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君莫再笑民科 | 赵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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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结束的世界哲学大会上，出现了各种民哲的奇葩观点：比如有人宣称解决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世界难题；有人宣称“我的哲学可以唤醒世界哲学”；还有的参会者自称“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个‘老子’”、“超时空哲学体系创立者”及“超时空催眠演说家”……惹来一片嘲笑。其实嘲笑这些看起来如同怪咖的人很容易，但在此背后，我们是否也要反思如下问题：科学研究和哲学研究是不是专属于某个群体的禁脔？拙劣可笑的业余研究者是否只配得到哂笑？同理，脚法臭得逆天的球迷有没有踢足球的权利？在当下的语境下面，“民科”、“民哲”就意味着不专业、不正确，那么，“非民科”、“非民哲”的那些就一定是正确的吗？这样的观点是不是本身也是可疑的呢？
在一片喧哗声中，我们也许需要听听不同的声音。
听过英国《经济学家电台》（The Economist Radio）做的一期节目，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儿子患有罕见绝症的母亲，自学生物医学知识，并通过建立网络讨论组，进行全球病友信息交流，竟然在多年不懈的学习和努力后，终于成功找到了治疗该病的可靠方法！
这是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好莱坞大片式的真实事件。而这期电台节目的题目是：Civil Scientists，翻译成中文，就是：民科。这里的“民”字，在中国当代语境里，相信绝大多数人会不假思索地在脑子里自动诠释为“民间”的“民”，而不是“公民”的“民”字。
每隔一段时间，社交网络上总会有一股嘲笑、讥讽所谓民科民哲的集体狂欢。这种几乎人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狂欢，折射了一种未经反思的公众心理，也反映当代相当大部分中青年知识人及中产阶级脑子中的陈旧知识观念，甚至一种等级社会权力意识；其价值取向是无聊的，甚至可以说是无耻的。
最近一次的集体反民科民哲大联欢因本年8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而起。会议期间，许多来自各地的“民间”哲学家自掏腰包，不辞关山，带着各种打印、油印、或自费出版的大作，希望向哲学界和公众推广。
相比科班的哲学家，这些人往往形象不够轩昂，举止不无乖张，其竭力宣扬的学说和理论更是缺乏基础的学理支撑。经报道会议的媒体渲染，借社交自媒体的巨浪大潮，终于在一个讲话不宜的时期，给人们带来了一个可以热烈痛击的标靶。
一位民哲带着《通天哲学》参加了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
然而，问题在于，这些人，不管其学力如何不佳，学说如何幼稚，他们是自费来参与学术性会议，为会议和有关活动的章程所许可，既不影响会议组织者的官方议程，又没有强制组织当第一课集体观看，并要求人人写出心得体会。
他们之参与学术会议，纯粹出于个人的兴趣，可以说本身是完全无害的。学术既是所谓公器，则人人得以率性参与。即使对会议有所影响，那也是会议组织者调度安排不周，而不能怪罪于法无禁、热心参与的他们。
诚然，由于缺乏基础的学科训练和专业基础，这些“民间哲学家”的学说和理论是很幼稚的。但是，这些人所做的幼稚作业是不是真的那么可笑呢？难道比花费巨资邀请世界名人来中国开会，顺带还要发会议财的人更可笑吗？
同时，我们应该严肃想一件事：一个社会，对哲学有热烈和真诚兴趣的人群不能在现有的哲学知识传播体制下进行良好的自我学习，这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现在是社交媒体时代了，知识学习的便利性是空前的，但所谓民哲，实际上是对最新的知识传播手段不了解和不熟悉的人群，或者，是由于地缘和社会原因而无法参与中心城市知识普及活动的人；更可能的是，由于自由的知识结社和普及在我们的时代本来就不是那么方便的事，这些人成长的时代根本无缘获取专业和必要的知识基础，因此导致他们的哲学和知识热情走火入魔。那么，这些情形，相比民哲民科的浅陋，难道是不更值得知识界、媒体和公众关注和讨论吗？
民科研究成果
在当代社会关于知识学习和活动的思维中，一种很核心的观念似乎是无需置疑的：学习和知识活动只是一种通往一个门口树立着“绝对正确”标牌的世界的旅行工具，由此先验地肯定有某种绝对正确和必要的知识目标，同时假定自己就是这种目标的裁判者和指引者。
学生时代老师和家长长期反对看闲书战争，大学和青年时代来自各种权威的“不要不务正业”的训导，诸如此类，一代又一代地造就“为正确而学习”和“为大家都认为正确而知识”的风气，好比机器制造机器。
问题是，学习和知识首先也是一种人们选择的生活目标，学习和知识活动本身带来人生极大的快乐体验！甚至，对于真正的学习和知识热情来说，这种快乐的向往和吸引，其实是比正确更大的推力。古今知识进步，科技日新月异，多少不可思议之事变为现实，成为新知识的一部分，谁又能做绝对正确天堂的人间代理？何况民哲民科们，正如学院里和殿堂上的诸君一样，他们坚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与抨击嘲笑他们的人们一样，他们的绝对正确信念不过是过去的陈腐知识所造就而已。
自来流传着各种关于中国古代神科学技术发明的传说。据说黄帝制造过神奇的指南车，张衡制造过候风地动仪。一部中国人写的中国科技史，读完你会发现，无论什么现代科技的原理和创造，原来中国都早已领先世界N百年，甚至千年发明过了。中国古人的发明癖甚至连牛仔裤和足球都没有放过！
这些事，不论按照古代的官方知识体系，还是现代的知识标准，算不算民科呢？有多少人大声嘲笑？大多数人还是心下窃喜，颇感自豪吧？这些古代的伟大发明被所谓非民间的大教授、大学问家和权威们一论证，特别是，当这些专家教授如果是大鼻子，即使所谓三观很正的中产阶级公众，恐怕也是照样不明觉厉，只能姑妄信之，不敢置疑吧？
毋庸讳言，被经常拿来嘲笑的那些民科成果中的绝大部分，无外乎就是黄帝指南车和地动仪一样的东西——很古老的前现代知识观念下闭门造车憋大招式的老套科技幻想。
这些民科发明当然不符合现代科学的常识和原理，但质而言之，在一个教育、知识和其他方面都相当地pre-modern的社会里，社会上出现这样前现代的科技狂想难道很奇怪吗？更直接说，仅据公开新闻报道，“汉芯一号”式的学院科技不少吧？耗费天文数字公帑的所谓科研项目丑闻也够多了，新时代学术不端的千奇百怪和花样翻新，大学和科研机构内部的风气与见知，勿需多说——嘲笑民科民哲的知识人，媒体人和公众，对此有什么够响亮和有意义的异议？（此处省略很多话，你懂的。）
即使单说民哲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几乎人人都有反复认真学习光辉著作的青少年经历，什么“一分为二”、“物质”、“剥削”，什么“全面地”、“辩证地”之类的词语，基本上大家都是如数家珍，张口就来。今天被嘲笑的民哲那一套，不就是这套东西，再加上新时代所谓国学复兴的那些沉渣吗？有何怪哉？
了解和理解这一点，并不需要多高深的专业学理基础，只要对我们身处的社会和时代稍有常识，而且做人稍微有一点点诚恳即可。笑什么呢？在一个信息缺氧和偏方喂食并举的社会里，你以为你会比民哲民科们更科学和哲学到哪里去？今天大家有机会站在这里，轻松无情地嘲笑民哲民科，那是因为一点点时代缝隙的幸运，无数尸山血海的代价，因而得以偶尔和零星地汲取了一点点现代的知识源泉而已！这很幸运，却不是理所当然的。
毫无疑问，对所谓民哲民科的无情嘲讽中，有非常势利和虚伪的社会心理。试问：这些年来，学院派的“垃圾学术”和层出不穷的“雷人专家”，人们见得少吗？相比这些冲喜和帮闲的非民间学术家，最起码，在大多数情形下，民哲民科者尚保持了一种非常可贵可爱、质朴的知识热忱。
确实，现代知识是专门的和分科的，其学习和进阶有专业的门径，需要循序渐进的基础。但就像文本开头所提到的那个真实的医学奇迹所表明的，人们对自身生活的知识需求的切身感知，对无知世界和事物不可遏制的求解冲动，社会普遍高涨、且被赞许的纯粹好奇心，这些才是一个社会知识创造永不枯竭的澎湃动力。
譬如足球运动，一个社会，倘若没有数量巨大的真心热爱足球的球迷，没有最好的足球俱乐部和精彩的联赛，是不可能有成绩出众的好球队的。民哲民科本没有做出专业成绩的责任和要求，但对一个社会是否具备知识创造潜力，却是一个很方便观察的的真确的晴雨表。嘲笑谩骂民哲民科的人们应该多想想这一番道理。
至于嘲笑民哲民科的贫穷和邋遢，更是俗不可耐的犬儒与无知。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一个30年创造了史无前例天量财富的社会里，一个人，不论他是民科民哲，还是其他任何人，社会都应该提供保障体面生活的机会，也就是免于匮乏的生存与生活条件。这是与哲学和科学完全无关的事。
民科的热衷研究领域：发明永动机
说到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的现实社会里，在大学和科研的象牙塔里的那些真正具备真才实学、对学术和知识有巨大研究热忱，埋头苦干的专业人士，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是不是都已经成为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无忧者？去看看网上常有的讲师和副教授们晒出的工资条，对照下他们所在城市的物价和房价，温习下那些猝死中青年学者的讣告，再去问问学术和科研经费资源分配的情况，看看报销时财务处小窗后那些严峻高傲的脸孔……至于形象不佳，油腻和邋遢，这岂独是民哲民科的专利？学院派，乃至全社会，在这方面恐怕丝毫不输民哲民科半分！
语言是约定俗成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里“民间”这个词是很普及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包含严重而清楚的等级身份政治含义的词汇，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权力话语，也就是官腔。
过去年代里，各省市作协一般办有刊载重要文学创作的《XX（地区名称）文学》月刊之类定期出版物，但同时，这些机构往往还另有一种刊物，一般叫作《XX花》（往往取当地民间故事中出名的什么花），或者直接就叫《XX民间文学》。后一份刊物一般登载的是民间故事等民俗学调查资料，或传统地区性曲艺作品的整理文本。
长期以来，“民间”的意思其实就是：专业等级之外的，下里巴人的和不够档次的。然而，几十年来，那些专业的，上档次的，高级的作品及其写作和制作者，又都做出了些什么？这也不用赘言了吧？
可怕的是，在长期有意和无意的熏陶习染之后，在社会的日常习语中，社会公众，乃至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人群和媒体人士之中，大家以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但其实并没有。因为，在很多很多人脑子里，那种社会身份和权力优越的心理尺度并未自动退去。即使熟读各种外来的经典，但被书写在基因里的东西并不那么容易消失，它们只是沉睡而已。
有早期互联网，也就是BBS时代记忆的朋友大约都熟悉“打豆豆”的今典：游人在南极大陆遇到一只离群索居，神情抑郁的小企鹅。游客问小企鹅：这地方这么冷，既无公园，也无游乐设施，你们企鹅白天玩什么？小企鹅忧伤地回答说：打豆豆。那晚上呢？小企鹅更凄惨地回答说：还是打豆豆。最后，游客又问：那你为什么不去打豆豆呀？小企鹅当场无语凝噎：我就是豆豆。
不去抨击没有公园，不造公园，不去抨击把寒冷笼罩大陆的南极仙翁，寒冷之下，大家都去打豆豆，通过打豆豆来宣泄普遍寒冷造成的心理压力和恐慌。这就是为什么说对民哲民科的无情集体嘲讽是无耻和无聊的，因为，这折射的是一种寻找替罪羊的集体无意识心理。这种残忍地把极少数人当作安全的负面情绪投射对象的做法，其实与知识评价完全无关。说白了，知识普及也罢，学术和科研事业也罢，打豆豆是打不出来的。更可能的是，今天热闹打豆豆的，在另一些企鹅眼里，正是可以随时打一打的豆豆而已。
极端一点说，假如社会真有变好的一天，那么，我敢肯定，虽然那个社会的其他指标我说不清楚，但有一点一定是必然的，那就是：民哲民科随处可见，怪包怪咖多有，而人们见怪不惊，大家既自觉地无视怪叔叔们的怪诞与瞎作，又善意地欣赏其古怪无聊中纯真的热情和天真。关于此事，道理不用解释，想更深入理解的话，可以去看一部2016年上映的英国电影《跑调天后》（Florence Foster Jenkins）。
顺便说句题外的，被视为现代科技摇篮的英国，自来是怪包怪咖和民科最多的地方，传统英国观念甚至认为，只有业余的，不是为饭碗而做的研究，才是真有价值的研究——产生牛顿，法拉第，焦耳和麦克斯韦，有牛津，剑桥，UCL和帝国理工的国家竟然是民科大本营！吃惊不吃惊？意外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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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董啸 值班编辑 | 小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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