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熊月之 | 口岸城市与维新思潮——以上海为中心

点击上方“边疆时空”关注我们

点击右上角“．．．”，分享精彩文章给朋友们

作者简介

熊月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任复旦大学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著有《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代革命文豪章太炎传》等。

摘 要：维新思潮的涌起不但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受启蒙思想家的鼓动，还受近代以来口岸城市变迁的深刻影响。以上海、天津等租界为核心的口岸城市的兴起，包括其市政建设与管理，西人在这些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活动，这些城市在现代化方面的种种表现，包括宽阔整洁的道路，严格有效的管理，体现民治精神的选举制度等，都与中国传统城市或乡镇的脏乱差形象形成巨大反差，刺激了国人的耻感文化，为中国其他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近在咫尺、可资仿效的榜样，对维新思潮的酝酿与发展，具有长期、广泛、润物无声的影响。中国目光敏锐的绅商在口岸城市的努力，包括兴办新式企业与学校，倡导对外开放、学习西方，进行改良思想宣传，特别是这些城市在学会设立、报刊发行以及以现代交通、通讯为依托的联系网络方面的独特优势，则使得这些城市在维新运动兴起以前，已经成为中国革新运动的先行区域。

关键词：口岸城市  租界  维新思潮  上海

维新思潮的涌起，有近因，有远因，有突发事件的政治刺激，也有长期酝酿的思想培基。后者之中，既有启蒙思想家的文字宣传，也有现实社会的无声启迪。以租界为核心的口岸城市的兴起，包括其市政建设与管理，西人在这些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活动，这些城市在现代化方面的种种表现，都对维新思潮的酝酿与发展，具有长期、广泛、润物无声的影响。

近代中国众多设有租界或居留地的口岸城市，在戊戌以前，在市政建设与管理等方面有较为明显表现的，为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天津、汉口等十多处，其中以上海最为突出。下面以上海为中心，对口岸城市与维新思潮的酝酿与发展问题作一讨论。

一、口岸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刺激

自鸦片战争以后至甲午战争以前，通过《南京条约》(1842)、《天津条约》(1858)、《北京条约》(1860)与《中英烟台条约》(1876)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陆续被迫开辟了一批通商口岸。1894年以前，列强在这些口岸共设立了12个租界，包括上海3个(英、美、法)，广州2个(英、法)，天津3个(英、法、美)，汉口、厦门、九江、镇江各一个英租界。上海英、美租界在1863年合并为上海公共租界。租界之外，列强还在宁波、福州、营口、烟台等地设立了居留区。在这些居留区，外国人在市政建设与管理等方面攫取了部分权力。

如果将租界、居留地连带一起考虑，加上被外国侵占的香港、澳门，那么，1894年以前，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就有为数可观的城市呈现出与中国传统城市或乡镇很不一样的色彩。如果从北向南数起，它们依次是营口、天津、烟台、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香港、澳门；如果沿着长江从东向西数起，则有上海、镇江、芜湖、九江、汉口与重庆。这些飘散着外洋气息的城市，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之下发展或兴建起来的，是在中国传统城市体系之外出现的另一类城市。

上海在1843年开辟为通商口岸，开埠当年就有25个英国人来此居住，以后逐年增多。到1895年，上海外侨已达4684人。天津在1866年有112名外国人，到1890年达到612人。其他汉口、镇江、九江等地，也都有多少不等的外国人居留。

上海及其他各租界都建立过不同于中国行政系统的管理机构，实行过与中国不同的管理制度。上海公共租界的制度建设，有六大支柱，即：纳税人会议，为议事、立法机构；工部局，相当于市政府；巡捕，即警察；领事公堂，针对工部局的行政法庭；会审公廨，上海地方政府设立在租界的法庭；万国商团，义勇队即民兵团体。这六项制度，基本上将西方的立法、行政、司法体制移植进来，会审公廨与万国商团，则是结合租界社会实际情况而设立的特别制度。当然，移植过程中有很大变异，比如所谓纳税人会议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将华人完全排斥在外的。

上海租界制度建立较早，后来设立的广州、汉口、天津等地租界，盖模仿上海。广州沙面英租界、法租界，均设有工部局与巡捕房，英租界设有公民会，类似于纳税人会议。天津英租界设有纳税人会议、工部局、巡捕，但没有会审公廨。汉口英租界市政机构，称大英工部局。

凡是设立租界或居留地、主要由西方人管理的城市，均陆续将西方城市中习见的市政设施、市政管理制度移植进来。上海租界在1860年代兴建道路排水工程，在道路两侧种植行道树；1861年创设人行道，实行人车分道；1862年开始对道路进行统一命名；1864年开始设立室内菜场，建公共厕所；1865年始用煤气路灯，到1881年，英美租界内已有煤气路灯近五百盏；1866年始有欧式剧场；1868年外滩公园建成；1869年制订道路保护规则；1872年实行车辆靠边原则；1874年开始规定倾倒垃圾时间。诸如此类新的市政设施、措施，不胜枚举。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上海英美租界已被西方人视为与欧洲城市没有什么差距的现代化城市，放眼望去，教堂、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报馆、书信馆、大自鸣钟、剧院、跑马厅、俱乐部、马车、洒水车、垃圾车、自行车等，均成为租界引人注目的景观。生活用品方面，像电灯、电话、电报、手表、钢笔、眼镜、雨伞、皮靴、缝纫机、剪草机、救火水龙、抽水马桶、寒暑表、风雨表、风琴、钢琴、小提琴……，无不一一引进，大凡西方出一新用品，上海就几乎与伦敦、巴黎同步出现。

上海租界与邻近的上海县城，在市政设施、市政管理方面的巨大差异，持续地、日益强烈地刺激中国人的心理。自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人们就对于租界的市政风貌、租界与华界市政之不同，留下许多评论。七十年代《申报》创刊以后，隔三岔五地就会发表这类评论。人们从整体上赞美租界城市繁华、漂亮，道路纵横交错，宽敞整洁，绿化葱郁成林，洵堪入画；外滩林荫大道胜于巴黎；赞美租界之管理严格，环境优雅，用心细致，秩序良好。上海租界市政的美名传播广远。一位初到上海的徽商写道：

按上海为中外通商的地方，穷奢极侈，凡出门的，回家都道上海非凡之好。我平日久欲一为游玩，今日来到，如愿以偿。……一路之上望见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一时电车、马车、脚踏车、人力车分道扬镳，纵横驰骤，极为兴会淋漓。而外国人汽车一声放汽，其行如飞，尤为异常轻快。洋泾浜一带，高大洋房有三层楼及五层楼，大都飞阁流丹，下临无地，真可谓居天下广居。

人们也会从具体市政设施与管理方面，赞美租界：煤气灯、电灯那么明亮，如同铁树开花、胜过月亮；大自鸣钟报时报刻，神奇之至；洒水车、垃圾车、洋水龙，妙不可言。

上海租界市政也与其他中国城市的市政形成鲜明的对比。晚清到过北京的士人，便时常将京师与上海进行比较。还在1879年，便有人对京沪市政建设进行比较：京师“天气晴朗，飞沙扑面，污及衣履”，而“值天雨之日，则更有不堪者，雨水入土，苟沟不开时，水泥和成浆汁，驻足即陷，不赤脚者断不可行。且驴尿马粪，搀匀泥水中，其秽不可向迩”。即使坐车，亦往往轮辕动处，泥溅帷中。上海洋场则是另一番气象，“天雨无淖没之虞，天晴亦无飞扬之患，行人过此，几不知其本为沙地矣”。在京师、上海都居住过的浙江读书人孙宝瑄在日记中感慨：“余居京师久，凡自远方来，始至者未有不厌且苦。询其故，曰：街衢凸凹，尘风泥雨，牛溲马勃，嚣浊蒸郁，秽区也。……惜哉，使衢巷间，皆平除荡涤苗蓐发栉，坻平如申江夷界间，乃完美矣”。英国传教士韦廉臣感慨尤深：北京为首善之区，当堂皇以壮天下之观瞻，但事实并非如此，“乃仆也前岁以事入都，窃见街巷逼仄，道途湫溢，旱干则尘嚣，阴雨则泥泞，紫禁城而外，无论衙署仓库庙刹，以及士农工商之房舍，卑陋者多美丽者少，倾圮者众创造者寡，种种陋习，指不胜屈，未尝不慨然叹曰：以帝王之居而鄙陋若是，岂不为天下笑哉！”

市政设施与市政管理方面的落后，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一个显性方面。由此，学习西方市政建设与管理，成为维新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长期生活在上海租界的郑观应，一针见血地指出：“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唯掩鼻过之而已。可见有司之失政，富室之无良，何怪乎外人轻侮也。”日后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1883年路过上海，购书，逛马路，既震于上海的现代文明，又叹于上海的灯红酒绿，说是“不到上海，是生人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学人大幸事”。他没有细说“大恨事”与“大幸事”的具体内涵，但上海对他的震撼，刻骨铭心，则是显而易见的。

康有为的例子是人所共知的。1879年，他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1882年，他在北上参加乡试以后，归途经上海，由租界繁盛的背后，“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一月还家，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这一次上海之行，成了他学术、思想的一大转折点。他以后密切关注上海的文化动向，单购买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西书就达三千多册，堪称该局译书的头号大顾客。1894年广学会举行有关西学的有奖征文，身在广东的康有为撰文应征，获六等奖，得奖银4两，是获奖70人中奖励等级最低的一等。以他36岁的年龄、举人的身份，如此热心上海的征文，可见上海对他的巨大吸引力。

1902年初，工部右侍郎胡燏棻上奏：上海租界内管理地方事宜，则名之曰工部局，主要负责道路工程和巡捕等事务，极堪仿效，当务之急是“设立公巡局，一切修道工程及巡捕事宜系归管辖，请特简派大臣总司其事，以一事权”。清廷同意其建议，乃在北京设立内城工巡局，督修街道工程，并管理巡捕事务。

1906年，谭人凤路过上海，“察看上海商场，租界内与租界外恍有天堂地狱之别，感慨良深”。他由此差距追溯到中国政治制度之不良、国民特性之问题。他说：“中国腐败积习，虽由政治未改良，而人民守旧偷安，无观感振作之念，亦其一大原因也。不然，同处商务繁区，建筑改观虽资财力，清洁街道，当市商之所仿行，乃拉杂秽浊，处之晏然，是非守旧偷安，无观感振作之念欤?宜外人目为未开化之野人，日事侵陵侮辱也，耻孰甚焉！”

胡燏棻的奏折，谭人凤的观感，均发生于维新运动以后，但租界能刺激人们的变法思想与热情，则与戊戌以前的郑观应、康有为并无二致。正如英人干德利所说：“曾有一次，人们有力地指出，上海的工部局是在中国最好的宣教士。这意思是说，上海的外国租界是一个实例，阐明西方文明的优点。每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由帝国他处走过上海，他们可以看到美丽的建筑，整洁的街道燃着电灯或瓦斯灯；他们可以看到机器、自来水、电报、电话、火轮船、公园。他们在这里所得到的印象，必然多少传到内地去。”清末新政中，广州、天津等地都掀起了类似上海的地方自治运动，北京等城市都进行了包括建立警政在内的市政建设。清廷在1909年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规定城、镇可以与府、州、县等传统行政区单位一样，单独设置自治管理机构，其职能涉及教育、卫生、救济、市政工程、工商管理等方面。从这些变革中，都可以看到租界的影响。

二、口岸城市绅商活动对维新思潮的影响

所有设有租界的口岸城市，都是中外利益共同体。一方面，西人在这些城市居住、经商、传教；另一方面，中国有关人士利用这些城市特有的物质基础与制度环境，进行开放与变法的实践。这些实践，有些成为整个维新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有些成为推动维新运动开展的因素。

北洋大学、南洋公学等新式学校的成立，中国女学堂创立，上海绅商庆祝上海开埠，上海道台举办舞会等，都是这些活动的荦荦大者。

受西人在租界创办徐汇公学、圣约翰大学等新式教育事业的刺激，上海、天津等地中国士绅也创办了类似的新式学校。上海地方士绅张焕纶在1878年创办的梅溪书院，不讲授专为科举考试服务的帖括之学，以明义理、识时务为宗旨，学生的组织管理、作息制度均参照西国学校之法，课程有国文、舆地、经史、时务、格致、数学、英文、法文等，还有内容丰富的体育游戏，被教育界认为是“国内小学教育之先导。盛宣怀1895年在天津创办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北洋大学堂)、1896年在上海创立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上海地方士绅王维泰1896年在上海县城创办王氏育材书塾，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均仿自西方同类学校。变科举、兴学校是维新运动的重要内容，口岸城市的这些新型学校的创立，是在全国范围内科举制度尚未废除、新型学校体制尚未建立的背景下的先行者，它们的创立，也加速了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型学校体制的建立。

中国女学堂的创立，是口岸城市在改良教育、振兴女学方面的特有贡献。通商口岸出现以后，西人陆续设立了一批女学，包括英国女传教士爱尔德赛创办的宁波女塾(1844)，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夫人在上海设立的裨文女塾(1850)，美国传教士麦利和夫人创办的福州女塾(1850)，美国传教士哈巴夫人在广州开办的女子寄宿学校(1853)，美以美会在镇江办的镇江女塾(1884)，美国监理会传教士在上海办的中西女塾(1892)。据统计，到1895年，全国有女子小学225所，女学生4262名；女子中学69所，女学生2096名；女子书院及培训班14所，女学生416名。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两百多所女子学校并不算多；相对于两亿多妇女来说，六千多名女学生更是微乎其微。但是，它们开启了近代女学的先河。这些学校教授《四书》、《女儿经》等传统女学知识，传授缝纫、刺绣、园艺、烹调等女红技艺，更教授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天文、外语、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这对于冲破传统教育体制对女子的歧视与排斥，向女子传授有益的知识，将她们培养成可以自食其力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具有冲决网罗与树立模范的意义。维新时期不缠足会能有那么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这些女学功莫大焉。

戊戌以前中国所有女学当中，最能体现口岸城市特点的是上海中国女学堂的创立。这所学校酝酿于1897年下半年，正式创立于1898年5月31日。从维新思想史角度看，这所学校最值得珍视的有三点：其一，这是有西人参与、国人为主创办的第一所女学，在中国女权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二，这是上海开明人士集体创办的学校。学校酝酿时，活跃在上海的开明人士经元善、严信厚、郑观应、康广仁、梁启超、沈毓桂、邹瀚飞、何丹书、陈敬如、钟天纬、狄楚青、张謇、赵元益等，群贤毕至，他们的夫人、女儿，多为女学堂的骨干与赞助人。这是上海开明人士在妇女教育方面的一次集体表态。其三，这是中外人士合办的学校。学校创办过程中，不光在新式教育方面有丰富实践的中西书院院长林乐知、《新闻报》主人斐礼思等英美人士积极参与其中，还有众多生活在上海的外国妇女。1897年12月6日，中外妇女122人在张园集会，具体讨论女学创办问题。出席的中国妇女有盛宣怀夫人及女儿、经元善夫人、梁启超夫人、赵元益夫人、张叔和夫人等，外国妇女有西班牙驻沪领事夫人、瑞典驻沪领事夫人、江海关税务司夫人、传教士艾约瑟夫人、中西女塾校长海淑德等。学校最初聘用的一名西文教习，便是林乐知的女儿林梅蕊。思潮变迁既有少数敏锐者的洞烛机先，也有众多先驱者的推涛作浪。看看上面所述名单，那么多著名士绅，那么多名媛淑女，共襄盛举，这就形成了妇女解放、妇女教育的潮流。戊戌政变后，百兴皆废，但中国女学堂安然无恙。

上海绅商庆祝上海开埠的活动，彰显的是时人对于近代开埠通商价值的认可。1893年11月17日，是上海开埠50周年。按照西方习惯，公共租界在11月17、18两天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庆祝活动由公共租界组织，上海的中外团体均踊跃参加，有阅兵式、演说会、儿童游戏、游行等节目。上海商人中的广帮、宁波帮尤为积极，他们参加游行，或演戏，或舞狮舞龙，各具地方特色。当时华商视开埠通商为中外两利之事，所以热情高涨。当然，他们参与通商庆典，采取了比较巧妙的变通方式。说来也巧，1893年11月17日，合中国历法是光绪十九年十月初十，正好是慈禧太后生日。于是，华人商帮所举大标语，一面是“通商大庆”，一面是“万寿无疆”。游行赛会中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这个问题：11月17日上午，宁波人朱阿宝所开之朱万兴漆匠铺，一开始所悬的旗帜只有一种，即英国旗帜，而没有像其他商店那样既悬英国旗，又挂大龙旗，结果，“见者咸目为汉奸”。不知道这位朱阿宝，是听了别人的闲言碎语，还是因为从众心理的驱使，反正到了傍晚时分，“又将龙旗一面，扯在中间，两旁则均用英国旗号，见者始不便指斥”。

对于通商庆典，《申报》《新闻报》等报纸不但连篇累牍地报道庆典的筹备、过程，还专门发表评论文章，高度肯定开埠通商对于上海乃至全国的正面意义，“自开埠以来，商务振兴，惟我上海为盛。此五十年中，利必均沾，益必同受，尔无我诈，我无尔虞，合中外如一家，诚不啻四海皆兄弟焉”。

上海绅商看上海开埠，与日本横滨人看待横滨开港如出一辙。1858年，日本德川幕府先后与美、荷、俄、英、法五国签订的《安政条约》，与中英《南京条约》在开放口岸、通商贸易、领事裁判权等方面大同小异。1859年7月1日，横滨、长崎、箱馆等三口依约开港。三口之中，长崎在锁国时代便是日本对外交流的窗口，犹如鸦片战争以前的广州，箱馆在此前已经作为补给港或避难港开放，只有横滨是完全新开港口。开港以后的横滨，设立外国人居留地，城市发展迅速，很快成为日本外贸中心、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这与上海很为相像。横滨开港的意义，在日本很快得到肯定。1860年6月，横滨隆重地举行开港一周年纪念，除在神社庆祝外，关内男女都穿着漂亮的衣服游行，城内艺人则跳舞三天三夜。1909年，横滨隆重庆祝开港五十周年，市民捐资建造了开港纪念会馆，整修开港广场，特地为主持《安政条约》签订、从而导致横滨开港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树立了铜像。

庆祝开埠的实质是肯定开放。上海举行开埠五十年庆典时，中日甲午战争尚未发生，其时中国还信心满满地在推进自强运动。对历史事件的纪念永远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可以断言，如果不是甲午战败，业已启动三十多年的自强运动被迫中断，日后的上海对于开埠的评价，一定会与横滨同调。

上海道台举办舞会，彰显的同样是对外开放态度。

1897年，上海道台破天荒地举办了一场盛大舞会。这年11月4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日)，上海道台蔡钧在坐落于公共租界的上海洋务局举办了一场盛大舞会。舞会共发出请柬600封，实到500余人，多系在上海的外国人、清朝官员、社会名流。外宾包括各国领事、水师兵官、英法练军，涉及法国、英国、奥地利、德国、日本，各衣其本国之服，偕其眷属，中国官员则有上海道台蔡钧、上海知县黄承暄、两租界会审公廨谳员等。

上海地方政府为这次舞会进行了精心准备。由马路至行辕门，悬挂明灯数千盏，备极辉煌。栏杆与各门，均扎各国旗帜，绣幔彩绸。舞会共计举行二十场，直到半夜两点钟结束。

关于这次舞会，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两点：

其一，舞会主旨在于联络中外友谊。舞会表面的理由是庆祝慈禧太后的生日，11月4日即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日，为慈禧太后生日。其实，这只是个巧妙的借口。慈禧太后是1835年出生，到1897年，不逢十，也不逢五，是个小生日，以往的小生日，都是不讲究的。舞会的起因是1893年，担任出使英国大臣龚照瑗的随员吴宗濂，提议在上海举办舞会，联络中外感情，后因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没有举办。1897年，蔡钧担任上海道以后，想起了这个主意。

其二，舞会使用西方礼仪。这表现在1、主客均携带女眷；2、行握手礼；3、演奏西方音乐，舞会特请西乐一班演奏音乐；4、吃大餐(西餐)。

按照中国传统礼仪，官员女眷不能参加公共社交活动，但这次为了表示对西人女眷的尊重，破例让官员女眷参加，在舞会中专辟一室，供官眷起居，但于窗前悬旗以障之。这些女眷，自道台夫人以下，皆华服鲜衣，致敬尽礼。

这次舞会，彰显的是开放与革新精神。1895年以后，中国变法思潮涌起，办报刊，如《时务报》(上海，1896)、《国闻报》(天津，1897)等，兴学校(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开银行(上海，1897)，上海道台舞会则是这一系列开放与革新举动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当时中西报纸都作了具体报道，《新闻报》称此举为“尊崇国体，联络邦交”，“有益于国计政事岂浅显哉!”在上海出版的《中法新汇报》对此评价尤高，认为这次舞会在中西交流史上，是值得珍重记载的重要事件，“在中国岁纪中宜珥笔以书者也，即与会西人，亦宜记此盛事，以示不忘”。西人特别将这次舞会放在中国走向世界、了解世界、中国官员女眷参加社交活动的历史中加以考察：

夫以中国大员而设舞会娱宾，此为嚆矢，是岂仅寻常酬应已哉!直以中外为一家，力扫一切歧视他族之见，故能以西人之所尚，除中国之官气，毅然行之，不以为难。夫中国妇女，守不出闺门之训，跳舞一节，西国每传为盛事，华人则独诧为新奇。即游历外洋之华官，亦且于采风问俗之余，不以舞会为然，无他，狃于不习故也。以视蔡观察之创行此事，谓非极有胆识者乎!中国士夫，束身名教，非尽不达世情，惟不与西人交接，终不免有畛域之分。今得蔡观察力开风气，吾知中外之情，自此益通，即西国文字语言，亦视为必不可少，其在西人，亦可戢其轻视华人之见，与中国益敦辑睦，然则蔡观察之此举，所关不亦巨哉!

上海道台举办舞会，是否请示过两江总督刘坤一，不得而知。但是，揆诸甲午战败以后，历任两江总督均力显对外开放姿态，则蔡钧的举动，请五百多外国人跳舞，史无前例，必得刘的首肯无疑。

三、甲午以前口岸城市改良思想宣传的先行意义

甲午以前，上海等地的报刊，包括外侨知识分子所办的《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等，中国知识分子所主持的《申报》《新闻报》，郑观应、王韬等人所出版的《盛世危言》《弢园文录外编》等，已经包含了相当丰富的改良思想，这些都已为众多讨论早期改良思潮的书籍所不断阐释。

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由于口岸城市知识分子接触西洋知识面广、量多、时间早，对中国存在问题看得比较真切，因此所提改良主张，每多具有先行意义。其中，最具口岸城市特点的是《格致书院课艺》。这一课艺主要由王韬汇辑，起于1886年，迄于1894年。各篇课艺尽管自成一体，风格各异，有的深刻，有的浅近，有的激进，有的平和，但其整体风格相当明显，即政治上反对西方侵略，主张革新，主张富国强兵，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主张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民族企业，发展民营经济；文化上批评守旧，批评科举制度，倡导新式教育。这集中反映了当时沿海地区开明官绅的主张。

作为出自众手的知识产品，课艺的主要思想文化资源，来源于此前业已存在的西学资料，包括明末清初利玛窦、徐光启等人的西学译作，鸦片战争以前马礼逊等人在南洋的西学资料，鸦片战争以后由传教士、中国官办翻译馆、同文馆等各种机构，以及各色来华外国人、到外国去的中国人所产生的西学资料。那些资料原本是由不同主体、不同途径、出于不同目的、以不同方式而产生的，散处各地的应试士子将其搜集、汇拢、梳理、加工，使其成为新的产品。课艺出现的历史时期，正好是中法战争以后、甲午战争以前。那是洋务运动经受一场较小风暴袭击以后、一场更大风暴尚未到来之际，是洋务运动原本充满希望、突然遭受灭顶之灾的前夜。格致书院课艺的逐年刊行，本身就是对维新变法思想的有力宣传。甲午以后，以救亡图存为号召的全国性变法运动洪波涌起，全社会对于西学知识的需求空前加大，《格致书院课艺》正好赶上了这一轮西学需求热潮。课卷中蕴涵的那些西学知识、变法主张，成了维新运动的精神快餐。形形色色的经世文编、时务通考、新学大成里，随处可见出自格致书院的新学知识、变法思想。这一课艺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恰好充当了西学知识与变法思想的蓄水池作用，此前的相关思想资源都汇集到这里，此后相关的思想又大多从这里流出、衍生。

最值得注意的是课艺的产生方式与过程，它是晚清沿海城市新式群体有组织、有计划地生产出来的知识产品，也是开放的、没有院墙的、没有地域限制、没有应试对象限制的全国性的西学研究与时事时论的知识产品。其最大政治台柱是北洋大臣李鸿章，中坚力量(也是主要出资人)是驻扎在上海、天津、宁波、烟台四个通商口岸的地方道台，内以盛宣怀最为重要，学术导师是王韬、傅兰雅、郑观应等居住在上海的通晓西学的知识分子。王韬与傅兰雅共同策划选题，王韬负责联络官府与产品最后组装，傅兰雅负责对外宣传。主要生产人员是以江浙等沿海地区为主的、留心西学的读书人。他们按照书院指定的课题，固定的规格，提供相应的产品。作为命题人兼阅卷人的各级官员与山长王韬，通过对产品的验收、点评、包装，然后销售到社会上去。作为终端产品的课卷，先是逐年分卷销售，最后再汇集成套出售。《申报》《万国公报》与《字林西报》都承接了这一产品的广告业务。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知识生产流程。

四、口岸城市对变法宣传与变法活动的支撑作用

支撑维新运动的三大利器，即学会、报刊与联系网络，三者均与口岸城市有重要关联。

根据闵杰的研究，戊戌时期确切可考的学会有72家，其中设在口岸城市的凡29家，包括上海18家、杭州4家、苏州3家、福州2家、广州1家、镇江1家，占40%。其中，设立最早(新学会，1895年或更早)、影响最广(不缠足会)、历时最久的学会(务农会)，均设在上海。

从1895年至1898年，中国共出版中文报刊132种(含香港、澳门与被日本占领的台湾)，其中，在口岸城市出版共计69种，包括上海出版的为51种，在其他口岸城市出版的为18种(广州6种，天津、杭州各4种，福州、宁波、重庆、苏州各1种)。占总数的53%。其中，影响最大的《时务报》(上海)、《直报》(天津)、《国闻报》(天津)、《新学报》(上海)、《集成报》(上海)，都是在口岸城市出版的。

戊戌时期的口岸城市，较之内地城市，通常有较为发达的交通系统与通讯网络，便于人口流动与信息流通。

上海在1860年代，已形成由国际国内众多航线构成的交通系统，这对于报纸、杂志等信息载体的发行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877年，《格致汇编》在各地的销售点，分别是北京、烟台、武穴、上海、汕头、温州、天津、登州、九江、苏州、福州、香港、宜昌、牛庄、汉口、南京、厦门、广州、日本神户、横滨、新加坡、淡水、宁波、镇江、武昌、济南，全部是轮船易达城市。1880年，《申报》所设外埠售报处，包括北京、天津、南京、武昌、汉口、扬州、安庆、九江、苏州、杭州、福州、宁波、香港、广州、南宁、重庆、长沙，也无一不是轮船易达城市。广学会出版的西书，1898年在全国有28处代销处，1899年增至35处，包括辽阳、沈阳、牛庄、北京、天津、济南、青州、平度(山东)、兴安(陕西)、重庆、成都、汉阳、汉口、九江、庐州、南京、扬州、镇江、常熟、苏州、江阴、衢州、福州、厦门、广州、太原、梧州等处，也绝大多数是轮船易达处。

通讯网络方面，书信馆、电报、电话，都对思想文化传播意义重大。

1861年，大英书信馆、法国书信馆在上海设立。1863年7月，英租界工部局书信馆开办。1865年8月1日，工部局书信馆开始发行邮票。其后，美国于1867年，日本于1876年，德国于1886年，俄国于1897年，相继在上海设立书信馆。这些书信馆的设立，加强了上海与世界各地的联系。国内邮政方面，从1866年开始，海关兼办邮递，上海海关设邮务办事处，办理京沪、津沪等地邮运，收寄范围限于使馆文件和海关本身公私信件。1878年，海关正式兼办邮政，上海华洋书信馆在三马路福德里开馆，业务范围包括中外公私文件、信函、零星包裹、银钱汇兑等。1880年，海关在华洋书信馆之外，又设海关邮局。近代邮政在思想文化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电话、电报出现以前，报纸、刊物、书信是信息传递的最主要媒介，而这些都离不开邮政。近代邮政与传统邮驿的最根本区别是，传统邮驿主要传送公文，是为适应君主对臣民的统治而设置的，用郑观应的话说，是“便于国而不便于民，利于公而不利于私”。近代邮政则主要是适应社会大众经济、文化等各种联系的需要而设置的，它加速了信息的传递，方便了人们的联系，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上海在1871年，通过有线电报，北面可通日本、俄罗斯，南面可经香港与欧、美通报。1881年津沪电报线已全线竣工，1884年沪粤电报线贯通。同年，中国电报总局移驻上海，上海成为全国电报通讯中心。通过发达的交通与通讯系统，上海成为国际性的信息集散中心。电报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信息传递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其瞬息万里的传递速度，极大地方便了信息的传递，方便了人们之间的联系。电话方面，在电话正式发明的第二年，即1877年，上海就引进使用，并逐渐推广。到1881年，除工部局外，上海电话用户已有338户。

轮船、书信馆、电报、电话，这几个系统配合起来，便为思想文化传播插上了飞翼。《时务报》初创时，每期销售4000份左右，半年后增加到7000份，一年后遽增到12000份，创当时报刊发行量最高纪录。如果没有上述诸系统的支撑，这种增长的幅度是不可想象的。

凭借这一系统，上海近而与北京、天津、福州、汉口、香港、澳门等地，远而与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地，构成发达的通讯网络，这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在获得国际国内信息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维新运动期间，《时务报》与湖南《湘学报》、澳门《知新报》之间，声气呼应，文章转载，办报人员互为奥援，无不得益于口岸城市多方面资源的支撑。

至于租界当局在戊戌政变发生以后，对于维新人士的庇护，包括英国领事庇护康有为，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庇护黄遵宪，早已为人们所熟知。

维新运动的实质，是以渐进的方式，通过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变革，使中国臻于富强，实现现代化。租界等口岸城市的建设与管理，在某些方面、一定程度上，在现代化的路上先行了一小步，为中国其他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近在咫尺、可资仿效的榜样。中国一般城市与口岸城市明显的差距，刺激了国人的耻感文化，使得城市现代化成为变法维新的内容之一。口岸城市的物质基础与制度环境，为维新人士的变法宣传与某些实践，包括新型报刊的出版、发行，新式学校的创立，现代学会的活动，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条件，推动了变法思想的酝酿、传播与变法实践的展开。口岸城市开放的氛围，开明的风气(包括道台舞会)，对于开埠通商的正面评价，有助于变法共识的形成、变法力量的集聚。甲午以前王韬一类知识分子在口岸城市持续进行的改良宣传，相关口岸官绅的联手，对于由现代交通、通讯形成的网络的成功利用，有力地推动了变法思想的形成、提升与传播。

维新运动是由多方面因素集合而成的复杂系统。相对于发生在京师的、狂飙突进的、惊心动魄的政治变动，口岸城市的地方性、社会性、实践性、渐进性特点更为明显，其时效性也更为长久。

【注】文章原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责编：李静

声 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文章已获得作者授权，如需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如有版权问题，请留言说明，我们将尽快与您联系。

往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