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启耀｜ “山寨版人类学”（2） - 新名词害死人
（波保过、善宝和我。波保过是寨子里的核心人物，大事小事都离不开他。他曾经考上云南民族学院，五七年因为说真话被定为右派，遣送回藉。）
第二天天不亮，就被“咚咚咚”的声音吵醒。起床看，原来是女人们在舂米。傣族每天吃的米，都是拿谷子现舂的，难怪那么香。
大妈从大水缸里捞出一个糯米粑粑，放进灶口火炭里。不一会刨出来，拍拍灰，夹一块红糖，递给我。那粑粑皮脆心软，好是好吃，只是也有一股酸味，或许是泡的时间长了。
吃了一点，发现有进得有出，昨晚吃太多，需要腾空间。拿着粑粑到处找，就是找不到“出处”。后来才知道乡公所为带动新文明，建了一个厕所，但傣族不用，嫌它脏。对于汉人用大粪浇菜，更是嗤之以鼻，认为简直就等于吃屎。
找不到厕所，只好到树林里解决。找棵大树，才蹲到后面，已经有数条大猪闻风而来，呼哧呼哧围观。稍有成就，猪们呼啦啦拥护上前。提着裤子，急忙转移。哪不知猪们尝了鲜，不等排放清爽，就挤挤嚷嚷，直奔胯下而来。记起手里还有一半粑粑，忙扔过去，才暂时守住防线。
紧紧张张解决问题，松口气，到昨天聚散之地寻伴。大家碰了头，讲自己借宿那家的情况。各有感慨，毕竟比不得自己家里。说起“出恭”之事，小李子一脸郁闷。他个小，一没留神，被急不可耐的猪们拱翻在地。大家交换了经验，去之前，先准备一根棍子。
讲完自己，想看看周边同学的村寨什么样。我们决定去朝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新安村。到了一看，才知道他们弄劈了，与想象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相差太远。原来，这是一个安置内地汉族移民的村子。他们老家地不够种，太穷，移民到这里重新安置。好地方早被傣族占了，他们的村子，只能安在半山坡上。显而易见，这里各方面条件，都远不能和傣族原住民比，更别说什么电灯电话了。如今又来了些争口粮的学生，人家的不欢迎，差不多直接写在脸上。我们的学兄们如何安顿都成为问题，满面愁容。看来，这里不是城里，光看新名词，是要害死人的。
有人想起这天就是除夕了，几个同学哭了起来。哭一阵，想想新安村的学长悔断肠的样子，自己寨子貌似还可以，就还是回“家”了。实际上，我们的“蛮胆老寨”，是当地最富裕的村寨之一。“蛮”，是傣话寨子的意思，与“野蛮”无关；“胆”，有些吉祥、供奉的意味，比如“赕佛”。汉字记的只是音，“胆”“赕”音同。而“老寨”，属于最早占据好地方的寨子，条件最好，资格最老。
虽然是“老寨”，新鲜玩意其实不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尼龙蚊帐的时候，像个土包子，觉得能够做出这种又轻又薄又结实的东西，很不得了。这里离缅甸近，走私十分方便。当内地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的时候，双狮表、的确良，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高档”商品，在这里并不新鲜。那些写有缅文的商标，引发了我们对“外面”世界的想象，也勾起了一些知青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探究竟的欲望。
当然，知青也不示弱。有位口音古怪的北方知青，方圆几里的乡亲们公认他见识最多。他讲北京，能讲得70岁没离家一天路（当然是步行）远的老汉老泪纵横，抱怨自己枉活了一生。他讲外国，更是具体得如同他刚去过那儿。
“小日本那个发达呀，嗨！连街上卖腌萝卜的老奶，都用塑料袋（他在‘塑料袋’几字上加重语气）包装给你！”那些用芭蕉叶包着饭团出工的大嫂们，听到“塑料”这新名词，都发出“啊嘎”的惊叹。
“唉呀呀，这金牙算个啥？”他对有事无事总爱笑着露出美丽金牙的乡长夫人说，“美国的大狼犬，全都装着不锈钢的牙齿！”
边地小民与国家大事
除夕这天，家家的晚饭都很丰盛。傣族不过春节，但老乡们知道我们的心思，特意准备了丰盛的年饭。我记得那餐饭有鸡，那是很久没有闻过的味了。
但我们不知道鸡骨头该不该吐，吐哪里。初来乍到，还没有机会探风问俗。小心翼翼含着鸡骨头，听主人用夹生的汉话和我们聊天。
傣族说话软软的，唱歌一样，这对于我们这些刚刚从革命大批判现场过来的人，完全像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傣族的心思也是软软的，似乎是为了让我们心安，他们努力找汉人的话题，拉近彼此的距离。
当然，他们印象里的汉人，来自无所不在而又遥远的某处，就像广播每天说的那些让人弄不清的人和猜不透的事。
小刘住的是民兵队长家。民兵队长十分关心本职工作：“广播里年年都叫一定要解放台湾，为什么还不去呢？”
这还真是个问题。我们也年年听，为什么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呢？检讨一下，应该是长期政治运动训练的结果吧——对于国家大事，个人独立去“想”是很危险的，我们已经习惯了不要质疑所有指定的说法。因为没想过，小刘只好支吾：“大概，不好去吧？”
“从小路去呀！”他很有把握地建议。他是寨子里公认的好猎手，山里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
小刘嘴里的鸡骨头和饭一口喷了出来，不敢笑，装作呛着了咳嗽。
民兵队长接着报告：“毛主席说要七年皆兵，七年，盾盾（全部）都是兵。我们，四年，就可以完成：第一年，男人当兵，第二年，女人当兵，第三年，老人当兵，第四年，小人（孩子）当兵。”想了半天我们才弄明白，原话应该是“全民皆兵”，“全民”被误他听为“七年”了。
我住的是老社长家（我们去的时候那里还是合作社，不久后才被谁忽悠成立了人民公社）。老社长也表示了很高的政治热情，他佩服最高指示竟然具体讲到寨子里了：“毛主席说了，清理阶级队伍，一社要抓紧，二社要注意政策，三社呢，不有说。”我们当时就明白了，他是把“是”听成“社”了。
后来我们才发现，这样的“误读”在当地十分普遍，原因是傣话和汉话的某些语音有些对接不上。当然，语境的错位也是经常发生的。
在批林批孔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位大妈拉着自己的孩子到干部那里，问：“我家老二犯什么错了？广播里天天批判……”当地傣族姓孔的比较多，孩子也常按排序叫孔老大、孔老二之类。广播里批判“孔老二”，吓着孔大妈了。
让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接下来的“再教育”。
为了让这些臭知识分子安心扎根，不要想家，上面专门组织了一次忆苦思甜会。傣族老乡不懂这是什么意思，组织者启发他们：所谓忆苦思甜，就是说过去的坏话，说现在的好话。
傣族大爹上台照实说道：“过去坏呀！粮食减产了，还吹牛亩产几千斤，逼我们多交公粮。那些干部，不懂种田，净瞎指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主持人急了：“再往以前说！再往以前说！”“再往前，更坏，把我们的锅都砸了，大炼钢铁！最苦的就是这个时候。”吓得主持人连忙休会。
大道理既然没法讲，那就来点实的吧。什么“实”呢？吃饭问题最实。听说内地“吃忆苦饭”的办法很流行，生动具体，那就照搬吧。要让习俗不吃稀饭，只剩一把米都要煮成干饭吃的傣族乡亲知道什么是“忆苦饭”不难，说野菜煮稀饭就行了。傣族大妈们听说要给客人煮野菜粥，马上背着竹篓上山了。大妈们都是采集好手，不久便得各类野菜野果一大堆，洗净，剁碎，和米煮一大锅野菜稀饭。野菜是城里稀罕的山珍，米是现舂的本地老品种软米，煮在一起，清香无比。拿碗舀了，知青一人一碗，一扫而光，还要。满上，再扫光，还要。弄得那些不习惯吃稀饭的傣族乡亲也馋了，取碗入伙，一边连连赞叹汉人真会混搭，一边和我们一起把那锅忆苦饭吃得干干净净。
例行的“再教育”就此流产，傣族乡亲被启发起来的政治热情却没有冷下来。一位大爹十分认真地问我们：“毛主席有几个？”我们大窘：“有几个那还了得！就一个。”大爹指着一张新发的毛主席语录，说：“这个毛主席是假的”。我们大惊，忙看那红纸：“......闲时吃稀，忙时吃干，杂以番薯......正版的毛主席语录，怎么有假！”大爹摇头：“刚刚不是说吃稀饭是旧社会吗？毛主席说要给我们好日子过，那起码要吃饱干饭啦。这个毛主席要我们吃稀的，肯定是假的啦。”我们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按照忆苦思甜的逻辑，大爹的推论无懈可击。事后想想，那种矛盾的荒诞关联性，不回到常识是不可能质疑的。我们没有想到，颠覆了我们一直信以为真的东西的，竟是被一句话点破的常识，这也为我们今后学习反思历史埋下了伏笔。这种大逆不道的议论，在“先进”地方是有杀身之祸的，在这里嘿嘿一笑就算了。
不过，这样的话题没有维持多久。沦为改造对象的知青，渐渐失去了对宏大叙事的兴趣；地处边陲的傣族乡亲，与遥远的国家话语也总不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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