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任维德 | 原因与对策：国内民族发展研究的若干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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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维德

博士，内蒙古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政治与政府、地方政府与区域发展、民族发展等。著作：《中国现代化之路》《内蒙古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转型》等。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发展迅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进步。然而，各民族发展极不平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缓慢，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日益拉大。国内学界对此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和探讨，并相应提出对策与建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民族理论视角，社会转型理论视角，新制度主义视角，政府竞争理论视角。只有多视角、全方位地探讨和分析，才有可能寻求到有效解决当代中国民族发展的治理之道。

关键词：民族发展 民族理论 社会转型理论 新制度主义 政府竞争理论

民族发展，这里主要是指少数民族的发展，指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既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根本利益，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和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发展迅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进步。然而，在全国社会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持续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各民族发展极不平衡，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呈由东向西递减的格局。同汉族及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和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缓慢，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拉大。各民族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缓慢，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日益拉大，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对此，国内学界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

一、民族理论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民族发展研究

关于民族发展的研究，从1978年至今30多年来，国内民族学界从民族发展的内涵、特征，到民族发展的环境、条件、制约因素、道路和途径以及民族发展观上，都有许多的创新视角和创新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国内学术界研究民族发展的视角，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发展问题。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民族问题主要是解决民族平等,使广大少数民族从原有的奴隶(农奴)社会、封建社会甚至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为实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治基础和前提。在此历史背景和条件下，消除历史上存在的汉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真正实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政治平等要求和愿望，成为民族理论界探讨和研究的主要问题。因而，学术界将这一时期的民族发展研究称之为“政治平等的发展理论”。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特别是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民族学界对民族发展问题的研究也逐步深化，并且聚焦于少数民族和西部民族地区同汉族和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及其拉大这一现实问题，相应地提出控制和缩小差距的对策与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卫生等各项事业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全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各民族、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呈由东向西递减的格局。同汉族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及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缓慢，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国内民族理论界对于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从自然禀赋、历史原因、政策环境、劳动力素质、产业结构、科技教育、思想观念以及区位优势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和分析，并提出了促进少数民族和西部民族地区发展、进而控制和缩小与汉族及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的对策与建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探讨过程中，国内学术界实现了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民族发展观到“全面协调发展”的民族发展观的理论创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国内民族工作及时地实现了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使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我国民族理论界对于民族发展问题的研究，聚焦于探讨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缩小与汉族及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此，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许多对策和建议。同时，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理论。到了20世纪末，经过20多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少数民族和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社会文化发展滞后等诸多问题。解决各民族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上存在的差距以及少数民族迫切要求加快发展的问题，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成为国内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在此背景下，民族理论界在深刻反思少数民族及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发展战略实践和把握当代社会发展主题思想的基础上，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提出了关于民族发展问题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逐步形成了“全面协调发展”的民族发展观。这些论述，见诸于中央民族大学金炳镐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希恩先生以及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学术论文中。金炳镐、张银花认为，“民族生产力的发展、民族内部结构的协调、民族素质的优化、民族关系的和谐、民族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等，是民族和谐发展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并尝试建构民族和谐发展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金炳镐进一步指出:“民族发展，是在民族的自身因素、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民族的内部结构、整体素质、外在特征以及民族之间关系的不断调整更新、协调适应，推动民族纵向质的提高和横向量的扩展，不断实现民族的自身性发展、社会性发展、人的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民族生存和演进的质和量的提高。”王希恩在《科学发展是解决中国民族发展问题的必由之路》一文中提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差距过大是当代中国民族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和重视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科学发展的要求;而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依靠的也只能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而胡鞍钢等人则结合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了新世纪应实施“以人为本，社会发展优先”的少数民族及西部民族地区新的追赶发展战略，优先缩小知识发展差距和人类发展差距，制定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使广大农牧民切实受益的农村公共服务政策，加快促进各民族的自身开放、发展变革以及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以实现少数民族的全面可持续发展。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民族理论界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化和创新。

二、社会转型理论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民族发展研究

所谓社会转型，作为一个社会学范畴，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型式向另一种型式转换的运动过程，它具体表现为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换。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如何完成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全面性的社会变革，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运用社会转型理论研究少数民族及西部民族地区同汉族及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及其拉大问题，揭示社会转型与民族发展的内在关系，是进入21世纪国内学术界出现的新视角。中国人类学民族学2011年会即以“社会转型、民族和睦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围绕社会转型背景下民族地区发展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由于各民族、各地区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改革环境不同，起点、机遇、条件不均等以及发展态势不同，导致社会转型不平衡，形成一定的转型差距，致使少数民族及西部民族地区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直接影响了少数民族及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拉大了与汉族及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

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来看，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内容是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以及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合理而协调的产业结构。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这一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进程在西部民族地区相对滞后，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结构性因素。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经过20多年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东部沿海地区充分利用其有利的社会环境和优惠的中央政策，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先于和快于西部民族地区进行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私营经济、混合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国有经济，从而极大地增加了经济总量，加快了经济与社会发展;而西部民族地区则相对滞后。这种滞后，既是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导致该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东部沿海地区还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使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以及工业内部结构日趋合理、协调。从第三产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看，1998年东部沿海11省市的总和为17256.56亿元，西部民族地区则仅为3836.68亿元，前者是后者的4.5倍。

从社会运行机制转型来看，我国社会运行机制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其转型和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转变，其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实行“政企分开”，由直接行政指令性管理为主转变为以宏观管理为主、间接管理为主、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的政府行政管理运行机制。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这一社会运行机制转型进程，在西部民族地区同样相对滞后，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制度性因素。从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的进程看，东部沿海地区较早、较快地实现并完成了产权制度的“体制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转型基本上是循着先从市场要素最为活跃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以及经济特区开始，最后在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和物质基础之后，再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革。因此，无论政府，还是民众，对经济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转型具有较强的承受力和适应力，有利于较早形成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西部民族地区却集中了大量的基础工业、重工业以及以军工为特征的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别无选择，从一开始就从国有经济入手，加上可开拓的市场空间有限，调整产业结构难度较大，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更加无法适应。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市场体系发育不良。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偏低，成为制约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体制性因素。从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转变和运行机制转型看，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改革是从“体制外”进行的，伴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转变的阻力较小。相反，西部民族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多为国有经济，“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转变的阻力较大。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转变和运行机制转型进程的滞后，直接影响着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成为制约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体制性因素。

从价值观念的转型来看，东部沿海地区观念更新快，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较早地树立了市场、竞争、效率、效益等市场经济的意识。而西部民族地区则传统习俗根深蒂固，观念转变严重滞后，成为制约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精神性因素。

少数民族及西部民族地区同汉族及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转型的不平衡性造成的。因此，解决各民族、各地区的发展差距，也就只能从这一客观背景出发:对于少数民族及西部民族地区来讲，加快民族发展、缩小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要立足于自身，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难得机遇，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和产品附加值高的工业产业。二是加快经济运行机制和政府行政管理运行机制的转型，培育市场要素，促进“政企分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政府管理运行机制。三是努力转变思想观念，树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为民族振兴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

三、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民族发展研究

新制度主义认为，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守的一套行为规则，而这一套行为规则又可以理解为制度安排。这就是说，制度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制度是行为规则，它决定着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做什么;二是制度是人们结成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等组织或体制，它决定着一切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展开的基本框架。

20世纪80～90年代，伴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新制度主义学派在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以及管理学等不同学科以新制度主义为视角，对各自学科领域的问题展开了理论研究和探讨。在此背景下，国内一部分学者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民族发展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及西部民族地区与汉族及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分析，并相应提出对策与建议。

制度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西部与东部地区发展的差距，不仅是经济发展上的差异，从本质上来看还是制度安排和制度利用效率的差距。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供给和制度安排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这是造成两大地区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

从制度供给和制度安排来看，有学者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缓慢，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拉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滞后。这种制度滞后主要表现在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在制度安排上的成本高，抑制了该地区的制度创新。这主要表现为:一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安排的政治风险大。作为改革实验区，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明显的制度安排优势——自主优势、需求优势以及制度机遇和制度利用优势;而西部民族地区自上而下都是一种抑制下级制度创新的意识和愿望，都不想下级给自己“添乱”。二是制度安排上政治收益甚微。东部沿海地区如果能够摸索出新的制度就可以带来政治上的利益，而西部民族地区绩效评价则与此不同，能够首先保持区域稳定就是政绩，其次才是创新。这种制度机制抑制了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创新，使该地区制度滞后。三是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创新成本高。由于西部民族地区不属于国家制度创新的试点区，制度变迁成本完全由自己解决，在财力有限、民众承受能力低的情况下，根本无力承担庞大的制度变迁成本。也有学者指出，中央政府制度供给在东西部地区的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了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滞后，从而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成为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及其拉大的重要原因。一是从制度供给区域来看，国家在制度安排上明显倾向于东部沿海地区，希望通过该地区的发展带动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因此，改革开放之初便赋予了东部沿海地区较多、较大的制度安排的权力和便利，特别是资源配置制度突出倾斜于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伊始，有些制度甚至只允许东部沿海地区少数地方存在，而不允许其他地区、包括西部民族地区有类似的制度安排。二是从制度供给层次看，中央政府提倡的制度改革方案，在完善核心制度的同时必须要有相应的配套制度跟进。而国家实施的渐进式改革的路径，决定了核心制度与配套制度不能够同时供给。东部沿海地区是改革的试验区和试点，因此核心制度与配套制度相脱节的现象不突出，政策出台比较及时。西部民族地区则不同，由于是制度创新的跟随者，往往出台了核心制度但其配套制度没有及时跟上，或者只移植了东部沿海地区的核心制度，其配套制度与其不相适应。三是从制度供给速率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只要有制度需求就会得到中央政府相应的制度供给。为了使东部沿海地区尽快发展起来，国家尽量使制度供给满足制度需求，因此，东部沿海地区制度供给的速率极高。而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供给的速率则比较低。制度结构效率表明，当一种制度远远滞后于制度需求时，整个制度效率会出现零和状态。正是由于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安排上的非均衡性，导致两大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及其拉大。

从制度利用的效率上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在产权制度、分配激励制度、用人制度以及制度创新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制度利用的重大差异和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对制度的实际利用率要远远大于西部民族地区，其制度功能所产生的经济绩效要远远高于西部民族地区。而且，某些情况下，对于西部民族地区来讲，有些制度对经济增长与发展非但不是推力，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阻力，从而无法鼓励进取与创新。正是由于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利用效率上的差异和差距，使西部民族地区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制约了该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从而造成两大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少数民族及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缓慢，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拉大，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制度滞后——制度创新迟缓和制度利用效率低下，由此阻碍了该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的进程。为此，学者们提出了加快少数民族及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控制和缩小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的诸多对策和建议。一是改善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创新的环境，清除制度创新的阻碍。为此，中央政府要赋予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安排的权力，减少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和政治风险，鼓励制度创新。同时，国家要帮助西部民族地区，承担和提供一定的制度变迁成本，为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创新提供便利。二是增加中央政府对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供给。一方面，需要中央政府调整区域制度非均衡战略，为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最大限度地激励多样化的产权制度和财产制度创新，规范市场机制的权威约束，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政府管理制度，以及激励地方政府推进制度创新的制度。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增加对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供给，要注重西部民族地区的特点，制度供给要因地制宜。三是提升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实际利用制度的效率等等。

四、政府竞争理论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民族发展研究

“政府竞争，源于布雷顿强调的‘竞争性政府’(competitive government)概念:在联邦制国家中政府间关系总体上来看是竞争的，政府之间、政府内部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政府之外行为主体之间迫于选民和市场主体(企业等经济主体以及工会等非经济主体)的压力，必须供给合意的非市场供给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当地居民和组织的要求。……类似于企业之间的竞争，政府之间、政府内部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之外行为主体之间为了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就会围绕居民和资源相互竞争。”政府竞争在我国同样存在，并主要表现为不具有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因此，中国现阶段的发展问题，包括地区发展差距、民族发展差距可以用政府竞争的概念、理论加以描述和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逐步开始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向地方分权。这一分权是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因此，它必然使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和决策主体，开始拥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和行为目标。按照政府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每一个地方政府就是一个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作为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在与其他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必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政绩最大化以及辖区范围内经济与社会利益最大化。而地方分权导致地方政府管理权限和职能的扩张，则使地方政府拥有了较大的决策权和资源配置权，为地方政府的这种利益追求变为现实提供了必要条件。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为了自身及辖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发展，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主要是围绕吸引资本、技术、资源等可流动生产要素流入辖区而在投资环境、市场制度、公共物品、政府效率等方面展开的，即通过制度(体制)竞争、技术竞争、公共物品竞争以及政府效率竞争等途径来吸引生产要素流入所辖区域，并通过国有和集体经济直接参与实际经济活动而加以实现。

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表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于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影响，是导致少数民族及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相对缓慢、并逐步拉大与汉族及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的现实原因。一是就制度竞争而言，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制度竞争主要是通过制度创新，加速市场化进程，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企分开”的政府管理体制。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这一体制创新进程，西部民族地区相对滞后，成为该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缓慢的一个重要制度性因素。二是就技术竞争而言，一些学者指出，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技术竞争主要围绕技术平台建设、人才争夺战略展开，其根本目的在于提升科技竞争力，以科技进步和创新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这一技术创新进程，在西部民族地区相对滞后，成为该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缓慢的一个重要科技因素。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地方政府通过搭建技术平台——组建国家级或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开放实验室和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等形式，展开技术竞争，吸引、汇聚科技人才和力量，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技术，从而形成重大科技成果，并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促进辖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就竞争的实际情况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处于绝对优势，西部民族地区则面临诸多问题，处境艰难。截止2003年底，全国共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62个，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有113个，占全国的69.75%;西部民族地区有12个，仅占全国的7.41%。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41个，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有93个，占全国的65.96%;西部民族地区有12个，仅占全国的8.51%。全国有科技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32857个，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有22877个，占全国的69.63%;西部民族地区有1946个，占全国的5.92%。高新技术企业创产值172574345万元，其中东部沿海地区118141540万元，占全国的68.46%;西部民族地区11332108万元，占全国的6.57%。三是就公共物品竞争而言，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公共物品竞争主要表现在扩大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数量和提高公共物品质量上，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和社会治安来吸引辖区外可流动生产要素进入。从竞争的实际状况看，东部沿海地区占有绝对优势，西部民族地区则明显处于劣势，成为该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缓慢的一个重要物质基础因素。例如2003年，东部沿海地区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海南、福建、辽宁、天津、河北、北京分别利用外资260.87、156.29、138.09、90.56、89.72、41.19、39.47、27.72、24.61、23.61和16.02亿元，西部民族地区四川、广西、云南、新疆、内蒙古、贵州、甘肃、青海、宁夏则分别利用外资28.82、14.57、9.78、8.20、6.13、5.82、3.89、1.53和1.04亿元，两者相差11.38倍。外资的大量流入，无疑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起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四是就政府效率竞争而言，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竞争主要围绕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完善的公共设施、高效的公共管理进而达到合理有效配置公共资源，促进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增进辖区公共利益。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效率明显存在差距，成为该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缓慢的一个重要管理性因素。经济发展表明，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一个低效率的政府则是经济增长的阻力。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通过其高效率的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得以实现。

各民族、各地区的发展差距是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中，由于竞争力不平衡造成的。因此，解决各民族、各地区的发展差距，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也就只能从这一客观现实出发。为此，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一是处于超脱地位的中央政府，应对地方政府间竞争进行科学、合理、有效的规范，鼓励具有正面效应的竞争，遏制产生负面效应的竞争;二是对于西部民族地区而言，地方政府则应着力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推动辖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三是就东部沿海地区来讲，要有自己的发展离不开少数民族及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理性政治思维，在竞争中加强区域经济协作，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及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建设。

此外，学术界还有一部分学者分别从政府能力理论、公共治理理论、区域创新理论等视角探讨了我国少数民族及西部民族地区与汉族及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问题。这些探讨和研究，对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全面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发展问题，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真理是全面的、具体的，是一个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相对真理之总和构成了绝对真理。作为相对真理，人们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发展某一视角下的认识，只是部分地反映了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及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的某一方面、某一侧面的现实状况。只有多视角、全方位地探讨和分析少数民族及西部民族地区与汉族及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的原因并相应地提出对策和建议，才有可能寻求到有效解决当代中国民族发展的治理之道。

【注】文章刊登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 1 期

责编：齐云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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