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疫情爆发是否为体制问题？谁该为瑞典的抗疫政策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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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瑞典存在着安国师这样一个人，而他的头衔是“国家流行病学专家”。

拜疫情所赐，目前安国师已经成为近来瑞典人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甚至在某东方大国，也吸引了不少的粉丝。他的职责主要是代表公共卫生局，每天发布疫情发展信息，以及为大众给出应对疫情的官方建议。

虽然华人大多对安国师的防疫策略颇有微词，但脸书上的支持安国师小组已经有6万多名成员了。

而与之相对的弹劾安国师小组，成员人数屈指可数。

很多人都疑惑，为什么在瑞典这样一个皿煮的国家，防疫策略都只听安国师一个人的，他说啥就是啥？政府呢？首相呢？卫生部长呢？

其实，瑞典的国家机构，包括公共卫生局，是无权制订法律法规的。根据瑞典的宪法，国家机构是独立于政府而存在的。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相应的决定都是由专家来做的，以及防止腐败。政府的各个部长们是无法影响各机构的决策流程的。如果一位部长试图就某件事而对某个国家机构直接下达指令的话，会被政治对手指责为越权。对于一名政客来说，命令国家机构或者是忽视国家机构的建议意味着政治危机，

公共卫生局的任务是给政府提出建议。比如说目前瑞典通过的限制餐馆和咖啡厅禁令，以及禁止超过50人集会的法令，就是根据该局给出的建议而实施的。同时政府从首相Stefan Löfven以及往下都表示了，他们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随时实施公共卫生局的专家，也就是安国师任何的防疫措施建议。

对此，乌普萨拉大学政治学院的Li Bennich-Björkman表示：“瑞典在责任划分方面有一条清晰的界线。而在新冠疫情面前，这条界线表现的尤为突出。通常政府会负起自己的领导责任，但是在这种时候，也不得不尊重专家和机构的独立性。这种分界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7世纪。对于瑞典人来说，保证公务员不会受到政治压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我认为这个理念被执行的很好，瑞典几乎没有腐败。”

瑞典公共卫生局成立于2013年（小编注：其前身是防疫局）。当时的中右政府指定了Johan Carlson作为首任局长，目前局长还是他。尽管政府有权利指定国家机构的首脑，但是通常情况下，这些人会在政府变更之后依然坐在位置上。比如说Johan Carlson就成功的继续在目前的中左政府领导下任职。

而在邻国丹麦和挪威，政府机构的权利就会大很多。北欧的流行病学专家们最近都一直在开会讨论疫情，瑞典的安国师表示邻国的流行病学专家们对疫情的看法是高度一致的。但最终实施的防疫措施上面的差距主要取决于政府中政治力量的干预。瑞典政府是唯一完完全全听从专家的专业意见的。丹麦的卫生部长对于关闭学校这件事情说到：“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更愿意今天多做点，以免三个星期之后发现我们现在做的太少了。”

而瑞典公共卫生局局长Johan Carlson则表示北欧邻国们显得“多虑了”。他说：“如果你想采取一项需要持续几个月的措施的话，你需要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接受。社会上的很多事都是被禁止的，比如说吸毒，但是这个行为并没有因为禁令而消失。总的来说，民众必须有自己的洞察和理解。这就是我们目前在控制疫情中正在做的。”

但是北欧网红安国师的前任，原国家流行病学专家Johan Giesecke则在怀疑，国家流行病学专家是不是有点“权力过大”了。瑞典首相Stefan Löfven并不像其它国家领导人一样会例行举行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发布会。每个工作日的下午两点，都会有一场针对新冠疫情发展状况的新闻发布会。除了公共卫生局以外，还会有国家健康福利委员会、瑞典劳工局、民事应急机构等有新消息要发布的政府机构，首相却并不会出现。

他表示：“政府应该有其它方面的考虑，但是却让我们来决策。”同时举出丹麦和挪威关闭学校的例子，来表示瑞典是不是有点过于依赖专家的指导了。

除了最近关于集会和餐馆的禁令，以及一些减轻经济下行压力的措施之外，大部分防疫手段都仅仅是由公共卫生局以建议的形式向公众提出的，比如说希望大家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避免不必要的国内旅行，对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应避免不必要的社交活动，以及如果可能的话尽量远程工作。

“瑞典人民很相信政府和权威机构，而我觉得人们在疫情中的行为无疑证实了这一点，大家都按照公共卫生局的建议去做了，尽管这并不是强制性的命令。”Li Bennich-Björkman教授这样说到。

“而且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政府机构也要对民众有信心。这种相互信任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政府机构强迫大家做什么事情的话，人们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就会降低。这关系到我们的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他继续说到。

但是这样的施政方式会碰到很多问题，政府机构不得不加倍工作来关注那些和它们没有那么高的信任度的人，比如说移民群体。一个例子是在数据显示索马里裔瑞典人的感染率明显过高的时候，瑞典政府便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些郊区开始展示用多种语言组成的发布如何防范疫情传播的广告牌。而瑞典索马里侨领表示公共卫生局的宣传资料是很难被索马里移民正确理解的。比如公共卫生局呼吁大家要“保护好老人”，索马里人的理解会呼吁大家多去看望家里的老人。

但是Li Bennich-Björkman教授同样认为，尽管国家机构在呼吁民众负起责任这件事里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最大的责任和义务仍然在政府这边。

“在瑞典，政府负有集体责任，所以所有的决策都政府集体做出。政府对于国家机构所做的事情有应尽的义务，但是政府并没有义务告诉这些机构每天该做什么。在紧急情况下，比如说出现了违宪的行为，政府可以凌驾于国家机构之上，但是这种事情在瑞典几乎不会发生。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假设，我不认为政府会觉得他们不需要听专家的。”Li Bennich-Björkman补充到。

事实上，瑞典政府严格执行公共卫生局专家的建议的行为也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可和拥护。在新冠疫情之前支持率已经跌到了历史低点的的执政党社民党（S）在近一个月内支持率猛然上升了5.3%，目前支持率27.9%。而在疫情之前已经成为了瑞典最大党的右翼瑞典民主党（SD）支持率下降3.2%，目前只有20.8%的支持率了，被社民党从第一的位置上T了下来，远远甩在了身后。

参考新闻：

https://www.thelocal.se/20200330/whos-actually-in-charge-of-swedens-coronavirus-strategy

https://www.aftonbladet.se/nyheter/samhalle/a/Op9k31/kraftigt-lyft-for-s-efter-coronautbrot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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