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地区传教士传记（六）

Original 西局西局书局 2024-01-26

他归化了三位蒙古族喇嘛入教

——记法国遣使会士秦噶哔

文、高星

鞑靼最早的名称记载出自宋朝，《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鞑靼之人皆勇悍善战，近汉地者谓之熟鞑靼，能种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远者谓之生鞑靼，止以射猎为生”’。鞑靼是柔然可汗大檀的后代和部众的自称。中原人对游牧草原各部的统称。鞑靼还分为生鞑靼和熟鞑靼，生鞑靼是指被成吉思汗征服的漠北蒙古诸部，熟鞑靼是白鞑靼，即汪古部。元亡以后，明代把东部蒙古 (元帝室后裔所部) 称为鞑靼。卫拉特人称其为达延，与欧洲人所称的“鞑靼”（俄国境内使用突厥语各族的统称）无关。

1835(道光十五年)7 月 12 日,法国遣使会会士孟振生(Mgr.Joseph - Martial Mouly ,C.M，1807 -1868)到达西湾子,开始在蒙古地区传教。

孟振生主教“开教的弘愿,就是要劝化西湾子北边的（鞑靼）蒙古居民”。而秦噶哗神父(Joseph Gabet,C.M.1808 - 1853)就是实现孟振生“弘愿”的坚定实践者。

1808年12月6日，秦噶哔出生于法国伦勒索尼埃（圣 -克洛德教区）的内维。圣克洛德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作为法国的古都，圣克洛德拥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建筑和博物馆，如圣母院、古城区和历史博物馆等。

1833年10月，秦噶哔晋铎。1834年3月，加入遣使会。

1835年3月21日，秦噶哔乘爱德蒙号船前往中国。同行的有后来在武昌殉教的享真福者董文学(Perboyre)和后来签订1860 年条约时任翻译的艾神父(Delamarre)。

1835年8月19日，秦噶哔到达澳门。他在该城居住了整整一年，于1836年3月16日在那里发宗教愿。

1836年8月15日，秦噶哔前往蒙古教区。1937年3月6日，到任,并在那里取汉姓“秦”。1

秦噶哔到达西湾子以后，开始学习中文，后被派往兴和县大青山东沟村送终傅。他在传教过程中，还对蒙古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察，借此了解了蒙古的风土人情，他还学习了蒙古语、满语，以此努力向蒙古人传教。

经过多年的努力，秦噶哔神父的传教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他促成了保禄、凤喇嘛、桑达钦巴三名蒙古喇嘛入教。劝化蒙古喇嘛入教，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此，这也成为了他传教事业最为光辉的业绩，也是他人生最亮丽的一笔。

秦噶哔神父在西湾子传教时，请了两位年轻的蒙古喇嘛教自己学习蒙古语。其中一位喇嘛11岁入镶黄旗卓资喇嘛寺，通晓蒙、满、汉、藏等多种语言文字，在喇嘛寺学习14年后于25岁时离开喇嘛寺，到达西湾子，教秦噶哔学习蒙古语。秦噶哔选定一本要理教材来学习蒙古语。这位喇嘛因受教理影响，渐渐的改变了固有观念，从而成为秦噶哔的徒弟，后终于在1837年9月25日做了望教友，圣名保禄。他成为秦噶哔神父劝化的第一位入教的蒙古人，为此西湾子还举行了一场弥撒。第二年（1838年），保禄正式受洗，成为秦噶哔神父的传教助手。

同年，另一位凤姓喇嘛在西湾子改奉天主教，他于1839年领洗，圣名伯多禄，并加入遣使会。风喇嘛奉教,是“秦神父提出申请并或许由古伯察先生作为其教友”的。凤喇嘛又译作沿喇嘛。凤伯多禄归教后,心定志坚。又被派往澳门大修道院进修学习，毕业后返回西湾子，并于1854年晋铎，开始在蒙古地区传教。他是第一位晋铎的蒙古神父。

还有一位蒙古喇嘛是桑达钦巴，也被劝化奉教，后来成为古伯察、秦噶哔神父游历蒙古和西藏的向导。

三位蒙古喇嘛受洗进教,进一步刺激了传教士的兴奋神经“神父们更确定对蒙古民族传教的方针了”。他们想从年轻的蒙古喇嘛入手,培养喇嘛修道晋铎,再利用他们在蒙古人中发展教徒。孟振生还曾决定在西湾子创办一所大公学院,学习中文、蒙文、满文、藏文,并设法招收蒙古儿童,以培养蒙古传教士。

1841年6月17 日,另一名对鞑靼情有独钟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一行经过四个多月的中国之行,终于到达了今河北省的崇礼县县治西湾子。古伯察成为了秦噶哔的助手，向他学习鞑靼语，与他一同与蒙古族、藏族人密切接触，使他很快就融入这一传教区。

“该夷人于汉语、清文、蒙古文字皆能通晓”2。与之同行的秦噶哗神父亦通晓汉满蒙语言文字，“汉文汉话系在京学习,满及蒙古字语皆在关东学会”3。孟振生曾对二人的语言才能赞赏:“秦神父和古伯察是两位颇有满文和蒙文修养的人,相当地掌握了藏文以更有效地向当地有学问的喇嘛们行使圣职”4秦噶哗还将一些短篇的祈祷文和教理书翻译成了蒙文,从蒙文翻译《四十二章经》,并在欧洲发表。

秦噶哗、古伯察两位神父结伴游历蒙古地方,为他们作向导的桑达钦巴也是兼通蒙藏汉语。有趣的是, 秦噶哗、古伯察在蒙古地方游历时,还化装成蒙古喇嘛模样。这也是他们被后人称之为“西来的喇嘛”的原因吧。

秦噶哗的继承人达京( Deguin)在哵咧沟见到秦噶哗看见蒙古包就激烈跳动，兴高采烈明显动情，他向其保证：“我将取代您在汉人中的位置，您现在只关心蒙古人吧。”5

秦噶哗在从澳门寄给达京的一封书简中,用下面这段话解释了他赴远方执行使徒使命的原因:“我们喇咧沟出发前往喀尔喀人中,由于我们肯定会被当成俄国人,所以我们更愿意取道西部。我们经过了察哈尔,接着又渡过了黄河,经过了鄂尔多斯和阿拉善诸旗,最后来到了一个叫做塔尔寺的著名喇嘛寺。我们希望在那里创建蒙古的第一个基督教会口。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八个月,最终发现无法实现自己胸怀中抱有的奢望甚至再不能于那里居住了,因为那里想强迫我们身着喇嘛服装,所以我们被追迫再到其他地方寻求安身之地。当时汉族人与藏族人间爆发的冲突,使我们不可能再返回去了,我们被迫转向西方,进入了卡尔梅克大沙漠。经过数月的行程之后,我们到达了西藏的首府拉萨。我们在那里进行初步尝试之后,就为发现取得了超出自己希望的成就而感到宽慰。我们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小教堂,在这个佛教之都首次唱起了真正的祈祷经文……6

1844年7月末，秦噶哗从托库拉回到黑水的哵咧沟，古伯察从西湾子赶来汇合。他们不但“采纳西藏喇嘛们的俗装”而且还“剪去发辫和彻底剃光头”， “三人·..···具系蒙古喇嘛打扮”;“通中国及满蒙语言文字,与内地僧人无异”。7

在出游所用交通工具上,亦与蒙古游僧相同: 秦噶哗骑一白马,古伯察骑一母骆驼,桑达钦巴骑一头黑色骡子,另有两头骆驼驮运行李物品。如此一行人,也算是一处风景。8

9月8 日星期日，在圣母玛利亚诞生节时，桑达钦巴带着三头赂驼又露面了。其中一头用作身材高大的秦噶哗先生的坐骑、世就是“鼻子很尖”的那一位，另外两头驮载行李。主要有“两个锁好的小木箱里”，内盛《日课经》书和教理书、某些小册子，以及为做弥撒所需要的一切经书。古伯察先生，也就是那个“眼睛很大”的人，骑上了达京的马;桑达钦巴骑上了古伯察的骡子。一条狗阿尔萨兰(Arsalan，其名字在蒙古文中指“狮子”)加入了这支旅行队。远征开始了。味增爵孩子们的蒙古布道团于两日之后，也就是在1844年9月10日星期一登程。9

1844 年(道光二十四年)9 月 10 日, 秦噶哗、古伯察、桑达钦巴开始横穿中国之旅。三人从哵咧沟的马架子出发,经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察哈尔、西土默特旗、库库浩特、察罕库伦、鄂尔多斯、宁夏、甘肃青海等地,旅途长达 18 个月,于 1846 年1 月 29 日到达西藏拉萨。在翻越唐古拉山前，秦噶哗已经精疲力竭，频临死亡。

秦噶哗现在已经“是双手与面部均被冰冻，嘴唇已经苍白无色了，双眼也几近于失神”。他甚至抓不住马了。古伯察除了把他包裹在被子中并如同一个包袱一般地绑在马背上，再别无良策。一种出乎预料的幸运出现拯救了这位汝拉山人的性命，它突然间在一群强盗中激起了一种极大惊愕，以至于他们饶过了不幸之人的半死之身躯及其同伴们。10

古伯察和秦噶哗神父一行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天主教。“该夷人虽远涉重洋,经历数省,实止冀图传教”11,特别是在蒙古和藏族地区传教，“使蒙古人福音化完全是秦神父和古伯察这次旅行的目的”12。孟振生也曾命令他们:“你们一定要逐帐篷、逐部族、逐喇嘛庙地前进,一直达到上帝的天意使你们知道它想让你们停下来开始自己事业的地方为止”。13古伯察本人也说:“我们这次旅行的目的是研究鞑鞭人的特征和风俗习惯;如果可能的话,那么也要研究宗座代牧区的范围和区限。”14后来在蒙古教区传教的常非神父和王学明主教也认为:

在内蒙传教之胡克与额贝(即古伯察与秦噶哗)......二位司锋之计划，乃在劝化佛教之中心人物皈依圣教,以求蒙古人望风景从之奇效。15

秦噶哗、古伯察一行在拉萨居住期间，引起了驻藏大臣琦善的注琦善多次派人调查他们的来历,亲自讯问古伯察等人数次,并起一份奏折,上呈清帝。其奏折云：

奴才等风闻有随行可疑之人……查获三人,呈送前来。奴才等会同查验,具系蒙古喇嘛打扮,询问皆能汉语,于清文、蒙古文字均能讲诵,惟唐古特文字语言,尚未熟悉。一名约则噶毕(Joseph Gabet,即秦神父),一名额塞哩斯塔(Regis - Evariste Huc,即古伯察),共祖弟兄,咈蘭硒人。……雇用现获之甘肃碾伯县番民萨木丹尽巴为之服役。上年行至西宁,闻唐古特番商由京回藏,遂一同前来,即被挚获。16

1846 年1 月 26 日, 秦噶哗、古伯察因遭琦善驱逐，被迫离开拉萨。桑巴钦巴被勒令留下。传教士们为他留下了一点钱。古伯察将显微镜留给了西藏摄政,将一封致法国当局的信件留给了即将赴加尔各答的克什米尔人的头人。摄政送他们一部四体合璧字典(可能是《四体清文鉴》),克什米尔人送给他们某些供旅途用的生活必需品。

两位传教士本来可以走一条捷径,即从拉萨直接到克什米尔再从英属印度返归法国。但清政府不允许他们走这条使清政府非常敏感的路,而是取道从西藏到康区、四川湖北、江西、广东至澳门的一条路。此路长达 2400 公里,连同休整的时间在内，足足需要3 个多月的时光。沿途要翻越无数海拔超过 4000 米的险峻大山,渡过怒江、金沙江和澜沧江这些举世闻名的高山峡谷中的激流。一名原籍四川的驻藏官吏李国安同行,由15 名士兵押解。西藏摄政也出于对法国人的友情,派遣一名 50 多岁的大喇嘛和7名士兵护送他们,以到达西藏辖地东界。他们一行总共 16 名中原人和8 名藏族人，个个都骑马，另有一批赶驮运行李的牦牛的驮夫。

当桑巴钦、古伯察一行于1846 年6月13 日到达四川首府成都时,四川总督宝兴曾就他对秦噶哗和古伯察等人的审讯查处上报朝廷。道光二十六年乙已(闰五月二十一日,1846 年7 月14 日),宝兴上《宝兴奏严讯在藏所获法人情形折》：

大学士四川总督宝兴奏：

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四月初四日,奉上谕:琦善等奏,盘获喘喃哂夷人,并起出夷书夷文,录供呈览一折。著宝兴于解到川省时,将其来历及经过处所,详细严鞠,务得确情,既得具奏等因。钦此。

兹于五月二十一日,由藏将该夷人等解到，臣随督同在省司道向其询问,该夷人等皆能汉语。据供一名噶哗约则(Joseph Gabet,秦噶哗),一名额哩斯塔(Evariste,古伯察),均系睇喃哂人,同习天主教,认为兄弟均在外传教,道光二十一年在关东小北口等地会遇。余供与驻藏大臣所讯无异,噶哗约则系于道光十六年到广东,嗣由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直隶到京,又由京至热河、关东、蒙古、察哈尔、归化城、鄂尔多斯、兰州、丹噶尔地方,随同唐古特番商到藏。所到之处,或住数日、数月及余年不等。汉文汉语系在京学习,满洲及蒙古字语皆在关东学会,并无一定师传。额哩斯塔系于道光二十一年附该国兵船到粤,随亦由广东、江西等省至京,出归化城一带传教,嗣与噶哗约则会遇,即同住同行,其汉语系在北口外学会。至番民萨木丹尽巴,系甘肃碾伯县人,因早年随喇嘛赴蒙古地方流落,经该夷人等雇令服役。

臣以该夷人等远出传教,意究何居? 且多年如此，日用更从何出?何以久不回国,究意有无一定年限?其所传之徒,已有若干?西藏系喇嘛所居,该夷人等一同赴彼，又欲何为?复又详细研诘,据称伊国习教之人，以传教为修善,所传益广,功德益深，并不向习教人索取银钱。如情愿出外传教,呈明国王,发给戒表,持赴广东,交与在粤驻扎总管,前往各处传教，并无一定年限。傥在途缺用,寄信与广东总管,即送银接济。伊国出外传教之人,各省皆有,无非劝人为善,别无他意,尽人可传,既传之后,亦不复措念。伊等会遇同教及所传人数姓名,均不能记忆。至西藏地方,向有伊国之人居住,伊等到彼本欲俟传教后，即从廓尔喀回国，因唐古特字语未能通晓，尚未传人,即被驻藏大臣查获解川等语。拆阅木匣,所贮夷书夷信等件,无人认识,诘问该夷人,皆供伊等家书及传教凭据。

伏查该夷人等所供各情,是否属实,无可质证。传授天主教,现亦例所不禁,且察验该夷人等须眉眼色,迥与中国人不同,其为外国夷人并非内地奸徒假冒,亦确无疑,似无须再事推求。惟夷字夷书内,究竟系何言语，自应同该夷人等一并解交广东省,查传通晓夷字之人译明。如果并无别情,即交喘喃晒人认领回国，以昭戴实。至萨木丹尽巴，讯止受雇服役，于该夷人等底细不能知晓,应即解回原籍甘肃碾伯县,交保管束(廷寄:据宝兴折,著者英等详在藏所获传教法人)。17

1846 年 10 月 14 日星期日,古伯察和秦噶哗在澳门大海滩登陆。在此期间,耆英的一切安排都是奉清廷诏令措办的。耆英在两名法国传教士到达广州后,便于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初三日(公元1846 年10月22日)上奏朝廷《两广总督英奏报讯明至藏传教之法国夷人仅为传教并无别情折》:

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臣者英、广东巡抚臣黄恩彤跪奏,为遵旨讯明至藏传教之喘喃哂夷人,谨将酌办情形恭摺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六年国五月二十一日奉上谕:前据琦善等奏,盘获啼嘴哂夷人至藏传教,将该夷人于讯供后,委员解赴四川,当降旨令宝兴于该夷解到时,将其来历及经过处所详讯确情具奏。兹据奏称,研讯该夷人等,所供与驻藏大臣所讯大略相同,察其须眉眼色,确系夷人,并非内地奸徒假冒等语。该夷远涉重洋,经历数省,学习各处文字语言,意究何居?所供仅止劝人为善，别无他意。所传人数姓名,不能记忆,恐难凭信。至该国王发给戒表,特赴广东,交与驻扎总官,前往各处传教,是否实有其事,著考英、黄恩彤于解到时,将该夷等详细研鞠,并暗加体访,该夷人是否实系该国所遣?及有无送银接济之事,并将匣内所贮夷信、夷书等件,交通晓夷字之人逐件译明，庶可得其底细。如果确系喘嘴晒夷人,仅为传教，并无别项情节,即蓄斟酌情形,妥为办理。原摺及供单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旋准江西省转准前途各省,将该夷人噶哗约则、额哩斯塔二名咨解到粤,当伤桌司严良训,会同委员候补道赵长龄督同广州府将该夷等详细研鞠。据供,伊等于道光十六年及二十一年先后来至中国传习天主教,到过广东、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直隶等省，由京城赴关东,彼此会遇,后由边外蒙古地方行走至甘肃兰州等处,同往西藏,致被擎解等供。戴与四川督臣及驻藏大臣所讯供词大略相同。诘以该夷远涉重洋,经历数省,学习各语言、文学究竟何居?据供,伊国以传教为功德,多传一人，即多得一功德,是以不惜远道，来至中国前赴各省传教。又因伊国语言文字,中国人不能通晓,是以学习中国文字并各省语言,无非为便于传教起见,并无他意。伊等所习天主教,实系劝人为善。至所过各省,均时来时去,并无久留。所传人数亦无册籍记载,实在不能追忆姓名,诘以广东向来喘喃哂贸易之人甚属无多,其领事设自近年,从前并无夷目羁留于此,所称驻扎总官系属何人?何以该国王有发给戒表,来粤照验之事?至伊等远赴内地,时阅数年,路经万里盘费亦属不贤,何能尽由本国带来?究系何处何人接济,令其一一确切指出。据供,伊等所携戒表,如中国僧人度牒,澳门各国夷人同教不少，见此度牒,便可以留居住。其实十六年二十一年伊等来粤时,伊国委无驻扎总官,前在四川省系属混供,所需盘费缘伊等剃发改装,又粗通中国及满、蒙语言文字与内地僧人无异,随处募化,均有人施舍。伊等具系单身,无多花费,是以不致困乏,兼有盈余,并非另有别人接济。伊并称,闻本国领事理在澳门,伊等沿途感受风寒,尚需在省医治恳求暂交嗬嘴国领事收领等情。由司详解前来。

臣等亲提研鞠无异。遵复暗加体访,该夷系属喃哂人并非奸徒冒混。随将匣内所贮夷信、夷书,转交委员平庆道潘仕成,密传达室通事翻译,因与红毛文字不同,未能辨识。复经该道交咪喇坚国夷目识认,据称夷信系该夷等从前在粤所接家信、该国王所给传教文凭,即该夷等所称戒表、夷书,仍系天主教常行之书,西洋称为福音书,词句较多,一时不及翻译现有伊等旧存译就汉字刻本呈阅等语。并据该委员向该夷目取到汉字夷书一本查阅,文词鄙俚,尚无违悖字句。当伤将该夷噶哗约则、额窿哩斯塔二名,发交嗬喃夷目收领,转交喘喃哂夷目管束。旋接喘喃哂夷目北古申称,该夷等实系由伊国前来中国传教,今蒙送还,不胜感激。等情。

伏查天主教自前明利玛窦传入中国,已历数百年之久,而澳门之大、小三巴寺均建立多年,向为番僧庸聚之所,华夷错杂,真伪难分。上年喘喃哂首请将习教为善之人,免予治罪臣等即料各国夷人必有潜赴内地传教者,是以定议时,特于约内注明,不许夷人远赴内地传教,严立限制，以便将来遇有挚办,免致借口。此次噶哗约则、额等及前次大吕宋国夷人纳巴罗,先后经西藏及湖北查肇解粤,均经讯明于数年前赴内地传教,系在未定条约之先，当即发交各该夷目收领,并伤按照条约严如管束,该夷目等以成约在先,各无异说。以后遇有似此案件,办理当可不致棘手。

除将咪夷呈出译汉夷书一本咨交军机处查聚外，所有讯明该喘喃哂夷人仅为传教,并无别情,及臣等办理缘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期知不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奉殊批:另有旨。软此。

九月初三日

(军机处录福奏折)

廷寄：答耆英等折

谕军机大臣等:者英等奏,讯明至藏传教之咈蘭哂夷人，酌办情形一摺,览奏已悉。此次赴藏传教之睇夷噶哗哟则、额穿哩斯塔二名,由川省咨解到粤,经该督等讯明,该夷人虽远涉重洋,经历数省,实止冀图传教,并无别情,亦非奸徒冒混。小的并夷信等件交咪咧坚夷目识认,旋据呈出译汉刻本,查阅词惊雅句,尚无违悖,自属可信,现已将该夷等交该夷目管束,自应加业此办理。惟各国夷人不准潜赴内地传教,载在条约，限制甚成息严，虽此次赴藏之噶些约则等,及前次由湖北获之大吕宋夷人纳巴萨(罗),计期均在未定约之先。以后惟当谕知各该夷人除五口地方准其建堂礼拜外,断不准擅至各省任意遨游。务令该夷目自行约束,嘱遵条约,以息事端而免借口,是为至要！18

在澳门，由于从四川提前赶来的信使，这些消息传播得很快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司库李播从9月初起，便第一个获悉了这条消息，于是便迫不及待告知其遣使会的同行龚伯察和法国领事北古北古也毫不迟疑地书面报告了在巴黎的法国外交部部长弗朗索瓦基佐(Francois Guizot):

澳门，1846年9月20日

……两位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和秦噶哗先生，于数月之前，在西藏首府拉萨被人根据中国政府驻藏大臣的命令而盘获。尽管西藏当局对他们表现了公开和明显的好感，但经过与驻藏大臣的指令作了长期抗争之后，他们被迫做出了让步。然而，驻藏大臣此公似乎正是原两广总督奕山 (Yshan)。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那么正是此人过去曾向法国水师总兵士思利 (Cecile) 做出过许多对法国表示执情与善意的保证。我们的两位同胞依然被从西藏驱逐出来了有人把他们经整个中国而遣返到我这里来了。我在他们到达的第一天便在澳门恭候他们。因为他们经过四川首府已有很长时间了。据说，这两位传教士都是才华横溢的人，近两年来，便无人能提供有关他们的任何消息了。他们当时正在亚洲最大宗教之一的精神之都拉萨，在官吏们的允许下布道，并且听者甚众，直到中国大皇帝的代表令人从那里将他们逮捕为止。自从英使忒涅 (Turner) 先生(他甚至从未到达过拉萨) 之后，他们是进入中亚这个最引人入胜和最光怪陆离地区的绝无仅有的西洋人 (一位特兰西瓦尼亚的学者可能为例外)@。正如我在本封电报的开头处就已经明确告知的那样，即使从纯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未能允许他们更长期地研究一种与众不同的文明和社会之地位、一种可以揭示佛教全部鲜为人知的语言和文学、一个过去的传教士们认为是最倾向于接受福音之光的民族，则实为一大不幸事件。19

法国外交部于其1847 年5月18 日的档案中，保存着一份令人非常惊讶和未刊的文献，其标题作《遣使会士秦噶哗和古伯察先生就他们于 1846 年在西藏遭受到中国政府的不公正待遇和压制而向法国政府提出的申诉状》:

我们经过多年负责法国北京传教区之后，便于 1844 年 8 月间从中国基督教会口的中心出发，前往鞑鞭蒙古人中创建一个传教区。我们与这些民族维持的关系，很久以来，便使我们坚信，我们走向西藏首府拉萨是必要的。数世纪以来，鞑靶人确实形成了对于来自西藏的人员与教义，都非常尊重而又信任的行为准则。他们的喇嘛正是为此才不断地在佛教之都和大喇嘛的驻锡地学习经书。我们的使命是使鞑靶民族领报福音真谛。这首先必须从大喇嘛的眼中闪烁出第一道光芒，将十字架插在寺庙对面的地方开始。

我们听人讲到的这条道路的漫长与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完全不会动摇我们的计划。我们便回忆起了我们曾发誓致力的职业，仅仅听从“前去向所有民族布道”的圣训，便一头扎进了蒙古大戈壁。

我们无意于此叙述长途跋涉中那令人无法相信的苦难，因为它持续了不足 18 个月的时间。我们只要指出以下几点就足矣!20

两位神父活着从拉萨返回澳门后,那些法国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他们聚精会神地倾听他们滔滔不绝地讲述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故事。法国在澳门的巨商杜朗( Durrand)设盛大晚宴招待他们,其次是李播等外方传教会会士、孔贝尔等遣使会士和北古领事。两名传教士被捧得有点头脑发热。

秦噶哗从西藏回到澳门之后,便在香港传信部司库樊力西亚尼(Feliciani)的建议下而乘船回法国,以向那里报告这种已开始衰败的传教区形势,然后再去罗马申请返回中国的权力。但在此期间,西藏的宗座代牧区已创立并委托给巴黎外方传教会主持。

1846 年 10 月末，秦噶哗离开澳门，于 1847 年1 月间到达马赛。

1849年，秦噶哗奉命陪同一批圣女前往巴西,并创建了马里安纳神学院。

1853 年3 月 3 日，秦噶哗因患黄热病而死于距里约热内卢有半法里之遥的耶稣山岛。古伯察在《中华帝国》一书结尾写到：

我们抵达澳门一个月之后,秦噶哗神父登舟赴欧。我们当时希望不久就会见到这位曾经一同长途跋涉、患难与共的伴侣。可这不是上帝的意旨。一天,我们收到了令人痛心的消息,这位勇气十足、不知疲倦的传教士在巴西海岸停止了呼吸。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在亚洲高原的冰天雪地里,与这位朋友抵足而眠,互相取暖的情形,未曾料想上帝竟会让他在骄阳如火的南美海边走入坟墓。21

但是，不管是古伯察还是历史，对秦噶哗来说，都是不公的。

可以说古伯察与秦噶哗他们的远行，是旅行家们在两年间被迫处于狭窄的交往范围内，但对于秦噶哗某种意义上在古伯察的回忆录中只以微不足道的方式被提及，即使是在《中华帝国》中，对他唯一的一处提及只出现在全书的末尾，而且只用三行文字提到了他们过去的合作。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臆测他们之间关系如何了，但有一件事似乎是肯定的:我们很难想象会有更加明显的两种气质差异了，秦噶哗的冷静和矜持，显得与他那热情奔放的教友之口著悬河的言谈，形成了一种完全的反差，因为古伯察的激情奔放便会一举成功地独自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正如伯希和所指出的那样:“古伯察那令人不可思议的生动叙述，将其教友抛在了默默无闻之中，而后者本来却为其长者和长上。”我们今天必须做出巨大努力来恢复秦噶哗与古伯察的等级顺序。22

秦噶哗在他经过欧洲期间，曾写过一部回忆录:《呈奏圣父教皇庇护九世的《中国传教区状况一瞥》》 (1848 年写于普瓦西)。这本共80页的小册子却具有很大的意义，它证明了其作者那非凡的人格。秦噶哗确于其中表现出了一种对中国人的伦理道德的尊重而其大部分传教士教友 (从古伯察开始)，却始终在很大限度上都无法这样做。他特别是在自己针对有关中国传教区的悲惨状况而提出的诊断中，在他竭力推荐的猛药中，都表现出了一种远见卓识和一种勇气。此外，他的思想于其时代显得如此先进，以至于它们甚至未受到攻击，人们后来对此却完全一无所知了。我们必须等待近80年，才可以最终在拉布 (Lebbe) 神父个人身上发现这一点，拉布是一位勇敢的司铎，能够重新创立这些预见性的观点一场无法想象的长期和艰巨斗争之后，才逐渐被教会所接受。23

秦噶哗留下的有关中国的汉学著作不多,主要是书简和向罗马教廷的报告。大致有如下著作:

《中国传教区现状一瞥》, 秦噶哗于 1848 年呈奏教皇庇护九世的报告。此书最早于1848 年在普瓦西出版,1999 年又由西蒙莱斯(Simon Leys)作序重版。

秦噶哗《在拉萨居住并被从西藏驱逐的报告》节录,载《传信年鉴》第20 卷(1848 年),第118 ~126 页。

秦噶哗的《呈奏教皇庇护九世的有关中国传教区的报告》载《遣使会年鉴》第13 卷(1848 年)第114 ~226 页。

《遣使会士秦噶哗和古伯察的西藏游记》,载《传信年鉴》第20卷(1848 年),第223 251 页。24

在比利时的隆德里著的《西湾子圣教源流》中，对秦噶哗追忆：

那时，秦神父常到蒙民居住的地区去观察，1839 年他以三个月的功夫，在蒙古北方各处巡行视察，几乎走遍了远近各地又于 1842 年到归化城去，试行劝化那些喇嘛们进教。正好在那一年(1842 年)的6月 17日，遣使会的第三位神父来到西湾子，即古伯察神父(Evariste Huc,C.M)。古神父心怀劝化蒙藏人民信教的大志，所以，学习蒙古话之后，在 1844 年9月 10日和秦神父一起到西藏(Thibet)一一佛教盛行的地方去开教。孟神父十分赞许秦、古二位神父的工作，在 1842 年古神父和从澳门回来的弟兄到达时就曾写道:“我们渴望更有效的为中国和蒙古人的繁荣和皈依而工作，尤其是蒙古人，因为直到今天还没有人为他们宣讲过福音，我们希望借着宣讲福音能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坚定的希望”

所以，通讯时，他在信中告诉这两位神父有关劝化入教的事，期以各种方法帮助他们推动并展开工作。当时，那些劝化入教的试行方法，皆出于西湾子的指引。虽然后来并未看到多大的效果，然而那些试行方法却足以显示传教士在中国蒙、藏人民当中传教的热忱有多么坚定,他们的确尽思竭虑,鞠躬尽瘁。25

1.包士杰《新版本序言》《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2年1月第二版，P1页

2．《清实录·宣宗实录》卷四二八,道光二十六年四月乙丑,中华书局 1986年。

3.《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五(道光卷七五年),道光二十六年乙已(国五月二十日,1846年7月14日),大学士四川总督宝兴奏折,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2003 年。

4.《遣使会年鉴》,第11 卷。1846 年,第 444 -445页，见古伯察：《鞑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32 页

5. (法)泰大奈著耿昇译《西来的喇嘛》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P54页

6.包士杰《新版本序言》《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2年1月第二版，P2页

7. 《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七(道光卷七七年),英等奏讯明至藏传教之嘴哂夷人酌办情形摺(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十月戊辰,1846 年 12 月4 日),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8. 《蒙古民族基督宗教史》宝贵贞宋长宏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第159页

9. (法)泰大奈著耿昇译《西来的喇嘛》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P56页

10. (法)泰大奈著耿昇译《西来的喇嘛》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P82页

11.《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七(道光卷七七年),看英等奏讯明至藏传教之佛嘴哂夷人酌办情形擂(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十月戊辰,1846 年12月4 日),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