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人生最后的功课，就是跟自己的身体告别

文章来源于“一条”（ID：yitiao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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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东西我会永远拥有，

可是我们一生很多东西都放不下。”

蒋勋，华人美学教父，

2014年他把台北的都市生活做了舍离，

不看电视，减少滑手机，也不社交，

带着笔、墨、几本喜欢的书，简单的行李，

搬到台东的小农村：池上。

他住进废弃60年的老宿舍，

除了换床铺，几乎一切保留原样，

因为那是他童年的记忆：

红砖墙、木头窗、绿油漆、小院子......

蒋勋把画室安在院子旁一个照得进阳光的厢房，

他画农田、荷花，画外墙开着的紫色蒜香藤，

从生活中寻找灵感。

2013年云门舞集在池上艺术季的演出

池上最出名的就是稻米，

当地连续11年在秋收时举办艺术季，

曾邀请云门舞集在田里演出，

蒋勋是第一位来到池上的驻村艺术家，

跟着农民“日出而做，日入而息”，

在最简单的生活条件下，

重新找回自己身体的自然秩序。

“什么东西舍得、什么东西舍不得，

不要到最后放不了手很痛苦。

人离开土地、空气、水才会活不下去，

我觉得自己在池上好富有。”

蒋勋在池上的家，是个已经荒废了60年的老宿舍

我是蒋勋，2014年的10月中下旬，我到了池上，我觉得自己有一点变成了池上的居民。

其实我来的时候，已经刻意想把台北的生活作为一个舍离：什么东西舍得，什么东西舍不得。

我选择住在大埔村废掉的老师宿舍，那里已经50、60年没有人住，是个荒废的地方。第一次去，推开红门一进去我就吓一跳，因为它就是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上个世纪1950、1960年那个时候，我爸爸是公务员，所以给他配的宿舍就是那个样子，红砖墙，红色的门，然后里面是木头的窗户，绿色的油漆，然后有个院子。

前屋主搬走时留下了神坛

因为太久没有人住，所以到处都是斑驳的油漆和蜘蛛网，必须打理。最后一个住在那边的老师，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搬走时没有把神坛带走，我想对台湾来讲，神坛就是民间让自己安心的东西，所以我就继续拜。

每天上一柱香拜一下，我觉得那里边有一个对天地的敬重，其实就是让自己安心，儒家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就是我不见得一定要那么虔诚，可是我要敬，因为不敬可能你碰到灾难的时候过不了关，敬是说希望生活里面尽量能够平安。

我搬进这里，带的东西不多，大概就是毛笔、墨、砚台，带一些纸，带一些我喜欢的书，我可以重新看我好久没有看的《战争与和平》那种大小说，因为我童年的时候没有电视，所以我常常在书店里看大小说。

现在很多人有电视以后，一打开就拿一个遥控器一直按一直按，我觉得就变成电视奴隶。

房间现在换了床，这里以前是用木板铺的一个通铺，我一看就笑起来了，因为小时候我们家6个小孩，3个男生一个房间，3个女生一个房间，我们都是睡在那个通铺上长大的。有一天有了自己的房间时，哇，那真的是很开心。

我本来是希望那个地方完全不变，因为完全是我童年的家的样子，可是年代真的太久，通铺都已经蛀了虫只好换掉。

我一直在大埔村想要把家的感觉找回来，有朋友来我会在家做一点菜，吃一点饭，让自己的房子不再仅仅是房子，而是家。

家跟房子是不一样的，家里面有很多的气味，有人的温度，我们现在以为房子就是家，可我去了很多台北的豪宅，我都觉得不像家，因为很大，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大房间，每个人就在房间里。

有一次去朋友那里，我说我要在你们家吃饭，他们说：“我们搬进来两年从来没开过火，因为都在餐厅吃”，可是那个厨具全是意大利进口的最贵的厨具，所以我坚持一定要吃一次，于是他们就买了冷冻水饺煮给我吃，那是第一次家里面3个人，爸爸妈妈跟一个独生儿子陪我，4个人一起吃饭，那个能叫做家吗？

蒋勋一岁时和兄姐的合影

家这个字，宝盖头屋顶底下是有一头猪，就是汉字这个字以前人养了猪，他才是富有的，才是过生活的，我这里就要问，纽约、上海、北京、东京有多少的房子其实不是家，里面是冷的？

我妈跟我说家一定要有气味，她煎鱼可以煎两个小时，那个焦香，我在做功课就闻到了，我就知道晚上会吃到什么样的菜，我觉得气味里面是一种温度，但有些房子即使是豪宅，其实是冷的。用钱，没有办法买到一个家。

厨房出来就是院子，我可以知道下雨了，刮风了，冬天很冷太阳好的时候，我就会拿把椅子外面坐一下，晒一晒太阳。红砖墙上的花开得这么漂亮，我都没有在照顾，是这条街上住的90几岁赖先生在浇水，他不会在意这是你家还是我家，我早起遇到他在浇水时，就会跟他说谢谢。

经过院子就到画室去，画室没有很大，空间里面的光线很特别，窗户外面的树影会打在画布上，让我很想把树影留下来。我有时候从早上8点钟一直到黄昏5点，都在那里，吃饭的时候我就煮一点东西吃，天黑了我也可以不开灯，我就准备休息。

我重新反省，有多少东西是我曾经拥有的，当生活慢慢脱离了农业，脱离了贫穷，随着物质越来越好，也少了很多乐趣和记忆。我大概一直到退休前都还是用手写书，可是现在有时候我拿起笔来，我想不起那个字怎么写，因为已经按键习惯了。

小时候我看我妈妈刺绣，我们家的棉被都是她绣的，她绣一片叶子，要用10几种不同的绿色染出来的丝线去绣。我那时觉得去买棉被还比较有价值，可是现在才发现，妈妈绣的那个东西，里面全部是爱心，你一辈子再也买不到。

有一次在池上碰到台风，晚上木窗就嘎嘎一直响，我记忆里面这就是童年的声音，风来了木头窗子就震动，下雨房子都会漏水，摆个桶滴滴嗒嗒。世界上最好的饭店五星级、六星级我也都住过，可那些好，都是用钱可以买到的。

我的童年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慢慢慢慢一点一点有的年代，所以现在我退到我的童年再活一次，发现说原来我现在拥有的东西也可以没有，我可以学会去放手。所以我真的担心，如果有一代，他生下来全部的东西都有了，那么他会什么都放不掉，真的蛮可怜。

什么东西你可以永远拥有？我们不可能所有东西都会拥有。

唐诗里面有很多描述自然的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因为它有自然，你跟着一条河流走，走到水的源头，然后你就坐下来看那个云一片片飞起来。

你在上海、北京、台北，大概都不可能有这样的诗句产生，因为根本没有这个环境，可是池上还有，你真的可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池上的稻米非常有名，为了种出世界上最好的稻米，农民用自然的农法耕作，不随便用化学肥料、农药，还要求台湾的电力公司，把田里的路灯都拆掉，因为灯一直照着稻米，它的休息不够，所以在这片175公顷没有分割的农地里，晚上可以看到满天的星光，会看到银河。

池上的漂亮都是因为米。

“她”给我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自然秩序。所谓自然秩序是说，早晨跟黄昏的光是不一样的，然后我才注意到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什么叫做立春，什么是秋分。

秋分以后晚上越来越长，白天越来越短。节气在农民的口中非常自然就用出来，可是我在台北我好像从没有感觉到节气，因为天气热了我就开冷气，天气冷了我就开暖气，我们跟自然的秩序越来越远。

我刚来的时候是10月，正好遇到收割，我家旁边是专门提供收割机的，所以4点钟我就被吵醒，因为他们要先把引擎预热，再开到田里，所以足足好几个月，我每天4点钟起来；有一次我画画到很晚，晚上8、9点要去吃晚餐，却发现所有的餐厅都关门了，我一家家敲门，他们说你怎么这个时候来吃饭，我们5点钟就吃晚饭，8点钟就上床睡觉了。

我才想到古老的话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点起床，早点睡，跟着这个作息走，我后来也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好了。农民教我的东西，真的比我教他们的东西要多得多。

第二个功课就是土地伦理。我发现农民插秧时候是一起的，因为必须在那几天有雨水的时候赶快插秧，所以插完自己的田，就帮别人一起插，可是在大城市里，工业革命以后都变成个人主义，不可能分享收获，也不可能分担痛苦。

有一天，我家门口摆了一堆丝瓜韭菜，我吓了一大跳，东问西问说谁把东西放在这，从早问到黄昏也没人理我，后来有一个人不耐烦地说：“你台北来的？” 我说对，我台北来的。他说我们这边家里韭菜多了，丝瓜多了，就会放在邻居门口，你拿去吃就好了，干嘛东问西问。

原来农村的价值跟都市这么不一样，我大概花了一年，习惯了以后，我好开心，我才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人。

这里早上的光线是最漂亮的，我通常5点就走去大坡池，绕着池子走看到荷花谢了，再过几周就会只剩下荷梗，线条会像书法一样，唐诗说“留得残荷听雨声”，就是告诉我们不同季节，也能欣赏到不同的景色。

蒋勋画池上，2016年展出39幅作品

我的画几乎都是池上的稻田，我一面走一面看风景，晨昏、季节，景色都在变化，我就发现说池上其实是长卷，这个175公顷没有分割的农地，它在时间里面流动，所以中国的绘画不完全在画空间，也在画时间。

灵感是生活，如果没有灵感就是没有生活。

蒋勋用手机拍下的池上美景

平时我会随性地拿着我的手机记录生活，那组照片现在在展出，它不在美术馆展，而是在我常去的小店，像是吉本肉圆、池上书局、田味家杏仁茶…… 

池上的店家展出蒋勋的随拍作品

我希望艺术可以融入生活，而不是高不可攀，或许农民会觉得艺术本来就有一点遥远，但我希望我在这里可以跟农民分享一些对美的理解。

钢琴家陈冠宇在稻田里弹琴，被美国媒体报道

池上每年最重要的时候就是秋收，台湾好基金会从2009年开始，在这里举办池上艺术季，第一届邀请了钢琴家陈冠宇在稻田里演奏，那张照片在美国被刊登在很重要的杂志媒体上，当时震惊了世界：原来现在还有这么美的稻田。

2015年优人神鼓在池上艺术季演出

在稻田里弹钢琴，跟农民还是有隔阂，因为钢琴跟农民喜欢的东西不见得完全在一起，所以后来慢慢调整，有优人神鼓演出，打鼓里面有一种酬神的意义，然后云门舞集来了，吸引更多世界各地的人来到池上。

2019年池上艺术季

这几年开始交由农民自己投票，看他们喜欢什么、想听什么，于是就有了伍佰、张惠妹、今年有齐豫，我觉得越来越对，农民的文化活动还是得跟他们之间要有对话，而不见得是我们从主流文化里面，给你柏林爱乐，或给你什么东西，文化是双向学习。

蒋勋提议将池上的废弃谷仓改建为美术馆

这些年我最感动的是看到谷仓美术馆成立。因为最早我去谷仓的时候，完全是一个破旧的仓库，它大概30年都没有用。后来我才了解说早期农民要用粮票去那边领粮食，这个谷仓代表了饱足。改建时我们没有动老建筑格局，只是去加强结构，也是希望保留大家的记忆。

美术馆上一个展是蔡康永的收藏展，结果农民看着他的KAWS收藏发问：“为什么你会买这个？我觉得蛮难看的”，我觉得这种对话都很好，我们现在有很多问题出在城市跟乡村根本不对话，城市觉得乡村是土包子，乡村觉得城市人都很坏，然后他们根本彼此不理解。这是一种文明的问题，一定要把这个桥梁建构起来。

池上书局是当地唯一的实体书店

我常去的地方还有池上书局，这是一家60年的老书店，老板简先生跟他太太，在台北本来也有很好的工作，可是觉得父母老了，加上小镇6000人口，没有书店，小孩子连买文具都没有地方很可惜，所以他们回来接手了。

我喜欢和书店的两只猫玩，有时候你不晓得为什么今天它就很爱黏着你，有时候你怎么去逗它，它还不理你，不过猫的睡眠时间很长很长，所以你要画它或者拍它很容易，它不动的状态很多。

看到这几年很多年轻人、外地人、艺术家都来了，我很高兴，他们在池上落地生根，让小村落有了新的气息。

以前有一个禅宗的老师，他玩了一个游戏，他说我给你东西你就拿，可是拿到最后你会拿不下，然后老师就笑了说，你为什么不放下再拿？

“放下”这两个字何其容易，我们都听懂什么叫放下，可是我们一生很多东西都放不下，但在池上你会发现其实这边家家户户农民生活真的非常简单，非常单纯，所以也觉得有很多东西原来是可以不需要。

我有两个印，一个叫舍得，一个叫舍不得。常常我写完字画完画就会盖舍得这个印，有一个朋友忽然就问说，我知道你有两个印，一个叫舍得，一个叫舍不得，可是你从来没有盖过舍不得，我说好像是。

我就想说，我盖舍得大概是提醒自己，因为没有一个东西我会永远拥有。

其实到最后最舍不得的就是爸爸妈妈，可是都走了。我爸爸走的时候，我很舍不得，临终一直陪着他；妈妈走的时候更舍不得，可是也都走了，我知道我必须要跟爸爸妈妈告别，而最后一个功课是什么？就是跟自己的身体告别。

前一阵子朋友的祖母过世我就去拜拜，他说祖母108岁，走之前还在田里面东摸摸、西摸摸，然后说好累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再也没醒来。

你知道我现在常祈祷说，我希望我最后可以这样走，因为看到太多人现在40、50岁就在医院被折腾得好可怕，当你看到一个人插管，接着各种的机械器材在维持生命，虽然有呼吸和心跳，但生命如果是那样的品质，它的意义何在？自己很痛苦，拖累亲人也很痛苦。

我很高兴看到在池上的老人好健康，有时候天气很冷也不穿鞋，光着脚在田里面劳动来劳动去，小镇里没有大医院，老年人嫌麻烦，也不太愿意去做身体检查，但池上是台湾所有乡镇里，长寿人口最多的。

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空气、土地、水，这3样东西在池上都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我在池上的生活很简单却很富有。

我们有一天都一定要告别，在池上这5年来，我做很多这一类的功课，什么东西可以放手？有的人最后放不了手很痛苦，就会呼天抢地，但有什么东西你是可以带走的呢？

人生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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