，列宁担心他不能谨慎地使用自己的权力。
由于文化落后，苏维埃从“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变成了官员“为劳动者实行管理”的机关，这大大限制了民主制度的作用，使官僚主义这个“最可恶的敌人”得以复活。如果不从文化上改变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旧思想观念，加强群众监督，官僚主义就会不断侵蚀社会主义的机体。从形式上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比较容易，从文化上打碎它则需要以高度的自觉付出长期的努力。
为了“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克服官僚主义，列宁把希望寄托在加强群众监督和群众参与国家管理上，具体来说就是改组工农检查院，改变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结构。工农检查院原本是为了监督国家机关的工作、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而设立的，结果它自身也变成了一个官僚主义机关。为此，列宁认为必须进行改组，把它建成一个示范机关。列宁建议将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相结合，同时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中央监察委员。改组后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属于平行机构，独立开展工作。每次政治局会议必须有一定人数的中央监察委员出席，他们应该不顾情面，不让任何领导的威信来妨碍他们进行检查、质询和监督，以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同时，列宁建议吸收50—100个工人和农民参加中央委员会，通过工农中的优秀分子使中央委员会同广大的群众真正联系起来，以改善党和国家机关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糟糕状况。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改组后的制度固然有利于工农群众发挥作用，但关键是群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旧文化的影响，他们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新人。“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同样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他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因此，列宁一方面强调要注意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农的社会地位，认为他们应当主要来自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剥削者的农民，因为他们更少受旧有传统和成见的影响。另一方面，他认为群众也需要进行教育、改造和提升。新社会里，“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旧口号依然有市场，不少人依然存在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理，一心想着为自己的私利而奋斗，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对此，应当进行思想文化教育，“反对利己主义者和小私有者，反对‘我赚我的钱，其他一切都与我无关’的心理和习惯”，让他们意识到社会主义是解放自己的根本途径。同时，要让千百万群众通过切身经验学会管理国家和管理生产，打破对于官僚和国家机器的崇拜，实现真正的群众参与和群众监督，这样才能排除社会主义事业蜕变和后退的可能。
此外，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也是需要重点解决的一个文化问题。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没有巩固的工农联盟，也就没有苏维埃政权的稳定；没有农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牢固的根基。列宁把农民问题提高到决定共和国命运的高度。“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列宁希望通过合作化来加强党对农民的领导，巩固党在农村的根基。但是，“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
那么，依靠什么力量在农村进行文化革命呢？列宁的思路是城市工人支援农村，让工人真正在农村中传播社会主义文化。列宁建议在工厂中组织一批以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并给每一个农村支部分配一个城市工人支部，通过富有自觉性、计划性和系统性的工作，满足农村的各种文化需求。“对于下农村这类措施，不要舍不得花钱”，因为“这是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政治问题，对于我们的整个革命有决定的意义”。这一举措不仅能起到教育农民、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的作用，而且能加强城乡联系，巩固工农联盟，从而真正实现党对农村的领导。
四、“文化战”注定是一场持久战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社会主义要超越资本主义，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开展文化革命，摆脱文化贫困，改造旧文化，创造新文化，从而掌握文化领导权，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培养一批又一批的社会主义新人。
然而，新文化是不可能自动产生的。文化的发展对于经济和政治来说具有相对独立性，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不存在机械的、线性的因果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并不必然带来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也不必然带来高度的民主意识和群众自我解放的主动性。由于文化发展具有继承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加上旧社会中劳动者在文化上处于被压迫地位，新的文化因素极其有限，所以社会主义的“文化战”注定是一场持久战。“在危机尖锐化时期，几个星期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在战争中，几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在文化方面，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从问题的性质看，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应该使自己适应这个较长的时期，据此规划我们的工作，发扬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
首先，无产阶级要克服旧文化的巨大惯性。无产阶级在革命后继承的是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文化体系，包括文艺体系、教育体系等；同时，由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处于被压迫地位，缺少发展文化的条件，因此，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文化及其他旧文化仍将占据优势地位，无产阶级有被旧文化腐蚀变质的危险。“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像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尸体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如果不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不在新旧文化体系的斗争中努力争取掌握领导权，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导权，那么新政权是不可能稳固的。以教育领域为例，列宁对俄国1922年的教育状况是这样描述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几乎有五年了，但旧的资产阶级学者还在无产阶级的国立学校和大学里用旧的资产阶级破烂教育（确切些说，腐蚀）青年，这是一种耻辱。”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怎么可能在新的一代中培育社会主义新文化、造就社会主义新人呢？这一方面说明无产阶级对教育变革的重视还不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旧文化的强大惯性。要使教育真正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必须在指导思想、教育制度、教学方法、教材和教师等各个方面做出整体性的改变，这不仅需要付出巨大努力，而且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旧文化的巨大惯性还隐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当中，而恰恰是这些看似微小、习以为常的东西最难破除。“在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所有领域中，我们是‘极端’革命的。但在尊敬上司，遵守办文的形式和礼节上，我们的‘革命性’往往被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取而代之了。在这里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极其有趣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的跃进和对极小的变革令人吃惊的畏怯两者兼而有之。” “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打翻的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旧文化并没有被消灭。如果不加以警惕，旧文化就可能反过来影响社会结构，甚至导致向旧社会的蜕变。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
其次，速战速决在文化问题上是行不通的。当时俄国存在一个文化派别，他们全盘否定过去的文化遗产，在实践上排斥一切旧的文化，希望发展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因此被称作“无产阶级文化派”。列宁尖锐地批评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讽刺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用热情代替理智，无视俄国文化基础差和农民占多数的现实，他们的希望注定只能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列宁强调一定要正视俄国文化贫困的现实，认为在开始的时候能够抛掉官僚或农奴制的文化，具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同时，列宁认为，不能割断历史，新文化的大厦必须建立在利用和改造旧文化材料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文化史中的一切优秀成果才获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对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来说，同样只能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全部知识、机关、人力和物力来建设社会主义。
非但如此，一味追求所谓的“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还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伤害。列宁在谈到通过工人帮助农民提高文化水平时说：“决不能把这话理解为我们应当马上把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在我们农村中奠定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这样做对于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有害的，可以说是致命的。”文化的改造需要与物质生产基础的改造协调进行，平衡发展，在小生产还广泛存在的情况下妄图向全社会推行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注定是有害无益的。
“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并没有因为推翻了沙皇、赶走了地主和资本家而宣告结束。”夺取政权只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这项伟大事业的万里长征第一步。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剥削制度之间的变革。而建设社会主义意味着要实现从私有到公有、从有剥削到无剥削的巨大转变，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社会主义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使旧的剥削阶级不能卷土重来，必然要求在文化斗争中取得胜利。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革相比，文化的变革，尤其是价值观、道德观念和社会习惯等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的变革是更深层次的、也是更困难的变革。
新的文化意味着新的道德、新的价值观、新的文艺和新的教育，意味着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行为习惯，意味着积极代替消极、主动代替被动、自觉代替纪律，意味着所有人开始把实现共产主义理解为自己的事业。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口号、标语和文字上，它必须深入人们的日常意识和生活当中，必须扎根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只有每个人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社会主义文化才会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获得巩固和发展的无穷动力。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过程。
新时代的中国正处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面对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如何加强人民监督，消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文化病毒，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赢得人民衷心拥护？面对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和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如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这些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文化难题。回顾列宁晚年关于摆脱社会主义“文化贫困”的思考和探索，有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强，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之基。
参考文献：
（作者：张英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李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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