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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丨觅游 SC
近日,知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被讽刺“最大的失败是没有一个儿女”引发热议,戚薇和李若彤纷纷“站队”,支持杨丽萍。
前有papi酱生孩子被骂,现有杨丽萍不生孩子被骂,女性何时能够真正实现生育自由?何时能摆脱被定义的困境?
(图片来源:微博)
女性的生育权利从不是一件难以启齿的私事,就在前不久的两会提案中,生育自由这个关键词就屡屡出现。
其中,由“禁止单身女性冻卵”建议而引发的争论就使得这则提案一度占据微博热搜榜首。
(图片来源:南都丨AI前哨站)
在2019年全国首例冻卵案中,被告医院基于现有规定拒绝了原告女性的冻卵要求,原告徐女士表示,有人认为单身生育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
但她认为,有没有权利养育孩子,应该由女性自己来衡量、评估和决定。
而在今年两会上,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孙伟就提出了关于“禁止医疗机构开展单身女性冻卵”的建议,“女性冻卵”之争也就再次进入到人们的视野。
无独有偶,在今年两会中,全国政协委员彭静提交了关于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权的提案,并提出适时启动相关法律制度修改、完善生育权利保障适用范围和加强人类辅助生育技术保障三条建议,这则提案同样引发了人们的热切关注。(图片来源:新京报)
伴随着新一代年轻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和对自身权益的争取,微博中热门的女性主义话题关注度与讨论度越来越高。
无论是前两年兴起的“MeToo”运动,还是当下对女性婚姻和生育自由的讨论,都为女性主义在我国社会语境中的发展提供了观照。
网友们对“禁止单身女性冻卵”的反叛也好,对杨丽萍的支持也罢,实则都是表达对父权社会结构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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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传统媒体“象征性歼灭”到社交媒体上的话语权争夺
它起源于美国19世纪中叶的妇女运动,在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瓦解了父权制家庭结构的社会背景下,妇女和黑人一样仍然不具备选举权等政治权利。
许多社会中上层的进步女性联合起来,要求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个领域的平等权利,提出了“男女生来平等”的口号。
20世纪初,女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女性主义的词源“feminism”起初被中国学者译为“女权主义”,将其狭义地理解为女性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利。
直到改革开放后,许多学者才开始意识到,女权主义不仅追求男女平等,还力求改造现有的男权主义社会和文化体制,因此将“feminism”一词重新译为“女性主义”。到了90年代,众多女性主义流派的思想被介绍到国内,学术界掀起了一阵女性主义理论思潮运动,性别平等引起各方面的重视,男女平等成为了基本国策。
然而,在社交媒体出现以前,受到父权政治的干预,女性一直处于被塑造、被凝视的地位,多以红颜祸水、贤妻良母等男性的附庸形象出现,始终处于主流媒体的边缘地位。
1978年,塔奇曼在《壁炉与家庭:媒介中的妇女形象》一书的前言中指出:在诸多大众传播媒介中,尤其是电视以及电视广告中,妇女注定要遭受象征性歼灭,即被责难、被琐碎化,甚至不被媒介呈现。
也就是说,媒介通过不在场、谴责亦或是浅薄化而将女性“象征性地歼灭”了。
作为一个前台匿名化的公共场域,微博为女性群体提供了表露自我、参与公共事务、争取群体权利的话语空间。
福柯在其权力观念中提出,权力不是运作的,而是被占有的,是一种生产性的弥散的权力,因此,权力不仅仅是指选举权、财产权等政治权力,而是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种微观的权力。
微博等社交媒体通过打破精英群体对话语权的垄断而激励女性表达自我诉求,进而关注到以往或被忽视的各种权利。
“9-14岁女孩免费接种HPV疫苗”、“删除离婚冷静期”、“产后抑郁治疗费用纳入保险”……两会中各项与女性权益相关的提案及其引发的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图片来源:中国网)
但是,微博就是孕育“男女平权”的伊甸园吗?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设想即一个政治权力之外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它基于公民公开而理性的讨论来达到自治的目的。
在理论提出之初,哈贝马斯就将“公民”聚焦于男性资产阶级,而将女性、无产阶级和有色人种排除在外。
在这样一个体系之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分明,女性是私人领域的一份子,与家庭捆绑在一起,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微博的出现使得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日渐模糊,形成了“公共领域私人化、私人领域公共化”的奇观。
一方面,它使个人后台前置化,大量的私人信息被开放式网络所记录,然后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公共话题。
另一方面,它也使女性、草根等弱势群体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议程,丰富了公共议题的话语表达。
从这一角度来说,微博扩大了哈贝马斯心中的“公共领域”的话语空间,但正因为参与主体的泛化,微博这个舆论场注定带有强烈的阶层冲突和非理性色彩。
(图源网络)
在这些骂声里,有人说它违背了女性的生育自由,有人质问“为何男性可以冷冻精子”,却鲜有人追究这位代表提出这则提案的缘由。
孙伟指出,冷冻卵子与冷冻精子不同,冷冻卵子需要人为服用或注射激素,对身体健康不利。
同时,她不建议只是单纯想借助冷冻卵子手术人为推迟生育年龄,因为高龄妇女生育,发生妊娠期合并症、并发症以及出生缺陷的风险将会显著增加,可能影响女性和子代健康。
另外,在法律层面上,根据目前的法律法规,只能给不孕不育患者夫妇实施冷冻卵,如果贸然放开禁令,大家都去冷冻卵子,就可能造成资源浪费,或催生买卖卵子行为,甚至衍生代孕等违法行为。
孙伟的担忧不无道理,但微博话题讨论区里仍旧充斥着大量激烈的指责。
这种“一边倒”式的骂声可以被理解为“沉默的螺旋”,也可以说是碎片化传播下情绪的狂欢。微博平台的“匿名性”和交互性促成去中心化的言说方式,使得网友们可以肆意地自我表达甚至是发泄而不用承担责任。
在热门话题讨论区,他们试图进行彰显自我的个性化表达,却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用户的情绪感染,在这个社区里,网民们生产、传播、聚合碎片化内容,拼凑成全景式的现实,哪怕这个狂欢式建构起来世界图景并非客观事实。
鲍得里亚曾表示,主体“玩弄碎片,这就是后现代”,而这正是微博信息空间的写照。
“微”是一种碎片的表达,“博”是一种广泛的传播,在两者的交互作用下构建的微博舆论场中,我们更加需要冷思考,而非一片沸腾的喧嚣。
对于女性主义这个议题而言,这种情绪的狂欢带来了两种极端的现象:一是他者化的性别对立,二是被污名化的女权。
他者化思维以一种二元对立的逻辑,时刻存在于人类的语境之中,它是昆德拉笔下“构成恶的信徒”,是马克思口中“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
从广泛意义上来说,他者就是一个与主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参照,但其作为西方殖民理论中的常见术语,本身就包含着双方的不平等关系,暗示着一种对抗。在女性解放运动先驱波伏娃看来,自我与他者也存在于性别层面,男性成为自我,女性则成为绝对的他者,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着一种主体和客体、主要和次要的关系,女性是根据男性而不是根据女性本身来定义自我的。
但在女性主义向男性话语发起霸权挑战的过程之中,受到两性分裂、对立的话语秩序的束缚,男性反而可能被逼到“他者”的边缘。
在微博上,对于女性权益问题的讨论一旦陷入情绪化的漩涡,便容易“大写”他者对主体的压迫,使得这种追求平权的抗争走向群体割裂、为抗争而抗争的困境。
“为何男性可以冷冻精子”的质疑恰好说明了这一点,表达者不去考虑男女生理上的差异而痛斥“女性生育不自由”,而这种凡是提到女性怎样就必要回复“如果是男的还会这样吗”的逻辑在微博上似乎也很常见,这正反映了他者化对女性主义发展的扭曲。
(图源网络)
情绪宣泄还会伴随着污名的使用,“女权婊”、“中华田园女权”、“女权癌”等词语由此产生。
在匿名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传统污名结构中强势的污名制造者与弱势的被污名者对应的二元结构演化成了势均力敌、彼此对立的论战双方或多方。
当相关社会热点事件发生时,女权主义污名者与女权主义支持者对彼此的观点和言论进行批判、抨击或扭曲、攻击,由此引发网络论战。
这种污名化的现象在网络空间的扩张和蔓延,不仅使女权主义在虚拟社会中快速发展为一种亚文化,也对现实社会中女性权益的主张和维护产生了不良影响。
这种污名化既与深植于传统社会的性别冲突相关,又离不开消费主义侵蚀下媒体舆论的助力与推动。
在社交媒体上,女性主义有明显被滥用的倾向,就拿前不久papi酱生子后因孩子随夫姓而被网友质疑“独立女性”人设崩塌事件来说,女性主义被部分人歪曲理解,加剧了性别对立以及传统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对立。
此外,以“咪蒙”为代表的部分自媒体类意见领袖在流量逻辑下推波助澜,为了迎合受众,亦有假借女权主义之名矮化男性、制造仇男氛围的行为,使得对女权主义的污名愈演愈烈。
英国女性主义文化理论家安吉拉·麦克罗比在接受时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的常江的访谈时说:“如今的流行文化与流行媒介满载着对女性主义的潜在敌意。
在各种公共话语里,女性主义被贬损、戏弄、讥讽,女孩们最不被鼓励做的事就是认同女性主义。”
我们欣慰于社交媒体赋予女性更多的奋争自由,但当“女权”变成“女拳”,追求性别平等、维护自身权益的道路又在何方?
这篇稿件的灵感本是来自于两会提案,没想到成稿之后却看到#杨丽萍 评论#登上热搜。
常江老师发博说:“难以想象,都2020年了,我们居然还要讨论女人是不是生了孩子人生才完整这种**问题。”
我却觉得,“杠精”时时有,但正是因为2020年的妇女已经顶起了半边天,现代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和在传统礼教上的束缚之间的冲突才会被进一步放大。
正是有李若彤、戚薇这样的女性意见领袖掌握了话语权,此类话题才会从被更多人讨论,成为公共议题。
那么,当这些话题频繁地登上热搜,何尝不是一种进步呢?只是,对女性主义的叙事和实践不应该仅仅作为某几次热搜而存在,更不应该任凭情绪化和戏谑化的表达来解构其深刻内涵。
从网络社会到现实空间,从思想争辩到立法实践,从群体觉醒到全民教育,女性主义在我国的发展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吴志远.寻找“中间领域”:反思“MeToo”运动中的“他者化”情感政治[J].新闻界,2019(03):51-61.
[2]常江,史凯迪.安吉拉·麦克罗比:流行文化导致性别平等的幻象——重返伯明翰的女性主义政治[J].新闻界,2018(10):4-9+39.
[3]张越,张茗瑞.基于微博平台的中国女性主义话语与诉求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8,25(04):103-108.
[4]澎湃新闻. 孙伟代表:鼓励公民适龄结婚生育,禁止单身女性冷冻卵子http://news.sina.com.cn/c/2020-05-25/doc-iirczymk34433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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