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尼德兰风俗画中的医学历史
【作者：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邵池】
壹
尼德兰的历史与荷兰的黄金时代
尼德兰（Netherland）这个地理概念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大致相当于现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及法国北部一部分地区。在中世纪后期，这块地区先后处于勃艮第公爵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此时由于羊毛纺织业的兴起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尼德兰特别是南部的佛兰德斯地区（Flanders）成为欧洲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尤其以安特卫普、根特、布鲁日等城市最为兴盛。商业的发达使商人和市民的独立意识逐渐觉醒，对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以及天主教的统治和压迫日渐不满。因此，当十六世纪中期宗教改革运动的东风吹到这里时，便与尼德兰人一拍即合。尼德兰或者说荷兰（荷兰省是尼德兰地区诸省中最出名的省，在中国最早的译介者就以荷兰之名指代整个尼德兰）的独立运动很快发展得如火如荼。经历了艰苦的八十年战争（1568-1648），北尼德兰诸省形成乌德勒支同盟最终成功独立，建立了联省共和国，也就是现在荷兰王国的前身。而以佛兰德斯为代表的南尼德兰地区则屈服于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未能独立（称“西属尼德兰”）。从此南北尼德兰分道扬镳。
北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独立后，重商主义大行天下，荷兰在海上贸易获利颇丰，经济很快超过了原来的领头羊佛兰德斯地区。财富的积累使城市中产生了大量的中产阶级。而这个社会的宽容风气又吸引了欧洲大量科学家、技术工匠移民到此定居。整个荷兰进入了“黄金时代”。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显然也深刻地影响到了艺术的发展。
贰
风俗画
荷兰黄金时代的绘画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个时期的荷兰绘画虽然整体来说还是属于欧洲巴洛克风格艺术，但是文艺复兴时期弗拉芒（Flemish，即佛兰德斯的形容词形式）画派的写实作风仍然深刻地影响着这里画家们的绘画风格。这个时候，相对历史画、宗教画这些宏大类型（grand genre）的绘画体裁，一种描绘普通市民日常生活风情、民间习俗的小类型（petit genre）绘画开始广泛流行起来，这就是“风俗画”（Genre Painting）。
风俗画的流行有其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根源。一方面，资本主义共和国的成立，经济的发达催生了庞大的富有的中产阶级，他们有极大的文化艺术消费的需求。据估计，在1640年后20年中，荷兰的画家们共创作了大约130万幅画作，大多是肖像画、风俗画、风景画这些广受市民阶层喜爱的类型。当时著名的风俗画大师扬•斯坦（Jan Steen）一生创作了800多件作品，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荷兰黄金时代”风俗画在市场中受欢迎的程度。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来自于宗教改革。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的最大金主是天主教会；接受教会的资助和委托创作大量宗教主题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们的主要工作。而荷兰共和国时期，天主教几乎被完全驱逐，整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教派是新教的加尔文宗。这个教派不提倡绘制宗教画像，使艺术家们失去了原本主要的资助来源，不得不拥抱自由市场，顺应文化氛围创作市民喜爱的艺术题材。不仅是独立的荷兰共和国地区，南部虽未独立但是经济发达的佛兰德斯地区同样受到相应的经济文化冲击，虽然这里还是以天主教宗教画与宫廷画为主（以鲁本斯、范·戴克等画家为代表），但风俗画的市场也非常的深厚。这时尼德兰的艺术界风俗画大师辈出，如荷兰的维米尔、伦勃朗、弗兰斯·哈尔斯、阿德里安·奥斯泰德、扬·斯坦、范·洪特霍斯特、格利特·德奥；安特卫普的小大卫·特尼尔斯、雅各布·约尔丹斯等等俱一时之雄。
扬·斯坦，跳舞的夫妇，1663，一幅典型的风俗画
叁
风俗画中的医疗史
在十七世纪中期风俗画最繁荣的时期，风俗画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风土民情、八卦事件、岁时节令、娱乐休闲、生产买卖、医药病理等等不一而足。随着经济、科学的发展，医学院培养的医生越来越多，而有经济能力请医生看病的中产阶级也日益增长，医疗实践作为当时城市中不可或缺的社会和科学活动，自然占有不小篇幅。这其中最好的代表就是在《解剖课》一文中介绍过的《特尔普教授的解剖课》（伦勃朗）。
笔者将风俗画中涉及的医疗实践场景简单分类，大致可分为：理发师外科手术匠（barber-surgeon）的活动、医生（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内科医师）的活动、药师/炼金术师的活动、牙医的活动、冒牌医生/江湖郎中（quack、charlatan）的活动这几个部分。在这个月，对应本月台历的画，我主要讲述前两个部分的内容。
小大卫·特尼尔斯，理发师手术匠，c1650
小大卫·特尼尔斯（David Teniers the Younger）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弗拉芒画家，早期在安特卫普活动，中年以后移居布鲁塞尔成为宫廷画家。他是著名的多面手，在历史画、风俗画、风景画、肖像画等多种类型上均有创新。他的这幅表现乡村理发师手术匠工作场景的风俗画是这一题材的标杆。我们知道，在医学史上现代外科学的发展远远晚于内科学。在十九世纪以前，从事外科手术的人常常就是理发师，因此被称为“barber-surgeon”。他们在当时并不被看作是医生，只能称为“手术匠”。而且由于理论水平低下（这也是他们不被看作医生的原因之一），江湖郎中充斥其中，因此风俗画家常常是用嘲讽的笔调来描绘这些手术匠。
在这幅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位手术匠的穿着明显较穷苦病人华丽，这是当时风俗画家描绘冒牌医生的范式。位于前景的那位手术匠正在给病人背部做割疮手术，画家突出描绘了他腰间别的钱袋子。画家对病人的表情和肢体语言的描绘也非常到位。请注意病人右边的那只猴子。从中世纪以来，绘画中出现猴子一般都是人类负面特征（如贪婪、愚蠢、自私）的象征。在这里猴子模仿着病人的姿势，画家是用它来暗示病人来找江湖郎中看病的愚蠢。另外我们注意到，室内充满了各种瓶瓶罐罐，显然这里的主人不仅是手术匠，还充当了本地炼金术士（药剂师）的角色。
左图：《内科医生》，格利特·德奥，约1660
右图：《医生上门诊病》，雅各布·图伦福列特，1667
和宗教画一样，风俗画也有自己的范式，通俗地说就是套路。因此虽然风俗画中可以看到内科医生处理各种医学问题的内容，但是最常见的还是遵照上图所示这两个范式来描绘内科医生的形象：验尿（uroscopy）和把脉，因为这确实就是当时的内科医生最主要的检查手段。“Uroscopy”这个单词现在看来很有迷惑性，让人第一眼觉得是泌尿系的内镜。但其实它是个历史名词，指的是当时内科医生通过肉眼观察病人尿液的性状（如颜色、清澈度、气味甚至味道）来诊病的技术。这是从中世纪中期传承下来的（伪科学）技术，其理论本源是古希腊的四体液说（希波克拉底认为尿液是体液的过滤产品，因此可以反映人的体液情况，也就是健康情况）。验尿这个范式的标准画法是：内科医生高高举起装尿的玻璃瓶，面部必然出现全神贯注的表情，亮光会打在医生面部来凸显这一点。
在现代症状学出现之前，把脉的行为和视诊尿液一样，是当时医学检查必不可少的环节。当时西方医学已经认识到脉搏与心脏血流动力学相关，不过当时的脉搏检查仍像中医一样存在很多玄妙的评价指标，如强度、张力、时长、节奏、对称性、均等性等等。如今西医还在使用的关于脉搏的唯一指标就是脉率了。讽刺的是，恰恰是这个指标当时的人是无法测量的——因为带秒针的时钟要到1700年左右才开始出现。由于把脉的动作很易模仿，因此在当时的风俗画中，把脉这个范式还常常用于表现冒牌医生的场景，下文会说到。
扬·斯坦，《相思病》，c1660
在诸多描绘医生出诊、上门看病的风俗画中，出现最多的疾病是相思病（love sickness），可能占据了一大半比例。比如扬·斯坦就是画了不下20幅相思病或妊娠主题的画作。因为这个病既非真正的生理疾病，不会给观众带来痛苦，场景还往往充满了戏剧感，所以广受客户青睐。在相思病这个范式中，往往会出现很多图像学上的象征物，如一个像丘比特的婴儿，一段红缎带在火盆里燃烧（当时通行的妊娠测试方法），挂在墙上的情色画，以及小狗。这些都是所谓的“Clavis interpretandi”，也就是“解谜的钥匙”。在上面这幅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医生虽然在装模作样地给病人把脉，但是病人所患的病已经很清楚了：病人手里的信、身边放着的柠檬，烧过的缎带丢在地上，丘比特像束之高阁，小狗看向门外对话仆人。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在见证一次恋爱的终结。
扬·斯坦，《医生上门看诊》，1662
有了上面的这些解读知识，我们再来看这幅画就很容易理解其中的内容了。首先我们看到这位医生衣着华丽，猥琐的面部表情带着一切了然的得意，甚至都不屑去看女仆手中的尿瓶。这与上文展示的真正的医生范式形象截然不同。显然画家想告诉观众这是一名冒牌医生，或说江湖郎中（quack）。他虽然也在装腔作势地给病人把脉，但显然病人的病不需要专业医学知识就能诊断。坐在地上玩弄弓箭的小孩显然是在象征丘比特；火盆、缎带、小狗以及墙上的情色画都在说明这是场相思病。而挂在椅背上的钥匙和钱袋在当时风俗画中则是出轨的象征。画家把女主人的丈夫画在远远的背景暗处，暗示丈夫对戴绿帽的事毫不知情。当时的中产阶级实在是爱死戏剧感这么强的风俗画了。
肆
图像作为历史研究材料的一些问题
提到“史料”，大家想到的一般都是文本材料。而实际上图像（包含绘画、雕塑、设计图、建筑等一切视觉表达形式）同样也是重要的史料，比如在上文中我们通过风俗画了解到了当时医生上门出诊的状况，医生和江湖郎中的区别。这些信息都不是或很难从文本材料中获知。也就是说图像材料有其不可代替的作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各种古埃及的墓葬图的话，大家还怎么学习古埃及史。
不过运用图像材料做历史研究时遇到的问题比文本材料更多更复杂。还是以风俗画为例，我们知道绘画并不是总是反映现实，而是有画家艺术加工的成分。我们可以发现：
画家为了提高效率喜欢用范式或者说套路作画，结果我们看到的是内科医生检查几乎只有验尿和把脉，其他检查手段都被画家忽略掉了；
画家为了增加画中内容深度，特意添加各种本不应该存在或至少不同时存在的元素，比如上文提到的小狗、火盆、丘比特等象征物；
画家为了迎合客户的口味，喜欢描绘轻松幽默又有戏剧感的场景，结果医生看的病一半以上都是相思病，这显然和事实不符。
甚至到了照相时代，照相术很大程度代替了绘画，这样的问题同样存在。纪实照相也并不意味着一定客观真实。照相师为了达到某种艺术或社会效果会选择摆拍，如著名的《国旗插在硫磺岛上》。我们并不是完全排斥摆拍，摆拍的照片有时更能凸显事物的本质，但是这就涉及了客观性的问题。就算不是有意的摆拍，新闻记者经常拍摄他自己觉得“有代表性”的照片，但是谁来定义何种场景是“有代表性”的，这里面存在很多主观性的因素，干扰了我们对这些材料的分析运用。历史学家贡布里希曾经提出图像分析的“见证者原则”：见证人能够且仅能表现在特定时间、特定角度所看到的的东西。因此我们处理图像材料要格外谨慎小心。
不过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做分析，比如画家为什么要选择验尿作为范式而不是其它？图画中小狗、丘比特这些元素他们成为象征物的根源是什么？画家为什么要采用这些元素而摒弃那些元素？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就会将人们引领到图像研究的又一个层面。图像研究确实就是这么一个引人入胜的领（da）域（keng），很希望读者能因此对它发生兴趣，形成爱好。
作者：邵池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北京协和医院艺术教研组副组长
多年来潜心研究如何通过艺术教学来增进医学生和医生的临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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