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培养一个人类学家？【上】
读博八年，我学到什么，或给自己塑造了什么？林林总总，能想出好多，但少了心魂中点亮一盏灯的感觉。
开始教学，站到教室另一端，统筹学科，跳出学生视角，也结合读书时的感悟和眼前学生的实际，我明白，学生陷在了自己世界中，不太明白学到什么，而老师过于关心如何培养一个人类学家。
导师去世时，一瞬间有种抽离感，自己不再是学生或老师，跳出来了，又带着他们的经验。此后一年多，我慢慢感受到自己在田野、思考、及教学中不自觉渗透出的东西。
到美国第一天，导师就说，“你决定做人类学，就不只是我的学生，是我年轻的同行。”十多年过去了，我明白教育是把学科带到新生命面前，碰撞交织，衍化无穷意味与知识。
导师说，这是当大学老师最让人兴奋的地方。他办公室向来敞开, 欢迎学生来谈。我在他办公室，也改变着他。他否认集体记忆，我用景颇案例阐述集体记忆的流传，直至他接受。毕业答辩上，他感谢我让他明白这点。
以前，他都跟大陆学生剧烈争辩（fight）马克思主义教条，旷日持久，却收效甚微。我来了，他撸起袖子，准备打持久战。
没想，我根本没老马的影子。学完物理，世界在我眼中演绎无穷，秩序与混沌相生相衍。他打到了空处。
毕业前夕，他说曾郁闷了一阵子，一度怀疑我是否在大陆上过学。与老马的决定论斗争，他经验丰富，最后一个学生，让他无用武之地。
我问：“你不高兴吗？”
他沉默几秒钟，说：“对，我高兴。”眼中泛起点点寂寞。那时，他已不上课了，最后一个弟子也要走了。真要关门了。
在这氛围中，我学会了人类学的三件事：大量读民族志，写作，大人类学的视野。
博士前四年，训练集中在民族志。修四门区域研究课，包括自己研究的和之外的区域。区域课探讨区域社会文化的所有层面，并置入时代和全球。此外，修16门专题课，都以民族志为基础。资格考试时中有一道题，要求综述自己研究区域的民族志。
读民族志，刚开始烦，陷在细节与社会文化整体的纠缠中，读完不明白学到什么。一本本读完，无声无息中，却能触摸人类可能的文化创造与生活面貌，在匪夷所思中感受人的统一；更关键地，学会在具体历史情境和实际生活场景中理解活生生的人，而非理念和体系下被规范、或形象和意念中被呈现的人。
我选修了中国、南亚、拉美和东南亚区域研究课，在我研究的云南看到了东亚、南亚、东南亚的观念、历史的融汇，并在大洋彼岸的拉美看到相似与差异。
导师的教学方式强化了民族志中的人：“上课时，千万不要认为你在教一个叫课堂的东西，你在跟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对话。”教学中，接受、触摸、探讨多样，看到多样具体、细致地嵌入世界体系和个体生活。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由来的世界，学生有老师想不到的创意。上课不是把大纲上完, 而是创造条件,让学科与学生碰撞，激发探索。虽然, 课堂会“飞”到哪不知，进度诡异，但我们会被课上冒出的问题吸引，在该展开的地方用力，敦促思考。上完课，学生能快乐地用学科发现生活和世界的规则与乐趣。
他给本科生上《文化人类学理论》和《东南亚社会与文化》，我做助教。他抛开理论派别，从社会现象引出人类学的思想和方法。有非常喜欢的, 有接受不的。给研究生开《亲属制度的形式分析》，只两人选。每次，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从各角度分析。一个学期下来，没学到什么具体理论与方法，却知道面对一个问题该如何推进，会遭遇什么困难，以及如何应对他人的质疑与挑战。
毕业从教，我延续与拓展这种风格。课程有严格、宏大、精致的体系，但具体传达随学生的接受和热情而变。我努力理解学生，把体系化入到他们的关注中，拒绝简单明了的小白菜式逻辑。我不想上完课后，脑回路都直了。
可我没法延续基于民族志的培养方式。国内研究生三年制，还有大量思政和英语课，学生民族志都不会读，就下田野，写民族志。我只能说，三年完成当代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要么是天才，要么是骗子。
我听到了，很多人在骂我。
我博士最后一年，他不再教学。同门大师兄，毕业四十多年了，回来看他。闲聊中，他说很想念教学，那里，感觉自己和别人都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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