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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军统特务：我依然混迹于人民群众之中
特务——孩子们心目中“坏人”的代名词，而军统特务，就是坏人里的坏人。
2013年10月的一天，86岁的浙江江山市老太王庆莲接到一个消息，两个多年不曾见过的老同志，要与她相见。“同志”这个词，在她内心掀起一阵波澜。几十年来，她过得低调沉默，企图将曾经那个特殊的身份埋进历史尘埃。
王庆莲：“不敢多讲话，心里还是有一条线。都有个底线，看见了也不谈过去的事情，就谈现在的事情。” 然而三个人“鬼鬼祟祟”的相会、闪烁其词的谈话，丝毫没有减轻此次重逢的意义——这张合影，是这个神秘群体留在世间的最后影像。王庆莲站在最左边，她的江山籍同事、89岁的戴以谦拄着拐杖站在中间，最右边则是从宁波赶来的92岁的祝仁波。三位如今看似普通寻常的耄耋老人，拥有共同的不寻常的身份——曾经的国民党军统局成员。 作为中华民国最重要的情报机关之一，军统最多时拥有近5万名特工，专门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活动，外界对其怀有的恐惧感不言而喻。而到了抗战时期，军统在对日情报的搜集、以及对“汉奸”的铲除上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所以，数十年来，外界对军统始终有着毁誉参半的争论。 而此时的王庆莲，早已与世无争。照片中，她银发闪耀，双手相握垂在身前，眼睛里微微含着笑意，昔日的灿烂和风采、动荡与不堪，仿佛就是一场梦。
1943年6月，一辆载着20名少年男女的军车，在战火中从浙江江山奔赴重庆，他们是军统考试招收的新一批译电员和复印员，这其中就有15岁的王庆莲。
记者：考试之前知道军统是干什么的吗？王庆莲：哪里知道。日本鬼子把我们家的房子都烧光了，生活来源没有了，吃饭都成问题，能够找到一个饭碗就好了嘛。 不到一岁就丧父的王庆莲，在江山县的外婆家长大。后来因为抗战爆发，读了六年书的王庆莲学业中断，靠卖香烟贴补家用。军统在江山招人时，母亲替她报了名，现在的她回忆起来不禁叹息：“也是运气不好，一考就考上了。”在军统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大家都叫戴笠“戴老板”。每周一军统有例行的仪式，事务繁忙的戴笠常常参加，给工作人员讲解近期国际国内形势。王庆莲的同事祝仁波，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
祝仁波：“戴笠要求喊口号，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治家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正义为立业之本。好，散会。这个是军统的内部特殊仪式。” 祝仁波1920年出生于上海，父母早亡，12岁就做了童工。1937年，17岁的祝仁波经表姐夫——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电讯专家陈一白的引荐进入军统。彼时陈一白的无线电通讯指挥，在对日空战中屡立战功。 1944年，远征军在腾冲的电台被日军炸毁，祝仁波临危受命，从重庆辗转两周前去安装新电台，为腾冲保卫战的胜利提供了通信保障。 祝仁波：“在那个时代里边，一个好男儿就是要往上走，好铁要当钉，好男要当兵。军统不准结婚，一旦有了家庭以后就顾不得了。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不谈恋爱！”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军统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它的缔造者戴笠，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拥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也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是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当时，日本人对这位军统最高领导者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对毛泽东的悬赏之上。而同时，街头巷尾也少不了戴笠的花边新闻，传言他风流成性，玩弄女明星。 但是在军统内部人员眼里，戴老板却和外界的描述截然不同。
1944年，在浙江西部山区，一队200人的日本兵正摸向军统特务毛森的据点，原来，他们在那儿发现了戴笠的行踪。双方相距不足12里，当时戴笠的身边只有100名侍卫，和一名新调来的随从戴以谦。
戴以谦：“毛森骑了一匹白马去通知戴笠赶快走，戴笠就骂了，他桌子一拍，说你一个指挥员擅离职守。毛森说戴先生，为了你的安全，我要负责。戴笠说我的安全不要你负责。” 戴以谦当时19岁，是戴笠的堂侄孙。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布置情治系统，检查工作。在敌占区遇险可谓家常便饭。 戴以谦：“戴笠不走，他怕一走就乱起来。天黑下来了，他才开始走。我们大概跑了二三十里路，毛森就派人通知，说日本人扑了一个空。” 戴以谦曾在同事那里听过一桩大事。1942年8月，正是抗战吃紧之际，兼任缉私署署长的戴笠得到情报，孔祥熙手下的一名运输处长林世良，利用刚刚打通的滇缅公路搞走私，据说，他与孔二小姐关系非同寻常。戴笠与孔祥熙一向不合，当即布置了三道关卡，拦截林世良的车辆。当时他们在林世良的车上发现了香水、丝绸、烟酒等大量舶来品，戴笠将此事报告至蒋介石，蒋介石大怒，下令枪决。 戴以谦：“宋美龄的电话就打来了，戴笠说报告夫人，已经执行掉了，就没话讲了。但实际上还没有执行枪决，挂了电话就赶快拉出去弄死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据统计，从1942年至抗战胜利，军统总计侦抄各类电报737027份，破译密码839种，牺牲人数达上万人。
抗战期间每年4月1日，军统都会召开牺牲人员纪念大会，戴笠会亲自主持，但1946年4月1日，却成了戴笠本人的追悼大会。 1946年3月17日上午，戴以谦像往常一样接到了戴笠密电，被告知当日返回上海，参加杜月笙儿子的婚礼，得知上海天气不好，戴笠命人给飞机加满了油，还外带了400加仑油料。 然而上海大雾，飞机盘旋很久无法降落。戴笠在飞机上再次电告戴以谦等人，他准备去南京降落，但因为南京大雨也没有找到机场。不久戴笠再次报告，找到一块平地准备迫降，此后大家便彻底失去了戴笠的消息。 次日一大早，戴笠的好友、中美合作所的梅乐斯将军，派出一架水陆两用飞机进行搜寻，上午8点多钟，戴以谦得到情报，在南京附近发现了尾号为222的飞机残骸，机组人员全部死亡——那正是戴笠乘坐的飞机。戴笠飞机失事的消息很快传遍军统，引起了极大震荡。戴以谦：大家都哭了。他一死，大家就像皮球泄了气。王庆莲：心情很沉重。蒋介石那一次来做报告的时候，简直是说不出话来了。
戴笠去世后，军统逐渐没落。内战爆发之后，王庆莲和祝仁波都辞职返乡，戴以谦被派往北平站当站长，随着北平和平解放，他也逃回家乡。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当时业已成家的三人放弃了组织提供的机会，选择留在了大陆。1950年代，中共对留在大陆的军统进行肃清，“活要找到人头，死要找到坟头”。1950年，祝仁波的姐夫陈一白被逮捕，1952年死于提篮桥监狱。祝仁波、戴以谦、王庆莲等人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祝仁波、戴以谦二人的妻子都因受不了政治压力而提出了离婚。1958年，王庆莲和黄埔军校毕业的丈夫一同被押送到塘栖镇劳动改造，改造期间，王庆莲的一只耳朵被打聋。 1980年，三人相继平反。王庆莲在塘栖镇又住了多年才返回江山，当年批斗她的人都成了街坊邻居。 改造加管制共20年的戴以谦回到江山老家务农，一直独自生活。如今，92岁的他在江山附近一所敬老院里住着。他指着床上的录像机对我们说：“买了个录像机，放《西游记》。” 镜头前，他佩戴着民间志愿者为其颁发的勋章。
2013年初某媒体一篇《大陆最后一个军统女特务》的报道引发全国转载，采访的正是王庆莲。此后，她的故事渐渐被市民街坊们所知。一天在菜市场，一个偶遇的陌生年轻人对她说“王庆莲奶奶，保重身体”。
王庆莲：“网上有我的事情以后，95%的人都同情的，现在江山人民政府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你不要怕，我看了这一条心里好舒服好舒服，还是有人跟我讲一句公道话，我可以挺起胸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
2013年11月，王庆莲前往一场名为“国家记忆”的二战图片展，看展览的人并不多，王庆莲在一张年轻女兵的照片前停下脚步，对我们说：“我在军统也是这样打扮，也有这样威风，我那个时候笑得也有这样灿烂。”
如对三位军统老兵感兴趣可以点击页面左下角“阅读原文”观看视频
视频编辑:赵丰 文字编辑:刘婧 微信编辑:田园 刘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