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一个人，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但写作却是他的业余玩票；他看起来，一身俗气，却被莫言认为是“一身道骨仙风，微微透出几分妖气”的仙人。王朔一生贬人无数，唯独对他佩服之至，声称“若说世间真有‘棋王’般大俗大奇的高人，他算得上一个。”1949年清明节，阿城在北京出生，彼时正赶上其父母随解放军大部队进北平城，遂取名“阿城”。据他本人解读，这名字包含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意思。名字寓意虽好，但早年的阿城，却丝毫不受好运眷顾。3岁时，阿城染上了肺结核，好不容易治愈后，厄运又接踵而至。在他8岁那年，时值极端年代，他的父亲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渤海边的农场扫厕所。由于父亲的问题，阿城在学校很不受人待见。他念初中那会儿，外国领导人频至北京访问，学校挑选学生到长安街欢迎。老师每回念完三十几个名字后，便说:“没有念到名字的同学回家吧！”。没念到的总是那几个出身有问题的同学，其中就有阿城。一次阿城便问老师:“您就念我们几个人，就说这几个念到名字的回家就完了，为什么要念那么多名字？”老师冷冷回道:“念到的，是有尊严的。”边缘化的境遇造就了阿城豁达的人生态度:“我习惯没有尊严，你被边缘化，反而使你有了时间”。缺朋少友的阿城，时常一个人跑到书店去看书。但很多书，常常读到一半，便被店员卖了出去。之后阿城也学聪明了，读的起劲的书，就被他放到了书架里侧，下次接着读。靠着这样的方法，阿城读了不少书。除了读书，他还常到琉璃厂闲逛，流连于各种画店、旧书摊、古玩铺。一个颇为不顺的童年，却被阿城过得悠然自得。1968年，学得起劲的阿城，被命运一脚踢出北京。由于出身为“黑五类的子女”，19岁的阿城只能下乡，开始了他漫漫无期的知青生涯。初入农村的阿城，依旧脱不开被排挤的命运。农民们始终认为“大城市来的知青都不是好人，才给弄到这来的”，因此对他并不欢迎。从山西到内蒙古再到云南，他辗转多地，终于在云南稳住了脚跟。阿城身子很差，干不了农村的重活，于是被安排到了农场子弟小学教书。三年三年又三年，插队的日子，似乎望不到尽头。在云南一站，他一待便是十年。直到1978年，他才终于看到返城的希望。北京来的知青，都陆续回了城，而阿城却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走不成。走不成，阿城决定扎根于此，但根也扎不成。喜爱画画的阿城，想在昆明美术办公室工作，他在业务上过了关，却因父亲的原因，不予录取。进也不成，退也不是，困居其中的阿城，真正感受到了人生的绝望。他深知想返京只有靠知青自己，于是1978年底，阿城参加了“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一度闹到中央。加上父亲政治问题的平反，1979年，阿城终于回到了北京，此时他已年近30。“倒霉一直一步步在跟着，使他一直无法挣脱冥冥中一种力量的钳制”。诚如好友朱伟所言，三十之前的阿城，可谓命途多舛，宛如一颗皮球，在厄运间被踢来踢去。一如其名，“农村包围”了阿城十余年。在那方自在自为的世俗空间中，阿城成了一个真正的俗人。农村天地广阔，单调乏味，却是一个真正原始自然的社会。一切显得俗气不堪，却又那样朴实自然。插队十年，阿城渐渐融入这样的生活，他和同行的知青谈着河边洗澡的女人，与农民一道关注着人生原始的吃喝拉撒。刚回北京，他站在街头，看着路上奔驰而过的自行车，久久不敢过街。看到警察，更是觉得新鲜，坦言道:“警察是城市的标志啊”。此后几年，他碌碌谋生，关注的依然是一个俗不可耐的问题——吃饭。1984年，阿城写成《棋王》，轰动了文坛，又趁热打铁，接连发表了《树王》、《孩子王》，一时之间风头无两。风头正盛，阿城却选择了退隐文坛，远赴美国。他离开的原因也很简单，写作挣不了钱，而在美国，他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就能养活自己。无论是笔下的小说，还是现实的生活，阿城关注的始终是一个“挣钱吃饭”这样俗气的问题。可阿城的俗，却总带有一番风味。他时刻关注世俗的生活，却不囿于其中，玩什么都自成一套，俨然一位入世的高人。聊天本是一个平常的生活小事，在阿城这里，却聊成一绝。下乡年间，他白天干活，晚上便在茅草屋给其他知青说书。一盏煤油灯，一屋子人，烟头一亮一亮，《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等名著，在阿城嘴里进出。而每谈到关键处，他便住了口，吊起了一屋子人的胃口，急得旁人给他点烟续茶，忙问道:“后来怎么样了呢？”在美国，阿城常在周末办起聚会，跟人聊天。风土人情，旁门左道，他无所不通。传言聚会中有一人，听了十年，没一夜听过重样的。王朔称他“侃爷”，陈丹青更奉他为“天下第一聊天高手”。除了写作聊天，他美术、电影、手工样样涉猎且样样精通。八十年代，返京的阿城便显露了一身才全艺精的杂家功夫。他到机场画壁画，给报刊作插图，更和画家范增等人合作发起了名噪一时的“星星画展”；转战电影，他交出了《芙蓉镇》《刺客聂隐娘》等佳作，还给《卧虎藏龙》当起了指导。旅居美国，阿城开始攒车，买辆旧车，弄一堆零件，把车拆开，零件一个一个装上，自己喷漆，一辆崭新的老爷车便在他手底下诞生了。成本两三千的车，经他转手一弄，卖出了两三万。王朔见过这场面，后来回忆道:“我亲眼所见，红色敞篷，阿城坐在里面端着一烟斗，跟大仙似的”。阿城活得很世俗，笔下眼下都是吃喝拉撒；同时又似个大隐于市的奇人，游戏人间。“三王”轰动文坛后，阿城推出了《遍地风流》，将骨子里的“世俗社会”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吃喝拉撒，他写起女人，更是风流开放，而他本人却一生专情，从不沾花惹草。插队到农场教书时，阿城结识了同事罗丹，两人开始交往。罗丹在1973年就回了北京，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在北京任教，阿城困居云南时，她便帮阿城照看家里。1979年，阿城一回城，两人便迅速结了婚，借了同事一间12平米的房子当婚房。他们用煤油炉做饭，墙上挂着阿城临摹的意大利壁画，贫寒的生活，两人却过得有滋有味。阿城身边，不乏红颜作伴。每次回京，总有一堆女作家轮流请他吃饭，只为听他聊天。席间他妙语连珠，总逗得她们齿牙春色，花枝乱颤。美女作家査建英、赵波等人，年轻时都是他的粉丝。鲜花拥簇，阿城却总能做到“片叶不沾身”，与妻子携手走过数十年，不曾传出绯闻。阿城的笔遍地风流，但其人却一生无二，至死靡它。阿城俗气，却俗得清淡，他从不谈生活的功用。人生于他而言，最大的享受便是吃吃喝喝、谈天论地。他是一个真正“想的明白也活的明白的人”。半生困厄，他却自得其乐，练成一身杂学；活得世俗，却不为名利所动，当红之时激流勇退，遁隐他乡；笔下好色风流，为人却至情至性。这些矛盾的特质，却在阿城身上融汇得如此自然，人生活到了这份上，才真称得上豁达通透。阿城的文章，写世俗，却能透入人的骨髓，真的把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写的明明白白，不拽文，不造作，让人一看就感觉“是这么回事”，细想又能咂摸出更多的味道。阿城说：“现在大家觉得上个世纪80年代，那会儿是赶上了一个没有困境的年代，那个时候随便写一篇东西就有人追着跑之类的，都看到这个了，没有看到 80年代的绝境。80年代是因为整个社会穿过了一个绝境，所以才有一个释放。但是每个人，包括每个写作的人，自己都有自己的绝境，我自己的小说其实一直在坚持写绝境。”阿城喜欢举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例子，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碰到绝境了，而且写的小说也是绝境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篇幅过大的小说来穿越的绝境，穿过这个绝境之后，状态也不一样。阿城认为，好的文学作品都是穿越绝境的。阿城说：“有的时候你没有能力体会到这个是绝境，这是最糟糕的。别人都觉得这个人碰到过不去的坎儿了，他不觉得。我们一般形容这个，没心没肺嘛。如果你有心有肺的话，这个时代仍然是有绝境的，个人的绝境。”1992年，阿城去意大利的大学讲学，在课堂上也讲过绝境。阿城说，意大利是物质和精神都“任你求”的一个地方，这种地方很难想象绝境。但讲了之后，有几个家里特别有钱的学生哭了。以前从来没有人跟他们说过“你们有绝境”。通常大家都会认为那么有钱，怎么还有绝境呢？但钱是能解决一切吗？不能。绝境是钱不能解决的。阿城还举例说，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会有一个绝境时期，要不然就分了。“当你谈过几次的时候，你不认为这个时刻是绝境，因为你有经验了。”并不是说要找一个血淋淋的状况才叫绝境，绝境是一个比喻，可能是任何你碰到的问题，你有这个能量、智慧和经验穿越吗？没有，那就可能是绝境。有的人会认为这个时代无聊就是绝境。阿城的美学倾向、独特的写作视角乃至个人的丰富经历，都使他不能被简单的归类。他可以如陈丹青所说是“天下第一聊天高手”，“作家中的作家”；也可以被称为“中国电影界的扫地神僧”；还可以称为王朔唯一追的“星”。但在诸多身份中，他觉得自己是一位鉴赏家，鉴赏文字、光影、声音还有生活与人。阿城身上那些趣事，再复万言，亦难穷尽。但，要了解阿城，只看他闲谈时的寥寥数语，或者听他的传奇经历，终究是隔靴搔痒。还需要回到他的作品。为此，诚意推荐《阿城文集》（七卷本），深入了解其人、其书。这套《阿城文集》是他本人选编校订，首次集结出版。其中许多篇目为阿城独家提供，从未见于国内报刊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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