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尺度》的回忆，可以有多大的尺度
文/高星
看见张弛回忆《边缘》，我想起了《尺度》。
办公室窗外的西单
在我办公室的窗外，正对着西单体育场的旧址，也就是民主墙的旧址。那里正在建设一个花园，似乎建了好几年，还是荒废的模样。如同那段消失已久的历史，再也提不起回忆的精神。
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夜空的星星稀稀拉拉，像来自遥远的雪片，散发着刺骨的寒光。父亲与我骑着自行车，从丰台赶来，加入了这里拥挤的人群，我伏在我前面人的肩膀，听着前面传来的读诗声，记下了充满异样的诗作。似乎从那时起，我对诗歌的敏感，总是伴随着一种对政治的敏感一样。而且从那时起，我就明确了：写诗肯定是一种民间的非常自我的隐蔽的写作方式。
后来，在西单民主墙，我第一次见到了《今天》，那是中国诗歌民刊的鼻祖。我寻着上面的地址，来到的东四胡同的一个小院，见到正在用油墨滚子印刊物的那些人,印象最深的是马德升穿着跨栏背心，告送我他就是插图的作者……
不久在中国美术馆的星星画展，我又见到了他。
1982年，我中专毕业后，在丰台副食公司负责画广告。我一边参加美术大专班，一边参加了《丑小鸭》杂志在石碑胡同办的诗歌班。马高明、阿曲强巴（周国强）、雪迪、维维（张弛说的李大卫）等不交学费，在教室外晃悠。从他们手里我传看到手抄的北岛诗集和打印的维维诗集。
我那时也几乎每年打印一本诗集，前几本诗集的名字太抒情：《蒲公英》、《含羞草》、《向日葵》，后来有了《爻爻》、《尔尔》。那些“民刊”，是我拜托单位一位漂亮的打字员，用老式打字机、滚筒油墨印出来的，她当时还是有点担心我的四处散发。
我早年自印诗集
那年，我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了诗人阿吾（戴钢），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脑袋顶的白布条上。我刚读了他在《诗刊》上发表的《相声专场》和《中国青年报》发表的《苹果》。后来我一直把他称为我写诗的师傅，他批评我当时的诗作引用成语太多，像摇滚歌词。
同年，我调到保险公司上班，我在前门西交民巷的办公室和他在珠市口的《光明日报》社单位很近，我在他的单位宿舍里见到了山西诗人陈建祖（老河）、于建军(非默)。那时大家见面情绪都比较低落，一改往日的喧嚣，在百无聊赖的沉寂中，似乎寻找着一种纯诗的写作。阿吾两口子热衷基督教，我在他们的感召下，为珠市口教堂临摹了一张《西斯廷圣母》的油画。
阿吾从《光明日报》辞职后，在万寿路附近租了一间平房，我下班坐公交车路过那里，经常到他家蹭饭。听阿吾滔滔不绝的言说，他飞快的语速，如冰镇啤酒入口一般，让我来不及品味。
阿吾和斯人在大学时一起写诗，哥俩号称“不变形写作”，也算是开创口语写作的先河。他俩的夫人又是大学的闺蜜，阿吾的夫人和海子生前的女朋友还是大学宿舍的上下铺。
在阿吾介绍下，我结识了斯人、苏历铭、简宁等，我们经常在一起聚，这是我第一次密切接触外省青年。因为我们岁数相近（我比他们都大上一岁），脾气也相投，在诗坛不温不火。
阿吾应该是我们之间人脉最广的，他参加的那届青春诗会全是当时的名人。他和我们商量办个民刊，迎合北京诗人都在沉寂写诗的态势。我一开始以为只是我们几个人的民刊，对于他们的诗风，我还有点顾虑。其实，阿吾是包容一切的，他的野心是要整个大的。而且，他认为民刊太普通了，要搞个报纸。他认同诗歌写作的纯粹理性，从一开始便将民刊定名为《尺度》。
1990年初，我记得第一次《尺度》诗歌研讨会，是在五道口附近一个科研单位的会议室举行的。当时诗人聚会还是挺有风险的，是一个诗人哥们给找的地。好像来的人太多，又临时换了一个会议室。当时，在北京的诗人几乎都来了，我一下认识了许多诗人。
其实，北京不同的诗歌圈子当时都在办着民刊，阿吾这个《尺度》圈子应该是最开放的最大的。唐晓度带来的是《幸存者》一帮人；西川带来《倾向》一帮人；还在北大上学的臧棣带来了《发现》一帮人；大仙带来了《圆明园》一帮人，其实通过邹静之，我当时和《边缘》的童蔚、田晓青等一些人见过，我手头还有一两期《边缘》。我甚至还在北礼士路的《桥》杂志社和黄燎原开过一次《尺度》编辑会。但不知道因为什么，那时一直没机会见过张弛、狗子。
讨论会连续开了三次。直到最后一次确定了《尺度》的编辑方案。
1995年参加贵州红帆湖诗会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田晓青在东边一个空屋子开的一次诗歌小讨论会，参加的有阿吾、邹静之、臧棣，还有其他人，我不记得了。大家分别念自己的诗，然后讨论，我印象最深的是田晓青念的正在写的一首长诗，邹静之读诗如朗诵一般。我记得邹静之点评臧棣的诗时说，语句不要太顺，要适当磕绊一下。
我还记得散会后，邹静之陪我沿着长安街走了好远，他像老大哥一样语重心长地说了许多话。可能就是那次散步打下的基础，后来我和邹静之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在后来的交往中，我们还有几次长途散步漫谈，记得一次是从陈嘉映月坛家出来，一直走到我西直门家，一次是在蓟门桥饭店出来，走到皂君庙他家。其实，我收藏、写大字，都是受邹静之影响。在他家，我认识了阿坚，后来才认识了狗子、张弛。
阿吾力排众议，坚持在《尺度》头条推出新锐诗人臧棣的诗作，为此，刘自立等老诗人还有点意见。
臧棣发表的组诗《孩子、麦子、海子，三姐妹之歌》，在当时是热门话题，那应该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诗作。那时，臧棣、西渡、戈麦经常在一起。我还在戈麦在北大的宿舍，睡了一觉。他自杀后，我非常吃惊。看见臧棣、西渡、戈麦三人，让我想起西川、骆一禾、海子三人。
阿吾撰写了发刊词《走向正常的诗坛》，强烈表达他要重建立诗歌秩序与尺度的理念。
我那时的身份还多以画家为主，我设计了《尺度》刊头的综艺体，并配了一些插图。剩下没用的几张插图，送给了臧棣，印在了他自己的诗集里。
我都忘记了报纸印刷费，是有人赞助还是大家集资解决的了。报纸印出来后，我和阿吾、简宁，在苏历铭家负责分发，整理。我领走了一大包报纸，送了许多人，还剩下一堆，被我放在我母亲旧居里。写这篇文章时，我懒得去找，便请民刊收藏家世中人替我拍照，转发我。我看见他手里的《尺度》报纸，品相并不好。
后来，《尺度》印了第二期，我印象不深了。就像所有民刊的结局一样，不了了之，偃旗息鼓。阿吾也下海，到南方挣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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