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语言规划的方向沈骑新冠肺炎危机深深地触动了我们所有人。正如弗洛里安·库尔马斯所建议的那样，对此有一种评估的方法是思考如下问题：危机中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最好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对未来有什么期望。作为语言学家，我们可以从语言学的视角来修改这些问题：在语言方面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在危机传播的语言层面我们对未来有什么期望。作为一名从事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的社会语言学家，对我来说，最糟糕的情况是在湖北省新冠疫情爆发的最初两个月内人们无法获得紧急语言服务。然而，这次语言突发事件让中国的语言专业人士显示出其最美好的一面。中国社会语言学学者、多语种志愿者和学生齐心协力，在武汉、上海、北京等中国主要城市开展多语种公共传播服务，这也让我倍感振奋。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社会语言学家被招募组成“战疫语言服务团”（Li et al. 2020）。国家应急语言能力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对语言多样性进行系统规划的呼吁得到了极大的关注（Li and Rao 2020），我们提出了一个涵盖参与者、类型和过程等维度的语言规划框架（Shen and Kang 2020）。我对未来的希望体现在两方面，这与本期特刊编辑不谋而合（Piller et al. 2020）：第一，语言多样性将得到更多重视，我们对于未来国内及国际公共突发事件传播的挑战也将会有更好的准备；第二，随着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全球治理的一大挑战，我们将能看到后疫情时代社会语言学领域的方向、取向和范式的重大转变。本期专刊中的文章批判性地研究了多语种危机传播背景下新冠疫情中的语言挑战和应对措施，从而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本期文章从中国的角度关注社会语言学中的不同议题：国家应急语言能力的概念化（Li et al. 2020），多语种后勤服务的提供（Zhang and Wu 2020），针对语言类专业大学生进行多语种危机翻译的动员（Zheng 2020），国际学生的多语种沟通需求问题的聚焦（在这其中多语主义范式的转换受到了关注）（Li et al. 2020），满足原住民公共卫生信息需求的满足（Chen 2020），中文视频博客上抗疫传播的推进（Zhao & Zhang 2020），社交媒体上超语话语实践的建构（Zhu 2020），以中国古典诗歌为媒介的跨文化联系的加强（Chen 2020），针对在线民族社区的卫生信息传播（Zhang and Cui 2020），以及借助乌力格尔（一种蒙古族的曲艺形式）媒介进行的当地认同的构建等（Bai 2020）。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始终认为，中国大陆的多语生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其中多语挑战的特点 体现在语言多样性以及国内和跨境移民造成的人口急剧变化（Shen and Gao 2019）。本期特刊的文章也表明，在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语言方面的挑战来自不同的争议。这些争议包括：在全球南方（包括非洲国家、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国际会议上，拥有霸权地位的英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政府推行普通话为国语标准的背景下，少数民族语言或地方语言变体的传承与发展问题，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地方知识在多元语言文化中的作用。鉴于任何政策的制定都要先将其领域问题化（Osborne 1997），了解语言问题在这些语言多样性背景下的表现就显得相当重要。尽管语言挑战的潜在力量广泛而复杂，本期专刊中的研究揭示了三种在世界范围内反复出现的语言观，这三种价值取向都推动了相应的意识形 态信仰的传播并且界定了相关的政策实施空间。1、语言挑战观多语言危机传播中的语言挑战观认识到应急语言挑战的实际需求和情况，将现实世界中的语言多样性概念化为应急传播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有组织的活动来解决。新冠疫情中，语言作为挑战构成了对公共卫生传播的威胁，而这需要通过国家层面的语言服务来识别和解决（Li et al. 2020）。除此之外，在中国的都市语言规划实践中，地方机构成功地在武汉和上海动员了多语种翻译服务（Zhang and Wu 2020；Zheng 2020）。如果能考虑到各级多语人群的各类需求，这类语言观可能是有效的，即将语言视为一个亟待识别和处理的紧急问题，并通过多语规划这样的处理方式来加以解决。2、语言权利观语言“权利”观将个体和社区与“个体在社区生活中使用（自己的）语言”和“免受基于语言的歧视”的权利联系在一起（Macías 1979：89）。在公共卫生信息系统中，非主流语言必须得到重视，尽管其在城市公共服务中经常被忽视。值得庆贺的是，在社会语言学学者的帮助下，来自中国各地的医疗救援队能够考虑到武汉当地方言，并出于医疗交流的目的编写了方言手册（Piller 2020）。然而，与此同时，在云南的抗疫过程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的多语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Li et al. 2020）。语言权利观促使语言规划者在应急传播中时刻牢记语言少数群体的利益。3、语言资源观语言规划的资源观认为语言不仅仅具有“与文化再生产、[......] 认同建构、自尊建立和 智力投入相关的内在价值”，更具有“与国家安全、外交、[......] 商务、媒体和公共关系等 相关的外在价值”（Hult and Hornberger 2016：39）。尽管每一种价值取向都有其局限性，而且语言规划常常被解释为“为强权者的利益服务”（Tollefson 2006：46），但本期专刊表明，在中国社会语言学语境中，语言资源观值得更多关注。一方面，“资源”观并没有脱离语言在应急沟通过程中对个人和社区的功利价值的工具性理念。另一方面，本专刊的研究也显示，“资源”观可以说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实施空间，使各方能协商制定既重视语言多样 性又有助于抗疫的语言政策。鉴于“资源”观，英语作为全球交际语言的影响力在危机中受到了跨文化现实的挑战（Li et al. 2020；Zheng 2020）。在外语教育中，应加强针对非英语多语能力的语言规划，从而建立服务于全球大众传播的语库。值得注意的是，语言文化中固有的语言资源（如中国古典诗歌和蒙古曲艺说书）是在当地环境中作为原住民身份的情感纽带而发展起来的（Bai 2020；Chen 2020）。语言资源观也在草根华裔群体中的各个规划主体身上得到了体现，他们策略性地利用社会媒体平台提供公共卫生信息（Jang and Choi 2020；Zhao and Zhang 2020）。上述多语背景下的案例研究说明了“资源”观如何与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在当地基层规划者的语言规划中发挥作用。总之，本期专刊中的所有研究都反映了多元主体（语言政策制定者、社会语言学学者和多语使用者）如何与相应的多语环境互动，并共同努力应对由新冠危机引发的语言挑战。这些研究以中国语境下的语言挑战观、语言权利观和语言资源观等视角为基础，其研究发现可能会为世界范围内其他的多语区域带来启发，因为这些区域内的语言多样性可能也在新冠危 机中面临着语言使用和语言变化的转向。本期专刊中的研究还表明，语言多样性可以作为一种资源受到重视，且需要加以培育来保证其存续。语言政策制定者和社会语言学学者必须共同努力，以使多语使用者能够增强自身能力来应对未来的多语危机沟通。最后，本专刊中的文章体现了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新方向，以及全球政策制定者和多语社群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本专刊表明，在危机时期，语言政策和规划是重大决策的核心，社会语言学学者也需要批判性地参与决策过程。参考文献（见英文论文）
沈骑：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语言规划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语言战略、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社会学，教育语言学，外语教育研究。
Multilingua是由德古意特出版社发行的学术期刊，每卷出版六期。Multilingua已成为对社会生活中语言多样性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国际学术平台。该期刊欢迎对理论基础扎实并关注世界范围内被忽视的社会语言学议题的高质量实证研究。
关注的话题包括双语和多语研究；语言教育、学习与政策；文化之间和跨文化交流；社会环境中的翻译和口译研究；全球化、跨国主义、移民和跨时空人口流动背景下语言与交际的批评社会语言学研究。
Multilingua 期刊主编 Ingrid Piller 教授
期刊主编Ingrid Piller是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语言学系教授，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社会语言学电子期刊Language on the Move (www.languageonthemove.com)的主编。作为一名应用社会语言学家，其研究领域包括跨文化交际、语言学习、多语和双语教育等。她曾任澳洲成人移民英语项目（Adult Migrant English Program）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还曾在德国、瑞士、阿联酋和美国的大学任职，并获得2018年安娜利塞·迈尔研究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