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语流行曲 | 庄永明：“恒春调”的三声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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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本是口口相授，代代传承，不立“文字”，也因此人唱人殊。音乐研究者探谱记录，调查分析，难免因时、空变迁以及访问的对象不同，而有结论上的差异。民谣存活的条件很薄弱，老一辈的凋零固是原因，“文明”的演进，也必会让“文化”有了断层，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唱腔会有所变化、语汇会有所不同、感情的抒发也会“此一时,彼一时”，民谣的“走调”仍乎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也正因为它容易失“真”，更值得我们努力地去保存它的“善”和“美”！
民谣的从“新”诠释，是值得鼓励和鼓舞的事。西洋音乐大师从民谣中撷取、吸收养分，让一首“民间小调”成为艺术殿堂的精品，不乏事例，只是本土音乐家尚无此佳构出现，不无令人觉得遗憾！
从《台东调》到《恒春调》（台湾《耕农歌》），素朴真诚的精神，仍然存在。而后，它蜕变成了“流行歌曲”，虽然符合了都会人们的需要，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可以说是每况愈下。“间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泓泓活水，竟然呈现污染之状，岂可不忧心。
以“恒春调”的曲调为素材，整编而成的“三声无奈”，公认的作词人是林金波，而编曲者为何者？则有争议性的说词。
自称是《三声无奈》的编曲者——黄国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整编这首曲子的来龙去脉，就有不同说法：
黄国隆著《中外古今音乐潮流》（1970年2月五洲出版社出版）记：“采集自恒春民谣的一首‘三声无奈’于1959年在台北市永乐戏院的一次音乐大会中掀起爱好的高潮，直到1969年最近出版的新唱片，及上半年在台北市中山堂的一次演奏会中亦被列入古典乐曲节目中演奏其曲谱部分。至此，‘三声无奈’成为雅俗同赏的民谣，迄已盛传了十一年之久。”
黄国隆、吴艾青编《台湾歌谣一O一》（1985年9月天同出版社出版）则记为：1965年之际，黄国隆先生正值在桃园大溪任教。有一次和他的朋友去中址喝“花酒”，听到一位酒女以歌仔戏里的“台南哭调”唱出她沦落的伤心往事，并咒骂男朋友的寡情无义，他认为应有较“含蓄的歌”，能使“这个酒家女或类似此情形的少女，可充分表达出她们的哀怨之情”，而兴起改编的动机。
《台湾歌谣一O一》对每首歌都做“歌曲解说”。据黄国隆自序，所有的“典故”是由他口述，由吴艾青执笔；翻读全书，不少的“典故解说”竟是臆意、假设、虚构，如此违背史实，令人慨叹！
简上仁在硕士论文提及“三声无奈”时说：“三声无奈（城市歌曲）的曲调，毫无疑问，系以‘耕农歌’的曲调为基础，加上漪音，放慢速度，转变而来，至于它的改编者，或许石？或许黄国隆？众说纷纭。”接着又说：“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曲于1967年由林秀珠（艺名:丁玲）首唱，录成唱片发行之后，不只在岛内掀引一阵热潮，甚至畅东南亚,盛极一时。”
其实，“三声无奈”是于1959年1月10日在台北市永乐戏院举行的“许石作曲十周年音乐大会”首度发表，当时是以“许石作曲,黄国隆作词”的面貌，和流行歌坛见面。这一场音乐会，黄国隆在自己所写的“艺能生活年表”中竟称为“联合作曲发表会”。
“流行歌曲”是商品，也因此在创作的权益上，有买卖行为，有些所谓的“多产”的创作家，不少是“收购”他人作品，登记为自己的创作发表。“三声无奈”根据笔者的查访，应该是黄国隆改编自“恒春调”。至于《台湾歌谣一O一》所述：“他（指黄国隆）将《青蚵仔嫂》的曲调用恒春调来装饰，加上漪音的衬托，用真正二段式的形式写出。”实在是杜撰的说法，《青蚵仔嫂》是晚了《三声无奈》十年以上才出现的。
“三声无奈”依林本元在“台北人讲台北话”释义为:“三声无奈出于不得已时，一喊人，二喊天，三喊地，都没有办法，最后只有一句无奈何！”一句无望、无依、无告的“话语”，做为歌名，当可知道这是一首怃然、悲戚、惨切的曲子。台谚说:“失恋食香蕉皮”，意即失恋滋味的苦涩，是尝不得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心境，诉诸“三声无奈”，难怪令人为之动容。
1970年，唱片制作人郭大城，取材二句型《台东调》的旋律，填上嫁与养蚵人家妇女的乐天知命心声，命题为《青蚵仔嫂》（按：牡蛎的“鲜”称“生”,所以应为“生蚵仔嫂”才对。）由三洋唱片发行，竟然迎合了大众口味，流行一时。
由《台东调》而《恒春调》，再蜕变为《三声无奈》、《青蚵仔嫂》，专家学者很谨慎德以民谣的保守型与适应性来探讨，但是对民谣“换装”成“城市歌曲”后，其良窳的分析，有略而不谈之嫌。
凡是在歌厅欣赏那些未成名的歌者唱“三声无奈”时，都必然会对她们唱这首歌时，所表现的那种呼天抢地，哭爹叫娘那种做作的表演，产生深刻的“印象”。如果“歌为心声”的话，失情、失态、失爱、失真的人，都会如此“恶形恶状”吗？
黄国隆说：《恒春调》改编为《三声无奈》，是“换上洋装”的行为。一位朴素、俭实的村姑，要她生活在都会，已经勉为其难了，那要她涂抹得花枝招展，穿着不合身段的洋装，岂不是左右看，都不顺眼？
至于“青蚵仔嫂”，充其量也不过是民间念谣的一种“变调”罢了。
“俗”有雅俗和庸俗之分，俗歌、俗谣被学者珍视，是因其“雅俗”，对于引用为素材再创造时，岂容趋于“庸俗”？我们肯定“民谣风”的作品，保存淳厚、清新的“水准”，正是努力的方向，如果任俗不可耐地成为“流行”，如此民族心声，岂不可悲？
（原载《台湾歌谣追想曲》，庄永明著，前卫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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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洪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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