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邹德文 | 历史事件与东北方言的形成及其层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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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德文

文学博士，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春师范大学学报》主编，研究生导师。从事古代汉语、汉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中国古代文学等教学科研工作。出版《古代汉语》《尔雅注解》等专著。

摘 要：东北方言的形成以及形成的历史层次，跟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箕子入朝鲜、燕王喜保辽使得汉族人进入东北，为东北方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契丹辽劫掠人口、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使幽燕话成为东北方言的基础方言；女真金掳掠汉人、实行“实内”之策，促进东北方言发展，也使冀鲁官话以及中原官话形成了东北方言的第二层次；明代的辽东行政管辖归山东以及贸易、灾荒等原因，还有胶东人泛海北上使胶辽官话成为东北方言第三层次；清初东北方言“从龙入京”严重影响了北京官话，后来“贵胄还籍”使北京官话成为东北方言第四层次。构成东北方言的各层次方言没有逐层替代，不存在覆盖，多为平行发展并有交融，表现出浸润式和蛙跳式扩展。

关键词：东北方言  历史事件  形成方式  历史层次

自从《东北官话的分区（稿）》（《方言》1986年3期）发表、《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年初版、2012年第2版）出版，贺巍、熊正辉、张振兴等先生主张东北官话独立成区以来，东北方言是怎样形成的？形成东北方言的历史层次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就成了学术界很关注的热点话题。林焘先生、李荣先生、尹世超先生、吕朋林先生对东北方言都有一些论述，其共识性的结论有：东北官话是一支最终形成较晚的官话；东北官话与北京官话很接近，东北官话比冀鲁官话更接近于北京官话；东北方言是普通话的源头之一。而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第一，时间问题，东北方言形成较晚，到底有“多晚”？第二，方式问题，东北方言是如何形成的？第三，层次问题，东北方言的来源有哪些，包含几个层次？由于记载东北方言的韵书、韵图十分罕见，寻求内部证据相对困难，所以讨论这几个问题就要倚重史书、方志、域外对音资料等文献。丁邦新先生指出：“‘优势语言’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来源，造成文读音的层次，而读书、科举、官场的需要则成为推波助澜的动力。至于白话音，则因为移民群先后的混杂，也可能造成不同的层次。”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历史事件讨论东北方言形成的时间与过程、形成的方式与层次等，以就教于方家。

一、箕子入朝鲜、燕王喜保辽与汉族人进入东北

东北方言是汉语的方言，一定是先有汉族人到东北后才成立。虽然汉族人进入东北始于何时难以考证，但是关于“东北地区早在先秦就有了汉民族的足迹”的论断是可信的。请看以下历史事件：

（一）箕子入朝鲜

商末周初，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箕子率殷遗民5000人进入辽西地区，后来又由此东迁朝鲜半岛的大同江流域，这是见于史书记载的商周之际进入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支中原移民，也应该是最早到达东北的以汉族为多数的移民。姜维公主编的《中国东北民族史》载：“张博泉根据东北地区发现的铜器考证，在商周之际进入东北地区的中原移民远不止箕子所率的一支，至少还有鱼氏、荷氏、舟氏、车氏、尹氏、鬲氏、史氏、姜氏、蔡氏等族群，这些族群多是由山东迁入今辽西地区。这些族群的迁入，无疑对东北南部地区的开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为后代燕国统治东北南部地区打下了基础，也为东北南部地区成为汉族的发源地之一奠定了基础。”

（二）燕王喜、太子丹保辽

西周至春秋时期，随着燕国势力向东北的扩张，特别是在齐桓公北伐、帮助燕国打败对抗燕国的山戎诸族以后，古燕人和山东半岛的齐人也开始大量迁入东北南部地区。更重要的事件发生在燕国灭亡前夕，出现了一次中原移民进入东北的高峰。公元前227年，燕军在易水之战中被秦军击败后，“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卷86，这次迁入辽东的人口约有4万人。这是东北汉族人口发展史上的大事，有力地改变了东北地区的民族结构，也为秦汉时代东北南部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及短命的大隋，似乎没有多大兴趣向东北移民，隋唐时期的辽西地区，汉族人口居多的只有营州。据《新唐书·地理志》载，营州有997户，3789人。从人口基数来看，即使汉族人口占多数，那也不能算有很多汉族人。李治亭《东北通史》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两次大规模中原人口迁入辽西、辽东，一次是东汉末年至公孙氏政权建立之际，一次是西晋末年至十六国初期。东北地区儒学与教育是伴随着大批汉族士族的迁入而发展起来的。”儒学和教育的发展，是能够促进该地区汉语言与汉文学的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期东北地区流传下来的诗歌不多，值得称道的有北魏先祖用汉字书就的嘎仙洞室祝文。事实上，“我国东北各少数民族，在唐代及以前，皆无本民族之文字，通用汉字作为纪事和传播文化、交流思想之工具”。因此，使用汉字仍不能证明汉语形成了东北方言。

方言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是复杂的，但是有些条件是形成方言的基本条件，比如使用某一种语言的人口居住要相对集中（粤方言），首先形成方言岛（客家话、站话），然后再扩展，在扩展中发生接触性变化。再比如使用某种语言的人，在人口数量上要有优势，同时还要有文化、经济、政治等其他多方面的优势，只有如此，才能形成优势语言，否则就会失去语言的独立性。所以，从文献方面来看，箕子的汉族随员去了朝鲜半岛，应该没有留到东北。其他历史时期移民到东北的汉族人是不是又回到了原籍也不可知，能够间接证明的是：直到民国时期，汉族人来东北都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定居”现象，简单地说，就是如海潮一样地来了还走，春天来东北耕种，秋末收完粮食就回“老家”、回“关里家”。

综上，不能证明唐前的东北地区汉语具有优势特征，不能证明移民到东北的汉族人集中居住到了某地，只有今辽宁一些地区汉族人口相对多一些，但不能证明汉族人口明显多于当地人，文献证据不能证明此时汉语形成了东北方言。因此，这一时期只能算是东北方言形成的准备阶段。

二、契丹辽劫掠人口、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促使东北方言形成，幽燕话成为东北方言的基础方言

契丹辽难改游牧习性，不断到中原劫掠，而劫掠人口是经常性行为，这促进了民族的融合。石敬瑭的燕云十六州归附辽，则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使幽燕话成为东北方言的基础方言。

（一）契丹辽劫掠人口为汉语东北方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辽屡次对中原发动战争，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掠夺人口。下面是契丹辽较大规模掳掠或强制移民汉族人到东北的情况简表：

“契丹每数十骑，驱汉人千万，以长绳连头系之于木，强行驱迫而还。自唐末数十年间，契丹骑兵，倏来忽往，掳掠汉人者多达数十万口，以致幽云之间，千里之内，焚剽殆尽，幽蓟地区，荆榛满目，寂无人烟。”按《中国东北史》《中国移民史》等书引史书记载可知除被掠人口外，幽州地区的居民为逃避战乱以及躲避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统治河北的暴政，主动迁入辽境的汉族人口也不在少数。“由迁来的汉族人或其他民族杂居而设置的郡县多达五十余个”，《辽史·地理志》具体指出这“五十余”郡县里，“壕州、凤州、遂州、福州、顺州为汉民所建置”。辽把掳掠而来的数十万口汉人安置在辽上京、中京地区大力发展农业，安置汉人州县大多数集中在今内蒙古赤峰一带、辽宁锦州市、朝阳市地区、河北承德地区。耶律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还为他们“定配偶”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使掳掠来的汉人跟土地密切结合。阿保机“将中原整州、整县汉人掠至辽地并把这些人户安置在一起，建州县以居之，仍沿用原来旧名”。所以，考察辽所建立的汉人居住的州县名，即可知移民来源地。

按《辽史》卷37—39地理志一、二所载，辽地汉人新增数县：

上京道：统和八年（990），复置有定霸、保和、宣化、广义等县；开泰二年（1013）新置兴仁县；太平九年（1029）徙置易俗、迁辽、渤海等县；重熙八年（1039）新置长春州长春县。

中京道：统和二十五年（1007）“实以汉户”和“辽东豪右”建成大定府；开泰二年（1013）“析京民置”富庶、劝农、文定、升平、神水、金源等县；统和八年（990）析霸城东南龙山徒河境户置安德县；迁归州民置迁州、迁民县；迁宁州之民置润州。

东京道：开泰三年（1014）迁双州、韩州千户实开州，“徙汉户置”宣州、怀化军，移泽州民实海州，以汉户置顺化城；统和十三年（995）迁辽西民实定州、定东县；开泰七年（1018）以汉户置广州，八年（1019）置咸州；九年（1020）以宗州、檀州汉户一千复置龙州。

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说：“唐末、五代至辽初，燕蓟地区被俘掳和迫于战乱流徙北去的人口大约可达到2万户，10余万人，占唐代极盛时期这一地区户口的四分之一左右，接近唐末这一地区户口的半数”，造成了燕蓟地区“幽蓟荆榛满目，寂无人烟”。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考证：辽的人口总数1050万，其中汉族人约占570万，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辽的上京道，有人口二百数十万。中京道，有人口150万以上，两“道”辖地在今松辽平原以及辽宁省西部、河北省东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两“道”人口近400万。再看被掠夺人口的安置情况，辽从燕京地区、中原地区掠夺的汉族人大多安置在上、中京两道，而当地的原少数民族居民则进入关内，充当统治中原的基础力量。因此，辽时东北的汉族人口应当超过当地总人口数的一半或更多。李治亭《东北通史》记载：中京道“汉民杂居者半”；东京道“汉民更居者众”。该书还指出，早在唐代，“辽宁西部为汉族，辽东先为高句丽族，后为汉族”，“辽代，在契丹统治的各民族当中，汉人为数最多，分布最广”。

这些史料很重要，是进入东北的汉族人口聚居的明证，而不同于以前劫掠人口分散到各家做奴仆的情况。这种聚居是形成方言的必备条件，幽燕地区的汉语幽燕话传播到了东北及内蒙古东部。至此，幽燕话构成了东北方言的基础方言。

（二）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使几种方言发生接触促成演变

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后晋，辽太宗与自立为后晋皇帝的石敬瑭约为父子。天福三年（938），石敬瑭按照契丹的要求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如此，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其后中原数个朝代都没能完全收复这一地区，燕云十六州归辽，使中原的北宋王朝受到二百余年的威胁。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响，从语言交流来看，燕云十六州归辽，使华北与东北连成一片。这一时期的东北、华北，已经是汉族人占这一地区居民中的多数了，“由于汉族和其他民族杂居相处，汉族人又占多数，幽燕话便成为互相交流的族际语言”。

北宋许亢宗奉勅使金，行程的第33程，到了黄龙府（今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东60里的托撤孛堇寨。其《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又见《大金国志·卷四十》）记载：“府为契丹东寨。当契丹强盛时，虏获（《大金国志》作‘擒获’）异国人，则迁徙杂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靺鞨，东有女真、室韦，东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大金国志》作‘诸国人言语不通’），则各为汉语证，方能辨之。是知中国被服先王之礼仪，而夷狄亦以华言为证也。”许氏的记载真实可信，非常重要。这段实录说明了远离中原的东北中部地区仍是多民族杂处，语言交流不能用任何少数民族语言，只能用人口占多数的汉语，这里所说的华言，就应该是幽燕话。幽燕话在此范围内通行开来，其用途之广泛，甚至成为当时不同民族语之间的媒介。

汉语传播的汉文化一定会吸引少数民族，阿保机又有意识地提拔重用汉族上层人士，“辽代二百余年设学养士和科举，汉化现象应当相当普通”，学习汉语和汉文化就会成为时尚。耶律倍、耶律琮都善于作汉语诗歌，水平很高，耶律倍还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等，精通汉文化。如此，契丹、渤海、女真等民族在学习幽燕话时，不可能不对其进行改造，这种语言的接触，促成了幽燕话的演变，以幽燕话为基础而有所变化的语言，就是东北方言的第一层次。

三、女真金掳掠汉人、实行“实内”之策，促进东北方言发展，冀鲁官话及中原官话在东北部分地域登场形成了东北方言的第二层次

有金一代（1115—1234），控制的地域和统治时间较长的区域主要是今东北地区。事实上早在金与辽、宋战争期间，金就开始了对辽、宋的燕京、河北、河东、河南、山西等地汉族民众的劫掠并把劫掠的人口安置在东北地区。

根据《金史》记载，金劫掠汉族较多人口至东北的情况如下表：

需要强调的是，金太祖与宋朝联合攻打辽的燕京等地，攻下城池之后，“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极端的事件是攻下燕京尽徙其民众，独以空城留给宋朝。可见从北京移出百姓之多。“金初经女真贵族俘掠席卷之后的燕京地区，户口亡匿，田畴荒芜”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些燕京人口都迁移到了金的“京师”。又一重要事件则发生在天会三年（1125）二月，“娄室获辽主于余睹谷”，至八月，“以辽主至京师”，辽主是天祚帝，随辽主至东北金之“京师”的人员众多。这些人多为汉族人或汉族化程度极高的契丹人，因为辽代二百余年设学养士和科举，汉化现象应当相当普遍。

根据韩光辉的统计，到天会三年（1125）时，燕京地区三分之一人口约40万人被迁徙至东北地区。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4卷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天会五年（1127）金兵攻克汴京事件：金兵攻陷汴京而后北归，掠人口十余万，被掠人口来自“东至柳子（今安徽濉溪县西南），西至西京（今河南洛阳市），南至汉上（今湖北汉水流域），北至河朔”这个范围之内，俘宋徽、钦二帝以下皇室、宗室、工匠共14000余人，最终被徙至上京会宁府。之后，徽、钦二帝又被徙至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1128年、1129年，又有20余万中原及长江流域汉族人口被掠至北方，其中，很大一部分移入东北。“金代汉人在东北的地理分布，已较辽代有了很大的不同。辽代汉人基本在辽宁中部、西部，内蒙古东南部及吉林西部，金代则在此基础上向东北扩展到黑龙江省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按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载：“辽朝统治时期，约今东北三省地区有人口二百数十万。金人入主中原，女真等民族迁出约一百多万，可是到章宗泰和七年（1207）又恢复到近300万人口，由此亦说明从塞内迁出的人口当在一百数十万。”由此看来，辽时东北地区汉族人就超过当地人口一半以上，到了金时，东北人口中，汉族人口仍占一半以上。引文所说“金人入主中原，女真等民族迁出约一百多万”是金初期的“实内”政策造成的，就是把大批汉族人迁徙至东北，再把东北的“猛安谋克”（女真人部族）大量调往中原以加强统治。两民族之间居住地的大换防，不可避免地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大融合，这种融合在推动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广泛交流的同时，一定为汉语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使用做出了贡献。所以，金国女真人的“汉化”是大势所趋，以至于金也不得不运用汉族习以为常的“科举”进行人才选拔。南宋洪皓《松漠纪闻续》详细记录了金熙宗时期的“金人科举”，特别提到：金人科举考试时对汉字书写十分重视，“尤重书法，凡作字，有点画偏旁微误者，皆曰杂犯”。这些史料既可以显示当时汉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力量，也可以理解汉语普遍使用的事实。

比较辽与金掳掠汉人到东北的情形可以发现，金掳掠汉人的地域更广，涉及华北以外的河南、山东、安徽、湖北等省。在这种情况下，多地多种方言交流，幽燕话不能一成不变，冀鲁官话也不能置身度外。不惟如此，1122年尽迁燕京人口到金上京；1127年迁汴京数万熟练使用北宋官话的“高端人口”到金上京，从而使阿城、哈尔滨、依兰等地的方言呈现出蛙跳式的与北京官话特点接近的状态。东北方言借此方言交融之力得以发展是顺理成章的，冀鲁官话以及中原官话在东北部分地域顺利登场形成了东北方言的第二层次。

四、明代山东人“泛海北上”给东北带来“胶辽官话”，形成东北方言第三层次

明朝一代，东北的辽东地区一直隶属于山东行省，民政、司法都接受山东行省管理。跟有明一代伴生的后金，实际掌管东北的大部分地域。这是因为明王朝从陆路到辽东十分不便，仅有山海关一孔之道，不仅遇雨道路泥泞，而且三面阻夷即辽东的东、北、西三个方向受到了蒙古、女真等部的阻碍。海路则方便得多，《全辽志》卷5“使朝鲜回奏”条载：“由登来（莱）海船运送（棉花、布疋），风帆顺便，一日夜可达辽东旅顺口”。《全辽志》卷1载：从山东登州新河水关至辽东金州旅顺口关，相距五百五十里水程，中间还有羊埚、黄城各岛屿相接如驿站传递，两地间泛舟往来，一天就能到达。所以，辽东被视为山东之地，确实是有天地自然之利。在这种情况下，辽东与山东两地人员往来十分密切，军事、经贸、司法等等都密不可分。

再看几个关键细节。

葛剑雄、曹树基在《中国移民史》中，用嘉靖十五年（1536）补修的《辽东志》与嘉靖四十五年（1566）修撰的《全辽志》两书记载的寄籍人口数目进行对比，发现《全辽志》记载的寄籍人口比《辽东志》多出30%：“这反映了随着时代的推移，辽东的寄籍人口有增加的趋向”。由于增加人口的地区以辽东半岛南端的各卫为多，推断应当是山东人泛海北上而来。泛海来了多少人呢?由于这些人口的流动是非官方的移民，所以不可详考。问题的解决，当依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对明朝山东地区人口的重要统计：嘉靖二十一年（1542），山东有户数837342户，口7718202人，户均人口9．22；而到了万历六年（1578），山东有户数1372206户，口5664099人，户均人口4．13。“万历六年的户口数有矛盾，户数突然上升到137万多，口数反而比嘉靖时下降了……姑且存疑。”户数上升有分户的原因，人口下降了200多万人则是当地人泛海移居到了东北。“因为山东的大灾荒出现在1621年至1627年间，万历六年的前若干年，此地没有大的天灾亦无大的战乱，突然锐减二百万人是没有理由的，所以推断这二百万山东汉族人自发地泛海到了东北。”泛海北上一定先到辽东。到了辽东的汉族人还包括：崇祯九年（1636）清将阿济格入侵北京周围，南至保定，掳人口10余万返辽东；崇祯十一年（1638）清将多尔衮侵入山西、山东，次年二月北撤，掳走人口50余万。崇祯十五年（1642）清将阿巴泰侵入河北、山东，深入到山东半岛，南至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掳走人口约37万。八年间，掳掠到东北的汉族人计有约100万。如此看来，关于明朝辽东地区人口数目考证出的“600万”人里，明朝到来的汉族人就达近350万，值得注意的是这350万移民是以今山东人为主的。加上原居于辽东的汉族人，在辽东地区，李治亭先生根据《辽东志》卷1考证“汉族人占到当地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七”的结论是可信的。

这个历史时期，对于东北方言来说，辽东行政隶属于山东是一件大事。山东的胶东半岛居民大批往来或定居辽东，使用同一方言的人口数量较多，形成集居地，才会有语言的交流和频繁使用，这才有胶辽官话进入东北并有所变化和发展。所以说，明代山东人“泛海北上”给东北带来“胶辽官话”，形成东北方言的第三层次。

五、清初东北方言“从龙入京”与北京官话随“贵胄还籍”，北京官话到达东北，形成东北方言第四层次

（一）东北方言“从龙入京”

东北方言“从龙入京”使北京内城普及了东北方言并且向外扩展，严重影响了北京“官话”，从而使东北方言跟北京官话乃至现代普通话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

顺治元年（1644）发生了东北满族携家带口“从龙入关”事件。张杰、张丹卉说：“顺治元年至二年间，满族‘从龙入关’的总人数，前后合计应有上百万人之多。”“这上百万满族人，是分四次进入关内的。首先是多尔衮率领的八旗主力14万人，接着是顺治帝所率后宫眷属及八旗王公贵族家属，第三次是普通八旗官兵的家属，最后是耕种旗地的广大家丁与家属。”问题在于“从龙入关”的所谓“上百万满族人”以非军事人员居多，正规军只有八旗主力14万，其余90%的移民多为“耕种旗地的广大家丁与家属”，而这些“家丁”都是“归化满族”，基本上都是使用东北方言的汉族移民，因此就有了东北方言“从龙入京”。因此，从语言使用来看，北京官话深处冀鲁官话当中，更像是方言岛，跟北京官话极为接近的方言却远在千里之外的黑吉两省。

讨论这个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事实上这个问题涉及北京官话如何形成的问题，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要弄清历史上都有谁进了北京城?进了北京城的人使用什么方言？他们住在哪里？他们都是做什么的?这是要单独讨论的大问题。从前文考证来看，大致可以知道，辽、金、元时代是中原北方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这一时期，有大批的汉族人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到达东北并且定居下来，这些人大多来自山东、直隶、中原地区，没有哪一种汉语方言是强势语言。当然，从移民来源地的语言系统来看，绝大多数仍属北方话地区，所以，必须有一种为来自于各地的移民都能接受的汉语方言供人们使用，这就是汉语东北方言。按史籍所载，当时不仅东北汉族人使用东北方言，东北许多少数民族也使用东北方言，前文引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就是明证。顺治时期的“从龙入关”事件使有所发展的东北方言进入了北京内城，北京官话与东北方言由此发生了融合。

（二）北京官话随“贵胄还籍”到东北

“贵胄还籍”件事发生在乾隆八年（1743）。从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到乾隆八年，清人入关已近百年，居京城及京城周边的满洲八旗已说满口京话，至乾隆朝，天下承平已久，八旗子弟大都游手好闲，空耗国家财政，给国家造成了很大负担。据《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143记载：

大学士遵旨议覆、户部左侍郎梁诗正奏，度支经费，莫大于兵饷。伏见每岁春秋二拨解部银，多则七八百万，少则四五百万，而京中各项支销，合计须一千一二百万，入不敷出，盖因八旗兵饷浩繁，所出既多，各省绿旗兵饷日增，所入愈少，请及时变通。八旗闲散人丁，宜分寘边屯，以广生计，绿旗兵丁，宜量停募补，以减冗额等语。查乾隆二年、五年，经御史舒赫德、范咸条奏，将在京旗人移驻兴盛二京等处耕种。经议政王大臣等屡行详议，缘宁古塔、拉林、阿勒楚喀、珲春、博尔哈屯、海阑，素系产参之所，移驻满洲，不谙耕种，召民开垦，恐行刨采。而黑龙江风土，迥异京城，旗人不能与本地人一体种地打牲耐受劳苦，一遇歉收，难以接济。奉天亦无旷土可耕，应将八旗闲散人丁分寘边屯之处，无庸议。

这项向东北移民的奏议，得到了皇帝的批准，清廷拟遣驻京八旗中的一部分人返东北，“得旨。八旗人丁分置边屯一。事著大学士查郎阿、侍郎阿里衮、前往奉天一带相度地势。再行定议”。就这样，乾隆六年，派大学士查郎阿东行出关考察。查郎阿，字松庄，钠喇氏，满洲镶白旗人，雍正元年即授吏部郎中，二年超擢侍郎，署镶黄旗满洲都统，后任职川陕肃疆等地。乾隆五年，还京入阁治事，加太子太保，《清史稿》卷297列传第84有传。派如此显赫地位的大臣办理移民事宜，说明皇帝重视此事。看以下史料：

大学士查郎阿、侍郎阿里衮奏，臣等奉命往盛京相度地势。先往吉林乌喇、黑龙江等处查勘。自威远堡边门以东，看得和尔苏站之东南四家子处有地一段，宽十里至三十里不等，约长五六十里；和尔苏站至一统河道北有地一段，宽七八里至四十里不等，约长百里；刷烟站之西南有地一段，宽十五里至四十里不等，约长五六十里；刷烟站之东北有地一段，宽二十里至四十里不等，约长六七十里。此四段地内，稍有旗民开垦成熟之处，细询土人，除棉花外，凡谷麦杂粮，俱可耕种，询称上地。报闻。

大学士查郎阿、侍郎阿里衮奏、臣等于吉林乌喇所属地方查看。三姓等处、竟无成段荒田，兼地寒霜早五谷难以全种，不宜屯垦。拉林、阿勒楚喀地方，有地一段周八百余里；斐克图地方，有地一段周二百五十余里，皆系上地，现在稍有旗民已垦之处五谷俱获收成。又于黑龙江所属之呼兰地方，看地一段周五百余里；佛忒喜素素地方，看地一段周二百余里，亦属可垦。其齐齐哈尔等处，虽有荒甸，亦无成段上地。报闻。

两个月以后，乾隆七年二月二十日，这一天查郎阿、阿里衮两人分别上奏，详细报告了可以安置移民之处以及可用于耕种的土地。其后，又有奏折对这些地方的耕地进行质量评估，根据“地势是否平旷、江河是否贯注其中、山场树木采用是否便利等标准”划分等级，拉林、阿勒楚喀、蜚克图、呼兰等地为上等；和尔苏站南四家子、和苏尔站至一统河道北、刷烟站一带的耕地为次等。根据查郎阿等人的一系列调查报告，“拉林、阿勒楚喀一带地方适于垦种”，上言：“地宜耕者，吉林乌拉东北拉林、阿尔楚克，阿尔楚哈东飞克图，齐齐哈尔东南呼兰，西南黑尔苏站、刷烟站，白都讷东八家子至登额尔者库，皆沃壤；呼兰东佛忒喜素素富林木，惟地高下各异，墨尔根寒暑早，齐齐哈尔砂碛，吉林乌拉无馀地，宁古塔山深，乌苏里产葠，皆不宜耕”。议政王大臣用其议，移屯自拉林、阿尔楚哈始。

上述史料中，计划安置移民的地区在今天来看，对应关系如下：

威远堡——辽宁省开原市；

和尔苏站（黑尔苏站）——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

一统河——伊通河；

刷烟站——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拉林——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

阿勒楚喀（阿尔楚克、阿尔楚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

斐克图（飞克图）——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与宾县接壤；

呼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

佛忒喜素素——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东部；

白都讷（伯都讷）——吉林省松原市；

登额尔者库（腾额尔哲库）——吉林省榆树市。

再看移民情况，乾隆七年十月，朝廷议定了极为详尽的移民事宜，初步确定首批从京城移民1000户到拉林、阿勒楚喀、蜚克图、呼兰等地。乾隆八年，北京城内满族旗人1000户迁户移民前往东北的拉林河、阿勒楚喀，至乾隆二十一年，陆续从北京迁到拉林的满族旗人达3000户。至道光年间，又迁北京满旗1000户到双城堡（今黑龙江双城市）。至此，有5000户以上的讲北京话的满族旗人到达了今黑龙江省、吉林省的中西部定居。这些从北京迁回来的原籍为东北的人员连同他们家里在北京出生的孩子，又把当时的北京官话带回了东北。所以，今黑龙江省、吉林省中西部的汉语语音跟北京语音极为相似，而跟“胶辽官话”的差异却很大。这些历史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黑龙江话比沈阳话更接近北京话，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东北话比河北话更接近北京话，这在方言史的研究上，意义非凡。北京官话由此到达东北，形成东北方言的第四层次。

六、结语

辽阔的大东北，历史上汉族移民或被迫到达，或熙熙攘攘前来，或闯关越卡蜂拥而至，千百年来不曾止歇，东北汉族人与当地少数民族密切接触，共同创造了东北方言。东北方言的形成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一定是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分不同层次形成的。考察方言形成的层次，当然可以从语音、词汇、语法诸角度入手进行内部的证明，然而，方言的形成是复杂的，借助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考证，发现历史事件对方言形成的影响，则不仅能够揭示方言形成层次和方言特点，而且更能够阐释方言特点的成因。

辽金时期的大量汉族人被迁入女真族原居地，即金政权所谓“实内地”，为北方汉语与女真语接触并相互影响以至于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女真人学习汉语，读汉语书籍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两种民族语言发生了密切的“自然接触”。以阿尔泰语言为母语的女真人学习汉语并使用汉语，一定会改变汉语的原貌，给汉语带来女真语的影响，对汉语诸种构成要素的结构形成干扰，即雅各布逊、托马森等语言学家所说的底层干扰。结合历史事件来讨论，就能够知道语言变化发展的原因，也能使深奥的理论逐渐明晰。

爱新觉罗·瀛生先生在《满语杂识》中表明，沈阳语就是明代辽东语，沈阳语由于受辽东地区女真语的影响，因而发生了变化。其变化主要是：失去了“失”“吃”“兹”；失去了“日母”变成了零声母；沈阳语将冀东语的阳平音，大多改呼阴平，保留极少量的阳平音。这三个主要变化，完全是女真语影响所致。就是说，同一幽燕语，一出山海关而进入明代辽东地区，受该地女真人的语言所影响，发生了这三大变化，所以，沈阳语与冀东语有此三大不同。瀛生先生还指出：“由于沈阳语入关后，来到北京地区参与了现代北京话的形成（沈阳语与明代北京话融合而形成现代北京话），而冀东语则未参与现代北京话的形成，因而现代北京话距沈阳语较近，距冀东语稍远。”这种考证，就是结合历史事件，揭示了方言的特点和明代辽东地区居住的女真人早已“汉化”这个事实，由此为讨论东北方言诸多问题提供了重要史料支撑。

有鉴于此，通过讨论历史事件中的契丹辽劫掠人口、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证明幽燕话成为东北方言的基础方言；女真金掳掠汉人、实行“实内”之策，促进东北方言发展，冀鲁官话以及中原官话在东北部分地域顺利登场形成了东北方言的第二层次；明代的辽东行政管辖归山东以及其他原因，使山东人“泛海北上”给东北带来“胶辽官话”，形成东北方言的第三层次；清初东北方言“从龙入京”严重影响了北京官话，后来北京官话随“贵胄还籍”使北京官话到达东北，形成东北方言的第四层次。

这样的考证对解决东北方言的诸多问题是有启示意义的，由此可以看出汉语东北方言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如下特点：不存在覆盖，构成东北方言的各层次方言没有逐层替代，多为平行发展并有交融；东北方言发展方式存在浸润式扩展和蛙跳式发展。

【注】文章原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 年 第 6 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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