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12个春节：他是怎样挽救民族的？

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延安军民一起欢度春节

编者按：春节是一年之岁首，对于中国人来说，春节承载着所有美好的愿望，家人团聚，除旧迎新，暂停一切生产活动庆祝这个节日的到来。但在旧社会，中国人的春节依然处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境地。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体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从毛泽东的几个春节中，便能了解他是怎么挽救民族的，本文挑选毛泽东在1929年至1976年间的十二个春节故事，试图构成一幅民族解放进程的剪影。

• 1929年春节:大柏地打欠条让红军吃上年饭

1929年2月9日, 正是春节。在中国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里, 红4军来到瑞金北陲十几里人烟稀少的大柏地。官兵们身上只有两件单衣, 脚上穿的是沾满雪泥的烂草鞋, 冻得嘴唇青紫, 饥肠辘辘地经受着寒风细雨的煎熬。

部队在名叫前村的村庄停下来, 军部住进了村中的王家祠。

毛泽东坐于祠内的一只禾桶上,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感到胸间特别沉重, 心灵在承受着败走“麦城”的痛苦。红4军离开井冈山进入赣南后, 非但“救赵”不成, 反而陷入“魏敌”之围。本月之中连连战败, 损失惨重, 连朱德妻子也被俘去, 不但“赔了夫人又折兵”, 而且损失了多员猛将:28团党代表何挺颖、军部独立营长张威等人捐躯战场。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赣敌刘士毅部正以三团之众在背后紧追不舍。

毛泽东想到这些不禁凄然伤神, 但他更没有忘记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必须停下来搞到一些吃食, 算是对将士们有个“交代”。

毛泽东将想法对朱德说了, 叫人找来军需处长范树德, 向他交代了一个重要任务:“找到两个团的司务长, 要他们一定想办法搞到酒菜, 让官兵们吃上一餐年饭。”范树德也知道年饭的重要性, 何况多数连队已经断炊, 大家两餐没吃东西了。他召集十几个司务长在一起计议一番, 决定先向群众打欠条, 凡是吃物全部过秤登记。范将这个办法向前委书记回复。毛泽东说:“就这么办吧, 总不能叫大家饿着肚子打刘士毅!”

兵祸匪患, 是山区群众最为恐惧的。前村的群众听说有支几千人的队伍开过来了, 纷纷躲避上山, 连过年的鸡鸭鱼肉都来不及带走。红4军以连队为伙食单位, 严格执行先过秤算价再打欠条的手续, 把群众家的吃物收集起来, 还杀了几头猪, 大家忙碌到午后两点钟, 才吃上了一顿很久未见的丰盛饭菜, 还喝了米酒, 算是过了年。毛泽东对吃得高兴的战士们说:“大家过了好年, 吃饱了打刘士毅!”

农历大年初一, 作揖拜年的喜庆日子。追敌刘士毅部钻进了红军伏击圈。险处相逢勇者胜。濒临险境的红军官兵, 人人与敌拼死相搏。刘士毅部从未遇过如此顽强拼搏的对手, 被打得溃不成军, 两个团基本被歼, 800余官兵成为俘虏。此役的获胜对于红四军来说太重要了, 这支弹尽粮绝的部队不但得到了两个团所携带的枪弹和银钱, 还打击了追敌的嚣张气焰, 其余追敌闻讯, 就在于都一线停止了追击的脚步。

同年5月, 从闽西回师的红4军路过大柏地, 向前村的民众兑现了所欠的款项, 有的人遗失了欠条, 但只要说出数目, 红军照数付款。大柏地的群众高兴地说:“红军说话算数。”

• 1931年春节:宁都总前委书记让位于项英

1931年2月16日, 又是一个大年三十。宁都县东北边陲的小布村, 苏区中央局机关驻地显得喜气洋洋, 充满着节日的喜庆。虽说看不到那种张灯结彩的气氛, 但农民家都贴上了红军战士帮写的春联, 家家户户杀鸡宰鸭张罗着过年。就在不久前, 红军5天内两战两胜, 先于永丰龙冈歼灭敌第十八师9000余人, 生擒师长张辉瓒;接着又于宁都东韶歼敌谭道源师, 光是俘虏就有8000余人。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 被红军彻底击败。获得了这么大的战绩, 苏区军民怎能不为之欢欣鼓舞呢?

这天, 一向晚睡晚起的毛泽东, 起了一个大早, 自己去打热水洗脸。贺子珍奇怪地问:“今天怎么啦!还没有到日头晒床脚的时候嘛。”毛泽东淡淡一笑道:“今天是过年呀, 怎么好赖床?再说, 昨天说好了, 上午8点钟项英同志就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贺子珍听到这里, 忽然涌上一股怨气说道:“都给人家排挤了, 还开会, 不是明摆着叫你让位吗?”

毛泽东听后身子直了一下, 欲言又止, 怔在那儿不知如何回答贺子珍, 一种微妙难言的复杂之情写在了脸上。

1月初, 赣南闽西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红4军总前委突然被撤销了, 毛泽东的总前委书记一职也随之消失。就在1月4日, 中共中央的一位大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项英, 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按照中央的规定, 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 成立苏区中央局, 由周恩来任书记, 周未到达苏区之前, 项英担任代理书记, 主持中央局的工作。1月中旬, 苏区中央局在小布林正式成立, 但还有相应的工作来不及进行, 要在今天的会议上最后落实。作为总前委的秘书, 贺子珍对这些情况是了解的, 故而带着一股怨怒之气嗔怪毛泽东, 把丈夫抢白得好不窘迫。

心头怏怏不乐的毛泽东吃过早饭, 来到苏区中央局驻地参加项英主持的会议。会议作出了正式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决定, 包括正式建立直属中央局的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简称中革军委) , 宣布由项英兼任主席, 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泽东只保留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实职。会议在吃年饭之前——上午11时结束。项英带着轻松的语气对众人说:“今天是传统佳节, 大家留下来庆贺一番。”

毛泽东没有留下来庆贺的雅兴, 以有家属为由, 向项英打了招呼, 回到居住的地方。从这天起,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与红军最高负责人的职位, 全部让于项英。这也是“左”倾中央发出的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领导地位的信号。

• 1932年春节:东华山古庙与道士对弈

“左”倾中央对毛泽东实行政治上严酷无情的打击, 使得这位中央苏区的创始者, 不是“又逢过年, 好运连连”, 而恰恰是厄运连连。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无情。毛泽东在朱德等人的辅佐下, 领导苏区军民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 总共歼灭敌军8.7万余人, 光是生擒或击毙敌方师长就达8个。然而这些战绩却成了“左倾机会主义”和“狭隘经验论”的代表。军事局势最严重的时候需要他来指挥战争, 而战争获胜后可以把他一脚踢开。1931年11月上旬召开的“赣南会议”, 成为排挤、贬黜毛泽东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 毛泽东受到攻势凌厉的政治批判, 被戴上了7项“重大错误”的帽子。

屋漏偏遭连阴雨。在1932年1月初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 毛泽东对攻打赣州的战略加以反对, 提出了连周恩来也认为“中肯切实”的理由。然而他的好意被当成是与“进攻路线”唱反调, 受到了指责, 还有人扬言“拿下了赣州再与老毛算账”。赣南会议的压抑和此间又受到的严厉批评, 一起搅合在一块, 更使得他郁闷痛楚。毛泽东以肺疾发作为由提出去东华山古庙疗养一段时日, 得到了批准。

东华山位于叶坪东去5里处, 山头不高, 却有名庙——山顶的古庙建于宋代。庙堂不大, 只有一厅两间, 庙后的墙壁镶嵌在后面的岩石上, 岩石的一半伸进厅堂, 成了天然的供奉神像的龛位。山上长满郁葱的苍松古杉, 掩映小庙其中, 山脚下一座木桥依山傍水, 衬出山间古庙“修身养性”的幽静风韵。

毛泽东带着4个警卫战士上到东华山, 一边服药治疗, 一边看书疗养, 布置警卫战士每天必须学习5个小时以上。七八天之后, 即2月6日, 便是春节。头夜看书很晚的毛泽东于上午辰时左右醒来, 洗脸后在庙坪散了一阵步, 听得山下陆续响起了鞭炮声, 他问在旁边扫地的警卫员吴吉清:“今天怎么了, 山下这么热闹?”“今天是大年三十, 过年嘛。”毛泽东听了猛然记起什么, 说道:“哦, 过年了, 真快。”接着问:“小吴, 今天过年, 我们怎么安排呀?”吴吉清为难地告诉毛泽东:“也没什么好吃的荤东西, 只是请道士帮我们在山下买了一只鸡, 另外搞了一些煎米果。”毛泽东连连点头说:“这样也好。我倒没什么, 只是别让你们几个年轻人过斋年了。”

一钵鸡汤, 一些油煎米果, 加上几盘道士送的斋菜, 成了毛泽东和警卫战士的年饭。吃过之后, 毛泽东突然雅兴顿生, 找到道士老钟, 对他说:“钟师傅, 吃过年饭没有?我们来‘杀’上一盘, 怎么样?”

年及六旬的钟道士已与毛泽东相熟, 立时作答:“好啊, 春节对弈, 不失为人生乐趣!”在东华山的庙堂里, 毛泽东与钟道士专心致志地沉湎于棋盘上的“厮杀”之中。在这一年一度的春节里, 毛泽东不去思索那么多的烦恼之事, 以对弈来排遣心中的郁闷。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清静的春节。

• 1933年春节:瑞金初识博古遇不快

1932年10月上旬, 在苏区中央局于宁都小布村召开的会议上, 毛泽东受到了“左”倾路线最为激烈的政治打击: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 并被责令离开前方, 完全剥夺了对红军的战争指挥权。毛泽东满怀惆怅, 被迫离开了他所苦心创建的红一方面军。心灵的创伤加剧了久治未愈肺疾的复发, 毛泽东病倒了, 只得来到长汀福音医院治疗。

毛泽东在长汀疗养了3个月, 身体基本康复。临近春节之际, 毛泽东正打算与妻儿在长汀过上一个合家团圆欢乐的春节, 忽然接到新的中共中央局发来的急电, 召他速往瑞金参加会议, 同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要见他这位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

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机关的“斗争的布尔什维克”们, 是这年1月底群迁到中央苏区的。“左”倾冒险的一套让他们自食其果, 在上海站不住脚了, 只有跑到苏区来。博古到达瑞金后, 立即组成了以自己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只六七天时间, 就在苏区掀起了气势汹涌的反“罗明路线”政治运动。直接原因是博古等人刚进入苏区, 在上杭的白沙遇到福建省委书记罗明, 而双方的谈话引起不快, 因为罗明左一句“毛泽东主席”, 右一句“毛主席指示”。接着又看到罗明向省委写的工作意见, 内中有“我们最好领袖毛主席”等话。这激起了博古等人的愤怒, 决计掀起名为批判罗明“机会主义路线”, 实质上打击毛泽东的政治斗争。

毛泽东有很强的组织纪律观念, 接到中央局的电报后, 第二天就同警卫员骑马赶往瑞金。他们在路上住了一晚, 翌日上午辰时到达沙洲坝。稍作休息后, 毛泽东便独自来到下肖村, 即中共中央局驻地杨氏私宅。

毛泽东到了下肖村, 在一名工作人员引领下, 于杨氏祠见到素未谋面的博古。这位临时中央负责人已是看过毛的照片, 一照面就认出来了, 从座位上起身, 走上前对毛泽东伸出手说道:“老毛同志, 你来了?”一句“老毛同志”的称谓, 让毛泽东心里泛起微妙难言的感情, 但他没有丝毫的表露, 握着这位比自己小14岁的“中央领导”的手, 说道:“博古同志, 你们千里迢迢来到瑞金, 辛苦了。”

“哪里, 哪里, 你们在山沟里艰苦奋战, 才是辛苦了。”博古总算语气真诚地说了句话, 这让毛泽东感到些许慰藉。

博古示意毛泽东坐下, 自己坐回到办公桌前的梨木太师椅上, 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 打量着罗明等人曾将其与斯大林相提并论的毛泽东, 心里不知道想的是什么。

按说, 一个党的负责人, 一个中央政府的首脑, 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不同寻常的。但毛泽东没有看到那种政治上平等亲和的气象, 也没有领略到初次见面的应有热情, 连一杯开水、一个笑脸都没有得到。所面临的却是一种有意或无意摆出的居高临下的领导架势。这让毛泽东大失所望, 原以为博古要与他交谈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呢。看到这种情状, 他原先所怀着的那种热情骤然消落。

时间在不甚融洽的气氛中过去一两分钟, 博古才说话了, 话一出口, 就让毛泽东隐约地闻出火药味。博古问道:“泽东同志, 你觉得苏区对中央的进攻路线贯彻得怎么样?”

这样的问话, 叫毛泽东怎样作答呢?何况毛是一贯反对盲目进攻的。这时的毛泽东只得应付性地答道:“这几个月我在长汀养病, 详细情况还得要问弼时、项英同志。”

完全是一种话不投机的情状。接下来, 博古问的是例行公事般的套话, 毛泽东也是简单、呆板作答。不到10分钟, 两人便不愉快地结束了这初次见面, 一同去参加中央局召开的会议。

临近晌午, 毛泽东走在返回沙洲坝的路上, 心头沉甸甸的, 充塞着说不上的酸楚。他根本没有想到, 中共中央局打电报召自己赶来瑞金见博古, 竟是这么一种结局!这位党的负责人压根儿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早晓得这样, 无论怎样也留在长汀与妻儿过团圆春节!

就在这时, 附近村庄陆续响起了农家吃年饭的鞭炮声。毛泽东再次记起今天是春节。这使他强烈地感受到, 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屈辱和受到冷遇的春节。

• 1935年春节毛泽东捐出年夜饭

1935年2月3日是大年三十，中央红军前进至东南与贵州赤水、生机两地毗邻，西与云南水潦紧接，被称“鸡鸣三省”之地的石厢子村。红军在相对比较富庶的土城筹集了不少食物，到石厢子后又没收了当地民愤极大的彭姓、周姓两家土豪的粮食、财物和年货，这些东西先由穷苦乡亲分享，之后没收委员会再根据需求分配。

专门负责军委首长伙食的军委三科炊事班做出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油亮亮的腊肉、肥瘦相间的红烧肉、水卤的大肠……做好后分送到各位领导人住处。

住在肖有思家的毛主席分到一碗红烧肉、一碗米酒和几个辣椒。但毛泽东舍不得吃，大年初一，他与其他领导一起去看望伤病员，捐出了发给自己的年夜饭。

• 1940年：被长枪连请去吃年饭，敬酒改为敬肉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确立其对军队的指挥地位。2月4日春节这天，后勤部门想多弄一点鱼肉庆祝一下，无奈物资匮乏，毛泽东也只分到一碗红烧肉、几个辣椒。他舍不得吃，分给了伤病员，并捐出自己节省下来的伙食费，用以改善战士们的生活。

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延安的生活比长征时期安定了一些。春节期间，中央机关不时开展团拜、舞会、演戏、扭秧歌等庆祝活动。1940年春节前夕，老连队杀猪宰羊，而组建不久的长枪连家底薄，只买了20斤猪肉。正在这时，管理中央首长生活的同志抬着半肩猪肉送来了，并说：“昨天小灶杀了一口猪，这是毛主席叫送给你们过年的。”实际上，当时的中央首长平素也见不到荤。于是，在连队里开会的讨论中，不知是谁说了句：“请毛主席吃年饭。”大伙不约而同都说好，并把请毛泽东吃年饭的任务交给了连指导员张久厚。

毛泽东听了来意后，告诉张久厚：“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吃饭嘛，我就不去了。你回去就说，我祝大家新年愉快！”张久厚一听说不去，坚决说“不去不行”。听了这句话，毛泽东放下文件，笑笑说：“你们这不是请客，是在下命令。看来，我只好服从了。”片刻，又说：“光请我一个不好，能不能给我点权力，让我帮你们多请几位怎样？”张久厚以笑作答。

除夕过午三点多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来到了长枪连。进窑洞落座后，毛泽东问：“我们这张桌上的饭菜是不是和大家一样？”他环视了一下，说：“我们不能特殊。搞特殊，人家嘴里不说，可心里有意见，那就不好了。”稍停，又道：“我们常讲同甘共苦，共产党人说得到做得到，言行一致群众才信服。”开饭后，没有酒，大家热情地向毛泽东敬肉。他一看就笑了，说：“这么大块的红烧肉，我还是第一次见。你们存心不让客人吃呀。”一排长便夹起三两重的一块肉吃下去。毛泽东见状，说：“你厉害，比不过你，我认输了。”

大家一个劲地给毛泽东敬肉。他看了看周围，说：“能者多吃，互相帮助。”说着，用筷子把肉分开，放到周恩来碗里一块，自己吃了一小块，说：“怎么样，这回行了吧？”

1941年春节期间，中央机关一连演了几个晚上的戏，附近许多乡亲应邀前来观看。有一晚，毛泽东走进礼堂之后，发现干部战士坐在前面，乡亲们却坐在后面，最前面的两排座位还给中央首长留下了。毛泽东当场对干部战士说：“同志们，老乡们生产都很忙，看戏机会很少，而且要跑很远的路，不容易呀！我们应该让他们坐在最前面看戏。”说完自己就带头坐到了最后面，干部和战士随即跟着毛泽东到后面。乡亲们很感动，一再谦让，最后还是被毛泽东劝着坐到了最前面。

1945年春节，毛泽东脱帽敬礼赔不是。在延安时期，八路军的通讯广播归三局管，三局许多干部战士是大后方或敌占区来的知识青年。在整风审干运动中，他们中不少人被错打成了混进来的特务。后来虽然作了甄别平反，但有些人仍然背着思想包袱。1945年春节，毛泽东请三局的干部战士到枣园，对大家说：“三局同志今天到这里来给我拜年，现在我给你们拜年，你们辛苦了。”说到不少人在运动中受委屈的事，毛泽东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地给大家鞠躬，然后风趣地说：“现在我把帽子拿下来了，赔一个不是，敬一个礼，那么受委屈的同志你们怎么办，你应该还一个礼吧？你不还礼，我这个帽子就只好老拿在手里……”看到这情景下面很多人都憋不住委屈而嚎啕大哭。

红军胜利到达延安后的每个春节，毛泽东都要在枣园小礼堂请村里老乡吃饭，老乡也都会携软糕、油馍、黄酒、麻糖等物来给主席拜年。吃饭时摆上十几桌，每桌都有一位领导作陪，桌上无非是些家常菜。毛泽东给大家敬酒时总说：“大家都是我的邻居，不要客气，过几天我还要到你们家做客！”于是家家都把家里打扫干净，等着毛主席光临。但每次毛泽东去各家拜年总是来去匆匆，不吃饭更不喝酒。

• 1950年，在国外忙碌中度过春节

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刚刚建立两个多月，为了与苏联签订新的条约，寻求苏联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同时为斯大林祝贺七十大寿，毛泽东乘专列动身访问苏联，并于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经过近两个月的谈判，双方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2月17日，也就是农历大年初一，毛泽东就要动身回国了，他在忙碌中度过了春节的第一天。

早上7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致电刘少奇，谈关于新区土地改革问题。9时，致电刘少奇即转饶漱石：“积极防空保卫上海，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上海工厂不要勉强疏散，尽可能维持下去。但对上述防空办法务须保持秘密，以期一举歼灭。我们今夜动身回国。”下午6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苏学生，与他们共进晚餐。毛泽东鼓励留学生：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好专业知识，回国后为革命和建设服务。毛泽东还接见了革命烈士郭亮的儿子郭志成，在他的笔记本上题词“为人民服务”，同时为在莫斯科农学院的留学生江明题词“农业机械化”。晚上，和周恩来一行14人乘专列离开莫斯科回国。毛泽东在车站发表了告别演说：“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我们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以及在十月革命策源地的列宁城，受到了热烈的招待，当我们离开这伟大的社会主义首都的时候，特向斯大林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谢意。中苏永久友好和永久合作万岁！”

为了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国家主权和利益，为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在国外、在忙碌中度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春节。

• 1953年，在视察中度过的春节

1953年的大年初一是公历2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批阅了多份文件，晚上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等人开会。大年初二清晨，毛泽东便乘火车外出视察，一路听取地方领导人的工作汇报。在保定听取了河北省委第二书记马国瑞的汇报，在石家庄听取了石家庄市委书记齐一丁、市长康修民的汇报。在邢台听取了邢台县长张玉美的汇报。2月16日在郑州同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水利专家王化云谈话，了解三门峡水库情况。在许昌听取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汇报。当晚到达视察目的地武汉。

2月17日，毛泽东听取孝感地委书记王良关于土改后农村情况汇报，了解农村和农民生产生活情况。之后，乘船视察汉水两岸。当晚，又同中南局第二副书记李雪峰、副书记李先念，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刘子厚，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谈话，了解武汉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情况。18日上午，乘船游览东湖。难得一时清闲的毛泽东看着湖光山色心情非常舒畅。中午时分，毛泽东突然决定游览一下蛇山。由于没有事先安排，负责保卫工作的罗瑞卿等人觉得很为难，最后只好说服主席戴上口罩上山。其实，毛泽东登蛇山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因为他在听中南局领导汇报武汉长江大桥勘测设计工作时，得知勘测队员春节期间仍在蛇山勘测地形，于是才决定要亲自去看一下。

蛇山游玩的人很多，毛泽东看到路边有位卖煎豆腐的老人，便上前与他攀谈，询问生意和生活情况。忽然，煎豆腐摊前的一名小姑娘好奇地盯着毛泽东问：“你是不是毛主席？”毛泽东诙谐地说：“我长得有点儿像毛主席。”但小女孩儿仍然确认他就是毛主席，激动地大喊：“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听到喊声，惊喜异常的群众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地向主席问好并握手。闻讯而来的群众越聚越多，前面的人握着主席的手不松开，后面人又争着向前涌去。道路狭窄，人们挤作一团，许多人的鞋都被挤掉了。这样下去恐怕要出事，罗瑞卿赶紧上前保护主席下山。但由于人太多，两公里的山路工作人员花了两个半小时，才回到山下江边轮渡上。但山上的群众仍然激动地一遍遍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在船上脱下帽子频频向群众致意，并大声喊“人民万岁！”顿时，山上和岸边掌声雷动，欢呼声震天动地，久久不散。后来，罗瑞卿和杨奇清后来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检查，说安全保卫工作没搞好。毛泽东毫无责怪的意思，只是说了句：“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 1957年：颐年堂宴请与会者吃肉末挂面

除了外出和慰问，忙于开会也是毛泽东过春节的一大特色。据多年负责中南海总特灶膳食管理工作的张宝昌回忆，1957年大年初一早上8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座谈会，40余位党外人士参加。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笑着对大家说:“今天过年，临时决定把各位请来开会，主要谈矛盾问题。可能大家还都没有吃早饭吧，这样，先吃碗肉末挂面，填饱肚子再开会。”颐年堂地方不大，摆40多把椅子已经显得很紧凑了，根本无法再加桌子，大家只能端着碗站着吃。这些被邀请到会的人怎么也没想到，毛泽东会用如此简便省事、饭菜合一的面条来招待他们。

惊奇之余，大家也感悟到：能在颐年堂与毛主席一起过年，同吃热乎乎的肉末挂面，是难得的幸事。众人边吃边议论开来，有的说这是“继续着的延安精神”，有的强调这表明了“细微之处见伟大”，还有的感言“大年初一吃肉面，好看好吃，更添寿”，等等。这般轻松欢乐的气氛，与其说是来开会，不如说是在参加新年团拜。40多人的一顿早餐，用时仅10分钟就解决了，很契合毛泽东提倡的反铺张、反浪费原则。

其实，毛泽东经常晚上在颐年堂开中央常委会议，因为时间过久，常委们的脑力和体力消耗较大，难免感觉饥饿。每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总会对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说:该吃肉末面条了。厨房于是赶紧每人做一碗。首长们拿到面条很自然地坐在沙发上端着吃，吃得又快又香，之后或继续开会研究，或散会回家。

• 1962年：开国元首宴请末代皇帝溥仪

毛泽东春节宴请溥仪的故事广为流传，柯云在《开国元首毛泽东宴请末代皇帝溥仪》一文对此曾有详细记录。

1962年新春佳节，毛泽东私人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特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孝范四位名流乡友作陪。家宴设在颐年堂。

上午8时许，毛泽东待章士钊等人入席后，一本正经地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客人。”章士钊环顾四座，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急切地问道：“主席，客人是谁呢？”

毛泽东吸了一口香烟，环顾大家一眼，故意神秘地说：“这个客人嘛，非同一般，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不过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正在大家猜想之时，一位高个儿、50多岁的清瘦男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面带微笑步入客厅。毛泽东迎上去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同时向章士钊等人打招呼，用他那浓重的韶山口音微笑着说：“你们不认识吧，他就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章士钊等人这才恍然大悟。

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几位老者向溥仪作了介绍，溥仪态度极为谦虚，每介绍一位，他都站起来鞠躬致意，看不出半点皇帝的“架子”。毛泽东对他说：“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当时国家正值困难时期，一切从简。虽说是家宴，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喝的是葡萄酒。

毛泽东边吃边对溥仪说：“我们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没有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椒味哩。”说着，他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于溥仪位前的小碟内，见他吃进嘴里，笑着问他：“味道怎么样啊？还不错吧！”溥仪早已辣出一脸热汗，忙不迭地说：“不错，不错。”

毛泽东打趣说：“看来你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他指了指仇鳌和程潜，继续对溥仪说道：“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是不是？”

毛泽东妙语连珠，在座诸位无不捧腹，溥仪笑得前合后仰。毛泽东听说溥仪在抚顺时已离婚，于是关切地问：“你还没有结婚吧？”

 “还没有呢。”毛泽东马上接话：“可以再结婚嘛！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说到这里，他深切地望了溥仪一眼，说：“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溥仪点点头：“主席言之有理。”

饭后，毛泽东要与溥仪等客人合影留念，大家非常高兴。毛主席见溥仪站在左边，就说：“客人应该站在右边嘛。”因照常理右为上。毛泽东特意拉过溥仪，让他站在自己右侧，附着他的耳朵说：“我们两人可得照一张像哟！”于是，又重新站过来让摄影师再拍了一张照片。章士钊笑道：“这叫开国元首与末代皇帝。”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对于此次宴请，溥仪后来写道：“我们（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同吃饭、照相，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最光荣和幸福的日子，给我给（以）极大的鼓舞力量。”

 两年后的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下午3时。毛泽东亲自主持春节座谈会，党中央有关领导及党外人士章士钊等人在场。会上，毛泽东对与会者说：“对宣统，你们要好好团结他。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做过他们的老百姓。”说到这里，他加重了语气：“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毛泽东扭头对坐在右侧的章士钊继续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章士钊说：“宣统的叔叔载涛的生活也有困难。”

毛泽东接话说：“我知道他去德国留过学，当过清末的陆军大臣和军机大臣，现在是军委马政局的顾问，他的生活不好也不行。”

春节座谈会刚刚结束，毛泽东立即从个人稿费中拨出两笔款项，请章士钊分别送到西城东观音寺胡同溥仪家和东城宽街西扬威胡同载涛家。溥仪感动至极，表示盛情可领，钱不能收，因为《我的前半生》刚刚出版，也将有一笔稿酬收入，生活并不困难。经章士钊一再劝收，只好留下了。溥仪激动万分，当即口占一诗曰：“欣逢春雨获新生，倾海难尽党重恩。”载涛接到毛泽东赠送的修房款后，激动得泣不成声，提笔疾书，给毛泽东写下谢函。

•  连续十年大年初二向章士钊“还债”

 1963年初，毛泽东向他的“英语教师”章含之说：“我还欠了你父亲一笔债没还呢。”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女儿。接着，毛泽东认真地说明了事情的来历。

原来，早在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当时在上海的毛泽东只好向老乡章士钊告急。章士钊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随后，毛泽东将此笔巨款一部分给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志，一部分带到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此后，毛泽东和章士钊一直没有中断联系。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又一次与章士钊见面。毛泽东特意为章士钊帮助解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旅费的事情再次向其表示感谢。章士钊听了非常感动。谈判后期，毛泽东见到章士钊问他：“关于重庆谈判的事，你怎么看？”章士钊在手上写了一个“走”字，并小声说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明确地表示蒋介石对和谈并没有诚意，重庆乃是虎穴之地，不可久留。毛泽东非常感谢章士钊对自己的关心。

这次，毛泽东要章含之转告她父亲：“从今年春节开始，要还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十年还完。”章含之回到家里把这事说了一遍。章士钊听了哈哈大笑，说：“确有此事，主席竟还记得。”可是，他们父女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几天之后，毛泽东派秘书果然送来了2000元，并说，主席安排今后每年春节送上2000元。

对此，章士钊嘱咐章含之说：“告诉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章含之将父亲说的话转告给毛泽东。毛泽东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我要是说明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是还债。你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稿费中抽的。”从1963年春节起，毛泽东每逢春节初二这天，总是派秘书给章士钊送去2000元，直到1972年送满两万元。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又认真地向章含之提出：“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

• 1976年：最后一个没有亲人在身边的除夕夜
  

1976年的春节，无论是气温还是现实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那个寒冷的冬夜，天空星光暗淡，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处外面一片昏暗，只有那一排整齐的路灯闪着微弱的亮光。

家家团圆之夜，毛泽东身边没有客人，更没有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生命中最后一个春节。

毛泽东晚年的生活秘书张玉凤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颇为黯然神伤。“年夜饭是我一勺一勺喂的。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失去了‘饭来伸手’之力，就是‘饭来张口’也十分困难了。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他的最后一次年夜饭。”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着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室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泽东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一代伟人就此退出政治舞台，留给后人无尽感慨。毛泽东病危期间，由于江青的阻止，就连李敏等人也不能到中南海去看望父亲，直到最后时刻，华国锋才派人找到李敏。弥留之际，毛泽东已不能讲话，直流眼泪，还拉着李敏的手画一个圆圈。他是在怀念李敏的妈妈贺子珍，贺子珍的小名就叫桂圆。此情此境，人何以堪！

哲人其萎，后世继之。
纪念伟人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他开创的民族解放伟大事业毫不动摇地继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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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毛泽东的几个春节。现标题为中社学人所加，不代表任何单位和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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