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假钞，让良民成了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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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活优渥的男孩，正因为父亲给的零用钱不够而烦恼。他的朋友提议，用自制假钞去市场换真币回来，男孩同意了。

两人在一家照相馆如愿得手，他们想象不到，这看似无关紧要的一张假钞，却让另一个人被牵连，乃至被毁掉一生。

一个很小的错误，却意外开启一个更大的错误，这是发生在《钱》中的故事，影片根据托尔斯泰的《伪息券》改编，导演罗伯特·布列松将它打造为一个当代的法国式悲剧。

电影的笔触简约而克制，却往往又在不经意间忽然展现暴力的不期而至，与它造成的可怕破坏力。

透过一桩假钞引发的系列惨剧，布列松直面了当代症结，指出了造成这个局面的罪魁祸首，同时也是问题的答案——钱。

它仿佛一面镜子，照亮人性的幽暗面，也借由它所引发的一桩桩事件，审视着人类社会的结构性腐坏。虽然文人对它嗤之以鼻，但不可否认，它的确主宰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便最开始纯洁无辜之人，也不得不因它堕落败坏。

冷硬叙事下的批判

法国新浪潮导演之一的戈达尔曾这样评价布列松：“罗伯特·布列松之于法国电影，正如莫扎特之于奥地利音乐，陀斯妥耶夫斯基之于俄国文学。”

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也评价布列松是个天才：“如果他是第一名，那么排在他后面的那位导演只能算是第十名。这一差距实在让人沮丧。”

可就是有如此声望的导演，却常常喜欢启用素人参演自己的电影。

布列松不喜欢在镜头中捕捉不真实的东西，专业演员是他淘汰的对象之一。为了塑造影片的“真实性”，他甚至刻意在影片中最大程度地去戏剧化，这让习惯了高潮迭起的商业片观众，经常在他的电影中感到一种影像阅读的障碍，直至将他的作品归进“闷片”行列。

为了最大程度遏制因表演带来的不真实性，布列松还会故意要求演员以最自然的方式诠释独白，而拒绝采用舞台或戏剧方式对文本进行夸张。

这么做会让观众首先在听感上就形成间离，对故事有着本能的观望。这种典型的布列松腔调，让他的电影自带一股冷硬感。这种冷硬感不单单体现在演员缺少起伏的念白与极其克制的表演上，还体现在简单的场景设置与镜头调度中。

布列松的电影一般倾向利用大段固定场景表现故事的内在张力，而很少利用频繁的场景切换去增加视觉的丰富性。《温柔女子》即是其中一例。

和其他喜欢冷硬风叙事的导演相比，布列松的电影没有考里斯马基的人性光辉，没有法斯宾德的晦暗绝望，有的只是对事件本质的无情揭发。

这一特点与随后的奥地利大师迈克尔·哈内克非常相似，二者都非常擅长从局部现象去剖析更深层的社会问题。

作为布列松导演生涯末期的一部作品，《钱》的基调悲观而无望，影片没有给被假钞诬赖的男子伊冯任何救赎，他因误拿假钞被证人作伪证栽赃，随后被司法机关关进大牢，从此一蹶不振，直到成为一名杀人犯。

《钱》里的每个人都算不得正派。无论是最开始打算拿假钞换零用钱的小男生，还是随后知道真相却依旧选择用掉假钞的照相馆老板，甚至他手下私自改价以谋求利润的员工，每个人都对钱有着近乎扭曲的迷恋，直到为此付出代价。

影片中，布列松表达了他对“人的异化”这一命题的担忧。即便在数码产品还不够发达的上世纪80年代，他已经察觉到越发浓重的金钱至上主义对人造成的潜在诱惑和伤害，这也是现下人被外在物质异化的雏形。

在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世道，金钱宛如上帝般令人着迷，宗教信仰反倒退居其次。失去敬畏和道德约束的人性，在金钱腐蚀下变得丑陋而狼狈。

与此同时，假钞案牵扯的制度反思也非常醒目。

因为误收三张假钞而被警方逮捕的伊冯，直到被捕前，依然不相信自己的诚实换来的是照相馆老板无耻的欺骗。为了自证清白，他选择被警方带走调查，遵守法律制定的游戏规则。

但制度并没有给伊冯带来想要的答案。他不但因滥用假钞罪入狱三年，还在此期间痛失家庭和小孩，加之监狱里糟糕的管理制度和环境，让伊冯彻底丧失对制度的信任，转而成为他痛恨之人的翻版。

如果说前一次入狱仅仅是个人道德品质败坏导致好人蒙难，那在监狱的整个过程，则可以视为是制度对人性良知的磨灭和绞杀。在一个看不到希望的环境中，伊冯丢失了维持良善的理由，转而选择以恶人之道，发泄制度带给他的伤害。

布列松在他的电影中倾向认为，体制的陈旧与冰冷，比单纯的物质诱惑更具备杀伤力。诱惑并不能让所有人屈服，但被其所认同的体制背叛，带给一个人的影响却是深远和不可逆的。

形式之外的隐喻

布列松非常青睐“形式大于内容”，他一度坦言，电影最重要的就是形式，它是作为电影拍摄的优先项。

这意味着，在布列松的电影中，画面中的符号都是优先于故事情节的，它们必须在人物对白之前就传递更重要的信息。

《钱》着重凸显、且留给人较深印象的符号有两个，一个是收银台，另一个是尾声阶段出现的斧子。

在第一个符号中，收银台作为收到男孩假钞的储蓄设备，已经被导演视为谎言的替代词，同时也象征着某种不真实。

当相馆雇员给顾客找零时，画面再次切到收银台，结合顾客上一句“我昨天才来过，怎么价格不一样了”的台词，观众虽然看到雇员如数退还差额，但依旧免不了猜想，他会不会在背后做什么手脚？

到这里，收银台已不单纯是一个无意义的摆设，而成为观众用来质疑雇员道德的精神暗示。

为了强调这一点，布列松还刻意在之后的画面中保留了一个小细节：看到老板回来的雇员，慌乱中私吞了多挣来的钱，并在填好报表后，将做过假的货签遗留在账簿中。

一闪而过的画面让观众难以注意到货签，但随后的剧情则验证了观众的猜想：因为擅自修改货品价格被老板发现，雇员被炒了鱿鱼。

这场戏中，布列松运用收银台从前文语境留下的隐喻，再结合细节，先于剧情声讨了金钱对人的腐蚀。

到了第二个符号，布列松则赋予画面中的道具以明显的悲剧气息。

刑满释放的伊冯刚从监狱出来，身无分文的他意外撞见了一个从郊外到城里取钱的老妪。

出于对伊冯的同情，信教的老妪收留了他，将其安置在后院的一栋仓库内。在那儿，伊冯发现了一把斧子，这几乎明示了即将到来的不幸和血雨腥风。

果然，后来的桥段证实了伊冯和老妪的互动，连同他对老妪悲惨身世的同情都不过是逢场作戏，伊冯真正想要的，早在他对这个家的翻箱倒柜中就暴露出来——除了钱，别的一切他都不感兴趣。

老妪的教徒身份，和伊冯唯利是图形成巨大反差，象征着布列松“上帝已死”的悲壮寓言。

如果再往前倒，你会发现伊冯的结局甚至都早已注定：入狱期间，判他禁闭的法官就说过，“没杀过人的比杀人狂更可怕”。这种把后续剧情通过某种办法（道具、台词）前置的手法，往往只有在第二遍回看时才能品出其间味道，这也是布列松为世界众多名导推崇的原因。

如果拿形式上的“枯燥”去类比商业片的大开大合，显然是低估了布列松的伟大。他从来不在乎形式上的花里胡哨，而更在乎它所承载的信息，以及背后反映的社会现实。

这，或许是时隔多年后，被社交网络侵占私人时间的我们应该再去重温的理由。因为很显然，当我们谈论注意力经济，说到底依旧离不开一个“钱”字。

既然是钱，从来都应该让我们保持警惕。

作者 | Zed策划 | 轻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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