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丽霞、王众威：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世界性和革命性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世界性和革命性
关键词：21世纪马克思主义；民族特色；世界意义；批判
2017年12月25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会议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永远在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接续创新”的统一，它立足中国，是中国特色的理论表达，又面向世界，突破西方体系的话语围囿，是世界意义的思想建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在批判中阐明立场、坚定信念，这是它在走向世界中能够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根本之所在。
一、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
民族性，即民族特性、民族特色或中国特色，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表征形式或存在样态。习近平指出：“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质，表现为：既自觉从“中西马”思想文化资源中寻找养料，又主动将中国的实践经验凝练为厚重理论，在高度的主体自觉、理论自信中联结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有机统一。
（一）融合“中西马”思想文化资源的主体自觉
强调民族性，不是置身世界版图之外，排斥或拒绝国外优秀实践经验和思想文化成果，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创新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理论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在实现民族化的过程中,“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本民族实践、历史传统和思维观念的总和，集中体现了民族的整体风貌和精神气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吸收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是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理论范式的重要前提。当然，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具有真理性和普适性的关键，马克思主义就是批判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习近平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理论形态，在民族化的过程中首先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前置性条件，同时，批判继承其他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民族特性，更具有理论的普适性。
民族主体自觉是实现上述融合的关键，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主体自觉，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优秀思想文化相融合，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贡献，形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习近平以高度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治理国家和社会应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他指出：“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如：强调天人合一，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强调“美美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对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习近平强调要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实现创造性转化。如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习近平强调：“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
（二）转化中国发展优势为话语优势的理论自信
话语本身具有民族性，是根植于本民族土壤、为本民族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它是民族实践的产物，展现了民族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话语形态，生于民族性，长于世界性。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一度“失语”,“过时论”“无用论”“失灵论”等形形色色的声音不绝于耳。新时代，中国正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理论自信，把中国独有的发展优势精心打造为对外话语优势，提高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话语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优势，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话语优势的逻辑起点，也是治疗“无语症”“失语症”的良方。根植于实践，才能使话语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轻视实践、脱离实践，将会使话语沦为“空话”。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历史是思想、理论的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相结合，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魅力与活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势总结为十三个方面，并明确强调这些“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为打破西方话语垄断，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形成世界话语优势提供了实践支撑。
话语是身份的文化标志。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新概念、新范畴和新思想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优势，打造中国理论与理论中国。新时代，中国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力需要进一步提高，中国实践的解释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等优势，高度凝练概括为“中国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的“关键词”，在国际话语场不断呈现。“话语中国的出场，意味着我们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上的独立、自强与自信，这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根本标志。”
（三）联结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的大同情怀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明确了无产阶级所肩负的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展现了博大的世界情怀。马恩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积极发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情怀，自觉联结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为中国谋”与“为世界谋”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使命。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揭示了世界各民族在获得解放而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进入21世纪，全世界联系更加紧密、各民族交往更加频繁，任何民族在世界历史大境遇中都不可能“绝世而独立”。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宽广眼界观察世界，以理论自信发出了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时代强音，使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宽广的世界情怀。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一种整体性思维聚焦全人类的进步，不仅追求中国人民的幸福，更观照世界人民的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天下情怀。
追求共同价值、实现共赢共享，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的“为中国谋”与“为世界谋”的最大公约数。为中国谋，就是为中华民族谋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世界谋，就是“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中国梦不是孤立的，与世界梦是相通的。习近平指出：“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共同福祉，是画出最大同心圆、求解最大公约数的关键。这是时代的要求，是人类的共同诉求。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应该志存高远、敢于担当，着眼本国和世界，着眼全局和长远，自觉担负起时代使命。”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追求人类共同价值、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梦与世界梦，体现了为民族发展、为人类进步的使命担当。
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
理论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是统一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站在时代前沿，主动联系中国与世界，积极回应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呈现出观照世界的真理伟力。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从国家、人类和社会主义三个维度，回答了国家间如何相处、人类如何交往和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
（一）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并非空穴来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史学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用希腊城邦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来解释两国爆发战争原因，美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就此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成为大国权力转移或“国强必霸”的代名词。21世纪马克思主义准确辨识这一概念，指出其是一种历史现象而非历史规律，把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作为避免这一难题的安全“密码”。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历史现象，并非历史发展的固有规律。在西方国家看来,“修昔底德陷阱”是大国发展或国际关系的铁的规律，新崛起的大国对现存大国的挑战，必然引起其他大国的恐惧、遏制，双方面临的战争危险就不可避免了。对此，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这实质上就指出了,“修昔底德陷阱”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是否会落入这一“陷阱”，关键在于大国间的战略意图。事实上，近几年该概念盛行，一方面源于中国国力的日益上升，正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另一方面是西方大国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安、倍感压力。因此，西方学者炮制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其真实用意是放大中国威胁、维护西方霸权。
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有效良方。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在公开场合多次谈及“修昔底德陷阱”，并强调中国不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2014年1月，习近平在接受美国《世界邮报》的专访时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这就明确指出了“国强必霸”的逻辑推理不适合中国，抛弃二元对立、避免冲突对抗，走合作共赢的道路，是中国给出的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智慧。习近平指出：“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只要坚持沟通、真诚相处，‘修昔底德陷阱’就可以避免。”可以说，合作共赢理念摒弃了对抗与零和博弈思维，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和平、稳定和健康的方向发展。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中国还切实履行“合作共赢”承诺，积极推进强调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有机统一的“一带一路”建设，开创了21世纪国际与地区构建合作共赢新型伙伴关系的典范，为世界大国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共生路径。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文明冲突论”
“文明冲突论”是西方霸权思维、强权政治的遮羞布。在亨廷顿看来，文化差异引起国家间的利益和对抗,“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文明冲突论”把国家或民族间的利益“冲突”混淆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争斗，让“文明”为强权政治、霸权行径背黑锅，加剧了文明间的不信任与矛盾。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强调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强调文明的平等互鉴、多元共存，以价值情怀超越了“文明冲突论”的工具理性。“文明冲突论”以文明表象掩盖政治实质，服务于西方霸权政治和战略利益是其真实意图，带有明显的工具取向。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从人类文明视野出发，强调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文明相互交流、互鉴和融合的历史。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各有千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习近平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这就有力批判了那种强调文明优越、唯我独尊的文明心理，体现了超越“文明冲突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明观。文明和而不同、文明兼收并蓄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正如习近平所说：“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只有以包容互鉴超越文明优越傲慢，以交流共享超越文明隔阂，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才能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积极传播世界文明观，搭建世界文明对话平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近年来,习近平积极向国际社会传播世界文明观，搭建世界文明对话平台，以文明共生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从而实现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一方面，借势高访外宣活动，倡导世界文明观。以关键时间节点为契机，以“元首外交”为重要传播途径，是习近平传播世界文明观的基本方式。如2014年9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此外，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等场合，习近平多次传达以文明交流互鉴实现“美美与共”的理念。另一方面，搭建文明交流对话平台，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更加务实。2019年5月15日，中国成功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会议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2019北京共识》，明确强调：“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文明对话大会打造了一个开放包容的对话平台，各展其美，跨越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障碍，传递了文明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三）书写社会主义运动新篇章突破“历史终结论”
“历史终结论”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附属品，也是资产阶级过度自信、极度乐观的表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向低谷，西方学者陶醉于“民主胜利”的喜悦之中。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就此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的终结，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政治历史的终点。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前进的、上升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出场，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了“历史终结论”，使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蓬勃朝气，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澄明了西方制度模式并非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布局、渗透，企图垄断发展道路、控制发展模式。这就使得希望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被“引进”和“复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版图不断扩张的同时，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沉重灾难。习近平指出：“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每个国家都可以走出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使得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实现现代化理论上，以高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打破了“历史终结论”与“社会主义消亡论”的理论叫嚣，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示范。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伟大成就，使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大放异彩，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等“标识性概念”不断涌现，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欣欣向荣,“风景这边独好”；另一方面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疲软、乏力,“风光不再”。特别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不同，加速了“东升西降”的趋势，激发了人类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追求，推动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上升。西方一些学者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历史已经终结了的论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不断扩大，已经被宣告破产，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成为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力量。
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
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从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表现为坚定的批判态度。马克思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在场，批判精神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线。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始终以批判者的姿态进行着理论革命。
（一）深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坚定党的历史自信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在哲学上的本质体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进行了“解剖”，既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虚无”伎俩和政治图谋，也坚定了党的历史自信，筑牢了思想防线。
发扬斗争精神，揭示历史虚无主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是一种有害的政治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学术研究和反思历史的旗号，对党史、国史进行主观化、碎片化和虚构化的诠释，意图从理论制高点解构社会主流价值观，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动摇党的执政地位，是一种典型的错误政治思潮。习近平对此洞若观火，一语戳破历史虚无主义的真实面目。他用“三个否定”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本质：“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虚无主义是“全盘西化论”在历史领域的具体映射，背后是西方敌对势力精心设计的“和平演变”的话语体系，处心积虑地使中国“去中心化”“去中国化”。习近平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还在省思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中，揭示了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历史虚无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从而造成了巨大的思想混乱，对东欧剧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正是如此，习近平高度重视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强调我国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运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
揭示历史虚无主义认识历史的孤立性，强调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历史。历史发展是有机的整体，从历史事实及事实的普遍联系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认识、观察历史应有的态度。碎片化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通过抓住“读者关心的是什么”将历史分割成诸多零块、碎片，脱离历史语境来解读历史，人为造成历史“断代”、历史“失真”。对此，习近平指出：“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对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习近平指出，这两个历史时期虽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评价历史不能随心所欲、割裂历史联系。
揭示历史虚无主义认识历史的绝对否定性，强调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历史，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在历史前进过程中，错误和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历史现象。从历史发展的主线来看，要认识到整个历史发展的前进性和上升性，不可简单地、一味地否定党史国史中出现严重错误的时期。历史虚无主义对待出现严重的甚至是全局性错误的历史时期持全盘否定态度，未能分清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支流，未能认清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习近平在谈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总之，习近平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剖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谬误和本质，形成了辩证的、科学的大历史观。2021年2月，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是我们增强‘四个自信’最坚实的基础。”国家进步、民族复兴是党的百年建设史、奋斗史和探索史的主题和主线。坚持党的历史自信，才能更加自觉的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二）科学阐释资本主义新变化，明确历史规律不可逆转
“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揭示其内在的自我否定性，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内核。早在1843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写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书信中就明确阐述了自己的主张：“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是从现实生活的实践原则出发，对处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旧世界”进行批判，发现新的社会形态，揭示“旧世界”为“新世界”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21世纪马克思主义站在时代前沿，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学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进一步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进入21世纪，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从世界政治格局来看，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政治重心开始“东升西降”。从世界治理格局来看，强国话语垄断被打破，共商、共建治理秩序不断完善。但是，世界形势也乱象丛生，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资本主义数字化、文化对立加剧等，给人类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当然，不确定性中也蕴含着新机遇。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虽然时代发展了深刻变化，但人类仍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必须保持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习近平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交汇点来看，百年是一个具体的时间概念，是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的起点，在经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社会主义运动低潮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再次蓬勃发展。这表明，在变中把握不变，是习近平对时代的深刻洞察，对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坚定信念。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时代在变，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习近平指出：“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应当看到，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和适应机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释放出了新的发展空间，如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操纵国际组织、发动战争等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社会矛盾、攫取巨额利润。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可以说，在相当长时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依然存在，必须做好长期斗争准备。
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总趋势，必须坚定社会主义必胜信心。尽管资本主义在当代仍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大势。习近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70多年前就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当今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无论资本主义如何进行调整和改革，表现出怎样的新变化新特征，都是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框架内打转，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改变。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蔓延，凸显了全球范围内的制度差异，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状充分暴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彰显。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改变“资强社弱”的局面,“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三）批驳“非社会主义”论调，坚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崛起，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情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导致“全盘西化”论、“非社会主义”质疑甚嚣尘上。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面对这种诘难，明确强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不能丢，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与源。
批驳各种“非社会主义”质疑，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不能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实现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历史性变革。他们尽管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基本特征和发展过程，但提供的并不是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方案。他们极力反对教条式、机械式地运用理论，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风生水起，诘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舆论也日渐增多。习近平指出：“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普遍原则，必须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生根发芽。马克思恩格斯在预言中国未来社会及革命前景时就明确强调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特殊性,“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这也就揭示了，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多样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并非苏联模式、西方模式等其它模式的复制、翻版。习近平指出：“过去不能搞全盘苏化，现在也不能搞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创新和超越，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定坚守。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与源。科学社会主义是具有普遍性、共性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特殊性、个性的性质。按照共性与个性基本原理，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决定事物的基本性质；个性受共性制约，体现并丰富着共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个性”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共性”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赋予了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这就清晰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脉相承和创新发展的逻辑，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形态。“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植根于中国国情、融通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进行了有效实践和成功开拓，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展现出强大生命力。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在“中国特色”的映照下，逐渐生成具有新时代特质的“中国性”，因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情怀”，在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文明交流互鉴、社会主义运动创新方面，破解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与阻限，展开了“世界性”意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坚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保持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革命性，寻求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中国方案。
说明：公众号在推送时略去了原文中的相关注释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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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解丽霞，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众威，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1年第3期
本站责编：曹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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