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的故事（二十九）| 朱晓农：刘半农——中国语音学的开山鼻祖（连载）【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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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稍前于他的还有马建忠和高本汉，不过前者更像个高级业余爱好者，而后者是个外来者。从赵元任开始，有组织、有目标、系统的语言学科建立起来了。不过，尽管语音学是赵元任的强项，但接受正规训练在先的却是刘半农，他拿的是法国的语音学博士。

赵元任和刘半农是好朋友，两人同为语音学家，还是音乐上默契的拍档。刘半农出生在一个充满音乐气氛的家庭。他的二弟刘天华与三弟刘北茂，都是中国近代的著名音乐家，著名的二胡曲《空山鸟语》就是刘天华的杰作。

刘半农少年时候在常州中学读书，同学中有后来在史学方面坐享大名的钱穆等人，不过，当时班里国文常获第一名的却是刘半农。毕业之后，刘半农独自去上海谋生，开始了其文学翻译与创作的道路。后来陈独秀、胡适等人鼓吹白话文运动，刘半农积极响应，于1917年被聘为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员。然而，刘半农是文人作风，比较感性，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与胡适一向主张的理性讨论不合。更有甚者，刘半农以中学毕业生执教北大，虽然他的课程反响很好，但在胡适等一班“海龟”心目中，总觉得“土鳖”刘半农太肤浅。因此刘半农在北大呆得不舒心，愤而留学法国。

刘半农刚出国的时候，所去的并不是法国，而是英国，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伦敦大学院，在丹尼尔·琼斯的指导下进行语音学研究。虽说刘半农是公派留学，拿的是教育部的经费，但当时政局不稳定，英镑对银元的价格一升再升，刘半农带着他的妻子与三个孩子，靠一个人的奖学金养活一家五口，生活非常的窘迫。当时他们穷得连摇篮都买不起，只好把从国内带去的柳条包拆成两截，做成两个简易的摇篮。有时候一天不过吃一块面包，喝些自来水度日。他的妻子人生地不熟，又害起了病，一家的生活重担都落在大女儿小蕙身上。因此，刘半农在求学之余，还得给国内报刊写稿子以维持生计。故而琼斯觉得刘半农的学习不够用功，刘半农也觉得在英国的学习过于紧张，听朋友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书丰富，生活费用也比英国便宜，于是1921年6月全家迁居法国，转入巴黎大学学习。

《刘半农传》，朱洪著，东方出版社

2007年第一版

刘半农到法国之后，决心攻读实验语音学。当时的语音学还处于口传心授的阶段，使用实验方法进行语音学研究的还是少数。当时法国实验语音学的先驱则是让·鲁斯洛（Jean Rousselot）神父，他认为“语音学研究不能基于死文献，而是要基于活生生的语言”，并将实验方法、精确测量引入了语音学研究。这两点对刘半农产生了终生的影响。1922年初，刘半农为了学习实验语音学的技术，又举家迁到了德国柏林。在那里学习了几个月。回法之后，他写出了第一部使用实验语音学方法研究声调的文章《四声实验录》。

汉语在当时对语音学来说还是个陌生领域，而其中最新奇的部分则要数欧洲没有的声调系统。刘半农决定在这个方面好好做些研究。然而，对声调的研究还没有先例，所有的实验设备与器材都得自己设计发明并制造出来。刘半农一边上语音学的课程，一边还要旁听理工科院系的各科课程。还好他自幼动手能力就很强，又喜欢摄影，因此对各类技术也都有一定的了解。由于条件所限，他不能回国进行田野调查，便在法国寻找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发音人。经过他的不懈研究，他首次发现了汉语的所谓声调，其实是语音基频的变化。为了测量声调的基频，他还自己发明了测量仪器“音高推断尺”。在《四声实验录》中，刘半农测量了北京、南京、武昌、长沙、成都、福州、广州、潮州、江阴、江山、旌德、腾越等十二个地区的方音声调，并将这些声调用音高曲线图表示出来。在书中他总结道：

四声是与音的强弱无关，音的质值也无关，音的长短有一部分有关（入声有特别短促的），而与音的高低有关。这种高低音的普通情形，（1）是复合的，（2）是滑的不是跳的。

平声的音，最为平实，因为他的曲折最少。

上声的音最高，因为大多数的上声的全部或一部，都高出于中线之上，只有南京和北京的上，广州和福州的下上是例外。

去声的音最曲折，因为除潮州上去和广州上下两去之外，其余都是曲折较多的线。

入声的音最短，不短的只是武昌长沙（和北京）。

这是中国语音学自沈约以来的一千五百年间的最大的洞见，正如他的学生白涤洲所总结的：“汉字中声调的本质是他给确定的。历来研究中国声韵学的，对于所谓四声的见解，都是模糊影响。从前的什么‘哀而安’、‘厉而举’的诠释法且不必提，就是国语运动兴起以后大家为声调问题争论时，声调的本质到底怎么样也还不曾解释得清楚。一直到刘先生的《四声实验录》出来，用实验方法测定了十二处的声调，才说明了声调的真相，才把中国声韵学上1500年来一向琢磨不清的四声问题解决了。”

《四声实验录》，刘复著

1924年3月上海群益书社印行

1950年中华书局重印

声调就是基频变化，并辅以时长变化——刘半农这个见解持续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直到1995年朱晓农在澳洲国立大学完成了题为《上海声调试验录》的博士论文，才发现另有一个“发声态/声域”的因素在起作用。十多年后，朱晓农、焦磊等又发表了“声调四维度”的总结性文章，为进一步认识声调的性质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理论框架。这都是后话了，话说当年——

1925年3月17日，刘半农在巴黎大学参加国家博士口试。主考教授有历史语言学家梅耶，汉学家伯希和、马伯乐，语言学家贝尔诺、弗里欧与格拉内。赵元任夫妇也作为嘉宾参加了口试。刘半农以《汉语字声实验录提要》与《国语运动略史提要》两篇论文申请博士学位。他带去的还有自己设计的“音高推断尺”和“刘氏音鼓甲种”。当时的实验条件还非常落后，实验非常耗时。每个字的音高测量要做两个到两个半小时。刘半农这篇论文的实验，前后耗时近三十个月，其中仅胡适一段《清道夫》的文章，255字，72秒钟，就耗费了十二个半星期的时间来测量。

刘半农的论文最终得以通过，并获得了“光荣的评语”，后来又获得康士坦丁·伏尔内语音学专奖，还被列为巴黎大学语音学院丛书之一。后来翻译修订用中文在国内出版，书名叫《四声实验录》，开启了中国现代语音学，并对一个世纪来的中国语音学研究影响至深。后来朱晓农在澳大做的博士论文也是用实验语音学来探讨声调的性质，也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做测量、计算，最后的题目也仿造了刘半农的题目，叫做《上海声调实验录》。

前面我们说赵元任是一位天才型的人物，刘半农同样是。天才的定义很简单，你能在多个不相干的领域中都出彩。刘半农先是诗人、文学家、文人、人文学者，然后是语音学家、科学家、还是工程师——凡人真难以想象！1925年刘半农带着博士帽重返北大，而当年瞧他不起的胡适尽管已是资深教授，却还未正式得到博士学位——那是两年后他重返哥伦比亚大学时才得到的。刘半农回国后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兼任中法大学讲师，并筹建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实验语音学的种子在中国的土壤上开始生长起来。不幸的是，刘半农回来后才9年，就于1934年去内蒙调查时染上回归热（一说疟疾），回京之后由于诊治不及时而病逝。真是天妒英才！

（原载《叫我如何不想她——语音的故事》，朱晓农、焦磊著，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一版）

本期编辑 | 陈灵梓

本期审读 | 杨   悦

责任编辑 | 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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