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不挖恐龙，但研究大熊猫

巴黎塞纳河的左岸，不止有咖啡，还有一座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下文简称“自然博物馆”）。自1793年6月10日建立以来，自然博物馆不断派遣人员到各地进行考察、搜集工作。阿尔芒·戴维在成为神父前，就对自然科学感兴趣。19世纪60年代，他前往中国传教，也为自然博物馆采集标本。

戴维一共到过中国三次，第二次时，他有了一件大发现。1869年3月，他前往四川宝兴县邓池沟（今雅安市）的乡下传教，在一户李姓猎户家里，看到一张黑白分明的熊皮，意识到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新物种。4月1日，他见到一只活体，喜爱至极，立马对它进行称重、测量等科学观察。可惜，这只可爱的“黑白熊”没等到法国，甚至还没到成都，就奄奄一息了。5月4日，戴维将其做成标本，随后送去自然博物馆，他也成了第一个发现大熊猫的外国人。

据说，1862年，戴维在北京建立了一座百鸟堂，搜集动植物标本，从而轰动京城，百姓纷纷前来游赏。可惜，这座北京最早的博物馆没能流传下来。不过，同样是法国传教士韩伯禄在上海建的徐家汇博物院却流传了下来，也即现在的上海自然博物馆。说起来，徐家汇跟传教士也有渊源，这地方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徐光启的后代在此聚集，徐光启信仰天主教，他的助手汤若望就是一位传教士，汤若望当初到中国，就是在法国传教士的带领下来的。1872年3月，戴维最后一次到中国时，还参观了徐家汇博物馆。

戴维和韩伯禄在中国的探险故事，激励着法国另一位神父桑志华。桑志华取得动物学博士后，于1914年也来到中国，并且在天津建立了北疆博物院，也就是现在的天津自然博物馆。博物院由桑志华任院长，德日进任副院长，在他俩的努力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各种标本日益增多。德日进也是一位神父，他曾在自然博物馆里，受到古生物学家的影响，从而对这门学科产生兴趣。1922年，德日进获得巴黎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后，受到桑志华邀请，来到北疆博物院工作，他刚到中国时，曾在徐家汇待了一段时间。

后来，德日进前往周口店遗址工作，他是唯一一个在这里参加发掘的法国学者。在周口店，德日进发现一位能干的年轻人。裴文中正是在德日进的不断指导下，专业水平得到提高。1929年，随着德日进等国外学者的离开，裴文中独自承担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这一年，25岁的他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后来，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来华考察，到周口店后，肯定了裴文中的工作。1934年，裴文中在周口店第1地点发现了一段大熊猫肱骨远端，与现在的大熊猫比较，没有明显差别，只是骨骼的外缘更为宽大一些，上内踝孔靠上些。遗憾的是，这根肱骨后来不知去向，所以当时裴文中的发现受到了不少质疑。1935年初，裴文中与德日进前往广西考察洞穴堆积，几个月后，到达法国跟随步日耶读博。与自然博物馆一样，裴文中就读的巴黎大学，也在塞纳河的左岸，那时的他，也许不会想到后来在广西洞穴里的发现，会跟几十年前法国传教士在国内发现的熊猫有关系。

与裴文中在周口店发掘几乎同时，四川广汉的三星堆也有发现。葛维汉也是一位传教士，他发掘三星堆的故事为人熟知，但少有人知道，1936年，第一只被带出国的熊猫，也跟他有关系。毕竟，他是华西博物馆馆长，如同法国自然博物馆一样，这所博物馆也为美国搜集标本。三星堆的发掘引起了当时远在日本的四川人郭沫若关注。其实，郭沫若和发现熊猫的戴维还有些渊源。当年，戴维不仅发现了熊猫，还发现了麋鹿，不过，麋鹿后来在国内灭绝。1954年，伦敦动物学会主任致信郭沫若，提出将麋鹿引入其故乡中国的想法，后中国分别获赠两对麋鹿，放养在北京动物园。

之所以致信郭沫若，是因为他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此时，裴文中也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继续从事旧石器考古研究。五十年代，裴文中在南方做了大量的调查，发现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并进行综合研究，修正了1934年由德日进等人提出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只属中更新世的看法，而把它扩大到整个更新世，早期以巨猿洞动物群为代表，中、晚期以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颇难划分，他提出以人类化石作为划分时代的重要依据。

1956年7月6日，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大熊猫》一文，认为古代所谓的“貔貅”，大概便是指熊猫。虽然这段不太肯定的推论后来也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也引领了中国乃至世界半个世纪的貔貅热。正是这一年底，裴文中正在广西从事洞穴考古工作，应当地文物部门之邀，鉴定一个化石。这化石形状奇特，与人的下颌骨类似但更硕大，出自柳城县楞寨山硝岩洞。随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该遗址进行发掘，几年的工作十分丰富，重要的是，发现了一种熊猫化石，比现有熊猫更矮小。

1962年，裴文中将这种化石定名为大熊猫小种化石。硝岩洞共出土小种熊猫化石七十余件，包括四件下颌骨，七十三颗牙齿。1965年，裴文中称大熊猫小种就是大熊猫的祖先。1974年，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古生物学家王将克肯定了大熊猫的祖先是从晚第三纪开始分化出来，到更新世初期演变为小种大熊猫。

在随后，小种大熊猫化石在我国相继被发现。曾跟随裴文中一起在广西进行工作的黄万波日后对熊猫展开了深入研究，出版了《大熊猫的起源》《大熊猫的前世今生：长江都督史前熊猫大发现》等著作，相关历程此不详述。总之，小种大熊猫大约活跃在200万年前，体长约为1米左右，比超过1.5米的现在大熊猫矮一些，基本上已经进化到了吃竹子为主的地步。

在硝岩洞工作结束的1964年，贵州观音洞开始发掘，揭开了贵州史前文化的帷幕。后来，裴文中在《贵州黔西观音洞试掘报告》中指出：“由在观音洞试掘时所采得哺乳动物的种类来看，没有疑问地，它们代表了江南洞穴中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地质时代是更新世中期或晚期。”这里出土的大熊猫化石被命名为大熊猫洞穴亚种。

1972年，观音洞的4次发掘工作完成，出土了4000多件石制品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后来出版的《观音洞 贵州黔西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成为贵州第一本考古报告（可见《各省第一部考古报告书影》）。这一年，还发生一件事情：尼克松访华。尼克松在北京，得到了两只大熊猫作为礼物，他也告诉了“阿波丸”号的位置，认为裴文中发现但后来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可能在上面。虽然我国有关部门组织打捞，没能找到头盖骨。但恰好是尼克松访华当天，新华社公布了云南发现元谋人的消息。元谋人遗址早已被发现，为了配合尼克松访华这条重大新闻，专门安排在同一天公布。元谋人和大熊猫的研究也紧密相关。

三十年前，考古学家在匈牙利发现大熊猫类的早期代表——葛氏郊熊猫牙齿化石，其活动的年代在七百万年前。据此，部分学者提出大熊猫发源地在欧洲，由于葛氏郊熊猫年代最久远，以此作为证据，“欧洲说”似乎成定局。但1975年，元谋县旁边的禄丰县石灰坝村，找到后来被命名为“始熊猫”的化石，年代约为800万年前中新世晚期，比葛氏郊熊猫早上百万年。在同一地方，还发现了著名的禄丰古猿化石。随后，元谋县也发现了类似的化石，比禄丰的化石年代稍晚，个头更小，这两种化石分别被定名为禄丰始熊猫和元谋始熊猫。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云贵高原地区，我们最少在7个人类遗址和30多个化石点中，发现了大熊猫的骨头化石。

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薄太后陵西北的陪葬坑时，出土了大熊猫的骨骸。使用大熊猫随葬，这在中国考古史上是首次发现。在此前一年，裴文中将自己对大熊猫的研究，写成《大熊猫发展简史》一文，发表在《动物学报》上，这是他过去一年里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同一年，《考古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刘兴诗的《资阳人化石地层时代问题的商榷》，就资阳人化石地层的划分提出了和裴文中不同的意见。资阳人遗址是早些年裴文中发掘的，他写了《四川资阳黄鳍溪人类及其他哺乳动物化石发掘简报》和《资阳人类化石的发现经过和资阳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通过对资阳动物群的发现和研究，改变了过去总认为华南只有一个“猩猩-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说法，从此可能将其再分为更新世中期和晚期两个时代的动物群。

因此，地质学者刘兴诗写的这篇商榷引起了考古学者的注意。四川大学考古学教授裴文中让助手童恩正与刘兴诗联系，希望他到现场进行讲解。除了同为学者外，童恩正和刘兴诗都是科幻作家，两人日后为科幻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正因为这样的机缘巧合，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然，对地层划分的不同意见，也没有影响到裴文中和刘兴诗的关系，到后来，裴文中在病榻上，还派遣刘兴诗、童恩正和周国兴到白莲洞遗址考察。也是在医院，裴文中还写了一份“普定穿洞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墨宝。

这时候，裴文中仍然关心着贵州的洞穴考古。实际上，1979年，裴文中还到贵州考察，前往穿洞参观。回到贵阳后，应贵阳师范学院（也即现在的贵州师范大学）邀请，裴文中到学校里做了一次报告，在演讲中，他指出“贵州旧石器名列前茅。”学院院刊编辑部为此请他写了一份特稿，名为《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于次年发表。早些时候，裴文中在《贵州黔西县观音洞试掘报告》明确指出：“很可能，在我国南部洞穴中，以现在这个贵州观音洞为例，我们将遇到欧洲大陆旧石器文化不同的一种新的文化系统。”

更早时，举办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发现30周年纪念会”上，裴文中回忆道：“在全国第一期考古训练班的时候，贵州博物馆有同志拿了一件剑齿象化石来让我鉴定过，据称是发现在盘县。”1982年8月16日，裴文中在给亲属写信中提到明年要到贵州开展工作，可惜，9月18日，裴老与世长辞。几年后，1990年6月19日，盘县大洞发现古人类遗址。

当然，盘县大洞作为贵州省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久远的遗址，也有大熊猫的骨骸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