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小城镇的死与生：一夜之间，小镇成了毒镇
美国乡村式风景，人们勤劳、善良，生活简单、安逸？
然而，现在的美国小城镇并不是明信片上勾勒的农场、教堂和皮卡车相融的风景，也不是美国独立日那天燃放的烟花和耶稣诞生场景的摆件，更不是面包打折销售和星期五晚上的橄榄球比赛。这里的生活并不比洛杉矶、纽约、坦帕或休斯敦来得更简单、更美好或更真实。在过去三十年里，美国小镇的生活场景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
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正是关于美国艾奥瓦州小镇奥尔温的故事。
《美国小城镇的死与生》
（美）尼克·雷丁 著，徐晓丽 译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这些小城镇被土地整治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所遗忘，当地经济一蹶不振，人口外迁，在农业转型中受困于低收入、失业。
此时，毒品趁虚而入，不仅抚慰了贫困无助者的心灵，更在当地形成了毒品经济，一些人开始以此维生。毒品的大行其道，反过来又让疲弱的小镇更加千疮百孔。
一夜之间，小镇和冰毒成了同义词。富人赚够了，走了；穷人嗑嗨了，完蛋了。
染上毒瘾的奥尔温，只是美国各地成千上万个小镇的缩影，它反映了全球化力量之下美国当代小城镇恶性循环的社会现状。而几乎与此同时，欧洲也出现了毒镇现象。对此做道德评判，呼吁个体守法自律，几乎是徒劳的，因为这种现象的实质是经济，更关乎政治。
尼克·雷丁（Nick Reding），出生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美国记者、作家，1994年在西北大学获得创意写作和英国文学学士学位，后获得纽约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学位，1995年到1997年一直是纽约大学的研究员。他在纽约住了13年，在那里做过杂志编辑、研究生院教授和自由撰稿人。
这本书让我们意识到美国小城镇可能不是大家以为的那种生活在其中的人富有道德感、勤劳的地方，而是一个被大城市无视、被媒体忽略、日渐衰落变得充满危险和糟糕的地方。
《美国小城镇的死与生》序言（节选）
作者：（美）尼克·雷丁，徐晓丽 译
在二〇〇五年前往艾奥瓦州之前，我已经花了六年时间来考察冰毒和美国乡村是如何走到一起的。我第一次偶然发现毒品在美国中部地区具有象征性地位的地方并不在艾奥瓦州，而是在爱达荷州，在一个叫古丁的小镇。
一九九九年秋，我因为要给杂志撰写一篇反映当地支柱产业畜牧业的文章而前往古丁镇。当时我对冰毒一无所知；尽管冰毒的效果立竿见影、显而易见，我完全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意识到自己到了一个毒品横流的地方。
到古丁镇的第一晚，我去林肯旅店的餐厅吃晚饭。每到星期五的晚上，那些整个星期都在忙着铺设和平整该县境内屈指可数的几条小路的筑路工人，都纷纷前往林肯旅店喝啤酒。我注意到他们中很多人在吸食冰毒后就会显得相当亢奋。
《逍遥骑士》剧照
半夜时分，当地治安官和他的副手驾车穿过巷子，他们停下车来从后门看了一眼，随后回到巡逻车上，疾驰而去。就他们两个人，面对这一屋子吸食冰毒的人，又能做些什么呢？
两天后的晚上，当时我在牧场附近的一个工棚，三个墨西哥人开着一台白色福特F-150车过来了。他们是冰毒毒贩，其中年纪最大的那位年仅十九岁，自称可可，在过去四年里已经三次被遣送出境，他是这么跟我解释毒品这个行当的：“起初我们免费赠送。之后，瘾君子们为了得到更多毒品什么都愿意干。”
看来，冰毒就这样成了爱达荷州这个人口仅有一千二百八十六的古丁镇生活的一部分。
早在一九九九年，除了西海岸的一些报纸和几家像爱达荷的《高山快讯》（Mountain Express）这样的不知名小报，鲜有毒品方面的内容见诸报端。那时，我住在纽约。看的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乃至《芝加哥论坛报》这些报纸，以至于对冰毒在美国各地扩散的消息浑然不知。
美国时代广场
当我跟朋友们说起自己在古丁镇的所见所闻，他们谁也不相信我的话。就算信了，他们也会认为冰毒是中部地区生活中另一个未被发现、难以捉摸的方面：像玉米一样普遍，像农业法案一样难以理解，像福音派神学一样俗气。
即便冰毒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躲过了全国一致的审查，但无论我在蒙大拿州的恩尼斯、加州的默塞德，抑或佐治亚州的坎顿，当地人对这种毒品的意识一贯是相当敏锐的。四年来，我所到之处都会有冰毒的身影，不仅很容易找到，而且还可以轻松拿到折扣；一旦回到美国任何一个大城市——比如纽约或芝加哥——我之前的一切所见所闻就都失去了语境，成了奇闻逸事。我甚至开始觉得毒品不知怎么地在跟着我走，我到哪里它就在哪里出现。
我曾经无数次试着说服我的经纪人和一些图书杂志的编辑，美国小城镇的冰毒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但我的努力无疾而终。最终，我试着把这一切抛到脑后，不再多想。但到了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也就是我回到爱达荷州五年后，眼见着冰毒已然成为我家乡的一道主要风景时，我再也无法忽视眼前的这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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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一带长大。五十五英里之外，靠近伊利诺伊州的格林维尔镇有一大片湿地，在每年世界上水禽迁徙最集中的季节，那里是它们在北美最重要的中途停留点之一。我在那里打过很多次野鸭，而且我在很大程度上认为，格林维尔就是我家乡那一带的一部分。
和圣路易斯一样，格林维尔也坐落在广袤的草原和丛林密布的山谷之中，后者曾经从密苏里州中东部的密西西比河谷一直绵延到肯塔基州。这片区域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南方，在地理、口音、经济以及文化情感（这是促成我人格形成的一个基本成分）上有所统一，自成一体。
每年秋天在卡莱尔湖猎鸭，一直是我们家族有史以来每年都会举办的活动，在艾奥瓦州西北部和南北达科他州的草原孵出来的野鸭向南迁徙，就像我父亲在六十年前所做的那样，沿着密苏里河一路往南，奔赴圣路易斯开始新生活。在圣路易斯，他们遇到了成千上万沿着密西西比河向北迁移的人，包括我的外祖母在内：她离开位于密苏里州埃博河畔的奥扎克山上那间自给自足的农场，来到圣路易斯洪泛区那一带的肥沃土地上寻找更好的生活。被我视为自己家乡的卡莱尔湖和格林维尔小镇，距离我家这两个分支走到一起的地方不远。尽管我在整片山区和中西部的小城镇上都发现当地存在冰毒问题，但不知何故，我始终坚持认为我从小长大的这个地方对此具有一定的免疫力。然而，在格林维尔的某天夜晚，彻底改变了我的认知。
via:www.npr.org/sections/health-shots
我去了“伊森的地盘”，那是家酒吧，在我不去猎鸭之后已经有好几年没光顾过了。我在酒吧里遇到了两个男人，姑且称他们为肖恩和詹姆斯吧。肖恩一副光头党的模样，他因为盗窃汽车、制作并试图贩卖冰毒被判刑六年，几天前刚从伊利诺伊州监狱获释。
他二十六岁，身形消瘦，身高六英尺一英寸，体重一百七十磅，剃着光头，身上文着各种纳粹纹身。詹姆斯是个黑人，二十八岁，身高六英尺三英寸，肌肉发达。但他看着并不像他的身体那么结实，反而像一个饱受慢性疼痛折磨的人，行动中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疲惫。
在过去六年里，詹姆斯一直在陆军空降部队服役，先是去阿富汗，并参加了对阿富汗的入侵；之后是去伊拉克，是进攻伊拉克的先遣部队成员；最后又重回阿富汗当了警察，并发现自己的工作居然是去保护那些几年前对他开枪的人。跟肖恩一样，詹姆斯也经历过牢狱生活，但最终总算回家了。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剧照
跟在监狱或军队里不得已而建立起来的关系相比，共同的经历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强大，很快，詹姆斯和肖恩，一个黑人，一个新纳粹分子，便相见恨晚地聊起了所有他俩都认识的人。
他们喝着当地特有的叫做“他妈的来一桶”（Bucket of Fuckit）的酒，这种酒是把生啤、冰块以及酒保认为适合加进来的酒一起装进塑料桶混合而成。他们打台球时，詹姆斯绕着桌子踱步，先打一球，然后评估球桌上的局势，每次都要比上一次打得更狠些。他脸部的轮廓，在头上戴的圣路易斯红雀队的帽子的阴影下形成了一种绝望的困惑。他似乎在想，这球为什么就进不去呢？
肖恩压抑着自己的好胜心，也围着球桌转。因为输球，詹姆斯壮实的肩膀在他那件长及膝盖的肖恩·约翰牌英式橄榄球衬衫下耷拉着，而一身卡哈特牌工作装的肖恩却是动作流畅而果断。他自信满满。肖恩那双蓝眼睛的瞳孔睁得大大的，显得相当清醒，在台球桌上轻而易举地打败了詹姆斯。肖恩正吸着冰毒，且欢着呢。
随着我接连几晚跟詹姆斯和肖恩一起打台球、聊天，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原来冰毒并非一路跟着我到处走。冰毒也并非碰巧就是过去五年里我所去过的一些地方的当地生活中的一种偶然，无论我去的是古丁镇、洛杉矶还是海伦娜，冰毒确实无处不在，包括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的家乡。而在我眼前的这两个人，冰毒正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只要环境稍有不同，我就很有可能跟他们一起长大。
《绝命毒师》剧照
与肖恩和詹姆斯的相遇，消除了我自一九九九年以来对冰毒的抽象认识。在看到了格林维尔的事情之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责无旁贷地去写一本有关冰毒泛滥的书。
差不多也是那个时期，在纽约居住了十年之久的我开始渴望重新回到中西部去生活。一方面，我想要了解清楚冰毒到底是怎么回事，另一方面，一种本能也促使我想看看自己十八岁时离开的那个地方是否安好，这两个想法不谋而合。而我也日益迫切地想要解开心中的这两个谜团。
到二〇〇五年中期，正如《新闻周刊》在当年八月八日那期的封面报道上所写的那样，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冰毒是“美国最危险的毒品”。
最终，在二〇〇五年和二〇〇六年期间，冰毒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而这一切在某些方面可以追溯到二〇〇四年下半年的名为《不必要的流行病》的系列文章，是史蒂夫·索为波特兰当地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俄勒冈人报》撰写的。
《俄勒冈人报》总共发表了二百五十多篇文章，史无前例地深入报道了冰毒的肆虐。在《新闻周刊》的封面报道、PBS频道的《前线追踪》（Frontline）特别报道以及有线电视台的几部纪录片相继推出之后，二〇〇五年下半年，联合国毒品控制和犯罪预防办公室宣布甲基苯丙胺为“世界上滥用最严重的毒品”，根据PBS频道的报道，全世界吸食冰毒者达到两千六百万人。
冰毒
即便全球对毒品的意识有所提高，但冰毒与美国小镇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最紧密的。不过，毒品会在奥尔温镇扎根的想法被认为是有违直觉的，是在挑战美国认同感的核心。人们对于把毒品和小镇联系起来普遍怀有抵触情绪，这将继续使冰毒在毒品滥用中看似具有一种特殊性。
在经过六年的努力后，二〇〇五年，我得到了一份写这本书的合同，前提是把冰毒作为一个牵涉较广的真实犯罪故事来写。在那个版本的冰毒故事中，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个方面是像肖恩这样的人可以在自己家里制毒。或者说，我在一九九九年遇到的那个墨西哥少年可可，不惜冒着第四次被遣送出境的危险来到爱达荷州的古丁镇贩毒。
到二〇〇五年，很多执法人员都在报纸的采访中预言，艾奥瓦州将很快取代我的家乡密苏里州，成为美国所谓夫妻老婆店出品的甲基苯丙胺的最大制造者。正因如此，再加上肖恩和詹姆斯已经明确表示不想被我写进书里，我一直把我的调查重点放在我家族的另一半成员发源的那个州，而那里似乎也正在成为美国最新的冰毒之都。
美剧《毒枭》剧照
一天，我在查阅《得梅因纪事报》（Des Moines Register）的剪报时，偶然看到一篇文章中引用的来自该州东北部的一位医生的话相当有意思。于是，便在某天下午从自己在纽约的公寓打电话给这位医生。之前，我曾考虑把冰毒这个题材作为一个犯罪故事来写，然而在与这位医生的一个半小时聊天中，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开始考虑这是一件有着更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的事。
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他将冰毒描述为“社会文化之癌”。当天晚些时候，我找了这位医生的孪生兄弟——县前任公设辩护律师——详细地沟通了一下，然后又找了县助理检察官。那位医生住在奥尔温镇。我打电话的那天是星期六。接下来的星期三，我开车上了一五〇号公路，跟着从纽约途经芝加哥前往锡达拉皮兹的航班一路向北。
这位医生名叫克雷·豪贝格，当地人称他为克雷医生。他是奥尔温镇的全科医生，曾经也是个浪荡子。他的父亲在他之前已经行医四十五载，克雷子承父业，在他二十年的行医生涯里不仅为产妇接生、监督癌症治疗、做手术，还当过临时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奥尔温镇上的人，无论是富裕的农场主还是贫穷的肉类加工厂工人，无论是墨西哥人、意大利人还是德国人，无论是天主教徒、路德派教徒还是福音派教徒，都对克雷充满信任。
奥尔温镇充斥着单调乏味的现实和看不见的光怪陆离，每天都在克雷那间狭小而凌乱的办公室上演，办公室的街对面是慈心医院（Mercy Hospital），离当地一所高中的北面只有一个路口。克雷从小在这个镇上长大，自医学院毕业后，在伊利诺伊州南部居住了一段时间，然后重新搬回这个小镇。他和太太塔米把家安在了他父母和两个兄弟所住的同一条街上，并在那里共同养育了三个子女。说真的，我之所以决定去奥尔温，是因为克雷和他的家乡似乎跟我有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就和乡土美国跟冰毒开始变得不可分割一样。我觉得克雷可以向我解释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美剧《火线》剧照
二〇〇五年五月时，奥尔温处于灾难的边缘。当我站在位于第一街的邮局前，混乱无序的迹象随处可见，几乎与纽约东部的布鲁克林、洛杉矶的康普顿或华兹不相上下。人行道开裂了，主街上的建筑有一半都空关着，路上几乎没什么行人。
奥尔温镇上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十个里面就有七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位于第八大道东南段的高中，学生总数不超过四百，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符合“国家学校午餐项目”的条件。与此同时，校长正在不动声色地安排当地警察携缉毒犬在学校大厅里巡逻——基本上就是把高中校园当作永久的犯罪现场来对待了。
那些被烧毁的房屋，之前是冰毒实验室，如今它们就散落在居民区街道和大路上，像一片敞开的伤疤。而另一方面，艾奥瓦州公共服务部的上门治疗师是解决奥尔温镇上的精神疾病、毒瘾以及各种药品滥用问题的仅有的现实选择之一，如今这个机构将分配到该镇的经费砍掉了百分之九十。那间肉类加工厂也濒临倒闭。工业园区里空空荡荡。小镇的失业率是全国失业率的两倍。对于身陷困境的奥尔温镇第二任镇长拉里·墨菲来说，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他该怎么做才能不让他的城镇在这片大草原上消失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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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达奥尔温镇的那天下午，克雷·豪贝格的朋友内森·莱恩跟我在“速8”汽车旅馆见了面。过去四十年来，内森的父母在小镇北边的一个占地四百八十英亩的土地上耕种、饲养牲畜。从印第安纳州的法学院毕业后，内森回到自己的家乡，当上了费耶特县助理检察官。在我们前往警察局的途中，内森开车经过他所说的几个正在干活的冰毒实验室，它们就在遍布于奥尔温镇居民区的那些漂亮的、橡树成行的街道上，这个居民区的一些手工垒砌的石头房子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
奥尔温镇的警察局，当地人叫它Cop Shop，那是一栋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说不清是什么风格的砖楼，就坐落在芝加哥大西部铁路公司的发动机制造厂以北一个街区的铁轨边。我们走进警察局，经过亮着蓝灯的调度站后，内森把我引荐给了刚上任的警察局局长杰里米·洛根。墨菲镇长最近刚把洛根从警长提拔为警察局局长，他的任务是对声誉不佳的警察队伍进行整顿，并领导当地警力竭尽全力控制住奥尔温镇上的那些小型冰毒作坊。
洛根身穿防弹背心，坐在他那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翻阅着奥尔温镇上最臭名昭著的毒贩和吸毒者的照片，其中一个人最近刚从自己家里被带走，还被抄走了十五支突击步枪和数千发弹药——当时，他十五岁的女儿在一旁目睹了这一切。
《毒枭》剧照
洛根说奥尔温镇上的很多吸毒者和毒贩都在必来客栈那一带晃悠。我想去那里看看，洛根和内森·莱恩也同意我自由活动，想见谁都可以。我还希望可以找到几个吸毒者和贩毒者的故事，如果运气好的话，希望这些人可以允许我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继续跟踪采访他们的生活。
我没怎么太花工夫，就把这些事情安排好了。两天后，我坐在罗兰德·贾维斯家那间阴冷潮湿的客厅里看电视，而屋外五月的阳光正明晃晃地照着。三十七岁的贾维斯过去在肉类加工厂上班，此时他刚在一小片锡箔纸上加热了一些冰毒晶体碎片，用玻璃管吸着冒出的蒸汽。在我们看完了黑帮电影《好家伙》（Goodfellas），周遭一切都安静下来之后，贾维斯跟我说起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大部分是关于他在他母亲的屋子里制冰毒时直接把房子炸飞的那个夜晚。那晚的事故造成他的双手和脸部大面积烧伤，他也因此在位于艾奥瓦市的艾奥瓦大学医院烧伤科里躺了三个月。
《好家伙》剧照
克雷·豪贝格是罗兰德·贾维斯的医生。内森·莱恩则是把罗兰德·贾维斯关进监狱的人。在二一年那个寒冷的冬夜，当贾维斯把房子炸掉了之后，他尖叫着跑到街上，恳求当时还是警长的杰里米·洛根——也是贾维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起上奥尔温高中时的同窗——直接开枪打死他算了。身上的烧伤让他痛不欲生。
而这只是毒品泛滥对一个乡下小镇造成的困厄的一小部分，这个恐怖之源正以无数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方式影响着那里的生活。内森·莱恩和他在公共服务部任办事员的女朋友几乎不再去外面吃晚餐了，生怕遇到那些被内森关进过监狱的人，还有那些被他女朋友建议由州政府将其孩子带走的人。
在罗兰德·贾维斯的四个孩子中，十三岁的那个早已需要肾脏移植了，贾维斯把孩子的病归咎于当他还在子宫时，自己和妻子在通过静脉注射冰毒。有天早上，我在晨益咖啡馆跟蒂姆·吉尔森见面，他曾在那所差点破了产的高中担任校长，为了完成自己的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最近辞掉了这份工作，他把奥尔温所遭受的破坏对我总结了一遍，当回忆起自己之前那份校长工作所背负的苛刻的考核指标时，他差点落泪。“我们根本就没有资金和人手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孩子。”吉尔森说，并向我解释了自己请求警察去学校里巡逻的事。“一方面，我要对那些被自己的学生吓坏了的教职员工负责。可另一方面，还有什么比叫警察来管你的孩子更糟糕的事呢？”接着，他又说道：“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这是在艾奥瓦。我们不做那样的事。”
美剧《火线》剧照
然而，他还是那么做了。
认为小镇上不会——也不该——发生坏事的想法并不少见。蒂姆·吉尔森也不相信，这恰恰说明了没有比这些小镇更自以为是的地方了。到二〇〇五年时，冰毒不仅挑战着奥尔温小镇的自我认知；还把这个镇给毁了。吉尔森有太多的信息，足以让他据此产生怀疑。就在这一年，Slate上的一篇分析显示，从加州到宾夕法尼亚州，有不少于七十多个不同的美国城镇、城市、州和县已经被美国报纸形容为“世界冰毒之都”。有几起与冰毒有关的凶杀案成了全国新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印第安纳州克鲁瑟斯维尔发生的一名九岁女孩被杀的案件，这个女孩无意中发现了邻居的冰毒实验室因而被殴打致死。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对毒品的恐慌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频繁和过度。若以其习惯性的复发来衡量，吸毒成瘾便是我们所定义的道德伦理剧。这出戏剧的第一幕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晚期，当时美国刚独立不久，大部分地区还是乡村，懒惰也好，道德上可疑也罢，诸如此类的行为人们会一概归咎于饮酒。
而从那之后，大多数的毒品以及毒品泛滥现象都跟城市生活有关，反映在诸如受禁酒令冲击的芝加哥和纽约的地下酒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旧金山的迷幻药，以及八十年代华尔街和南海滩的可卡因量猛增。
但冰毒跟这些有所不同，它不仅可以在浴缸里制成，而且从事这个行当的都是穷人或者生活在郊区的白人打工仔。从这个角度来看，冰毒的蔓延是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从无前例的一个情况。
事实上，所有毒品的流行都仅仅是毒品问题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冰毒的确特别适合美国中产阶级，尽管这仅仅与它可以在水槽里制造的想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冰毒泛滥的不断升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经济政策、政治决策以及最近的美国文化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冰毒的基本组成部分取决于政府说客们的行动、农业和制药业的长期趋势以及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影响，三者分量相当。在其发展过程中，冰毒像一张晴雨表，反映着人们——无论是个人还是社区——内心的恐惧以及他们所感受的脆弱无力。
冰毒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被首次大规模用于士兵身上，人们就把它和繁重的工作联系在了一起。七十年来，这个更常被称为“神力”（crank）的毒品一直是美国工人阶级的一个选择。如此一来，冰毒的故事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说明艾奥瓦州奥尔温镇的故事，还有罗兰德·贾维斯、蒂姆·吉尔森和杰里米·洛根这些人的故事。同时，这个故事还将告诉我们，这些人和社区为了自我修复付出了怎样的非凡甚至是英勇的努力。
一夜之间，小镇和冰毒成了同义词
富人赚够了，走了
穷人嗑嗨了，完蛋了
《纽约时报》年度值得关注图书
《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西雅图时报》《旧金山纪事报》《圣路易斯快邮报》年度最佳图书
《美国小城镇的死与生》
（美）尼克·雷丁 著，徐晓丽 译
ISBN：9787532785827
定价：55元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
《美国小城镇的死与生》一书以美国中部艾奥瓦州小镇奥尔温为主要对象，考察了美国数以千计小城镇在近30年里的发展状况以及当地人为改变现状所做的努力。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这些小城镇被土地整治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所遗忘，当地经济一蹶不振，人口外迁，在农业转型中受困于低收入、失业。此时，毒品趁虚而入，不仅抚慰了贫困无助者的心灵，更在当地形成了毒品经济，一些人开始以此维生。毒品的大行其道，反过来又让疲弱的小镇更加千疮百孔。
染上毒瘾的奥尔温，只是美国各地成千上万个小镇的缩影，它反映了全球化力量之下美国当代小城镇恶性循环的社会现状。而几乎与此同时，欧洲也出现了毒镇现象。对此做道德评判，呼吁个体守法自律，几乎是徒劳的，因为这种现象的实质是经济，更关乎政治。
作者出生于小城镇，为写此书回故乡定居数年，他观察毒品的产量和消费，结识了自己酗酒但致力于扫除毒品的医生、处理涉毒案犯罪的检察官、与毒瘾斗争多年的瘾君子等小城镇居民……从这样的人身上，观察和呈现美国小镇的死与生，警醒世人。
作者简介
尼克·雷丁，Nick Reding，出生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美国记者、作家，1994年在西北大学获得创意写作和英国文学学士学位，后获得纽约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学位，1995年到1997年一直是纽约大学的研究员。他在纽约住了13年，在那里做过杂志编辑、研究生院教授和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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