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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东

汉族，黑龙江宁安人，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导师组组长。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少数民族地区革命与建设史，近现代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研究。

康基柱

朝鲜族，辽宁凤城人，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在长征过程中，各地少数民族踊跃参加红军，积极参战支前，当向导做通司，运送粮草弹药，筹集粮食、衣物、牲畜，救护伤病员，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这种贡献加强了少数民族与我们党和军队的血肉联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紧密团结，为党、国家和军队输送了一批栋梁之材，揭开了少数民族革命斗争的新篇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中国化。

关键词：少数民族  红军长征  历史贡献  历史意义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各地少数民族为红军长征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红军长征得到少数民族帮助的极端重要性

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历时两年。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及红二十五军，先后从我国的东南部、中部和西南部出发，向西北部进行战略大转移，纵横驰骋于中国西南、西北广大省区，经过了中国民族走廊地区，经过了广阔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直接接触的就有苗、瑶、侗、壮、水、布依、仡佬、土家、白、纳西、彝、藏、羌、傈僳、回、裕固、东乡、蒙古等10多个少数民族，其中，与许多少数民族是第一次发生接触。

当时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十分复杂。在政治上，军阀割据严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同时，由于交通闭塞、地处边陲，当地受革命影响较小，对党的民族纲领政策缺乏了解，甚至不知道工农红军和国民党军有什么区别。在经济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参差不齐，有的保留着奴隶制，有的还处在农奴制，也有的已经进入封建制或半封建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在自然条件上，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有雪山草地、崇山峻岭、深涧激流、绝壁险滩，山川阻隔，气候变化无常，条件极为艰苦。长征开始后，国民党反动派又进行了种种反动宣传，造成一些少数民族对红军的猜疑、恐惧，甚至对立。

面对这种情况，长征中争取少数民族对党和红军的支持和帮助被急迫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如果我们党不能正确制定和执行民族纲领政策，不能搞好民族工作，不能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将难以取得长征的胜利，完成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正如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一再强调的：争取少数民族“有决定的意义”；“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

少数民族对红军长征的巨大贡献

红军长征时期，少数民族人民通过踊跃参加红军，参战支前，侦察敌情，架桥摆渡，为红军筹集粮食、衣物、牲畜，救护红军伤病员，为红军当向导、翻译等各种方式，无私支援了红军长征，从而保证了红军对敌斗争的胜利，保证红军安全顺利地通过了各民族地区，他们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发动各族青年参加红军，是长征途中始终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各地少数民族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给红军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新鲜血液。仅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在云南、贵州、四川3省就“扩红”近2万人。在四川越西县，彝族子弟有100多人编成“倮倮连”。在川康藏族聚居区，有成批藏族子弟参加红军。1936年7月，金川赤区红军北上时，格勒得沙共和国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和武装人员共1000多人随军北上。仅丹巴县巴底乡就有271名藏汉族青年加入红军，党坝乡参加红军的藏族青年也有72人。在四川、甘肃、宁夏有成千的回族子弟参加红军。在抢夺腊子口天险时，有一名来自贵州外号叫“云贵川”的苗族小战士第一个爬上悬崖陡壁，为红军出奇制胜攻克腊子口立下了奇功。有个藏族青年名叫南卡特，因为当了红军通讯员，反动派抄了他的家，吊打他的老阿爸，但他没有畏惧退缩，在一次战斗中虽身负重伤，仍坚守一个岩洞七天七夜，最后壮烈牺牲。

少数民族群众除踊跃参加红军外，在红军的帮助下，先后建立了冕宁县彝汉抗捐军、“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金川独立一师、金川独立二师、回民独立师等具有独立建制的大队、支队、师级的革命武装。“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由四川冕宁县彝族果基家族头人果基小约丹建立。1935年5月，刘伯承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进入冕宁境内，按照彝族习俗，与小约丹歃血结盟。在红军的帮助下小约丹拉起一支几十人的队伍——“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刘伯承当众宣布小约丹为支队长。随后，小约丹亲自把刘伯承送出自己的管辖地界。他还组织彝族青年将红军后续部队护送出界。这样，红军在彝族人民的帮助下，一路畅行无阻，经七天七夜，全部安全通过被视为“畏途”“兵家忌地”的彝族聚居区。“番民游击大队”，由四川松潘县羌族土司安登榜建立。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长征来到四川松潘县羌族地区。当年5月，在红军的帮助下，安登榜组织成立“松潘番民游击大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安登榜还主动向各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发动各族群众参加红军，为主力部队筹集粮食。丹巴独立师，由马骏（藏名麻孜阿布）建立。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长征来到四川懋功，当年10月建立丹巴县苏维埃政府，马骏当选为副主席。在红军的帮助下，他组建了第一支藏族群众武装——“丹巴番民独立团”，由他任团长。1936年1月，独立团与丹巴各区乡游击队合并，扩编为丹巴藏族独立师，马骏任师长，红军干部李中权任政委。至当年4月，该师发展到2个团2000多人，多数是能骑善射、作战英勇的藏族青年，其中一半是骑兵。这是我们党领导的第一支藏族红军队伍，马骏为第一位藏族红军师长。独立师成立后，除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外，还为红军做向导、当翻译、侦察敌情、运送物资、宣传群众，先后筹集粮食200多万斤、猪牛羊近1万头、柴草50多万斤，大力支援了红军。红军进入回族聚居区后，成立了多支回族武装。1936年6月中旬，红十五军团西征军在同心城一带成立“回民解放独立师”，马青年任师长、欧阳武任政委，二人都是回族。独立师有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共100多人，枪100多支，战马50多匹。这些少数民族武装在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保卫革命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苏区秩序，为红军筹粮、发动群众等各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另外，在红军中有一批在长征以前就已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指战员。他们大多来自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后转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也有一些远自东北参加革命后转入各革命根据地的。例如：关向应，满族，长征时任红二方面军副政委。罗炳辉，彝族，长征时任红九军团军团长。杨林，朝鲜族，长征时任红色干部团参谋长。粟裕，侗族，长征时任红军挺进师师长。韦国清，壮族，长征时任红军大学特科团代理团长。韦杰，壮族，长征时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第二二三团参谋长。冼恒汉，壮族，长征时任红二军第四师政治委员。覃健，壮族，长征时任红一方面军警卫营营长。廖汉生，土家族，长征时任红二军团第六师政委。谢扶民，壮族，长征时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宣传科长。他们在长征过程中英勇善战、屡立战功，为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长征的一系列重大战役战斗中，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纷纷参战支前，有的给红军当向导、做通司、运送粮草弹药，有的报告敌情、缝制衣帽、架桥摆渡，有的还直接参加战斗，大力支援了红军长征。红一方面军在过金沙江时，金沙江两岸的彝、苗、傣、汉等各族人民给予了巨大帮助。在强渡金沙江时，年逾七十的纳西族老船夫周怀仁带领自己的儿子，连续三昼夜不停地送渡红军，坚持把最后一批红军战士送抵对岸，当老船夫得知国民党的追兵快赶到时，毅然把船烧掉。

红军长征所经过的民族地区，物产不丰、粮食短缺、群众生活贫困，因此保障红军供给，尤其是筹集粮食是最大的困难。1935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川北的则格、黑水、芦花一带，割麦筹粮10天，仅芦花一县就承担筹粮60万斤的任务。1935年9月，中央红军主力穿过草地，到达甘川边境。这里是甘南卓尼藏族土司杨积庆的辖区。他了解到红军的宗旨及红军极缺给养的困境后，暗示仓官丹增召开迭部辖区头人秘密会议，传达其手谕：“不要把枪口对准红军，不要阻击，给粮食吃”。因此，红军没受任何阻击，顺利通过杨土司辖区到达崔谷卡。这里有杨积庆的一座粮仓，仓管丹增按杨积庆的指示，和红军领导接头，暗中开仓接济红军。当时，这个仓有3个库，共装有小麦四五十万斤，红军过后盘算：共用去三分之二之多。1936年5月，红二、六军团途经滇西北康藏高原的中甸城。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下，归化寺藏族活佛和掌教八大老僧，打开粮仓把6万多斤青稞卖给红军，并动员僧俗群众和商人把大批粮食、红糖、盐巴、马料卖给红军，保证了红军的供给。据现存的《甘孜寺志愿红军粮食登记簿》记载，16个喇嘛寺总共支援青稞8666斗，豌豆4114斗，两项折粮195760斤。在白利寺，格达活佛把全寺余下的青稞134石、豌豆22石（每石约300斤）全部支援给红军。新中国成立后，找到了一张当时红军给白利寺的收据：今收到白利寺拥护红军粮食一百三十石零八斗。

由于战斗频繁、条件恶劣，红军长征中出现了大量的伤病员。红军所到之处，各族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妥善安置、悉心照料红军伤病员。红军北上时，藏族聚居区的藏族人民为了保护伤病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格达活佛受红军委托，收留了许多伤病员，他将伤病员安置在白利寺及附近村寨，亲自用藏药给伤病员治病。主力红军离开后，格达活佛设法把轻伤病员转移、安排到他乡，而把重伤病员接到白利寺救治，在白利寺就医的先后有1000多名。在他的精心安排下，先后有200多名养好伤病的红军指战员被安全送出藏族聚居区。

人民对于党和红军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条件，是我们的党和军队立于不败之地的最根本保证。正是因为有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红军才有可能战胜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冲破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少数民族对红军长征作出巨大贡献的深远历史意义

少数民族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充分认识其历史意义。

（一）为红军长征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如前所述，各地少数民族群众通过参加红军、参战支前、供应物资、救护伤病员等方式，全方位帮助、支援了红军，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其中，物资供应的作用更是突出。众所周知，长征路过的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地瘠民贫、物资匮乏。尤其是四川甘孜、阿坝地区不仅人口稀少，粮食产量也很低，远远不足以供应当地人口所需。红军驻川时，西康地区总人口仅约20万人，而三大主力红军先后有15万人聚集在甘孜、阿坝地区，过草地的就有15万人次，这就给红军给养，尤其是粮食供应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当时，粮食困难成了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各族人民与红军同甘共苦、共渡难关，尤其是藏族聚居区僧俗群众尽其所能、倾其所有，付出巨大代价，给红军以最大的支援和帮助，使红军渡过了难关，保存了力量，粉碎了敌人饿死、冻死、困死红军的企图，完成了战略大转移的任务。长征的胜利，不仅是党的正确路线、英明领导的结果，也是各族人民与红军共同奋斗的结果。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没有各族人民的积极帮助，就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

（二）加深了少数民族与我们党和军队的血肉联系。我们党和军队离不开各族人民，各族人民也离不开我们党和军队。在长征时期民族工作实践中，我们党大大加深了对民族问题、民族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党的民族纲领政策得到了极大的补充、丰富和发展，更加贴近各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同时，沿途各族人民在帮助红军长征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真正了解和认识了我们党和红军。他们由原来的不了解、误解甚至疑惧转变为了解、信任、拥护和爱戴。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各族人民的救星，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他们都是真正的“自己人”。这样，各族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共产党、同工农红军紧紧连在一起，少数民族人民与党和红军的血肉联系、鱼水之情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例如，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来到广西龙胜地区，他们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给当地各族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瑶族群众在岩石上刻下了这样的诗句：“朱毛过瑶山，官恨吾心欢，甲戌孟冬月，瑶胞把家还。时过恩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这是发自内心的怀念，充分表达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共同心声。

（三）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紧密团结。民族团结是我们的各项事业必定要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各地少数民族群众在共同斗争中体会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在藏族聚居区，藏族僧俗群众由衷地说：“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汉人”，他们叫红军是“新汉人”“菩萨兵”。1936年5月，甘孜博巴政府成立时发表的《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更进一步明确指出：“更要消除过去一切由于汉官、军阀外族侵略者挑拨所结的私仇，不分教别、派别，不分区域族别，不分僧俗贵贱，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一条心的去干这番为我们全体波巴人民永远过好日子的大事。”在长征中，涌现了许多各民族群众之间心心相印、休戚与共、携手帮助支援红军长征的感人事迹。在强渡金沙江时，汉、傣、彝3个民族的36名船夫，仅靠6艘木船，不顾个人安危，打破“金沙江自古不夜渡”的规矩，把3万名中央红军指战员全部安全送过金沙江。在四川彝族聚居区，刘伯承与彝族头人小约丹歃血结盟，写下了一段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千古佳话。而且当晚在刘伯承的邀请下，小约丹、彝族罗洪家支头人罗洪作和汉族领袖陈志喜，一共是四方、两族，再喝一次鸡血酒，各方之间结盟。

（四）为党、国家和军队输送了一批栋梁之材。长征时期有成千上万少数民族青壮年加入工农红军，参加了我们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革命政权、革命武装。在这些人当中，有一批人经过长征及后来历次革命战争的血与火的洗练，在党的精心培养下茁壮成长，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尤其是民族工作的栋梁之材，成了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而且，藏族、彝族、羌族等一些民族的第一代革命者、共产主义者就是由长征时期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的先驱者形成的。由于资料缺失，以下仅仅是笔者所掌握的、长征中参加红军或革命的少数民族干部的一些情况。天宝，藏名桑吉悦希，藏族，甘孜博巴政府青年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四川省委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等职。杨东生，藏族，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国家民委副主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扎喜旺徐，藏族，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青海省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等职。沙拉，藏族。王寿才，藏名仁钦多吉，藏族。夏格刀登，藏族。阿尔木呷，又名王海明，彝族，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川凉山州州委书记等职。陈占英，彝族。何雨农，羌族。等等。

（五）揭开了少数民族革命斗争的新篇章。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红军长征又推动了少数民族革命斗争新高潮的到来。长征以前，少数民族革命斗争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广西、湖北等部分民族地区，但从红军长征以来其斗争范围迅速扩大到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宁夏等广大地区。在长征时期，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在党和红军的影响和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懂得了革命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了解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自己的道路”，从而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红军路过时，他们在党的领导和红军的帮助下，建立了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与红军一起开展了反对国民党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军阀和当地反动势力对这些参加革命的人员和人民群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但是，在敌人的屠杀面前，少数民族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继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红军走后，果基小约丹率领“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联合罗洪家支、倮伍家支的武装力量，开展了多年的游击战。红二方面军来到黔西北后在各民族中组织了几十支自卫队。在大定县飘儿井六寨建立了一支“苗民自卫队”，以苗族青年李德宏为队长，队员有30多人。红军走后，这支武装一直坚持下来，与敌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红军离开甘孜后，原博巴政府辖区的茂县、马尔康、绥靖等地接连爆发武装反抗斗争。马尔康白湾石广东的群众还组织了一个“穷人协会”，在全村62户中有49户参加，他们制定斗争纲领，同反动势力进行了长达3年的斗争。在红军北上后的10多年时间里，甘孜博巴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副主席夏格刀登等人没有改变革命立场，1949年，他们听到新中国成立消息后，立即与邦达多吉等当年博巴政府成员秘密协议，派出代表从青海绕道赴京，向中央政府献旗致敬。这些各地各民族的斗争表明，少数民族人民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共产党、同工农红军紧紧联系在一起，参与和支持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已经与全国民族民主革命汇合在一起，成了其有机组成部分。这样，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就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六）少数民族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中国化。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发布的《解放苗族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纲领政策文件。1934年7月，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通过的《关于苗族问题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纲领政策文件。1934年11月29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是长征开始后党和红军作出的第一个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指示。这3份文件历史意义非常重大，可以看到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经历了理论联系实际、灵活务实、不断完善的过程。从理论到实践、从“照搬”到务实，苗瑶地区成为我们党早期民族政策的“试金石”。这3份历史文件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与实践的最初统一。

红军长征不仅对于中国革命意义非常重大，而且对于中华民族团结意义非凡。红军在长征过程中，与少数民族全面接触，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状况，提出了正确的民族纲领，结合民族工作实际，制定和实施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也正是在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了解了中国国情，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注意把握中国民族问题的本土性特点，开始注意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开始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始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开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各地少数民族人民在长征时期表现出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团结精神、革命精神已融入伟大的长征精神之中，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我们应弘扬和传承长征精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注】 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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