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朴今海王春荣 | 小民族大文化：现代化语境下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传承——以东北地区人口较少民族为例 | 自由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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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朴今海王春荣 2018-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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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今海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民族学博士生导师，民族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朝鲜族历史与文化、民族理论与政策。

王春荣

女，吉林安图人，延边大学2016级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

摘要：自古以来，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为灿烂多姿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当今现代化语境下，由于森林、土地等传统生存根基的缺失和生计方式的根本性转型，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普遍面临着断层和消失的危境。如何保护好人口较少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也关系到我国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团结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关键词：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化社会转型主体性

人口较少民族通常是指我国少数民族中总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22个民族，仅在东北地区就有赫哲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等四个民族。尽管人口较少民族人口规模小，所居住的自然地理环境恶劣，生产力低下，但自古以来，他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而且也增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蕴涵着各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基因，是维系民族共同体延续与发展的精神纽带。当前，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随着政府层面推进的人口较少民族传统生计方式的转型，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保持“原汁原味”原生态文化的人口较少民族面临着一个非同寻常的挑战，保护和传承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已经迫在眉睫。

小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瑰宝

“在文化领域里，没有小民族和大民族之分”。正是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所创造和积累的独具特色的文化，才使“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格局得以形成。由于自然环境与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我国人口较少名族文化色彩斑斓、独具魅力，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原生态性

目前，学界对原生态文化概念的界定和认识仍处模糊状态，尚没有统一的、公认的严格定义，但作为相对概念来讲，主要是指“在现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下，较少被现代文明冲击或保持着较多原始生活习俗或民风的文化形态”，或指“文化的一种初始的、质朴的、更贴近艺术源头的状态”。人口较少民族大多生活在交通封闭的崇山峻岭之中，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基于特殊的生存环境和经济形态，其文化的形成与传承保持着较多的“原汁原味”文化形态，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历史人文特征。如世代生活在黑龙江中下游、松花江及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族及其渔猎文化；身居大兴安岭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及其狩猎文化等不仅带有原生态性，而且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2010年黑龙江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赫哲族原生态说唱艺术“伊玛堪”被正式批准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填补了黑龙江省没有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在黑龙江省国家级非遗中赫哲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四个人口较少民族非遗所占比重为46.7%；人口不到200人的内蒙古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拥有桦树皮手工制作技艺、驯鹿习俗和萨满舞三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等事实足以证明人口较少民族的原生态文化特色与优势。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以其绚丽多彩的原生态风格，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增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2.自然性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离开自然地理环境这一物质基础，就无从谈论一个民族文化的生成及其特征。人口较少民族居住地区大都是偏远的山区，山髙坡陡，交通闭塞，生活环境封闭，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多为对自然环境依赖性较大的搜取型经济。正因如此，从远古时代起，少数民族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视为有生命的神灵化身，对天地自然充满虔诚的敬畏和感恩，进而形成了敬畏天地万物和生命的朴素的生态伦理观。不仅如此，他们也深知不可“竭泽而渔”的道理，在极其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其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系列保护自然的传统习惯法和自我约束机制，以维持生物圈的正常运转和自然生态的平衡。人与自然万物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协调发展的生存方式给他们的文化打上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生存理念。如大兴安岭的使鹿鄂温克族尤为重视自然生命力和生态保护，猎民从不轻易砍伐树木，行猎时保护母兽和幼兽，根据时节有选择地猎取动物，定期迁徙保护植被休养生息，吸不用点火的“口烟”以防森林火患等。正如鄂温克猎民维加所述，“大自然的文化是按顺序而来的，而不是像都市人那么想象的，狩猎文化的水平非常和谐，什么时间打什么动物，它是按自然时刻表而行动的，而都市人这样想是不对的，猎人是保持生态平衡的而且非常尊重自然”。

3.多样性

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经济形态不同，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加之生活环境封闭，我国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特征。生活在各自特定的自然地理单元环境中的各民族，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创造了特质各异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千姿百态、鲜艳夺目的文化。这些极具个性的文化符号，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与其他民族文化交相辉映，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共存与融洽发展的格局。从大兴安岭的驯鹿文化、狩猎文化到黑龙江、乌苏里江的渔猎文化，从各具特色的衣食住行生活文化到赫哲族的伊玛堪、鄂伦春族的摩苏昆、达斡尔族的乌钦等传承文化，从萨满、图腾等民间信仰到薪火相传的敖教尔等乡约民规和制度文化，无不闪烁着多彩耀眼的人类文明曙光，为中华文明增添了多样丰富的光彩。

4.脆弱性

尽管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以其原生态性、自然性、多样性等特征独领风骚，但也带有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受地处偏远、自然生态脆弱、交通闭塞等自然环境的束缚和社会发育程度的制约，其文化的维持和演进，一般局限于特定的区域与环境中。当包栝国家政策的变迁、政府的行政参与、外来移民、少数民族集体搬迁、主流文化传播等外部拉力冲击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时，原本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小民族传统文化就变得更加脆弱，不堪一击。在现代化语境下，人口较少民族遭受的不仅仅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传统生存方式的根本性变化，而且还要忍受文化断裂和民族特征缺失的痛苦。加之，人口较少民族大部分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存续本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方式主要依赖于口耳流传，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生态非常脆弱。

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现实困境

当今，在现代化进程的步步紧逼之下，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由于其人口规模小，文化生态脆弱，加之传统生产方式的急速转型和取代，其传统文化生存版图日渐萎缩，民族精神处于日益脆弱甚至是消亡的危境。

1.“跨越式”发展与传统文化的断裂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无论是哪个民族，其生计方式与文化的变迁是历史的必然，面对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人们可以能动的选择生存方式。但这种变迁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自主调适的过程，任何过度地用外部推力主导的“跨越式”变迁或文化的超前变异给其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传统文化带来的震荡可谓触及“灵魂”。改革开放以来，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施跨越式发展成为我国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在跨越式发展战略下，我国人口较少民族都先后经历过传统生产方式的转型。1996年1月1日，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旗——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宣布禁猎；2003年我国最后一个使鹿鄂温克族生态移民，集体安置到山下敖鲁古雅乡。显然，禁猎、移民政策是让鄂伦春、鄂温克人活得更好、更稳定、更适应这个世界变化的善意之策，生态移民也给他们造就了一个现代化的“新敖乡”，猎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一夜间脱离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大自然，“从弓与箭的文化来到原子弹时代”的鄂温克猎民却变得茫然，无所适从。

更不容忽视的是，生产方式的急速转变，使人口较少民族完全失去了其传统文化和价值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生计方式和人等载体，千百年来在艰苦条件下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活生生的狩猎文化被生态移民无情的吞噬，谁也不敢断定与大山和森林唇齿相依的一个活生生的文化群体将能维持多久。“想到鄂温克人没有猎枪、没有放驯鹿的地方，我就想哭，做梦都在哭！”、“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一切就面临消亡”。鄂温克猎民玛利亚索和维加的话，道出了放下猎枪之后的鄂温克猎民的内心惶恐及怅然若失以及对其文化流失的担忧。

2.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放弃传统生产方式的少数民族直面的是咄咄逼人的“现代趋同”浪潮，其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被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等现代文明无情的蚕噬。现代化的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使人口较少民族的生活文化、礼仪习俗、民间信仰、节庆文化等急剧地走向趋同和消逝；无孔不入的商业法则、消费文化、主流社会的价值观等撼动着恒亘千年的民族个性、特质等传统因子，模糊着乡土宗族社会固有的价值伦理和约束机制；在以汉语和汉文化为主的教育、工作、生活环境里，少数民族的语言、民间文学、艺术等急剧趋于消失，心中坚守的信仰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信息网络的发展冲淡了少数民族青少年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我意识，母语流失严重，代际差异明显。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一个过去时代相对自成体系的传统社会不断解体、分化，其文化明显出现碎片化态势，传统生计方式成为一个永久的记忆。

3.民族认同困惑与传统文化后继无人

随着传统生计方式被现代化取代，人们对自身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也日趋分化。除了一些固执传统生产方式和民族文化的老年人以外，夹在老年人和青少年之间的中年人在传统与现代面前，徘徊不定，价值体系出现混乱：作为传统生活方式的中坚力量，他们熟悉传统的狩猎、驯鹿、捕鱼、采摘等生产技艺，其对传统社会怀有无比的眷恋，但他们又不情愿其子女继续在大山森林中从事传统的生存方式；他们对现代化语境下自身传统文化的流失与断代揪然心痛，但他们又把自己的子女都送出大山读书，希望能考上大学，融人现代生活。千百年的传统在他们这一代悬于一线。作为现代化的最大受益者青少年一代，则在当代良莠混杂的城市文化及均质化的主流教育环境中，其兴趣爱好、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接受现代文明的理念、融入主流文化的程度越深，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自信就日益减弱，甚至把老祖宗的传统文化视为“落后的”和“原始”的，传统文化和民族认同危机凸显，传统文化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风险。

小民族文化何去何从

人口较少民族的意识形态、生态环塊、生活习俗、风土人情具有多样性和独特性，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人口较少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流失、失传，直接彩响着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在现代化语境下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将何去何从，是一个值得关注和认真思考的问题。

1.尊重人口较少民族的主体地位

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用德国的科学林业、坦喿尼亚的强制村庄化、巴西利亚的建设、苏联的集体农庄等例子，分析了极端现代主义滥用国家权力来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弊端，主张很多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起到反作用，是因为“所有的规划者对其所要改变的社会或生态所知之少”，项目的基石来自“清晰和简单化的设计”，进而剖析了这些社会工程背后所隐含的权力运作。

在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中，也存在类似问题。如敖鲁古雅生态移民项目是国家为改善使鹿鄂温克族生存状况而投资上千万的巨大工程，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国家的这种“好心”的安排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了使鹿鄂温克族的不满和抱怨。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使鹿鄂温克族享受到了国家和政府如此多的优惠政策，其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飞跃，但他们面临的问题反而越来越多。问题的关键是在“一刀切”式的转型以及转型后的后续发展中，少数民族自身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对传统生计方式的取代，猎民们没有选择的范围和空间，被动的缴出猎枪，被动的离开森林，快速进入现代社会轨道的代价就是一个看似“原始生计方式”背后的一个活生生的世界和文化的扼杀。

诚然，国家和政府的举措为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使其过得更好、更幸福。但“‘幸福生活’的标准有很多指标，并不能用单一的经济标准、或者一种发展模式来衡量。作为政策决定者的决策层，应该意识到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模式有多种选择，应在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环境下，依据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基础、心理诉求来设计不同的发展道路”，千万不能让谋发展的思维越位。用某种特定的文化作为评判标准去衡量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甚至用主流价值观改造人口较少民族的强制性行动，需要认真的反思和验证。

2.因地制宜，切实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首先，制定法律法规，完善保护机制。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生态非常脆弱，普遍面临断层、流失危机。可以借鉴台湾的原住民保护政策、韩国的传统村寨保护政策等经验，对极富特色的小民族生计方式及其不可再生文化设立保护区，制订保护条例，为激危文化提供有效保护。台湾地区先后出台《原住民族基本法》（2005）、《原住民传统生物多样性知识保护条例》（2007）、《原住民传统智慧创作保护条例》（2007）等法规和条例，以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为原住民的文化保护与权益提供法律保障。分布在大兴安岭西北部的独特的驯鹿种群及鄂温克族使鹿文化，不仅具有丰厚的文化寓意，而且具有重要的生物链的意义。没有他们，中国就没有驯鹿文化。从国家和各级政府层面，制定全面系统的地方性法规和单行条例，以立法形式对人口较少民族的生存方式、传统文化、知识产权给予保护，以维护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

其次，因地制宜，出台特殊政策，对那些独具特色的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经济文化类型和文化重点加以扶持。费孝通曾多次强调“对于这些人口较少、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承受了很大压力的民族，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如鄂溫克族使鹿文化是我国仅有的文化，当今鄂温克猎民的最迫切需要是“猎枪”以及猎民在山上的生活保障。据一些研究成果表明，自禁猎、生态移民以来，大兴安岭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增加很快，生态恢复较好，“恢复鄂温克族的狩猎生产不会影响大兴安岭西北部野生动物数量的增长和整体生态环境的保护”。设立驯鹿文化生态保护区，适当放宽禁猎范围，扶持其狩猎生产，既能保护我国唯一的驯鹿种群，也能解决广大猎民反映最多和最强烈的狩猎问题，更为保护古老的森林民族传统文化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再次，探索多渠道发展路径。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社会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产业结构的调整，而是“弃猎从耕”、“弃渔从耕”的脱胎换骨式“革命”。让人口较少民族从根本上放弃千百年来的传统生产方式，转而去经营那些他们非常陌生的新产业，掌握新的生产技术并非易事。要出台相关政策，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转产，大力发展商贸、旅游和养殖业，为其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当今，特色旅游开发已成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旅游业不仅可以增加民族地区的经济收人，而且也是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尊重人口较少民族对其传统文化资源的阐释权、所有权，切实保障使其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主体和主要受益人群，切忌在“招商引资”招牌下使当地人口较少民族被边缘化；把发展旅游业和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谨防盲目或低层次的商业化开发所致的少数民族文化的扭曲和变形。

第四，加快人口较少民族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进程。继续完善和充实博物馆建设，宣传和展示人口较少民族的传统文化，提高自身发展创新能力的同时，设立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专项基金，提髙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和传承人补助经费，解决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中的特殊困难和问题。扶持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工作，建立文献档案和数据库，用文字、音像、图片、视频等手段进行记录，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并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于网络，不失为保护和传承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

3.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发展的前提。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化，当然需要国家和政府层面的扶持与保护，而这种扶持与保护对人口较少民族而言，绝非是一种被动的文化保护，而是应具备一种文化自觉的常态。

首先，文化调适中寻求发展。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主流文化的冲击，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不仅面临着社会转型的挑战，而且也面临着文化转型的挑战。由于孕育和滋养传统文化的大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跌入低谷，人口较少民族承受着巨大的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压力。如果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没能及时调整好“文化震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便会招致游离于“边缘化”和“虚无化”两种文化之间，渐渐失去自我，严重影响本民族可持续发展的结局。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调适民族文化心态，一方面加强跨文化交流，力求构建传统文化与主流文化间的平衡关系；另一方面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积极发掘自身文化中特色鲜明、具有商业化开发价值的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其次，要重视下一代的民族文化教育。在当今现代化语境下，各民族的文化传承主要靠学校的民族文化教育。但对人口较少民族来讲，因其人口规模小，无法成立单独的民族学校，而在均质化的主流教育环境中又无法凸显“民族性”。对人口较少民族来讲，家庭环境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觉对其下一代的民族认同塑造与传统文化传承显得尤为关键。必须依靠家庭教育和民族群体自发的教育活动，例如家庭的文化熏陶与行为约束机制以及群体的民族节日、民族习俗、民族宗教活动等，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一代。当然，这种自发的原生态教育活动就得靠民族自身的文化自觉和使命感。

再次，充分发挥跨界民族优势。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多数为跨界民族，与境外同一族源的民族相邻而居。他们不仅在语言、习俗、信仰、历史记忆等方面具有共性，而且拥有同根同族的民族认同心理。地域相连性及族缘、文化上的相近性，也决定了国际社会对这些民族发展的关注，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保护直接关系国际文化交流和发展。人口较少民族应充分发挥政策优势与跨界民族优势，大力推动与境外、国外的经贸合作与科技文化交流，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进一步提升民族文化的生命力。

【注】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