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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宜川:寻访上海四明邨的民国遗韵
上海四明邨
郴州-资兴
2014年4月，我从温哥华到上海问学，短暂逗留期间，有机会在学友林志明先生的陪同下，前去寻访民国名人的故居群落，那是一处旧时的石库门弄堂，称作“四明邨”。
四明邨坐落在延安中路，据说名气不小，不仅因为印度诗人泰戈尔，中国诗人徐志摩均在这里住过，流连忘返，更有不少文人鸿儒，电影明星曾在这里栖身。
大半个多世纪过去之后，在当下物欲喧嚣的世界里，那些民国的人文气氛与场景是否还在？我带着好奇心，来到了这条沪上的弄堂走马观花。
文人骚客居于此
上海的弄堂，是老上海留下的近代人文缩影，如同北京胡同，成都巷子，作为典型的地域建筑群落，在历史长河中分别承载了不同的故事。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四明邨犹如台风眼，虽地处闹市，却偏安一隅。
以她特有的租界宁静环境，曾吸引了国学大师章太炎、作家周建人，画家吴待秋、来楚生，书法篆刻家王福庵、朱积臣，电影演员胡蝶、阮玲玉、严俊，书画家陆小曼、吴青霞等名人来此入住，至今最为人们乐道的是，阮玲玉和胡蝶曾寄居在这人生驿站，徐志摩与陆小曼缠绵悱恻，跌宕起伏的情爱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上只角
上世纪租界时代，四明邨曾是上海有名的“上只角”，最初由四明银行开发，故而得名。
民国23年9月出版的《中国之储蓄银行史》记载，“1908年成立于上海的四明银行是我国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由旅沪宁波人集资创办，----，而四明村之所以在当时众多的石库门弄堂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是上海新式石库门里弄的典型代表之一。”
由此可见，作为一条弄堂，四明邨的历史沿革尽现。清末民初年间，四明银行也是最早印刷并发行纸币的本土银行。
没有上只角，哪有四明邨？
老上海人语言中的“上只角”和“下只角”应是他们独创的词汇。当地人有这样的用语习惯，把河岸内凹的地方叫做“湾”，而外凸的地方，就叫做“嘴”。
例如今天的江湾、古北湾、南汇嘴、陆家嘴，即由此得名。如果“嘴”的地域较小，形状更尖，那里就会被叫做“角”。有时语意也很混沌， 南汇嘴亦称南汇角，不过早已约定俗成，不会找不到北。
四明邨
“角”
笔者多年研习语言学，故对于方言颇感兴趣，留意到在上海话中“角”念“goo”（弱声）。以前，苏州河两岸就有如苏家角、吴家角、叉袋角之类的地名，如今大多已成为了“历史地名”。
不过，上海人会以“角”表示方位与方向，如说“伊住勒徐家汇一只角”，这个“角”不是“角落”、“拐角”，而是“徐家汇那个地方。”这是上海话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邨”
不过“邨”在古汉语中则多指乡下人聚居的处所，比如旧时的私塾，亦称为“邨塾”，粗野之人谓之“邨民”。我独不解当年“上只角”的这个高尚住宅区何以用了这样一个很不上档次的词来命名？全然不同于如今的“至尊”、“贵胄”、“皇家”这些字眼。
或许是“老派上海话”使然吧。
还记得《阿飞正传》和《海上传奇》中的上海女人潘迪华、尤其是后者，在导演贾樟柯先生的指点下，她说的那一口“老派上海话”字正腔圆，精彩得连老上海人听了都会莫名地感慨万千。亦像台湾的正宗国语，源自民国，其浓浓的儒家文化韵味，温润有加，如与之对话，你会不由得素然起敬。
看看香港的经典电影就会留意到：
说老上海话的角色多半住在“上只角”
而说苏北腔上海话的，通常住在“下只角”的“棚户区”，且不少是从山东迁徙过来，靠卖拳头为生的忠勇人家。
成龙的符号化表演就是最好的例子。当年，前辈学者，大学问家赵元任先生曾对这一带的语言与文化变迁有过精到的阐述，散见于他对江浙方言的著述里。其实，很多1949年前去香港定居的老上海人，包括他们的后代，其中一部分来到了温哥华定居，至今都还保留着这口老上海话，只可惜如今在本土几近失传了。
老石库门
从四明邨的镂花大铁门复望进去，一片红瓦红墙的石库门房子映入眼帘，每栋楼顶两侧与阳台镂花都是四明银行的标志。与“老石库门”格局不同，这里的楼盘规模似乎更大，但每幢楼占地面积很小，偏向“空中”立体发展。
在当年应是新式的石库门住宅，清一色的红砖墙，每户客堂前为天井，后为厨房；楼上前部为卧室，后部为亭子间，亭子间上面还有晒台；门框用汰石子装饰，对开大门用厚重的实木制作，乌漆染色，还系上一对敲门用的大铜环，平添了几分贵胄之气。每个楼层都配备了卫生设备，自来水、管道煤气也一应俱全。
这是相当体面和前卫的，难怪当年的上海文化名人喜欢扎堆于此，相信不会产生屈就之感。
四明邨的过去
说起四明邨的过去，小区里的一位老伯告知笔者：“这里曾是租界里的上只角核心区。当年弄堂门口还有称作“红头阿三”的印度门卫看守，闲杂人等、谢绝入内。那时的四明邨治安很好，一排排路灯天天晚上通彻透亮。最早的住户多为四明银行的高级职员，独门独户。
当年只要说起“四明邨”，拉黄包车的人没有不认识的。”由此可见，四明邨确是很有范儿的地方。我顿时感到，没有来“四明邨”走一趟，不算到过上海滩。
四明邨的现在
漫步在弄堂里，总有一股浓浓的民国氛围扑面而来。看得出，外墙是刚粉刷过的，呈现出一种鲜艳的桔红色，只有从墙缝里才能看出原来的红砖早已斑驳。有些窗户带着木制的窗棂和木制的百叶窗，五花八门的信箱突兀地挂在墙上，是典型的民国家居什物。如今，人们或许已不再刻意回忆当年的历史场景。
弄堂吸引我的到来，不是因为过街楼上“四明邨”的匾额，而是这里曾经居住过的文人雅士，章太炎革命落寞之后的埋头国学，周建人一家的驿站岁月，泰戈尔的雁过留声，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罗曼蒂克，阮玲玉何以在人言可畏之后要早早的香消玉殒？那些故事都曾埋藏在这红砖的堆砌，楼层的叠架之中，让我顿时觉得心无旁骛，只要按图索骥，定有发现。
文人雅士
四明邨
泰戈尔三度流连忘返之地
史料记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的印度诗人泰戈尔一生三次访问中国，就居住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巢里。如今，在四明邨的住宅墙壁上，游人尚可读到他的诗句：“世界用图画与我对话，我的灵魂答之以音乐。”和“树就像大地的渴望，它们都踮起脚尖向天窥望。”在当代中国的都市生活中，能看到来自异域的文学大师诗文公开展示，可说是绝无仅有，我不由得感慨万千，四明邨就是有文化。
1、我只要一点光
徐志摩和陆小曼婚后曾先住在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花园别墅11号，一幢三层的洋房。后来才搬到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四明邨”的923号。陆小曼在这里租了一幢，每月租金银洋100元左右。最可惜的是，九十年代，上海修建延安路高架的时候，“四明邨”第一排和第二排的房子被拆除，“爱巢”也不复存在。只有徐志摩的诗句仍镌刻在这里的外墙上：“阔的海空的天我不需要，我只要一分钟，我只要一点光。”
昔日的旧影
如今留下的只有昔日的旧影，展现了一楼正中是穿堂，边厢房是陆父的卧室，陆母占了二楼的亭子间，而新房就设在二楼厢房的前间，垂着深红色的厚重窗帘。厢房后小间是陆小曼的吸烟室。
二楼的客堂间用来会客，备着烟榻，供客人使用，会客室中间的一张八仙桌是晚餐桌，因为陆小曼很少用午餐，她是把白天当黑夜、黑夜当白天的人。
三楼是徐志摩的书斋，厚厚的地毯、精致的椅垫、墙上订着些斑斓的蝴蝶标本和一幅俞珊《沙乐美》的剧照。窗外那棵法国梧桐，把书斋映得一片碧绿。沉溺在这片“佳丽金屋”，却始终不能自拔的徐志摩，时常感到生活“已变成一个长夜挣不开的恶梦”。
陆小曼
为了接待来访的泰戈尔，陆小曼还把一间客房布置成印度风格，可泰戈尔真正满意的却是他们那间古色古香的卧房。四明邨见证了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爱情。可就如同徐志摩的诗写得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那里的一切随着徐志摩的去世，也成了过眼云烟。
陆小曼和徐志摩的爱巢
轰轰烈烈的爱情
那年月，陆小曼能歌善舞，清雅端庄，尤善交际，名震京沪。她于19岁时，由父母包办，嫁给王赓。其人毕业于清华，后去了美国留学。两人新婚燕尔，交流不多，并不幸福。1924年当徐志摩和陆小曼相识时，一个还是王太太，可丈夫天天忙碌，让她非常不满；另一个则是追求林徽因失败，情场失意。两人在这样的背景下结识，注定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将会发生。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的大儒家，他作为徐志摩的老师和证婚人，对徐陆的结合很不满，在婚礼上他当着两人的面说道，“志摩、小曼皆为过来人，希望勿再作一次过来人。”不仅如此，徐志摩的父亲也不满意陆小曼，仍然把徐志摩的发妻张幼仪当作自己的儿媳妇。无奈之下，徐志摩只好带着陆小曼离家出走，就寄居在这四明邨。
那年月，虽然蒋公提倡“新生活运动”，但情爱与结婚毕竟是二码事，难以兼得。从小家庭富养出来的陆小曼，出手阔绰的习惯已无法改变，据说每月能花掉五千大洋，日常开支依赖徐志摩教书和写作所得，而这些收入根本不够陆小曼的日常挥霍。
浪漫爱情
上海档案馆的史料记载，民国时期，入住四明邨的名人雅士很多，除了如今社区门口的名人招牌上列举的姓名外，还有时任四明银行董事长孙衡甫，上海轮船招商局董事长的李国志，赵四小姐、邹韬奋、四明邨 22 号更是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点，“晓钟剧团” 和秘密电台的聚集地。然而，如今在人们的心目中，陆小曼依然是最为人们乐道的，这是因为她在这里有了与徐志摩的浪漫故事。
陆小曼体弱多病，在与上海演艺界的票友们交往中，她发现吸食鸦片对病情有缓解作用。可她忽视了一个问题，鸦片吸多了会上瘾。从1927年两人结婚，到1931年徐志摩失事前，陆小曼的生活越发奢侈放任。
胡适曾感叹到：“她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郁达夫的评价则是：“陆小曼是一位曾震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
徐志摩则以诗人的语言表述：“她一双眼睛也在说话，睛光里荡起心泉的秘密。”
能得到这三位文人的高度称赞，不能不说陆小曼确是一代才女，后来在文学、戏剧，还是绘画上，都表现出了天赋。当然，世俗社会的人们更关注的是她与徐志摩的情爱故事，而忽视了她真正的艺术才华。
传说与足迹
1965年4月3日，一代才女、旷世美人陆小曼在上海华东医院过世，享年63岁。由于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已是惊弓之鸟的文人尤其敏感，谁也不想落下额外的文字冤孽，多添麻烦，因此，灵堂上只有一幅挽联：“推心唯赤诚，人世常留遗惠在；出笔多高致，一生半累烟云中”。读之令人唏嘘不已。
其实，除了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四明邨演绎出的浪漫故事，还有胡蝶、阮玲玉、上官云珠、黎莉莉、秦怡、王人美等等，无数男人心中的女神，一个更比一个精彩纷呈，不胜枚举。
那年月，有多少女神在上海滩上留下传说与足迹？如今已无法逐一概述，然仍为人们称道的是她们身上那种非凡的气质，如美玉，如清流。上海美人曾是这座都市里的一道又一道风景，而在所有的传奇里面，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那部分最为精彩，今天，我们要到哪里去寻找芳踪？
默片时代影后阮玲玉的驿站
如今，“四明邨”院落入口处大铁门上的历史招牌，相传是上海书法家任政先生题写的墨宝。
史料述及，这里也是阮玲玉居住过的地方，如同胡蝶的房舍，门牌号码均语焉不详，或整座楼房已被拆毁，让位于市政建设。她在上海的演艺生涯虽不长，但住过不少地方，已无从考证。亦如胡蝶，飞来飞去，更是居无定所，搬迁频繁，计有十几次之多。
新闸路 1124 弄沁园邨 9 号
距离“四明邨”不远的另一个住宅区，新闸路 1124 弄沁园邨 9 号，应是阮玲玉的人生最后居所，直到 2005 年她去世 70 周年时，才被官家认定为“阮玲玉故居”，作为旅游景点，对外展示。
但是阮玲玉故居的招牌没有挂在 9 号楼门口，而挂在小区门口，看守大门的老伯说起此事，一脸的惊叹号，无可奈何，是因为9 号楼的住户曾投诉，忌讳有人在楼里自杀的故事，认为大不吉利，即便她是民国影星阮玲玉，也不接受。若每天招来游客敲门，将不得清静，永无宁日。
老伯还说，尽管如此，仍常有不少“阮迷”慕名而来，四处打听。我留意到，“四明邨”应是阮玲玉的人生驿站之一，而附近的“沁园邨”则是她终结生命的地方。
三八节
三八节也是一个和她有关的日子。1935年3月8日，阮玲玉在沁园邨9 号的家中二楼自杀，她的生命就此嘎然而止。那一年，阮玲玉年仅25岁，正是佳人的豆蔻年华，她的故事太过于凄美与悲情。八十多年后，阮玲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大部分已不复存在，无从考证，唯独这沁园邨9 号楼还幸存，为世人留下了寻芳的去处。
图：2014年4月笔者与上海大学林志明教授（右）探访沁园邨的阮玲玉故居
文人骚客居于此
阮玲玉是为无声电影而生的人，也是那个“默片时代”的影后。她用惟妙惟肖的眼神和肢体，为我们传递了无限遐想的民国风情。面对老洋房门前的光影迷离，褚红色的墙面、油漆斑驳的窗棂，让人想到阮玲玉之死，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男人，同时也成全了自己的声誉不受玷污。为此，鲁迅先生特意为她写下了一篇悼文《论人言可畏》。如今读之，仍能感受到阮玲玉人生的凄美。
沁园邨9号之于阮玲玉的意义在于，这是她写下震惊民国的四个字 “人言可畏”，随后自杀的地方，也是她和茶叶大亨唐季珊的爱情无望终结的地方。她居住在四明邨期间，凭借《城市之夜》、《小玩意》成为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明星，更凭借《神女》和《国风》达到自己演艺事业的颠峰。
1935年3月11日阮玲玉出殡场景
阮玲玉无疑是标准的民国美人胚子，入鬓细眉更是衬托出了她的温婉和娇媚，当年的报纸上报道她每天画眉要画二个小时，虽可能是记者的夸张之语，也足见她本人是极在意画眉的。她曾拍摄一套写真，据传是1934年《良友画报》的赠品，写真中的她穿着曳地旗袍，眉眼魅惑，笑容令人心动，很难想象一年以后，风华绝代的阮玲玉竟然会以自杀结束生命。
旗袍女神
民国时期，阮玲玉被公认是一个标准的旗袍女神，身着高领短袖、高开叉的曳地旗袍，尽显女子娇媚。她很适合这种流行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服装，成了上海滩上不少刊物的封面女郎。那是一个时代的绝版，已随阮玲玉一起留在了1935年，留在了上海，留在了世人的记忆里。
史料记载，阮玲玉的死与蔡楚生有密切关联，一个是名演员，一个是大导演，他们理应是上世纪30年代娱乐圈里的绝配，只可惜他们没有在最好的时间遇上对方。他们相遇的时候，蔡楚生已有妻室，而阮玲玉“恨不相逢未嫁时”。1934年，蔡楚生编导了一部反映江浙渔民悲惨生活境遇的电影《渔光曲》，连映了60多天，女主角王人美一演成名。蔡楚生的电影如此卖座，让阮玲玉感到很意外。随后蔡楚生请阮玲玉饰演《新女性》里的韦明，让阮玲玉看剧本看得掉下眼泪。
《 新女性 》
电影开拍了，阮玲玉演得忘情而投入。在拍韦明自杀的一场戏时，全场潸然泪下。《新女性》拍完后，上映受到阻挠，阮玲玉的情感也走到悬崖边上。一个最要面子的女人，却被曾同居过的两个男人同时推向法庭，阮玲玉苦不堪言，于是向蔡楚生求救，希望能帮她脱离困境，远走高飞。蔡楚生虽很同情阮玲玉的遭遇，但他最终选择了退却。一是他已有妻室；二是他担心会承受太多的社会舆论，让他失去电影事业。蔡楚生的沉默，终于让阮玲玉绝望了。失去了爱情，阮玲玉觉得一切都没了，她再也没有力量对抗外界的压力。
其实，阮玲玉也是非常的女儿态，就活个一缕芳魂，哪管世事黑白。从张达民到唐季珊，她跟的男人不是劫财的纨绔子，就是贪色的登徒子。但她跟了这些男人，每次都痴痴地爱，没了自己地爱，最后她依靠的男人都成了冰山，她的世界倾斜了。两个背弃她的男人带给她诉讼纠纷，加上媒体的流言攻击，她抗不住了，在唐季珊送给她的沁园邨9 号楼里，阮玲玉仿效了《新女性》里的韦明，服下了大量安眠药。
而就在同一年，可口可乐公司也将民国巨星阮玲玉选为第一位中国代言人。那一年，可口可乐开始渗透到中国市场，到了1948年，其销量已经超过100万标箱，2400万瓶。足见当时阮玲玉的影响力。胡适先生有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言之凿凿。如果说，今天国人喝的可乐，肇始于大半个世纪以前阮玲玉的最早促销，应是有历史依据的。
胡蝶随风起舞的地方
胡蝶也在四明邨住过，这里曾有她的“故居”，其实就是人生的“驿站”。只见大门口的纪念横匾上有她的姓名，但已无从寻访她的“闺阁”，听说她住过的那幢楼也已拆毁，为如今的市政高架桥让路。胡蝶无疑是那些一张张发黄的胶片中最华丽的影像，属于老上海的美人。她是一朵花，虽有盛开的灿烂，也有凋落的凄凉。但无论如何，每走一步，都带起一股风，且随风起舞。胡蝶在上海的故迹极多，搬一次家便多一个“故居”。
如今说的胡蝶“故居”多指四川北路1906弄(余庆坊)52号的那一处，她在此居住了八年时间，为时最久，并在此成名。
1932年，她全家搬到巨鹿路786弄的光华里13号。
1933年底，她与潘有声成婚，新房在新乐路永利村29号。
1935年又搬至胶州路一幢洋房中，此楼现已被拆。如同阮玲玉的“故居”，只要认定一处，作为旅游景点，供今人凭弔与瞻仰即可。
海滩上的电影皇后
回望历史，胡蝶乃是上个世纪早期上海滩上的电影皇后，原名胡瑞华，乳名胡宝娟。
1907年生于上海，原籍广东鹤山。幼年跟随在京奉铁路任总稽查的父亲迁居天津等地，长期辗转流离。
她于1924年返回出生地上海，入上海中华电影学校第1期演员训练班，结业后参加无声片《战功》的拍摄，后相继在友联等影片公司主演《秋扇怨》、《铁扇公主》等，引起了当时上海滩上的著名文化人伍联德先生的关注，邀请她作为其主办的《良友画报》1926年创刊号封面女郎。胡蝶从此崭露头角，在上海滩上一举成名。
1928年，胡蝶正式进入明星影片公司，开始了她艺术事业的辉煌时期。由于该公司郑正秋、张石川赏识她的素质和才华，认为她具有电影名星的潜质，于是花了很多力气培养她，不仅重用她主演公司着力推出的电影，甚至还请人专为她写剧本，后来的事实证明胡蝶也确实没有辜负公司的厚望。在张石川的新片《白云塔》里，胡蝶首次与阮玲玉这位后来也成为中国影坛的红星合作，这也是阮玲玉生前二人惟一的一次合作。
《火烧红莲寺》
影片公映后，胡蝶受到了观众的一致称赞。最使胡蝶声名鹊起的是由她主演的《火烧红莲寺》，她清雅不俗的表演，大方开朗的性情随着侠女红姑潇洒飘逸的身影，一夜之间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了观众深深喜爱的明星。尽管此片开了影坛武打片之泛滥的先河，受到舆论的指责，但是“胡蝶”这个名字家喻户晓却是改变不了事实。
胡蝶，当年曾被广泛地誉为“民国第一美女”，“电影皇后”，“头牌电影明星”，红透了半边天，而在如今的中国，在当下上海的辅庆里，她的出生地，这个长大后改名为“胡蝶”的女孩，早已在人们的话语结构中淡出，早已在浮躁喧嚣的上海外滩消遁，但是历史的痕迹似乎仍然难以被抹去，民间记忆里还有着她的靓影，如今若循着那刻骨铭心的思绪，延伸到逾八十年前风雨飘摇的民国上海，尚可寻找到那一抹沉香，那一弯彩虹。
电影皇后
这座城市的骄傲
那时候她的名字是这座城市的骄傲，也是这座城市的味道。旧上海传奇女星胡蝶先后主演过百余部影片，成功地饰演了中国不同阶层的各类女性形象，成为中国电影拓荒期和成长期的同步人和见证人。她的电影生涯及其艺术成就构成了中国电影历史重要而独特的篇章，她也是五邑文化史上最为杰出的女性。在当时看来，胡蝶的形象非常符合中国民间传统的丽人标准。她除了脸若银盘、明眸皓齿、肤如凝脂之外，双颊上的一对酒窝更是她的绝世招牌。这个以“梨涡美人”扬名影坛的女伶是那个时代中国男子无法拒绝的“梦中情人”。
1985年，王丹凤与胡蝶在温哥华English Bay寓所合影
这位上世纪 30年代上海滩上最负盛名的女演员，从影生涯横跨默片和有声片两个时代，成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优秀的女演员之一，同时也成为了人言是非的漩涡中心。在经历了无数的个人生活动荡后，胡蝶携带收养的两个幼年子女于1946年去了港岛避乱，后来辗转到了台湾，在水一方隐居了近20年。后于1975年踏上了去国万里的人生路途，远赴加拿大温哥华定居。
《回忆录》
胡蝶抵达后甫久，为了躲避意想不到的是非不测，亦为怀念前一段情事，从夫姓化名为潘宝娟，亦如同期避乱去了洛杉矶的张爱玲，从此开始了低调的异国生活。这期间胡蝶参加了加拿大中侨开办的移民英语学习班，结识了同班的刘慧琴女士。刘慧琴在与胡蝶的交往中，甚得胡蝶的好感与信任，于是便有了启动《回忆录》的写作初衷。这部《回忆录》由胡蝶口述，刘慧琴整理成文。
在1986年8月，《胡蝶回忆录》在台湾率先出版；
次年8月，大陆新华出版社出了该书内部版。
后来，也有了浙江人民出版社版本，书名改成《影海忆旧》。
今天的读者能够分享阅读这本书，无论是哪一种版本，都有刘慧琴女士的贡献，因为她为后世留住了一段凄美的民国故事。
胡蝶坟茔，坐落在温哥华鹿湖北坡科士兰墓园
在美丽安宁的枫叶之国，胡蝶默默地度过了整整15年的晚年人生。在穿越了岁月的沉淀之后，她已是81岁耆英之年的耄耋老人，不期因中风并发心脏病，于1989年4月23日在温哥华的一座公寓里溘然病逝，从此一代名伶香销玉殒，让人感到她所度过的是怎样一段凄美的人生岁月，给后世留下的是怎样一段过于伤感的乱世悠悠情，纵是浮翠流丹，往事依稀已化蝶。
尾声
回望历史，1949年以后，民国留下来的原住户，如资本家，买办，白领，文人，艺人，女伶，江湖大亨等陆续转变身份，成为城市平民，平日里蓝布素衣，生活低调，唯唯诺诺，但举手投足之间，仍不能完全掩住昔日上海人特有的雅致。
文革初期，四明邨里开始了彻底大换血，大多数原住户被扫地出门，工人阶级，军宣队干部，红五类开始进驻“四明邨”。从前一个门牌号里仅住一户人家，而那时最多的住进了七八户，类似于北京胡同里的许多名人院落，成了群居的大杂院，延续到今日。
今年九月份，笔者再次去那里寻访，与“老土地”们交谈，又了解到不少四明邨的掌故。
其实，上海四明邨里的民国故事还有很多，尤其是那些女伶，她们是那个年代的情感动物，在自己与别人的故事里动情流一把泪，一直流到把自己生命消殒了。看阮玲玉的照片，老上海的旗袍，身姿纤弱而如弱风拂柳，气质灵秀而如临水照花。细眉眼，锁愁烟，薄命相。最招人怜的是她处子般的颜面，她在那里笑，笑得无邪至极，由衷到毫无保留，把一颗心裸露在外面给人看，演戏淘空了她一半的元气，情爱淘空了她另一半的元气。“你们看，她像永远抒发不尽的悲伤，惹人怜爱。一定是个有希望的悲剧演员。”她16岁第一次出现在试镜室时，导演就给她下了悲剧演员的谶语。
《挂名夫妻》
难怪她会在《挂名夫妻》的片场，把自己哭得城垣都塌陷了。入戏之深，也就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了戏。满是虚幻与幻灭，贡献出全部的自我。率真性格在这个演艺江湖里四处碰壁，要么被这个江湖吞噬，要么跳楼，要么服安眠药，连自己的死，都要以迷醉的姿势，演出一幕与世界最后惊鸿一瞥的凄美。胡蝶是这样，阮玲玉是这样，周璇是这样，或许只有今天的大陆演员永远不是这样，她们所接受的教育，注定了使她们不会有那样的真实情感，又怎能进入戏份，塑造出旷世绝代的艺术形象？
风华绝代，风月无边
那个年代的阮玲玉和胡蝶们都真到幼稚，保留了人性中最美的元素，人到中年也不曾消遁。阮玲玉自杀了，遗言是四个字：“人言可畏”。现在不会再有这样真实的好演员了，她们只演能赚到名利的戏，如范冰冰们，从不肯演交出自己真性情的戏。连演《阮玲玉》演到深处的张曼玉。
尽管在戏里假装痴醉地跳酒醉的探戈，作态亦歌亦舞，但已全然没有了那真实。卸下戏服，纵已徐娘半老的刘晓庆，一生不断变换可倚靠的男人肩膀，晒出照片，总是扮作一个青涩少女卖萌，在红尘中早已判若二人，早已不再是刚出道的可人形象，她已认定了生活的活色生香，眼前即享受。
但如阮玲玉和胡蝶这样的女子，这样的旷世优秀表演艺术家，当代中国已经没有了。阮玲玉的25岁即是她的一生，留在一曲《葬心》里，即便是今天，她的遗韵依然，风华绝代，风月无边。
正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上海四明邨，下次我还要来看望你，寻访你散发着民国沉香的故事。
2014年6月14日初稿，
2018年11月28日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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