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地区传教士传记（四）
他把天主教带到了西湾子
——记耶稣会士传教士巴多明
作者：高星
我在崇礼西湾子教堂参观时，在院里的宣传栏看见有关当地天主教流传历史的介绍：西湾子村信仰根源的历史可追溯到 1700 年。也就是在这一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在这里为村民张根宗受洗。因此，张根宗成为了西湾子第一位天主教信徒，巴多明就是第一位把天主教带入西湾子的传教士，而西湾子也成为了内蒙古地区天主教传播流布之源。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巴多明这个名字。
巴多明（Dominicus,Parrenin）, 字克安(费赖之书)。1665 年 9 月 1日，出生于法国杜省首府贝桑松教区的大吕西埃小镇。1贝桑松位于法国东部城市，在杜河之畔。属于工业中心，设有大学（1485年创立）。多教堂、陈列馆，还有建于十七世纪的图书馆。
巴多明的父亲是勃良第某个学校的教师，应该说他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1685年于9月1日，巴多明于阿维尼翁进入初修院。1695 年，他于阿维尼翁晋铎。
1698年3月，巴多明学业结束后,启程来到中国从事传教事业。他与翟敬臣、南国光、马若瑟、雷孝思、颜理伯、卫嘉禄、利圣学一起在白晋带领下，从拉巴舍尔港出发，船抵好望角时，汇合孟正气、卜纳爵随船同行。
1698 年 11 月4 日，巴多明经历6个月航行，到达广州。
1699年2月22日，康熙帝南巡至镇江，白晋带领巴多明等九位来华的教士登上御舰，与帝共坐一舱，帝询个人专长，并聆听他们演奏西乐。（2）
随后，他到达北京，成为北京的耶稣会士。
耶稣会士在清代初期朝廷中名望甚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钦天监中都有多名耶稣会传教士,如汤若望、南怀仁、闵明我、纪理安等。在森严的皇宫里，经常可以见到，他们出入的身影。
1689年，中俄就北方勘定边界进行谈判，传教士张诚和徐日升受聘为中方代表团的拉丁文翻译。经过16天的谈判,中俄《尼布楚条约》正式签订。对条约的签订,康熙帝十分满意,肯定传教士“出力颇多”。在当时两国相互之间并不信任的情况下,中国能够与俄方缔结一个完全平等的条约,传教士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徐日升、张诚、白晋、安多等被招至内廷,每天为康熙帝讲解关于测算、天文、植物、身心等西方学术诸多知识,这几位传教士成了名符其实的“洋帝师”。康熙帝知人善用，曾命一位法籍耶稣会士阳秉义讲解一道三角难题，而后发话，“秉义解决明确,帝喜,命之供奉内廷”。2
同是法籍传教士巴多明初来乍到，但也很快进入了康熙帝的法眼。他见巴多明体貌魁伟,品学兼优，便另眼相看，器而重之。为之选良师授以满、汉文字。不久，巴多明就能熟练地讲中国话，“欧人之操华语者无人能及。其满语流利,与其操母国语言无异”。3“他讲汉话和鞑靶话就如同汉人和鞑粗人一样流利”。巴多明办事异常灵巧，具有超群的语言天赋，讲汉话和鞑鞭话时流利得令人难以置信。皇帝、王公和官吏们都熟悉他，爱戴他和重视他。4
康熙帝把绘制中国地图的重任交给巴多明、白晋、冯秉正、德玛诺、麦大成等,参与的神父有十余人。巴多明曾先从关外起头,依次及各省(包括台湾省),历时9年(1710 -1718)图始告成,名曰《皇舆全览图》,还有各省分图。这在当时是中国最科学的第一幅地图。5 方豪神父对此评价说,清初中国天主教人士,完成了一件规模更大、在科学上成绩也更显著的伟业,那就是康熙年间的测绘全国地图。6
参与绘制地图的钦天监传教士们屡次被派往各地考察，测定经纬。其中张诚、巴多明等多次游历蒙古地区，事实上,蒙古地区早已留下了西方传教士的足迹。张诚作为神父,时刻不忘传教布道,甚至曾想在蒙古地区开辟教区,其著述中曾言:
当我第一次进入鞑靶时,我曾经想过在这里建立一个布道区,并奉献我的余年,在这些人民中传布福音。但是我又看出他们的心灵和精神对于接受神的种子的倾向又那么少。7
康熙帝最看重巴多明，“喜与之言,辄作长谈”。他正是从巴多明那里获悉了欧洲宫廷、欧洲国家和民族的古代史以及世界上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巴多明多次陪侍皇帝远行、出猎，长城巡游。“惟于皇上驻晔之处,遇有奉教之人,偶得助理一二”。8他利用一切机会传教,为入教者行受洗仪式，而对他顺便料理教务的行为，皇帝见了并不反对，因此，他在随驾的沿途中，总会有些传教的成果。
巴多明在1715年3月27日从北京发出的一封信中写到：
我十多次与他一起随皇帝出巡,几乎每次都长达六个月。旅途中他虔诚地履行职守。我目睹他几乎整天诊治穷苦病人,因为在三万多人的随驾队伍中,这种穷苦病人该有多少啊!而在这些病员中那些最令人恐惧、最让人避之惟恐不及的人却是他仁慈地予以关注的首选目标。我不止一次听到中国人啧啧称赞道:“一个外国人,分文不取,却能做我们那些最有关的医生即使收钱都不肯做的事,这是多么奇特!”一天，一个有身份的非基督徒告诉我可惜罗德先教友不是中国人，“如果他是中国人,”这位非基督徒说道，“那他就是大圣人,我们就会立许多碑颂扬他。”我趁机向他解释,罗德先教友这样做的动机要比立碑高尚得多;我还详细说明了我们背井离乡前来中国的目的究竟何在。我的话令他赞叹,他对我们称颂不已,不过他没有更进一步，因为他根本不考虑归信。9
不仅如此，巴多明还对皇帝身边的人进行布道，他曾向苏努(苏尔尼雅马,满族人)传教。他在1724年8月20日致耶稣会某神父信中讲：
十二年前的秋天,这位亲王随康熙皇帝到鞑靼打猎。他知道我也去了,就吩咐手下人打听我的帐篷安在哪里,嘱咐尽可能地、不动声色地把他的帐篷安在我的旁边。他几乎读了所有中文的关于上帝的法则的书,他经常找他认为知道这些书的人交谈。有一天,他和他十二弟一起到我的帐篷里来。他的弟弟是一位十七岁的年轻人他首先对我声明,如果他和我发生争论,那不是故意来找我茬儿的也不是为了炫耀他知道的一点皮毛,而仅仅是为了解除疑问,弄明白他难以理解的问题而来。因此,他求我不要花费时间向他证明他已经相信了的东西,诸如神的存在,神创造了万物等等，“而要说明，他对我说，“使我反感,难以接受的东西。”10
1700年的一天，巴多明司铎随康熙皇帝北来，视察张家口与蒙古接壤的边防驻军与当地民情。机缘巧合，巴多明结识了西湾子一个叫张根宗的农民，他聆听了巴多明的宣教，并被这些圣教道理感化，遂主动找到巴多明表明入教的愿望，很快就接受了巴多明亲自的洗礼。
领洗后的张根宗充满了传教热忱，遂在日常务农期间，向亲戚和村民传扬圣教道理。因他的热心和善表，传教工作获得可喜的硕果累累。西湾子全村除两个人外，一百多位村民全部皈依了教会。后来，传教士常到西湾子村探访信友，并于 1726 年前后，在本村建起来第一座小堂。自此，可以说天主教会已在西湾子扎根，西湾子这个小村庄也开始名震天下。11
西湾子,这个载入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史的塞外村庄。据西湾子老户家谱记载,清朝顺治年间,有张姓旗人自奉天移至北京,再由北京移居口外,来到西湾子之地居住。张氏共分八门,其中四门以蒙古语称呼为伍什图、奥木图、六鞑子、七鞑子，八门姓名均刻于新营子庙古钟之上。但张氏八门当时尚未人教。张氏家族后由新营子移居西湾子。12
大约在17 和18 世纪之交,即1700 年前后，“圣教”传人西湾子。西湾子第一个人教者为教徒张明显的曾祖张根宗。在一张由张明显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画押的地契上,记有其曾祖入教之事。《立献归正堂原基凭据》文云：
约人张明显同族侄国赞、国相暨族孙人等,缘西湾子,首先奉教,实系张姓。故曾祖根宗,自奉教之后,劝勉地户民人奉教者,渐渐广多,并无念经公所,于乾隆年间原筑建公所四间,东西房四间。至乾隆三十三年,严查邪教,将公所入官改庙。次年二月内,仍由张天达递呈奉官断回,将房屋仍交张姓收管。恐其后人不知堂地情由,特立此奉献，凭据永远存照证用。道光贰拾陆年四月初四日立。13
1700年这个时间节点，可能并没有清晰纪录，是《西湾子圣教源流》一书作者隆德里考据推算出来的。据《蒙古民族基督宗教史》解释,张明显曾祖张根宗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前,即已奉教于西湾子并在此地建有“公所”。张明显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立此凭据时已有“族孙”;张根宗为其曾祖乾隆三十三年(1768)前建有小堂;由此可知张根宗人教时间约在1700年前后。又可进一步推知,在张根宗入教之前，“圣教”已传入西湾子。14
而在一封写于 1726年7 月26 日的来华耶会传教士的信件中也可以佐证此事:
口外堂区的一位会长·····说,巴神父随皇帝北来时给他付洗。此人为新教友,常做种田的工作,但却十分具传教士的热忧。因他的善表,他的兄弟们和亲戚家,连同全村居民,有一百人上下,都进了教,只有两人没有被劝化。·····在一个隐秘的地方,建筑了一座小堂。至今未受官方查禁,而能自由地到堂里聚会诵经。15
从信中内容看西湾子张家第一位教徒很可能就是在巴神父手中受洗的。这位新教友之事与西湾子张根宗劝化全家、全村人教之事相吻合，及“口外堂区”“隐秘的地方”“建筑了一座小堂”。
张根宗“自奉教之后,劝勉地户民人奉教者,渐渐广多”。但因“无念经公所”,于是教民出资建小堂一所，以团聚祈祷。乾隆三十四年(1769),公所入官改庙后又奉官断回张姓收管。《立献归正堂原基凭据》文中记载:
嘉庆元年六月内,张国俊、张国柱、张国信三人将旧堂原料盖起北大堂三间,住房一间。其工费钱款亦系由众教友摊认交付。又至嘉庆十年,因本村教友众多,不能容纳,将旧房拆毁,添买砖瓦木料,盖新房五间。至道光十五年,仍嫌窄小,拆毁重修,建大堂房屋十间。16
由此可知,西湾子有小堂名曰“归正堂”,乾隆年间修建后,因教民增加,嘉庆、道光年间,多有增扩、修茸、重建。
此地教民还购买义地一块,在村后山坡上,约有 40 亩左右,专供葬死亡教徒之用。当时的西湾子居民，“满汉二族杂处”。然而长城以北土地尽属旗产,禁止耕种。乾隆三十五年(1770)后，有汉人将西湾子土地开垦耕种,遂引起满汉之间争地诉讼。官方判决，禁止耕种，只许作为满汉亡者葬地。在教徒们购地地契上有“西湾子村,满汉人民,久已信教,贫富一律,死后须于义地葬埋”的记载。17
清朝前期曾有过一段较长的禁教时期,由于西湾子地处偏僻山村,未受很大影响,教务虽未向外发展,但村内教徒却日渐增多。再加上许多教民为避禁教严令而迁移至此地,故而信徒甚众。正如古伯察(Regis - Evariste Huc)所说:
大批基督徒为了摆脱中国当局的追捕都越过了长城，前往鞑靼沙漠中去寻求一点和平与自由，依靠蒙古人允许他们耕种的几片土地为生。18
要说西湾子天主教的诞生是开天辟地之事，正如《拳福记》记载:
蒙古初无教友。后有直隶教友数家，不知何年,迁往其地。或以耕田谋活计,或避朝廷禁教之令。北京教士间时一往巡阅，藉行教礼。19
因此，在如今西湾子教堂宣传栏里，引用《圣教源流》一书中的表述，非常准确:“ 西湾子本有的习俗淳朴之风，加上天主教会文化的熏陶，使之成为远近闻名之地，天主教会信仰在此开花结果，最后成为圣教的一个重要的发样地”。
1701年7月31日，巴多明在北京发愿。1704 年，在山东发生饥荒时，巴多明为康熙提供了一些非常规的救荒措施，起了一定的作用。
1706 年7 月初,康熙帝到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同行的还有安多、巴多明等在宫中服务的教士。康熙帝在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正殿“澹泊敬诚殿”接见了传教士阎挡等人，巴多明当翻译。这次对话之后，康熙发谕旨，外国传教士必须向内务府申请“印票。”尽管如此，并没有阻碍巴多明继续的传教。20
当时驻防河北、蒙古长城的清军中，已有士兵开始信教。巴多明利用各种机会多次来到古北口军营传教,并建有古北口会堂。归化城也有因耶稣会传教士而奉教的士兵。还有不少驻防的士兵在张家口进教。《西湾子圣教源流》一书介绍：
耶稣会底教士们,在朝里有大名望,屡次奉命到蒙古地方,但也屡次声明了他们底希望是来蒙古办理教务。当时皇帝因为怕蒙古民族侵入国境,派下了重兵驻防长城。巴司铎多次来到了驻防的兵营里，也相机给他们讲了圣教要理;那么，他们便创立了古北口会堂。在归化城,也有在他们手里奉教底兵士,驻防的兵士更有好些在张家口进了教。21
1710年初，一位教友来北京向巴多明报告说,在长城口(古北口)的许多士兵认识了天主教会的优点,被教理所感动,急切希望受洗。巴多明立即派一位传道员前去继续坚定他们的信德,待他随驾去塞北路过此地时给他们付洗。
1710 年春夏,康熙帝到古北口外“热河儿”(今河北省承德市),这一天,巴多明便起早到长城口,见到40名成卒对教理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信德也很坚定,就给他们付了洗。巴多明离开时,让教理讲解员继续留下,还把一些教理书也留给他们。巴多明还集合了外省来热河儿经商的教友们,使他们先后3 次领了告解圣事,又在那里给 16 名望道者付洗。经长城口教友介绍,巴多明又给他们的20 名同伴付了洗。康熙皇帝在“热河儿”逗留3个月,当巴多明接到命令随从皇帝回京时,他已在古北口、热河儿地方建立了4 个堂口。22
巴多明曾记述:
1710年，当我们在“热河儿”逗留的 3 个月间,我曾集合了从各省来此经商的教友们，他们都先后 3 次领了告解圣事......又在那里给 16名望教者付了圣洗。在长城附近,有一位教友向我报告说，那里有好些成卒认识到我们天主教的各种善行后，正在向往领洗入教。果然，我碰到了40来名成卒，对教理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信德也很坚定....我就给他们付了圣洗，直到当天的傍晚，我才回到皇帝跟前。我就让教理讲解员窗下,又把一些教理书本留给他们......他们又给我介绍了 20名已经培训好的同伴，我也给他们付了圣洗。23
巴多明在一封信中叙述永平府的一位新教友创建教团的事例：
这位热心的教友在那里以出奇的热诚担任了传教士的职务。他招集了大批敬拜偶像的人给他们宣讲教会的真理,效果很大,致使大部分的人要求受洗。他立即来北京找我。适值我随驾去了南方,另一位神父代替我到了永平府,给八十名成年人付了洗。及至我回来,派了一位这里的传道员去坚固那些新教友的信德，正如我所希望的，他希望赢得许多人进教。
另一位教友来向我报告他使驻扎在长城口(古北口)的许多士兵认识了我们教会的卓越优点，他们被他的理论所感动，急切希望受洗。我立即派一位传道员前去再认真地教育他们，只等我随驾去该城时给他们授洗便够了。当这位皇帝路过长城的那天,我便起早前去,我的确看到已准备好而且对信仰很坚强的士兵,他们流着泪向我哀求收他们为信友;我都给他们付了洗，直到傍晚才告别他们去追随皇上;但给他们留下了传道员和我带去的一些教会书籍。24
1710年，巴多明所写信中叙述在教友中创建教团--善会的事例。他说，从热河回来后又去看望口外一个堂口。他们都以不愧老教友的热诚办了告解。巴多明又给他们作了一次很长时间的训导。巴多明为训练好了的20 几位新望道者付了洗。他们又请他在他们当中成立一个善会,将有能力的几位做领袖,教育他们,指导他们践行教义。他们每人都秘密写了选票放在一起,打开一看,他们所选出的三位是最热心、最有知识、最有空闲做善功的教友。巴多明认可了他们的选举。他看到他们集会的小房子过分拥挤,便给了他们 50 两银子,希望他们另买一处能方便集会的房子,不足部分他们自筹。五年以后，巴多明再次经过那个地方,乃是一个已建立起来的传教区而且对传教很热心。巴多明说,以前盖的教堂太小了,连前厅在内也容不下多少人。巴多明说他上月路过那时,又给30 多人付了洗。25
1717年3月，苏霖、巴多明、穆敬远等人赴畅春园启奏九卿议禁天主教一事。我等闻禁止天主教,议得很严。皇帝面谕说到:并不曾禁天主教,本内禁的是不曾给票的西洋人,其给过票的并不曾禁。巴多明面奏：本内引康熙八年的旨意。皇帝说:“是那没有得票的人,应该照康熙八年例禁止,与有票的人无干。”巴多明又奏:“恐怕地方官见了康熙八年之例,不管有票无票,一概禁止。”皇帝说:“若地方官混禁那有票的,即将朕给的票拿出来看,就有传教的凭据。”穆敬远奏:“若地方官要勒索有票的西洋人,臣等还求万岁作主。”皇帝说:“果有此事,再来启奏。”苏霖禀:“谋反的题目,等很当不得,皇上知道臣等的根由。”皇上微笑说:“这是衙门内一句套话,不相干,你们放心去。”他们随即叩头谢恩而出。26
1724年，湖北发生教案，教徒们移居到了山里，襄阳的基督徒由一名传道员牵头，买下了一整条山谷，并把土地分给最穷的人家。时任北京传教会长上的巴多明耳闻了这一事件，他马上想把它组建成受迫害的基督徒及有被捕危险的教士们的避难地。他把一名信教的文人派往该地，在磨盘山毗连襄阳基督徒所购得的山谷处，买下了比前者大得多的地盘，还当着地方官的面签订了合乎规定的契约。27
1725 年，巴多明与法国印度会口一起企图支援日本传教区。教廷传信部希望将他连同另外3位耶稣会士召回欧洲,这一决定于 1726 年推迟。
1729 年，巴多明为清政府外交官创办了拉丁语学院，教满洲子弟学习拉丁文，培养外交官。“但成绩不如理想”。28
巴多明在给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信中说，“为满足已故中国皇帝的好奇心,我把你们一些著作译成了鞑靼文。”巴多明不仅有许多鞑靼语译著，还翻译了拉丁字典的中文版，但未付梓。他不仅是一位语言学家，还是一位博物学家。他的《解体全录必得》,即用满文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著作,现藏于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他不仅向中国皇帝介绍西方植物，也向法国科学家介绍了中国特有的某些植物,比如冬虫夏草：
倘若仔细端详,你们的确可看到给它起这一名称并非没有道理。没有东西比它更像一条9 法分长的黄色虫子了。人们可看到完全成形的头部、躯体、眼睛、腹部两侧的脚及背部各种皱纹。在这种植物新鲜时,这一切显得格外清楚,因为陈放时间一长,尤其若暴露于空气之中,鉴于它纤细柔软,所以会变得黑乎乎的很容易腐烂。它生长于西藏,在这里是难得一见的他乡之物，只有宫中才能看到。川藏交界处虽可找到,但数量很少。29
巴多明深入了解中国国情，他在1730年8月11日致法国科学院院长梅朗的信中写到：
中国人更为喜欢星相学。人们总会对中国人说,他将会做大官那么他会当场得到让占星家得到报酬。在中国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那就是只有盲人才介入司法性的占星术,他们主宰世人的祸福当有人向那些多少略知一些事理的中国人抨击这种缺陷时,这些人便会回答说,事实上他们很乐意听那些能使个人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和他们希望自己崇高伟大之意愿的言论,但他们并不会头脑相当简单地认为那些盲人具有一种懂得未来的可靠知识;只有一个轻信的民族才会相信那些盲人的卜辞预言,他们始终是一种骗局的受害者:对他们来说,如果他们将这类人恭请至其府上,那也完全是出于一种消遣方式的原因,因为他们懂得操作仪器,精于计算并且善于轻松地讲故事。30
巴多明晚年患病，在沙如玉致韦塞尔神父的信（1741年10月10日）中讲到：
在巴多明神父一生最后三年中折磨他的疾病中,光芒四射地显示出来了。疾病给他造成了最剧烈的疼痛,这些疼痛有时也会多少给他一点缓解,他于是抓住这些短暂的间歇,如同平时一般地从事其布道工作。这种疾病成了他的一种慢性殉教,他却以一种始终不渝的毅力和一种甘愿听从上帝意志主率的心情而忍受千难万苦。最后,今年9月 27 日,怀着一种巨大的虔诚和痛感,作了一次告解神工(全面忏悔),又接受了临终圣餐和临终敷圣油礼之后他在一种身心极大安宁的状态下,结束了他那神圣而又勤劳的一生上帝似乎希望犒赏他的毅力,于其生命的最后时辰之前数日,使他摆脱了疼痛感觉的折磨。这样一来,他便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逝世这是最温和与最平静的死亡,处于与上帝的密切结合之中,不断地形成各种宗教行为，一直到他将灵魂还给其造物主的时刻为止。31
1741年9月29日，巴多明逝世于北京，享年77岁.其葬礼由康熙亲自安排处理,有人称这一葬礼“具有迷信色彩”。
由于一种特殊的天意，上帝似平为了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成为本传教区的支柱与灵魂,才培养了他。在他身上,汇集了全部身心的品德,这种组合使他成为我们修会在中国从未造就过的最热忧和最不知疲倦的人士之一。体质强壮,身材高大而又匀称,姿态高雅,举止令人肃然起敬。与和蔼可亲,令人惊讶地用他学会的不同语言来表达思想,非凡的记忆力,敏捷和公正而又犀利的思想,渊博的知识。他从事的旅行和承担的职务,似乎使他将这一切都汇聚于一人之身了。32
还有人称他为“欧洲人中的豪杰和教区的柱石。”
注释：
1. 《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法）荣振华等著耿昇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第263页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方豪著，中华书局1988年3月第一版，第295页
（2）《中国天主教编年史》顾卫民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第216页
2．《河北天主教史》任继远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第96页
3.《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其书目》（法）费赖之著 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 年1月第一版,第510页
4. 《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法）荣振华等著耿昇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第263页
5.《中国基督教史纲》王治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112页。
6.《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方豪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432页。
7.《对大鞑靶的历史考察概述》（法）张诚著 陈增辉译,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20页
8.《燕京开教略》樊国樑著，辅仁大学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辅仁大学出版社 2003年，第 389 页。
9.《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二（法）杜赫德编 耿昇译 大象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133页
10.《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三（法）杜赫德编 耿昇译 大象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5页
11.引自西湾子教堂张贴的宣传栏
12. 《蒙古民族基督宗教史》宝贵贞 宋长宏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第140页
13. 《立献归正堂原基凭据文》,见（比利时）隆德里:《西湾子圣教源流》,载古伟瀛主编:《塞外传教史》,台北光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2年,第14—15页
14.《蒙古民族基督宗教史》宝贵贞 宋长宏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第142页
15. 《蒙古民族基督宗教史》宝贵贞 宋长宏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第145页
16. 《立献归正堂原基凭据文》,见（比利时）隆德里:《西湾子圣教源流》,载古伟瀛主编:《塞外传教史》,台北光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2年,第14—15页
17. 《蒙古民族基督宗教史》宝贵贞 宋长宏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第143页
18.《鞑粗西藏旅行记》(法)古伯察著 耿异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 年,第3页。
19.《拳祸记》李祅著 下编《增补拳匪祸教记》,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宣统元年(1909)第274页
20.《河北天主教史》任继远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第120页
21.《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解成编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第31页
22.《河北天主教史》任继远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第103页
23. 《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河北卷 解成编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30页
24. 《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河北卷 解成编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31页
25.《河北天主教史》任继远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第104页
26.《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阎宗临著 大象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第182页
27.《中国基督徒史》（法）沙百里著 耿昇译 种果树科学出版社998年8月第一版 第242页
28.《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方豪著，中华书局1988年3月第一版，第296页
29.《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二（法）杜赫德编 耿昇译 大象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305页
30.《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四（法）杜赫德编 耿昇译 大象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45页
31.《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四（法）杜赫德编 耿昇译 大象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238页
32.《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四（法）杜赫德编 耿昇译 大象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238页
参考资料：
张家口政协委员会：《张家口文史资料—民族宗教专辑》1989年10月
崇礼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崇礼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入华耶稣会士列传》（法）费赖之著 冯承钧译 文物出版社2022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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