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指望记者说真话，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不相信媒体了？ | 易小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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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冬天，我置身于休斯敦的康柏体育馆，姑且就把它想象成最喧闹最热烈的演唱会好了：那一天的体育馆被几万的球迷挤得满满的，他们时而跳舞时而唱歌，而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把目光安放在球馆中央，注视着那个叫做姚明的人。

那天我清晰地记得，当我经过场地和球员通道的时候，无数羡慕的目光看着我佩戴的记者证，有一个看上去就很像是美国土豪的人在坐席上拉住了我，苦苦地哀求，他愿意用一大笔钱来换取科比和他的孩子击掌一下。

火箭对湖人的那一天仿佛也是姚明职业生涯最闪耀的时刻之一，我永远都忘记不了那些仿佛在不停燃烧的闪光灯，它们一闭一睁，在我心里噼噼啪啪如同烟火，响个没完没了。

2002-2007，我经常进出NBA，被称为“跟随姚明的人”

我来自于自贡，在那样一个豆大的小城，夫妻俩有了口角，就恨不得是这座城市最大的新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现在，没有经济危机，不懂国际要闻，中美贸易战？和我有什么关系？

于是在我做了记者以后的很多年，亲戚朋友或者老同学，在介绍我的职业时用的形容是这样的：

她是跟着姚明的～

好一点的：

她是专门跟着名人的……

有次我独自去欧洲采访，在机场遇见一个无助中国的老年人，还拖着个很小的小孩，乌拉哇啦半天都和人沟通不了，看见我在后面排队，先是试探性地问我能否帮忙翻译，再后来，当她问及我是做什么的时候，满心欢喜到要跳起来：啊呀你是记者！太好了！你们都是助人为乐，为人民伸张正义的呀。

号称“美国的先知”、“民族的良心”托马斯，曾经六次竞选总统，可是半张选票也没有得到过。然而他不肯放弃理想，有一回有人问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的回答有一段是这样的：“我以为，活到我这么大年纪，还觉得自己在坚持或者尽力坚持自己的理想，这就算有一点成就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想到自己在争取公民权利，改进民族关系这些方面都出过一份力量，也就心安理得了。”

这些话，在我们这里说，未免有些装13了，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并没有彼时彼地相同的背景，但是从我做记者的第一天开始，目力所及的好记者，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之所以坚持都是为了某种一般人理解不了的信仰。

2010年，我以记者的身份登陆过被称为麻风岛的大襟岛，每个上岛的人都得坐上快艇，那天晚上我和陈德庆、秦念锋几个志愿者留宿，而这座孤岛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外人来过夜了。

当时登岛的鞋

2

2002-2007之间，我密集地进出美国。感触最深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时政新闻，而是深入民间的那些社区报道。你也许不会关心最高BOSS的开会讲话，但你一定会在意自己城市、辖区是否又在反复修路，是否又有领导拍脑瓜做决策？哪里有不公正待遇？当地议员是否在做实事？这一切，才是真正一个民主国家的基石。

我想起来最初做体育记者的时候，因为“资源”是这个领域最难的事情，每当我“攻破”一个采访的时候，当时的编辑齐晶就各种摇头，他写一篇文章，说希望我“做法拉奇那样的记者”。

法拉奇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她攻克了某个政要名人，而在于她的实录精神。秉笔直书，一向是中国史家颂扬的美德，而法拉奇做到了这一点。她不捕风捉影，她不断章取义，也不曲意奉承。她把采访的内容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录下来，呈现出来，让你自己去审视。

在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序言当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那个年代，很多政治家认为对大众媒体保持缄默是与他们的角色联系在一起的职责，把审慎视为自我保护，他们遵循谨慎的规则以保证自身的形象。30 年后，采访变成一件貌似容易却被滥用，因而必然到处泛滥的事。很多政治家变成了小丑，他们的形象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视脱口秀人物。他们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向公众讲述自己，像是在不断地表演下流而令人作呕的虚拟脱衣舞。

看着这段话，不禁想到国内的某些现实。一直到今天，许多地方政府或者个别机构部门都类似于当年法拉奇所攻克的堡垒，将审慎和封锁消息视为自我保护，不轻易发言，以为这样就足以保证自身的形象。

3

2008年，为了所谓的转型，我去了《体育画报》，当然也是因为程老师在这里。

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孙志刚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这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并于3月20日死于这家救治站。这一事件被称为“孙志刚事件”。

南方都市报很快跟进报道，执法机关收容拘禁公民孙志刚而致其被殴而死这一事件，影响史无前例地扩散，最后推动了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条例，是保护公民权利的著名案例。

有人说，这是中国第一个因为“新闻报道而修改的法律”，而程老师就是当时签版的总编。

南方都市报报道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

当时脱离了日报节奏的体坛周报，在《体育画报》，居然还要接受“新闻原则再教育”，学到的第一课就是“在描述一个新闻事实的时候，不管那个人是多么高的职务，就算是足协主席阎世铎，也不要写成“阎主席”，或者在前面加一串职务title，而是直接写这个人的名字就好了。

回过头去看，我不知道自己对于新闻的信仰和原则从何而来，它不出自于大学课堂，也不来自于新闻联播，应该说幸运的是，关键时刻总有一些所谓的引路人，或多或少构成了那个完整的链条。

当然，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过，很多年以后的今年，我居然在上海再次送别了程老师，此次去国，不知道何时才能看见他当年挥斥方遒的身影，我就说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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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热播的英剧《报社》中描述的报社生活，就是在全球报业面临危机的背景下展开的。在社交媒体的冲击下，这些传统行业的手艺人为了维护报纸的尊严在做最后一搏。剧中《先驱报》主编阿米娜问，假如有一天报纸消失了，谁会怀念它？她身边几乎所有人都举起了手。

《黑龙江晨报》将于明年1月起停刊

2016年12月21号，是“七个作家”公号的半年庆，我们有了小20万的订阅用户，无数篇10万+的文章，还意外地拿到了一个新媒体的大奖，6月21号创刊以来，无数人预言了它的消失，就好像每天都在越过刀锋。

2016年6月21日，七个作家正式在微信平台推出创刊号。我们成立的时候早就过了微信公号的红利期，周围的好些自媒体人都呈现出被投资了，被收购了之类欢欣鼓舞的状态。有一次海涛在微博上推荐我们：“关注一个多月了，从来不发广告，就是一些很好的文字。这不是广告，但我非常希望享诸同好广而告之，因为在这浮躁的时代，我们都需要这样每天静下心来看一些能发人深省的文字。”

我们当然也希望有广告盈利，只是我们希望姿态尽量好看一些。花开花落、雁去雁来，就连一向沉不住气的我都学会了不管不顾，像是自我享乐一般，反复设计logo，修改版式，大家每天传送一篇文章给我，我弱弱地在几个群里发一些红包，希望有人关注一下不应该被埋没的好文章。

但是终究还是没有能够保留住它，很遗憾，但是我也就说到这里。

不迎合世俗生活，不与集体为伍，不争不妥协，像深海一样深邃却广袤，不为人所知的静止，这一直是那时候我的愿望。

2018年，骚客文艺已经做了一周年了，虽然我希望把它做成一个“独特”的自“媒体”公号，但是在当下的环境，它也不能那么“独特”。

时常会想念起2008年在《体育画报》的日子，一起下到北川堰塞湖采访的那波记者，摄影记者郑福利去了美国，李志刚做商业公号做得有声有色，文涛的鸡爪子在微店薄利多销，还有去国的程老师，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那才是我怀念的记者生涯。

2008年512之后，在《体育画报》的我们几个前往北川采访，当时看到的场景，全都写在了我们脸上了，凄惶、无力、悲痛。

我们从绵阳赶往北川县城，走到一半路断了，后来是爬上了解放军的卡车，又走了很久，才进到被地震毁掉的北川。

随着管制的加剧、新媒体的崛起，报纸一家接一家倒闭，我认识的几乎所有优秀的记者也都转型去做新媒体了，某种程度上是主动的选择也是被动的无奈。

而互联网看上去貌似很美，但是万恶之源的流量掐住了品质的咽喉，不再有人费尽心力去生产精品内容，而更愿意从事精神卖淫，贩卖情绪。

天气越发寒冷，冬天来临了，金庸先生、主持人李咏、TVB演员蓝洁瑛驾鹤西去，重庆巴南郊区的幼儿园刚刚有人被砍伤，又有载满15人乘客的大巴车坠入江中。我们身边从来都不缺乏新闻，但是社交媒体上开始有很多人赌咒发誓再也不相信媒体了。

这是第十九个记者节，有人说一个节日之所以被设立就是因为它的“弱势”，而这就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现实。很想告诉下一代人“明天会更好”，生存可以与尊严并存，但盲目的理想主义往往会致人于死地。真正能说出口的不过是希望“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年轻时用文字刻在脊梁上的铮铮誓言，早已随风做鸟兽散。起身环顾，才明白所谓四海升平，终究不过是万马齐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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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董啸   值班编辑 | 小窗

这是第 497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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