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
摘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相统一，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用学术话语揭示和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理论逻辑，构建体系完整、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实现学术理论和知识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我国设立和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现实任务，也是凝聚民族共识、提振民族精神、繁荣民族文化的时代课题。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中国经验”、贯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国模式”、反映当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国道路”，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的实践基础和致思取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中国经验；学科建设
学科是知识体系和认知方式，担负着创新知识、培育人才、传播文化和指导实践的重要职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总结社会实践认知成果的知识门类，为现实实践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具有思想认识的基础性意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出发，总结、概括、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理论认识成果，把“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科学认知层面，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逻辑表达方式和学术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重大现实任务和时代课题。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经验、成就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引领实践、推动发展，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基本经验和根本成就。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这一论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本质，揭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践成果，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在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本质上，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还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方式的结合，把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的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归结为市场经济的体制，实际上是仍然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方式；有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还没有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意义上把握，而是简单地从单一的所有制的形式和劳动分配制度上理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内涵认识不深把握不准；有人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发展道路认识不深，习惯于用西方政治民主的运作方式来判断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理论思维范式和学术话语体系来解读当代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建设成就。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全面总结建党90多年来、建国60多年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中国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这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总的认识，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发展的总依据。马克思在论述自己的唯物主义原则时指出：从前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主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2]。从“现实的实践”和“现实的人”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和发展的鲜明特征，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就是要从这个立足点出发揭示出新的实践所蕴含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发展规律，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当代意蕴，回应时代问题，指导现实实践。从现实实践出发而不是从别的什么出发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发展的基本经验，在于升华现实实践的感性认识、揭示现实实践的科学本质、把握现实实践的时代精神，描绘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图景。因此，学科建设第一位的任务，就是总结好、概括好、提炼好时代精神和理论原则，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抽象和表达更富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目前，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上，还存在三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封闭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要么把一切本本奉为经典、见不得理论或实践上的雷池之越，（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么对曾经的理论认识、实践模式一味进行所谓的“继承或坚持”，看不到时代的新发展和人民的新期待；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提供一切答案，把本来的科学信仰变成了僵化的“条条框框”，在封闭化、教条化中彻底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二是“改旗易帜”彻底地否定马克思主义，或者把社会主义运动一时的挫折和低谷夸大，武断地宣称“社会主义失败论”；或者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实践问题做简单对比，完全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真理本质，大肆地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用西方社会的思维范式和话语体系思考、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入为主地简单划线，坚持“凡是西方和资产阶级的都是对的，凡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都是错的、有问题的”的评价原则和态度，从不反思这种理论上的“霸权主义”和“中心论”，在信守“洋教条”中窒息了新的实践基础上的学术探索和理论创新。三是把民主社会主义伪装、修正和鼓吹成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社会主义，既不顾及其实践中暴露出的重大问题和面临困境的现实状况，更不承认这一思潮在基本原则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离；不仅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质和理论发展的实际进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影响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位、准确理解以及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认知。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中，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包括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各种非（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混淆和冲击着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侵蚀和消解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不仅给我国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和负面后果，同样也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科学认同。上述种种倾向存在的根源，从思想认识上看，在于缺乏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独立性思考，在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理性而又智慧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见，不简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原理的当代运用问题，而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性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3]不能仅仅从中国社会发展来认识和总结当今中国的发展变化，而要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视野来认识和总结中国探索和中国经验；不能仅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论述来描述中国经验，而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和学术指向、学术目的、学术追求上来概括总结中国实践。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全体民众的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的；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赋予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和方法；三是马克思主义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抽象的理论逻辑表达与鲜活的现实生活内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存在方式，立足现实实践、解答时代问题、总结实践经验、提炼思想内涵、创新理论认知，马克思主义才能充满生机活力。实践证明，坚持从现实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原则或者是别的什么出发，是总体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和方法，是事关马克思主义根本地位和当代价值、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目前，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学术创新，还明显落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还没有完全形成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实现学科建设的时代性中国化。全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伟大成就，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和学科理论体系，才能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理论支持和指导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体现，集中体现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运用、丰富、发展。受西方社会思潮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认识和错误理解：有的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一直把“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作为其根本的理论特征，在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上述理论被证明完全是错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只能走向“失败”；有的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传承性和自身的理论品质值得怀疑，这既表现在它对后者的“变异性”，源流关系难以说清，更表现在它与当代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似性”，根本界限难以划清；（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的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从来只是一种“空想”和“乌托邦”，其科学性、真理性是让人怀疑的；有人把民主社会主义或者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认定为解决中国发展问题、指引当代中国发展的“新思维、新道路”。种种错误认识的出现，有理论认识层面的原因，即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和认识存在教条主义的倾向，只固守概念性的原则而不知理论内涵和科学本质；也有思维方式方面的原因，即不能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找不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根本症结所在，是用僵化的思维方式看待始终处于变化发展着的世界；还有意识形态的原因，即从来都是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从不以科学精神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完全漠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成就。科学社会主义是在深刻揭示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揭示，对未来社会发展过程、发展方向、一般特征的科学预测。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基础上，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革命。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中，他们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运动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科学结论。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未来理想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描述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区别时，提出了未来社会的若干基本特征：其一，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4]其二，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5]其三，劳动者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社会产品“一部分重新用着生产资料”，“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比较，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6]其四，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同富裕。“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且在于建立新社会。”[7]其五，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独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8]其六，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9]等等，这些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为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总的方向。我们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更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光明前景。从发展脉络上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无不鲜明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发展脉络和实践进程，（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把经典理论、发展性理论和最新成果高度整合后逐渐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从传承关系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始终是我们推进理论创新和事业发展的科学指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实现了继承和发展的辩证统一，例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坚持了公有制，又解决了以往单一公有制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突出问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分配的新特点、新要求；创造性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资源配置的结合与互补，而市场优势与党和政府宏观调控、坚强领导的统一恰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特点的集中体现。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完善，使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前苏联、东欧“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年，有人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和成功概括为“中国模式”，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如果排除外国政要学者在“中国模式”论说中政治立场上的偏见和强烈的政治情感色彩，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础上探讨“中国模式”，（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一再地提到中国模式，强调各国都要独立思考，以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此种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无非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思考，反复探索所找到的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无非就是为实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战略目标所作抉择、所走道路、所用方法”[11]。概括地说，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和理论总结。它的核心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科学本质，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用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道路、新局面，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八个“必须坚持”是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是独具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当代运用和丰富发展。我们不能仅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指导上来理解和把握这“八个必须”，要深刻揭示出其中蕴含的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和原则制度，通过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凝练新内涵、创设新理论，形成当代中国形态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有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和科学的学术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目的是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相结合的内在规律，呈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运用发展的学科知识体系、认知方式和思维成果，回答和解决中国问题和时代问题，使民族的理论思维达到时代的高度。近年来，我国的思想理论界提出了“理论自觉”、“理论自信”问题，学术界也提出了学术自觉、学术自信、学术自尊的呼吁。多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直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前提下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需要，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方式、中国话语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言说方式，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呈现方式并没有很好地体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必须坚守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观察、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而立足中国实践解答中国问题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根本出发点。马克思说：“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12]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出发，构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上的要求是在现实实践基础上通过各种学术资源的会通与融合，深化“三大规律”即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和阐发。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的理论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和理论探索，集中起来可以概括为深化了“三大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目前，学术理论界对“三大规律”的揭示和阐发，主要的思维路径和话语体系是三个：一是工作指导式话语。从领导人的讲话和会议文件出发而不是从实践的理论逻辑出发，把工作部署、实践要求、政策制度作为理论观点，把问题的表现形态作为思维的逻辑向度，把说明意义和要求当作理论阐述，缺乏思维抽象、逻辑分析。比如，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直接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等实践语言作为逻辑概念，只是从工作指导的层面说明现实实践活动的目标、任务、动力、条件和政策主张，而不是从学理层面思考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理论意蕴、思考现实实践的内在矛盾运动。许多论说，基本上是政策解读式的、文本宣讲式的，看不出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理论研究停留在政策宣传层面。二是经典阐释式话语。应用式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和论断，用经典论述解读现实实践，把实践看作是经典论述的理论呈现方式，只重视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忽视实践对理论的基础作用，用经典论述的理论深刻性代替现实实践的思维创造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指向变成了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话解说中国实践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某一件具体的事情，那种运用式的理解也很难通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境界。”[13]这种研究方式，（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表象化思考，既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理论本质和时代价值的理解，也没有对中国实际作出时代特征、实践特征的深刻认识和真切领悟，甚至丢弃或背离了经典论述的深邃思想。三是西方对应式话语。从西方学者的思维向度和理论逻辑出发，把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作为自己的思维路径，用西式概念言说中国实践，用西方的学术成果剪裁中国实际，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轻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照搬西方的学术评价体系和教学科研模式，使学术研究失去丰厚的土壤和坚实的基础，失去学术自我、学术自尊。比如，说到“民主”就是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而不是去研究思考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方式；说到“市场经济”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去研究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本质。上述工作层面、经典层面的理论研究不能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西方话语的研究更不能表达“三大规律”的认识成果。在现实实践基础上通过各种学术资源的会通与融合深化“三大规律”的研究，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理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论资源的会通与融合。这种会通与融合，体现在学科建设的学术理念上，应当建构当代中国的学术文明，实现民族的、当代的学术自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创造性运用，使当代中国发生了跨越时代的历史性变革和进步。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走向。学科是知识的生产方式，学科的知识体系是人类共有的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既要突出中国特色、满足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又要具有世界的共享性、回应全人类的共同关注。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更多地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术元素，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学术传统和理论品质，才能在世界意义上构建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知识体系。我国已经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内在要求学术自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建构是实现世界意义上的学术自强的重要方式。这种会通与融合，体现在学科建设的学术内涵上，应当构建当代中国的学术概念体系，呈现出民族的、当代的理性思维成果。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体现为“实践精神”，西方学术思想更具有“科学精神”，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更具有“人文精神”，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三者的会通与融合，应当是这三种精神的会通与融合。三者各有自己的研究范式和概念体系，我国的学术发展也或弱或强地经历了三者学术话语体系的转换和融通。先是中国传统学术概念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后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西方学者的话语体系。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要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创建自己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坚持用自己的、民族的、当代的话语总结实践经验、概括时代精神，绝不能用西方的思维和话语言说中国的事情。形成当代中国的学术概念体系，也是中国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成熟的标志。这种会通与融合，体现在学科建设的学术目的上，应当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理论逻辑，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表达方式。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种“深化”的“认识”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上。然而，它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它有哪些概念和范畴是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道路、理论、制度之间有什么样的理论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辩证统一的等等，诸如此类问题，都是学科建设应当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学理性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仅仅从面临的问题入手是不够的，而是要把问题上升为时代的话题、世界的议题，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揭示本质、探求规律，才能找到思维的方位、问题的原点和认识的基点，进而实现学术创见。探索和揭示规律是学科建设的核心追求，也是其科学性、规范性和实践指导性根本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是多维度、多层面的，比如在经济领域，我们探索实践农业承包制、经济特区、乡镇企业、价格双轨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体制、新农合、城镇化、新型工业化、自主创新体制等等；在政治领域，我们探索实践了协商民主、有序政治参与、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相结合、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服务型政府等等；在文化领域，我们探索实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三贴近”文学艺术创作原则、文化走出去战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公民道德建设工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等等；在社会建设领域，我们探索实践改善民生工程、和谐社会建设、教育公平机制、要素分配制度，建设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建设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鲜活的学术素材。同时，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人口问题、资源能源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发展难题日益凸显，尤其是2008年以来，世界性金融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使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路径选择和道路模式选择的新反思。人类历史处在发展变动的十字路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进一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模式”所含的“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生态文明”、“和谐世界”等正在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价值正在显现。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所凝练和表达的规律性认识，始终处在探讨世界问题的多元主体对话中，这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提供了时代的机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只有立足中国实践、抓住人类历史发展脉络、解答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努力在提炼思想、创新概念、提出命题、建构体系方面形成面向实践、面向世界、揭示规律的学术理论话语体系，才能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才能面向世界和这个时代独立发出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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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昆明，南京政治学院科研部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