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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精神何处寻? 剩下的只是空虚!

桑宜川 加拿大之声教育 2019-04-28



今年仲秋,我从加拿大回国问学,在沪逗留期间, 终于有了一次机会,忐忑不安地前去造访心仪已 久的复旦大学,因为我从学生时代起就敬畏她, 知道她是一座令我高山仰止的学术圣殿,民国时 期大上海天穹下一颗闪烁智识光芒的启明星;知 道她曾有过太多凄美的人文故事积淀,太多的学 术大师在那里生活过,留下过他们的历史足迹。 



在校园里与同辈学者座谈,其乐融融;细细体悟那里的海派学术气氛,感慨良多;驻足在学校大门,复 望开去,入口处两旁的玻璃橱窗里,张贴着一些“新时期”学者的简介,字里行间“又红又专”的叙事 尤显突兀,挂满校园的红色标语,乌托邦式的横幅,看不到任何人文传统的痕迹,仿佛一夜之间又回到 了几十年前,我不禁纳闷:


难道这就是我心仪的复旦么?

当下的复旦校长不知何人?

何以主导如此事工,

 自损复旦百年来的清誉?

难道不能超脱自甘埋汰?

难道不能稍微展现一下最有亮点,

可信手捻来的前辈学术大师

与思想汇聚之校史,

作为激励莘莘学子的薪火,

彰显校园里的大学 精神之传承? 



马相伯先生


这让我想起了震旦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创建人,民国初期的知名大教育家马相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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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 年,马相伯那年才 12 岁便告别家乡,徒步走到上海去求学。他这一走,中国近代史上, 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走进了历史。

清末年间,他走得更远, 出洋留学,

31 岁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但在国家贫弱,兵燹涂炭,民不聊生 的岁月,他毅然回国参与洋务运动,兴办教育,启迪民智,宗旨就是想要 唤醒国人,用素质教育来培养民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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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的人生信念是:


“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

求才之道,尤以设立 学堂为先。” 


 他的一生,无论是勤奋学习、办学育人,还是抗日救亡,都 展现了其作为教育家、思想者、爱国者的信念与睿智、执着与博厚。这是 多么值得尊敬的一位现代中国教育家!老校长九泉之下若有知,他的办学 初衷如今早已变味,不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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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历史

1903 年,马相伯先生捐献出全部家产,创建了震旦学院。


1905 年,于右任、邵力子等原震旦学院学生,拥戴马相伯在吴淞创办复旦公学。 


马相伯、叶仲裕等邀请热心教育事业的严复、张謇、熊希龄等 28 人为校董, 筹集复旦建校资金。两江总督周馥拨银 1 万两,并借吴淞提督衙门为临时 校舍。


当年中秋节,民办官助的复旦公学正式开学。马相伯先生是第一任校长。他曾在演讲中这样开导 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继任校长李登辉亦在一次毕业典礼中阐述复旦使命即“团结、 服务、牺牲。”笔者认为,知识报国,道义担当,这就是复旦大学精神所在。 


李登辉先生


复旦大学的早期老校长李登辉也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福建同安人,出生于荷属爪哇岛(今印尼), 印尼第七代华裔,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


说起他,读者或许联想起台湾的前国民党总统李登辉,二人虽同名,但前者却是民国先贤,著名教育家,在复旦大学当了23年的校长(1913 年--1936 年),是民国时期在中国大学里任校长最长久的一位,无出其右,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复旦大学,在他的感召下,引来“凤凰筑巢”,名 师云集,俊彦辈出,复旦大学方有国中名校之称,如今校园里的“相辉堂” 即是纪念二位校长先贤之所在。 

 



他们二位先贤为复旦大学培养的学生多有所成,据说毕业后担任国内大学校长的至少有二十六人,这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极为罕见,他们被后学誉为“人伦师表”,确实为复旦大学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尚书大传•虞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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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校名撷取自《尚书大传•虞夏传》


“卿云烂兮,纠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两句中的“复旦”二字,既深含“光复震旦”之意, 又寄托了创建者对教育强国的希望,可以说,是清末年间中国人自主 创办的最早一所高等学校。如今海内外说起中国高校的文化历史渊源, “言必称希腊”,首推北大清华,殊不知复旦的故事也很精彩,不输京畿二校,当年复旦的许多学科有过之而后二者不及之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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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成立几年后的 1913 年,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还将这一《卿云歌》 作为国歌,歌词同样来自《尚书大传•虞夏传》


“卿云烂兮,纠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歌词在哀婉中透射出千年以降不屈不挠,奋 斗不息的民族精神,历史与人文价值极为厚重,唱腔回肠荡气,比起 1949 年以后充满“阶级斗争”色 彩的国歌,更有人文内涵与历史沧桑感,只可惜,这首国歌流行了仅两年就嘎然而止,然至今尚可从中感悟复旦校名称谓的文脉渊源。 

 

是出大师的地方


早年的复旦校园是出大师的地方,于右任、陈寅恪、竺可桢等一大批 学子曾在此读书求学,奠定了他们一生的学术基础。 除此而外,复旦 还汇聚过许多外来的名师,其中还包括严复、徐悲鸿、苏步青、王宠 惠、高凤谦、杨雄里、谭其骧、卢鹤绂、张永莲、杨振宁、王长田、 范滇元等前辈学术大家在此教书。


马相伯和于右任师徒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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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右任     


作为校友,于右任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早年系中国同盟会成员,民国成立之后长年在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尤其担任最高监察院院长 34 年,是历史上在任最久的五院院长,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书法大家;陈寅恪是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人物, 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 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现代“史学四大家”。早在民国时期,他就担任了中央研究院院士, 通晓二十余种语言,上世纪“文革”期间受到残酷迫害,于 1969 年在中山大学校园里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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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竺可桢     


竺可桢则是自然科学家的代表人物,卓越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先后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担任 13 年浙江大学校长,被尊为现代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1949 年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开辟了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事业。凡此先 贤,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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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步青     


苏步青先生也曾任复旦大学校长、名誉校长。他 1927 年毕业于日 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入该校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 后,曾受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他是中国近代数学的主要奠基者之 一,微分几何学专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


至今我 还清楚地记得,苏步青先生参加编写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是改变 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书籍。“文革”以后在上海重印出版,当出现 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时,便被人们抢购一空。我辈七七级 学子中不少人就是靠这套丛书自学,当年考上大学的。


与现在任何 一本教辅书相比,这套书的装祯无疑是朴实无华的,甚至可以说其貌不扬。全套一共 17 册,淡黄色的 封面上只印有“代数”、 “三角”这样的书名,翻开内页,除了一页具有时代特色的重印说明外,就是密 密麻麻的概念解释、解题思路和习题,由于书页很薄,每个字都“力透纸背”,细细摸触,还能查觉出 铅字留下的凹凸感。虽然 40 年过去了,这套书的书页已经泛 黄、铁钉生锈,但笔者仍认为如今的高考教辅书没一本比得上 它们。那是一个时代的永恒记忆。


复旦大学校长苏步 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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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望道     


还值得一提的是陈望道先生,他是上世纪 50 年代初的复旦校长,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同辈,是最早的中共党员,翻译过 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因而奠定了他的一世功名。陈望道曾 在日本留学四年,结交了不少日本左翼学者,有机会研读过由 他们译成日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


1919 年,他从日本归国,被当时的浙江最高学府,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聘为语文教员。彼时,陈望道已受到前苏联十月革命影响,参与新文化运动,萌动了翻译《共产党宣言》 的念头,即是这本红色小册子出现的历史渊源。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根据日文版翻译出版后, 在当时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


到了 1926 年北伐前夜这本版本已相继印刷 17 版。从今天的学 术视角来看,其中的误译之处甚多,并非马克思 的本意,尤其是对于原文中的不少关键词句,是 按照当时的理解加以改写的,以期符合“阶级斗 争”的需要,但总体上评价,译文瑕不掩瑜。


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先生


复旦中学


与复旦大学齐名的还有复旦中学,与复旦大学同根同源。学校前身也是 1905 年的复旦公学,在 百年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复旦公学、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复旦中学”三个阶段,其间培养出了诸如罗家伦、胡绳、金冲及等文化及学术大伽,及 1949 年后的 15 位院士


现在的复旦中学校园曾是徐家汇时期的复旦公学,原为纪念李鸿章的祠堂李公祠, 老照片中的校门还在。复旦公学建校初期,以吴淞提督衙门为临时校舍。1913 年 3 月,从吴淞迁入徐家 汇的李公祠。1922 年,复旦大学最终迁址江湾,沪上旧事,并不如烟。


马相伯 90 大寿与蔡元培、杨杏佛、于右任、

吴稚晖、周仁等合影)


回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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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之后,上海沦陷,复旦校园被日军占领。同年 12 月,一大群衣衫 沾满尘土的大学师生,在 吴南轩校长带领下,互相搀扶着,走上了西迁的千里流亡之路。他们取道九江、 汉口、宜昌,经三峡夔门辗转入川,于次年 2 月,他们在嘉陵江边的重庆北碚东阳镇夏坝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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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复旦大学在那里改字“国立”,在抗战大后方偏安一隅, 修建的第一幢建筑就是以老校长李登辉名字命名的办 公大楼“登辉堂”。据复旦校史记载,在夏坝八年间, 复旦大学培养了 3000 多名优秀学生,且增设了史地系、 数理系、统计系、农垦专修科等,设置了科学馆、新 闻馆、商科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室,学科更趋完备。 逐渐发展成为一所拥有文、理、法、商、农五个学院 27 个系科的综合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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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5 月 27 日,日军对重庆进行大规模轰炸,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的孙寒冰教授与 6 名师生不幸遇难。噩耗传来,复旦大学师生们悲痛不已,他们将孙寒冰安葬在夏坝附近的琼玉山前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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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北碚区政府将孙寒冰墓迁至登辉堂后侧,以让他与日夜牵挂的 复旦大学永远相伴。 




当年,日军的轰炸未能磨灭复旦师生的坚强意志。在复旦大学校友蔡可读的《夏坝岁月》中述及:


每天同学们在教室里听完课,

还常在嘉陵江畔的黄葛树下辩论,

展开思想的碰撞;

入夜后,相伯图书馆里也坐满同学,

在煤气灯的照耀下埋头苦读;

宿舍里,还闪动着点点油灯的光芒,

 照亮一张张求知若渴的面孔。

虽然物质匮乏但抗战时期的复旦的

精神 “盛宴”却十分富足。


当时,校方广邀潘梓年、翦伯赞、姚雪垠等在渝的文化名家到校讲学,老舍、梁实秋等都被聘为客座教授。


顾颉刚也曾两次到复旦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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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始于 1944 年,他在重庆北碚复旦任史地 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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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则是在 1949 年后,经复旦多次邀约, 他同意出任历史系“兼任教授”。


可见复旦的人文与 学术气氛十分浓厚。 

 


正是这样的坚强不屈,群雄备至,造就了复旦在夏坝 八年的辉煌。在最为艰辛的抗战岁月里,复旦办学不 仅没有中落,反而自强不息,历久弥坚,令人叹为观 止。那个年代,沿重庆逆江而上,还有避难于李庄的 上海同济大学,共同为战后的民族复兴培养了大批人 才,载入史册,熠熠生辉。 





1946 年 7 月,复旦大学由重庆迁回上海,留渝校友 在北碚旧址成立了私立重庆相辉文法学院。


1987 年,重庆市人民政府把复旦大学旧址上的“登辉堂”列 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5 年,重庆市政府、复旦大学、北碚区人民政府共同出资对旧址进行了修复,建成了复旦大学北碚旧址纪念馆。重庆的“相辉堂”对如今的复旦人,也有些许的陌生,但不能忘 记,这是复旦大学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办学辉煌年代。




近年来,笔者多次借回国去重庆问学之便,前往北碚夏坝,去拜谒抗战时期的复旦大学旧址。那黄色的 二层小楼“登辉堂”仍静悄悄地伫立在那儿,守望着滚滚东流去嘉陵江水,一如 70 多年前那段辉煌时 光。夏坝因复旦而名声在外,当地人说起自己的乡土家 园,脸上都有抑制不住的荣光。


我深知,那是复旦的大 学精神在当地依然故我,不曾消遁。抗战时期,夏坝曾 是与沙坪坝、江津白沙坝、成都华西坝齐名的蜀中文化 “四坝”之一。复旦大学集中了当时国内一大批学术大 家,他们和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一起,为原本名不见经 传的夏坝带来了浓郁的文化气息。 

民国的学术


听说如今复旦已恢复使用于 1925 年由著名诗人刘大白作词、丰子恺谱曲的《复旦大学校歌》。我记得其中有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一句歌词,如今只可惜不知何处去寻?漫步在复旦校园的学生宿舍区,在梧桐树阵中穿行,我仿佛看到了那篇《伤痕》还粘贴在那里, 述说着“文革”中的悲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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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月份,我邀请复旦学子,短篇小说《伤痕》作者卢新华兄来温哥 华作“知青文学四十年”演讲,他提出了中国文化重建的大命题,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回应。为此, 澳门大学教授朱寿桐兄发起了一场大型学术研讨会,金秋十月在澳门大学召开,探讨当代教育的改革与 文化的发展,留与世人评说。只可惜我在温哥华办会,未及前往。


1937 年 7 月,著名的民国 七君子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出狱后与马相伯校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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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抗战最为艰苦的岁月,民国的学术空前繁荣与当时国民政府重视教育有密切关系。即便在戎马 倥偬之际,也未放弃过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招募天下名士,集聚英才,开拓文化,功不可没。马相伯 在晚年曾为他自己创办的徐汇公学题写“汇学”二字,一为学校简称,二为办学之道,意蕴古今传承, 东西汇通。具有鲜明的海派教育特征, “中西汇通,兼容并包”, 我知道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震旦公 学,复旦公学的办学理念,一脉相承。 




作为对照,当代中国的大学校训,关键词大多为克 隆版,彼此抄袭,全然不顾雷同,看不出其学校有 什么文化内涵与历史传承。亦如当年的教育部主管 们,为了建立政绩,将全国各地的著名医科大学通 过行政手段,强行归并到当地综合大学里,再巧立 名目,美其名曰各种“工程”,包括应试教育,已 毁了几代人,如今看来实为败局,进退维谷。现在这些人早已退休,回家颐养天年,或移居欧美,不再 过问政事,然而他们留下的教育烂摊子,谁来收拾? 

 



如今的复旦双子塔巍峨高耸,堪称国内第一,然没有了人文垫底,没有了中国“巴比塔”的故事,垒得 再高也无令人仰望的人文气势。校歌里吟咏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式微之后,里面剩下的只是空虚; 那几幢民国留下来的旧楼被修葺一新,还矗立在那儿,但大师的身影早已荡然无存,找不到昔日留下的 痕迹。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挂满校园的口号标语,散发着戾气的招贴画,以及各种无厘头的梦想呓语涂鸭,很难看出那还是读书人静思修身的学术殿堂,很难看出那是想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沪上学府。不知如今的复旦校长是否感到羞愧?你是否愧对老校长马相伯先生,愧对老校长李登辉先生?愧对复旦历 史上的众多教育家们?复旦之方舟啊,不知你要驶向何方?


孙中山题写的复旦大学纪念徽章 和马相伯校长纪念徽章

 



其实,我知道那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精彩的人文故事暂时还写不出续篇。马相伯先生在人 生晚年,自称是“一条狗,叫了 100 年也没把中国叫醒。” 揭示了现代中国大学教育的伤痛所在,这是 多么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呜呼,斯人已逝,不知何处觅仙踪?其实,复旦大师们的身影并没有远去, 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依然鲜活,尚留存在我辈后学的心中,时时被感念;他们的绝学与范式,为文为学 的一生,就是复旦大学精神,就是一盏盏指路明灯,生生不息,照亮着我辈后学踽踽前行的路径。 


2018 年 10 月 4 日星期四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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