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义 | 甘于恩、邹珣：潮汕民间说唱文学的瑰宝——潮州歌册【上】

 潮州歌册

小时光

March 8th,2019

    潮州歌册既是潮汕民间说唱文学中最流行的一种，也是潮汕地区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之一。过去，在农村，各乡都有一个称为“闲间”的地方，是各乡男女的活动室。每当夜幕降临，各人收拾妥当之后，纷纷到“闲间”来，聊天讲古，而妇女们多喜欢聚集在一起唱潮州歌册。如泣如诉的唱腔、曲折生动的故事，往往使人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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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歌册的起源

    潮州歌册是从弹词演变而宋的，弹词是我国南方说唱文学的主要品种之一，它和北方的大鼓成为我国二大说唱文学形式。潮汕的说唱文学始于唐代。唐代，佛教在潮州一带盛行，潮州开元寺的建立就是明证。随着佛教的盛行，变文也开始在潮州流传开了。所谓变文，即变佛经本文为通俗文字的意思，最初以佛经为蓝本，改编为通俗韵文。接着，本地民间艺人根据佛教教义，采用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编写成新变文。这些变文逐步成了当时流行于民间的歌词。说唱变文时，配一弹拨乐器，自弹自唱，这就成了最初的弹词。潮州弹词，通俗简朴，文字多为七言句子，平仄不拘，且用潮州方言押韵，在民间广为流传。《二十四孝》、《娘娘落山》就是流传下来的弹词作品。至明清时期，弹词在潮州非常盛行。但是，由于演唱弹词要有一定技巧，且要弹拨乐器伴奏，故不易普及。同时，弹词抄本在传抄中又多有错漏，不易始终保持完整。因此，一些文人根据读者口味大量地编写了这类本子。书商见销路甚佳，也大量刊印。这些刻本，一般都标有“全歌”字样，如《刘明珠全歌》、《狄青平西全歌》等，群众将这些刻本称为“歌册”。由此可见，潮州歌册是逐渐从弹词演变而来的。如原潮州瑞文堂出版的潮州歌册《隋唐演义》，其全名叫做《隋唐演义古调弹词》。潮州歌册是从弹词演变出来后，吸取当地的民间艺术营养，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其表现力和艺术性，成为潮州民间文学和民俗活动独特的样式。
    由于歌册从弹词演变而来的，因此具有弹词的一些特点。除内容相同外，在形式上还保留弹词设章回目、开端及回末有插图诗以兴叹所叙述的故事这一特点。但后期的歌册逐渐形成自己特点，如四句转韵、押平声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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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歌册的题材

    潮州歌册的题材，一些来源于当地民间轶闻趣事。除此之外，弹词的内容也常常为歌册创作者所改编利用。总的来说，潮州歌册的题材，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根据地方民间故事和传说编写的，如《苏六娘》、《英台仔》、《张古董》、《吴忠恕》、《过番歌》等；二是家喻户晓的地方乡贤故事，如《刘龙图》、《方大人》、《翁万达》等；三是根据历史演义、小说、弹词改编，如《隋唐演义》、《下南唐》、《仁贵征东》、《十八寡妇征西》、《包公出世》、《东汉刘秀》、《正德君游江南》等。潮州歌册的主题思想，以宣扬爱国主义、歌颂清官、反对封建礼教束缚为其主流。由于它是旧弹词演变而来，所以，在歌册的全歌或每个章节开头，常有一段宣扬因果报应的诗或歌文。

潮州歌册的歌者

    在过去，唱歌册的人清一色是妇女：一种是职业的，一种是业余的。职业诵唱的多半是寡妇、孤苦无依的老妪，也有个别是戏班退下的女伶。她们手提一只花篮，装着几部歌册，沿门乞唱，听者点什么唱什么，分部、分段或按夜、论日收钱或米，借以糊口。业余的，就是推举识字较多、口齿清楚且乐意诵唱的妇女。整个听唱过程比较轻松随便。诵唱人碰上不认识的字，可临时请教别人，也可把上一个字拉上拖腔带过；听者可随时对歌册中的人事务抒己见，评论争论。听不清楚的情节或不明白的道理可以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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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歌册的形式特点及主要作品

    潮州歌册的歌文多为七字句，四句为一节，每节用一韵。偶尔也有三字、四字、五字等句式。内容有历史故事、才子佳人故事、公案故事、地方民间故事等。诵唱者主要是中下层文化的潮籍妇女，中老年妇女居多。
    潮州歌册的传统本子，多为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潮州李万利、吴瑞文堂、吴生记等商号木板印刷，有《双鹦鹉》、《秦雪梅》、《玉麒麟》、《刘龙图》等，约三百余部。这些本子居多一直诵唱至今，深为潮汕人所喜爱。传统本子不少被古今潮剧班改为潮剧剧本，搬上舞台，如《刘备招亲》、《刘龙图》、《五凤朝阳》、《刘明珠》、《锦鸳鸯》……民国时期谢吟等编剧先生，其剧本多从潮州歌册改编而来，备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民国时期，汕头市马合利等商号开始用铅字印刷二些由律民主革命的歌册，诸如《新中华》、《许友若》等。抗日战争时期则有《保卫大潮汕》、《南澳光复记》等，这些进步歌册进人寻常百姓家之后，起到唤醒民众，抗日救国的作用。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潮汕各地的文化人，如陈觅、李昌松、李作辉、萧菲等。纷纷挥毫创作新潮州歌册，汕头市及各县报刊不时刊登这一说唱文学，使城乡妇女更有兴趣说唱。其时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毛女》、《红灯记》、《红珊瑚》等二十多部，都是潮汕作者所写的。这些新潮州歌册与传统潮州歌册一样，具有故事曲折新奇，语言通俗生动、音韵和谐顺口、诵唱起来吸引听众等特点。汕头市曲艺团等文艺团体曾以弦乐伴奏-在舞台式申台演播登上大雅之堂，效果甚佳，观众喜闻乐见。　　
    时至今日，一些文化部门以至城乡百姓家中，仍收藏有新旧潮州歌册不少，一些潮剧编剧先生-仍以旧歌册作为脚本，改编成大型古装潮剧和锦出戏，这些戏大多成为保留剧目。
    更令人欢欣鼓舞的是，许多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很重视潮州歌册这一地方文化艺术，或撰文发表评论，或在地方志书上编纂，或收进曲艺选集。赵景深先生主编的《古代曲艺选集》中，就收有《吴忠恕》等潮州歌册的部分章节；谭正壁、谭寻合著的《木鱼书潮州歌册歌录》一书，介绍了潮州歌册的历史、形式、特点、流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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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歌册个案研究

——《古板苏六娘全歌》考察

东畔出有苦孟姜，西畔出有苏六娘；

北畔出有英台共山伯，南畔出有陈三共五娘

    这是潮汕民间广为传唱的一首歌谣，它所涉及的传说分别是：孟姜女、梁祝、陈三五娘和苏六娘。前二者与白蛇传、牛郎织女并列而为中国四大传说，流传极广。后两者则是潮汕地区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讲述的都是年轻男女自由婚恋的故事。其中关于苏六娘的传说，至少在明万历之前，就以口头承传的形式流布于潮汕民间。此后至今几百年，它不断地在各种文本中出现。以下讨论几个问题。

（一）文本承传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文本记录，是明万历年间的潮剧刻本《苏六娘》摘锦十一出，作者不详，收于1985年出版的《明本潮州戏文五种》一书。随后可见的文字资料，则是揭阳桃山乡名儒谢巢云先生在清咸丰、同治年间所赋的七言长诗：《苏六娘全歌》，1993年出版的《潮剧闻见录》一书收录。之后到了民国时期，开始有了讲述苏六娘传说的潮州歌册的印制，大概有《金钗罗帕记》和《古板苏六娘全歌》等不同版本，还有相关的歌册《桃花过渡》[4]，现可见的多为潮州李万利商号所刻。再根据戏班的演出情况推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时，潮汕民间可能还存在相关潮剧剧本《桃花过渡》和《杨子良讨亲》。到了1956年，有志于重编潮剧《苏六娘》的张华云先生，在《话说苏六娘》一文中又提到，他搜集到的相关潮剧剧目有“《继春偷楼》、《官桥待别》、《桃花递书》、《上门相疑》、《六娘思夫》共五出。其内容和歌册《金钗罗帕记》一致”。是年，他根据可见的潮州歌册与潮剧剧本而重新编写的潮剧《苏六娘》和《桃花过渡》完稿付梓，传演至今。其受欢迎程度，从潮汕的一句俗语：“食鱼爱食马胶鲳，看戏爱看《苏六娘》”[5]已可见一斑。伴随而来的是它的剧本的普及。除发表于1957年《剧本》月刊外，在后来出版的《张华云喜剧集》[6]和其他多种潮剧选集中也可见到。

    在文本的传承过程中，苏六娘与郭继春的自由婚恋故事由悲剧渐渐演化成喜剧，这种转变包孕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有不小的研究价值。

（二）版本

    新近出版的《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45》[7]中虽有收入影印本《金钗罗帕记全歌》，又名《苏六娘全歌》。但是由于该书卷数较多，价格不菲，一时难以普及。普通研究者更易接触到的，反倒是民间的坊刻本。最为典型的就是潮州李万利商号刻印的《古板苏六娘全歌》。

    以曁南大学图书馆古籍室藏本为例，从纸张、墨色、刻印方式及装订形式来看，乃机器史连纸单色墨印的线装木刻本。版式为竖排7行，每行28字，根据潮州歌册以七字句为主的特殊形式，一般每7字空半格以断句，偶尔由于文体所需而缩减字数或不空格。在版心上端标有“六娘”字样和卷号，下端标有页码。除此之外，既无出版年代、作者、刻工名，也无边栏、行格和鱼尾。考察其版本的最直接的线索，则是封面题名“古板蘇六娘全歌”下并排的两行小字：“潮州義安路”、“李萬利出板”。

    据学者吴奎信考证：“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刻印、销售潮州歌册的商号叫李万利。李万利的创办者李国典是潮州城人，大约同治年间，他在潮州城中山路同仁里老家开设手工作坊，主印潮州歌册，……李国典的儿子李四明就把家中刻印的书物搬运到李万利店发售，商店设址原在城内太平路，后因马路拆建而迁徙至义安路。因生意颇为兴隆，李四明的四个儿子也都投入这一行业的经营，原来的商号发展为万利老店、万利春记、万利生记等3家铺店……”该本《古板苏六娘全歌》封面印有“李万利出版”、“潮州义安路”的字样，说明它正是由李万利刻印的，时间当在李万利店由太平路迁到义安路以后。查《潮州市志》可知：“民国9年（1920年）……潮安县政府向商户摊派资金，全面拓建城区马路。直至1925年，共拓宽太平、……、义安、……等16条马路，总长6000多米。”由此推断，则李万利店由太平路迁到义安路的时间，当在民国9－14年间。若此推断成立，则该版《古板苏六娘全歌》的刻印时间，最早可上溯至民国9－14年间。而吴奎信在《<苏六娘>的戏文与歌册》一文中，也分别从内容及语言上将它的创作时间定于民国。至于下限，就我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暂时难以界定。

    此外，《古板苏六娘全歌》一册三卷，卷端题名分别为【新造金釵罗帕記卷一】【新造金釵罗帕記卷二】【新造金釵罗帕記卷之三】。其中的“造”，乃古籍版刻术语，指雕版印刷。“新”可解释为新近或重新。曁南大学图书馆古籍室所藏的潮州歌册，全都是以“新造”二字统领卷端题名的，有的甚至也把它作为封面题名，如《新造十二寡妇征西番全歌》等；但与《古板苏六娘全歌》同为“潮州义安路李万利出板”的歌册，则全部另以“古板”二字统领封面题名。无论“古板”或是“新造”，都说明在《古板苏六娘全歌》刻印之前，已经有原版的存在。从文本中多次出现的墨钉和一些明显的刻写讹误来看，也可证明是在原版基础上稍作修补的翻刻本。另外，同为“潮州义安路李万利出板”的“古板”歌册多在卷端题名下注有藏版堂号，如《古板刘明珠全歌》卷端题名“新造刘明珠”下就刻有“潮城府前街瑞文堂藏板”。还有一种堂号残缺或完全空白的现象，多是李万利从其他刻家收购来，并毁去原藏版堂号的刻板。《古板苏六娘全歌》恰恰属于堂号完全空白的这一种，故其原版的确切出处和刻印时间，暂时也不可考。

    同时，在《古板苏六娘全歌》的封底，可见到蓝色印章：“汕頭市”、“古舊書店發行”、“小公園老潮興街1號”、“4角4分”。据郭马风在《潮州歌册志·概述》一文中记载：“1956年，居北京的潮籍俗文学家薛汕南下搜求俗文学版本，在他的敦促下，潮州歌册最大的一家刻印商李万利翻印一百多部发售，并为几家大专院校和多家图书馆收藏。汕头古旧书店也有不少流通。”可见，该本《古板苏六娘全歌》当是这批翻印出售的歌册之一。

    综上所述，曁南大学图书馆古籍室所藏潮州歌册《古板苏六娘全歌》，最初应该是在民国9－14年间或之后不久，由当时刻印商李万利在原版的基础上修改翻刻的。到了1956年，又由当时的李万利翻印出版，并在汕头市古旧书店发行。

（三）歌册文本

    除了版本原因，研究的缺失还与潮州歌册这一载体本身的特性有关。

    所谓潮州歌册，是“流行于广东省东部的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汕尾市讲潮汕话地区的一种用方音诵唱的民间说唱本子；港澳台和南洋群岛讲潮语的华侨华裔和福建南部讲闽南方言地区也颇流行；诵唱者主要是妇女。”

    作为方言说唱文艺脚本，潮州歌册是一种模式化了的韵文。形式上一般为七字一句，句尾押韵，四句一转韵，无标点句读。如《古板苏六娘全歌》卷一：

    人生一世草一春 天地所造乾共坤 私情世上古今有 不如六娘郭继春

    且说吕浦苏六娘 同细抱寄西芦乡 抱寄西芦尚家养 教伊针指读文章

    偶尔有插诗或说白。在遣词造句上是以近代潮汕方言，尤其方言口语为本。体裁通常为长篇叙事体，且以婚姻爱情为主要题材。

    潮州歌册的流行时间，大概在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初年。目前保存的歌册多为民国时期的坊刻本，且以潮州李万利商号的刻印本量最大。《古板苏六娘全歌》即是其中典型。可以说，潮州歌册是一种比潮剧剧本更程式化、地方化，时代特色也更为鲜明的文本。

    潮州歌册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对它所承载的故事本事的研究，必须以歌册形式的研究为基础。而歌册形式的研究，又势必牵涉到语言学尤其方言学。同时，由于歌册多为民间坊刻本，不规范用字屡见不鲜，通常需要使用文字学上的知识来疏通阅读障碍。另外，歌册题材的选择与唱歌册活动的人群的审美取向有关，而审美取向的变迁又与人群所处环境变迁密不可分，势必进一步涉及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种种学科。也就是说，潮州歌册这一载体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学科交叉性。这对于苏六娘研究的潮州歌册部分的展开，是一大挑战。（未完待续）

    （根据王伟深、少光《潮汕民俗漫话》、邹珣《木刻本潮州歌册<古板苏六娘全歌>用字述略》等文改写，侵删）

    【注：链接：方言与民俗（音频）| 詹晓悦：潮州歌册，道不尽的故事；

    方言文化 | 优秀姿娘嗒埠仔：潮州歌册的产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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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丨戴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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