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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孩子决定去死,犯罪的肯定是整个社会

张3丰 骚客文艺 2022-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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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实验外国语中学八年级女生胡某,在学校教学楼坠亡。根据官方通报,这位女生的坠亡,与同学反映其违反学校规定、携带手机到校,被老师查出有关。

图源:微博@凤凰网

一个14岁的女孩,就这样告别了世界。我很不喜欢媒体在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使用“胡某”这个称呼。从保护个人隐私的角度,报道中要隐去女孩的名字,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胡某”这两个字,不但过于冷冰冰,而且让她看上去像一个案件的当事人,而她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彻底无辜的。

如果我要是她父亲的话,我一定要大声喊出她的名字,而不是让冷冰冰的世界,这样彻底地吞噬掉她。

在学校的通报中,我们能看到如今堪称典范的文字。“学校第一时间对家长进行慰问和安抚,并积极配合公安部门进行调查,主动与学生家长就善后工作积极沟通,反复进行三次协商,家校双方就家长索赔一事未达成一致,我们将与家长进一步积极协商,争取尽早达成共识。”

郑州实验外国语中学关于学生坠楼事件的通报 图源:微博@郑州市教育局

“第一时间”、“积极”、“主动……这些词都是正面的,用在这里却让人感到恐惧。这种表述,无非是说明,学校在这一事件中并没有什么责任。学校在回复家长时也表示,“经调查,涉事班主任没有任何失当行为。

在提供给媒体的聊天记录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谦卑的妈妈形象。她10点03分联系班主任,称自己刚开完会,“这会儿赶过去,10点半到西门”,而班主任回复:“先等一下”。到10点22分的时候,班主任再次回复:“我在班里先搜一下。”

女孩母亲与班主任聊天记录 / 图源:红星新闻《被同学“匿名检举”带手机去学校,郑州14岁女生校园内坠楼身亡》

根据学校通报,10:05的时候,班主任将胡某叫到办公室询问情况,同时通知家长来校配合处理此事。在班主任询问过程中,胡某不承认将手机带入教室。为了弄清真实情况,班主任离开办公室,10:17进入班级教室进一步了解。10:44的时候,班主任在教室拿到了胡某的手机,此时胡某已经不在教室——10点41的时候,校园保安在教学楼前的空地上发现了趴在地上的胡某。

很有可能,这时候她的妈妈已经赶到学校,在外面等候,她没有听到女儿落地的声音。

根据红星新闻的报道,在已有的事实中加一点合理的心理推测,大致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着急的母亲,接到通知,在单位开完会,还要请假到学校,她一定非常生气;班主任可能是愤怒的,明明先后有两拨同学向她举报胡某偷偷使用手机,而胡某就是不承认,她一定要找到证据,“搜一下”,破案;而14岁的胡某,知道妈妈将要到来,老师也会找到她的手机。

我们都忘了,一个小孩在教室里偷偷使用手机,其实不算大事;一个孩子不遵守纪律,也不是大事,即便她学习成绩不好,也不是大事——和生命比起来,这些能算得上什么?

学校的解释是,学校是没错的,而班主任的处理,也没有任何不当之处。我看到红星新闻的报道,点赞次数排名第一的网友评论,就是为班主任鸣不平的,“班主任哪里错了?这是学校要求的,班主任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但是,学校也有理由为自己开脱:学校规定学生不准带手机进教室,是为了大家好,如果每个孩子都带手机,课堂秩序怎么办,大家又怎么学习?于是又回到了胡某父亲的困惑:大家都没错,那平常性格开朗的女儿,为什么会跳楼?

目前,家长感到困惑的一点,是学校推行的举报制度,让孩子们相互监督,发现谁用手机就检举。老师根据检举进行搜查,就会事半功倍。据胡某的爸爸向媒体透露,老师反映有两次检举,都指向了胡某,说明这一制度是有效的。

相互举报,真是一个巧妙的设计。这会让老师始终处于主动,她可以选择相信举报的内容,也可以按兵不动,等到时机再给出致命一击。而对同学们来说,可以相互检举,就意味着始终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每一个同学,都值得怀疑。重要的可能不是究竟是谁检举了谁,而是那种人人自危、相互怀疑的气氛,这样的气氛一旦形成,处在班级权力中心地位的老师就可以稳坐钓鱼台。

不久前豆瓣上曾因为举报引发一场巨大的争议。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高晗对韩烨翻译的《休战》给出了差评,韩烨的朋友、中山大学老师杨君宁把高晗举报到了导师那里,最终高晗不得不为自己的差评道歉。事情曝光后,很多网友发动了一场“打一星运动”,韩烨、杨君宁等人翻译的著作,都被打了一星。这些网友的行为,有点像丧失理性的打砸抢,但是也反映出大家对“举报行为”的痛恨。

在我看来,《休战》所引发的争议,最悲哀的一点是“老师举报学生”。过去几年,媒体报道了好几起大学学生举报自己老师的事件,让老师们战战兢兢,生怕自己在课堂上说错话。当老师都“非常小心”的时候,受损失的一定是那些想好好念书的学生。没想到,到了今天,老师们也学到了经验,懂得用“举报”这个手段来对付学生了。

郑州实验外国语学校的小女孩坠亡事件,更让人悲哀。它提醒我们,相互举报的风气,已经“下沉”到了中学,而且被制度化地鼓励。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最终压垮胡某心灵的,到底是可能到来的惩罚、父母的暴怒,还是来自同学举报带来的心寒。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当一个孩子决定去死的时候,犯罪的就是整个社会。专家侃侃而谈,认为14岁还未形成“健全的人格”,但是,在举报文化下,她的人格又如何能够健全呢。

在我读书的时候,不管是“好孩子和“坏孩子”,都看不起那些喜欢告密的孩子。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有一次暑假,我妹妹偷偷下河游泳,这是很危险的行为。邻居家阿姨看到后,就告诉了我妈。我妈命令我和弟弟把妹妹抓回来痛打一顿,我永远忘不了妹妹的哀嚎:“一定是XXX告的密!”和告密比起来,偷偷下河游泳不算什么错了。

我看到大人们脸上都有一点羞惭。现在社会上这种羞惭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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