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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邵卉芳 |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西藏传统制陶技艺调查——以墨竹工卡县塔巴村为个案

邵卉芳 边疆时空 201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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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卉芳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和休闲民俗旅游。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五项,著有《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调研》。


摘要:塔巴村属于拉萨墨竹工卡县,该村传统陶器制作技艺的传承表现为合作模式和个体模式。西藏传统制陶在制陶时空、制陶目的、制陶工具和制陶习俗方面发生了变化。西藏传统制陶技艺传承出现了传承人断层、燃料缺乏、机器引入、宣传不到位等问题。可从完善激励机制、拓展传承人培养渠道、寻找替代性燃料、适当使用机器、重视教育传承、正视旅游开发等方面寻找解决方案。

关键词:西藏 非遗 陶器 传承 旅游


据中国科学院最新研究成果,位于藏北羌塘高原的旧石器时代尼阿底遗址发掘出以石叶为主要技术特征的文化遗物,这表明青藏高原在距今4-3万年时便有人类生存。到了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的原始文化已空前繁荣,陶器使用在新时期时代较为普遍。至今,西藏很多陶村仍保留着新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传统陶器制作技艺,塔巴村便是这些陶村中最为著名的一个,塔巴陶器于2006年入选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


一、西藏传统制陶技艺传承状况

笔者曾多次前往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塔巴村调研,对该村制陶工艺、陶器销售、陶器传承与发展状况进行了实地调查,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调查得知,塔巴村基本上传承了西藏传统陶器的制作技艺,下文将从塔巴陶器的原料采购、陶坯制作、烧制、销售及其制作技艺的变迁等角度展开讨论。

(一)陶村概况

1、地理环境

塔巴村隶属于墨竹工卡县,位于318国道沿线,距县城约2公里,距拉萨市约70公里,交通便利。塔巴村地处高原温带半干旱地带,地貌以高山草原和高山灌丛为主。冬季日照较为充足、早晚温差大、高寒干燥。塔巴村下辖四个小组,分别是扎西朗杰组、强冲组、塔巴组、帕热组,陶农主要分布在塔巴组和帕热组。

2、制陶传说

关于西藏传统陶器的起源和制作,在不同的陶村有不同的传说,塔巴村制陶传说如下:相传在塔巴村附近帕嘎曲巴山的曲念卓嘎修行洞里,有一位名叫吉布·益西多吉的修行者,他偶然间把泥巴扣在膝盖上做成了碗状陶器,这便是塔巴村历史上的第一个陶器。吉布·益西多吉在朝拜途中经过墨竹工卡塔巴村时,看到妖魔作怪,便创建塔巴寺,为老百姓念经祈福,镇压妖魔,保护当地民众,并把制陶术传给了当地人。吉布·益西多吉的传说在塔巴村世代流传,是塔巴村陶农的共同记忆。根据考古资料,卡若遗址中发掘的陶器是目前有据可査的西藏最早的陶器,因此说西藏的制陶至今已有4000——5000年的历史。西藏还有一个与卡若遗址大约同时代的曲贡遗址,该遗址也出土大量陶器,塔巴村与曲贡遗址相距不远,塔巴制陶的起源在一定程度上与曲贡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二)生产模式

笔者将塔巴陶器的生产概括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合作模式,主要指塔巴村的陶厂生产模式;一种是个人模式,主要指陶农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陶器生产模式。

1、合作模式

拉萨市科技局于2009年与江苏省宜兴陶器研究所共同创建了塔巴村陶厂,厂址选在塔巴村帕热组。陶厂由政府援建,引入了现代化机器大生产,陶厂的产权人为帕热组全体村民。陶厂厂长由帕热组组长担任,陶厂常驻工人共15人,其中6名为技术人员,均为本村村民。这15名常驻工人按月领取工资,本村其他村民则可获得年底分红。如果陶厂接到订单,一般从每年6月份开始生产(6月前要做农活和挖虫草),若订单较大,仅靠陶厂工人无法完成,这时就需要村内其他陶农共同协作完成订单任务。当陶厂无订单厂房内机器闲置时,陶农可将自家陶坯拿到陶厂进行机器烧制。

 

图1:塔巴陶厂外观

图2:陶厂产品酥油灯

2、个人模式

塔巴村虽然成立了陶厂和合作社,但陶农个人制作依然是制陶的主要模式。受到历史上陶匠社会地位低下等因素的影响,年轻人宁愿选择外出打工也不愿继承父辈这种脏累的陶器生产活动,因此现在的从业者里老年人居多。笔者的主要访谈对象是塔巴村的格桑占堆和坚才,据对这两位制陶传承人的调查,目前的传承状况是师徒传承模式多于家族传承模式,只要年轻人愿意学习传统陶器的制作技艺,制陶老艺人们就愿意毫无保留地传授。

(三)制作技艺

1、传统工艺

西藏不同陶村的制陶工艺流程大同小异,主要制陶工序是:采挖或购买陶土—砸碎陶土—过滤细土—和陶泥—制作陶坯—晒陶坯—上釉(有的不上釉)—烧制—二次烧制(有的需二次烧制)。

陶土是制作陶器的重要原料。在塔巴村,陶土有“干巴”(红陶土)和“瑟巴”(白陶土)两种。其中“干巴”呈淡红色,土质细腻,粘性强,这种红色陶土要从附近的扎西岗乡购买。“瑟巴”为塔巴村自产,作为掺和物使用。陶土取回来后要晾干,然后用“多跌”砸碎,再用“推玛”过滤去除石子、草根等杂物。红白陶土按照2:1的比例加水和泥备用。

陶器的基本构造都是由器底、器壁、口沿、器嘴、器柄等几部分构成。单是制作陶坯这一环节又可分解为:拍器底—安器壁—安口沿—安器嘴、器柄(含打磨抛光或抹光)—刻划纹饰。陶坯的制作一般从底部开始,然后才逐渐弯曲向上立腰,再继续到陶身,最后再加上陶口和提手,必要时再做上盖子。陶坯各个部位的比例依据各个陶器在人们生活中使用的要求来设计。

陶坯制作完成并彻底晾晒之后,便可进入烧制环节,塔巴村传统制陶采用较为原始的平地堆烧法。平地堆烧陶器多使用高山草皮作为燃料。尽管相关部门出于保护高原生态系统平衡的考虑,出台并颁发了禁止采挖高山草皮的法律法规,但平地烧陶需要的高山草皮依然出现在塔巴村的晾晒场中。

2、机器介入

从2009年开始,在江苏省科技厅的支援下,塔巴村陶器制作逐步引入了机器生产,机器生产与传统工艺的具体流程大致相同。但整体来看陶厂的生产并不景气,陶厂机器的使用频率不高,原因如下:第一,塔巴村以农业生产为主,制陶不是主要的生计方式。农忙时节几乎无人制陶,此时的陶厂处于停产状态。第二,陶厂只在夏季才被使用,夏季雨水多,烧陶燃料高山草皮潮湿不易点燃。此时陶农会到陶厂烧陶,但电费等费用需陶农自己承担。第三,机器操作困难。建厂初期,村里曾选拔2名陶农到南京学习机器操作技术,他们回到西藏后手把手地教其他陶农学习操作方法。但笔者田野调查的事实是,除去陶厂的15名常驻工人以外,大多数陶农不能熟练操作制陶机器。除非接到大宗订单,否则陶农不会使用陶厂的电炉烧制陶坯,他们通常采用传统的平地堆烧法进行烧制。



(四)销售状况

总体而言,塔巴村在陶器的销售对象、销售方式等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

销售对象方面:旧时塔巴陶器的消费者是西藏广大农牧民,从城镇到乡村,各个社会阶层都是陶器的消费者。塔巴村制作的陶器跟西藏其他产地的陶器一起,满足了广大民众对日常生活器具的需求。自从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大量金属器皿和塑料制品涌入西藏,传统易碎的陶器制品便逐渐被前者取代或部分取代。现在西藏普通民众的家中出现了大量钢铝制品和塑料制品,传统陶器制品的使用数量相对减少。据塔巴村陶器传承人坚才讲述,现如今,塔巴村生产的陶器很少出售给普通民众作为日常生活器具使用,而多作为工艺品、旅游纪念品销售给商人,再由商人销售给游客,或作为专门的厨具出售给拉萨等城市的大饭店或大宾馆。

销售方式方面:据调查,塔巴村陶农在农闲时集中制陶,家中有多人参与且分工明确,或制作完毕后统一销售,或边制作边销售。过去售陶,囿于交通工具的限制,多为人扛马拉,后改用拖拉机、汽车等交通工具运往墨竹工卡县城和拉萨市销售。直到笔者调查的2017年,仍有陶农开着拖拉机到拉萨市郊区售卖陶器,一位中年男子带着两个孩子随意地在路边摆起了青稞酒壶、酥油灯、香插等一些常用陶器,随车带有帐篷,大有打“持久战”之势。不过现今塔巴陶器整体上的销售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运送陶器外出零售的现象逐渐减少,顾客下订单而后上门自取的销售方式逐渐增多。塔巴村的格桑占堆老人每年的陶器订单络绎不绝,但除格桑占堆以外的其他技术和名气一般的陶农,却没有令人艳羡的订单量,他们有时还需要沿袭旧时的销售方式,带着陶器到邻乡或城镇售卖。

综上所述,与过去相比,塔巴陶器在销售对象和销售方式方面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伴随着陶器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工艺品、旅游纪念品的转变,其销售价格出现上涨趋势。与轻巧便宜的塑料制品相比,塔巴村传统陶器粗糙易碎且略显笨重,这是它逐渐淡出日常生活的原因之一。



(五)制陶变化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西藏传统制陶在现代社会有承袭亦有变化,主要变化表现在制陶时空、制陶目的、制陶工具和制陶习俗四方面。

第一,传统制陶时间非常固定,仅在冬季的农闲时节,因烧陶燃料至冬季才完全晾透。而现今制陶时间较为灵活,全年均可制作。陶厂建立后,制陶场合由家庭变为陶厂,由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的改变,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西藏制陶已经跳出旧时的保守封闭格局,开始朝着现代手工艺品的方向发展。

第二,制陶目的不再局限于日常生活及宗教场所使用,现代制陶已开始转向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市场。譬如,塔巴陶厂生产的各式小香插,便具有浓浓的藏式工艺品特色,且销售状况良好。

第三,传统手工制陶工具逐渐被现代机器取代,至少是部分取代。制陶机器的引入或多或少改变了传统陶器的制作方式,也在某些方面改变了陶农的生产销售观念。塔巴村的制陶机器来自南京市支援,塔巴制陶的机械化是“被动的”机械化。虽然引入了制陶机器,但是塔巴陶农并没有放弃代代相传的手工制陶技艺,他们多坚持手工制陶。

第四,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习俗被打破。为了这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塔巴陶器传承人对徒弟的选择不再局限于血缘和性别的限制,陶器生产行业中的女性大有人在。在塔巴村及其他陶村的陶器传承中均有女性从业者参与。但由于女性生理特点及家庭琐事的限制,她们一般不掌握制作陶坯的技术,而是在原料制作、燃料晾晒储备、陶器烧制和摆放及销售等方面积极参与。

上述四个变化是西藏陶器行业顺应时代和市场需求而发生的变化,作为陶器从业者尤其是陶农,应充分考虑市场需求,生产出符合消费者审美习惯的陶器,为传统陶器在现代市场竞争中觅得一席之地。另外,陶器制作者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当塔巴陶器在现代社会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陶器制作者的社会地位随之提高,塔巴村的格桑占堆和坚才老人多次被新闻媒体采访报道,这是令他们感到自豪的事情。


二、西藏传统制陶技艺传承中存在的问题

塔巴陶器作为西藏自治区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它与大多数非遗一样,面临着传承和保护方面的问题。如“传承人断层”、“机器与手工冲突”等,这些是西藏非遗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再如“烧陶燃料缺乏”、“陶厂选址带来矛盾”等,这些则是塔巴陶器传承遭遇的特殊性问题。下文将逐条论述:

(一)制陶传承人断层

塔巴陶器已经面临人亡艺绝的濒危处境,这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遭遇困境:年轻一代不愿学习制陶,传承人出现断层现象。原因有四:一是受旧观念的影响,不少藏族民众认为制陶者社会地位低下;二是很多年轻人因为求学而错过学习制陶的最佳时期;三是毕业或辍学的年轻人更愿意选择外出打工养家糊口,也不愿意制陶,因制陶业十分辛苦且收入较低,加之他们对这门需要花费长时间学习的技艺缺乏耐心;四是过度依赖传统燃料,高山草皮这种烧陶燃料的禁挖致使部分陶农放弃制陶。

(二)传统烧制燃料缺乏

陶农放弃祖辈流传下来的制陶技艺,很大程度上与燃料缺乏有关。为了保护陶村的自然环境和高原独特的生态系统,政府出台了禁止采挖高山草皮的政策,村里对该项政策进行了宣传,但根据田野调查,塔巴村陶农私自使用高山草皮烧陶的现象依然时有发生。为了确保西藏传统制陶技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村里允许陶农在规定的地点和时间内采用传统方式烧陶,但烧陶燃料缺乏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图3:烧陶燃料(草皮)

图4:平地堆烧

(三)机器与手工冲突

塔巴陶器之所以能进入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基于其古老的传统制陶技艺,而在江苏省科技厅“墨竹工卡县传统塔巴陶瓷开发”的援藏项目中,现代制陶机器引入到了塔巴村。现代工艺与传统手艺发生了融合,塔巴陶器的釉色从单一棕色扩大到十多种颜色,陶器造型也渐趋多样化。但现实情况如前所述,陶厂机器大多数时候处于闲置状态。村民宁愿选择费时费力的手工制作方法,而不乐意使用机器。陶厂电炉一次性烧制的陶坯数量非常有限,对于体积较大的陶坯,每个电炉一次只能烧制数个甚至更少,因此电炉烧制法并没有受到陶农的认可与欢迎。

 

图5:陶厂研磨机器 

图6:陶厂烧制机器

   (四)陶厂选址带来矛盾

塔巴村下辖四个小组(扎西朗杰组、强冲组、塔巴组、帕热组),陶厂建立在帕热组,但公路的指示牌却指向了塔巴组,指示牌上赫然写有“墨竹特产塔巴陶器村”字样,但事实上塔巴组现在只有2户人家制陶。陶厂在帕热组,路标指示塔巴组,这是两组村民矛盾的表现之一。矛盾始发于建厂初期,村委会原本要求塔巴组与帕热组各派1人到内地学习现代制陶技术,但塔巴组的1位陶农在出发前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拒绝去内地学习,这便导致委派到内地学习的2位陶农均来自帕热组。因先进技术掌握在帕热组,陶厂地点便随之选在了帕热组,对此,塔巴组部分陶农多有抱怨。陶厂选址致使两组村民之间发生嫌隙,两组关系出现不和,不利于塔巴陶器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五)旅游开发深度不够

塔巴村紧邻318国道,交通便利,且位于拉萨市1小时经济圈内,县内有松赞干布出生地,有佛教圣地直孔梯寺,有藏纸等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这些都是重要的文化旅游吸引物。目前松赞干布出生地已经开发成为甲玛景区的一部分,甲玛景区将文化遗产与当地自然风光结合起来,建设成为集自然和人文为一体的旅游景区,每年有区内外游客到此参观和休闲。但游客走到甲玛景区便止步,少有继续前行到达塔巴村参观者。另外,西藏陶器制造业的品牌意识相对薄弱,少有在传统陶器上标注字号或商标的,或利用传统陶器文化内涵进行营销的。塔巴村陶器是西藏传统陶器的佼佼者,但陶器产地缺乏品牌意识,笔者在塔巴村购买了若干陶器,这些陶器上找不到任何能够表明制作者或产地的标识信息。


三、针对上述问题的对策

如上所述,以塔巴陶器为代表的西藏传统制陶技艺的传承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笔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五点应对策略。

(一)健全激励机制,拓宽培养模式

一提到政府对非遗传承人的激励,人们便会想到在日本和韩国普遍实行的补助金发放制度,“这种制度的建立不但提高了传承人的生活水准,同时也提高了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对于该传承人所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所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政府部门的最大资源是政策,而不是资金。因此,除了资金上的激励以外,通过表彰、命名等行政手段进行的激励政策,更能有效发挥政府部门的作用。这种来自政府部门的荣誉奖励,也更能调动传承人的积极性,同时可以引起社会人员对非遗传承的兴趣。“这种不花钱也能办事的行政奖励,不但可以节省大量经费,同时也可以确保传承人所传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政府部门和相关研究机构可以向传承塔巴陶器的个人或群体颁发荣誉证书,相关高校可以在塔巴村建立教学实践基地,既方便了学生又宣传了塔巴。

塔巴陶器传统上的传承模式多为师徒传承,西藏很多地方开设的非遗传习所,也多采用师徒传承模式。除此之外,还应有社会传承和学校传承这两种模式,笔者这里强调的是非遗在高等院校的传承。高校担负着非遗教育传承的重任,西藏民族大学作为西藏第一所高等院校,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引入学校教育。截至目前,西藏民族大学本科生开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民俗学概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规划》《西藏民俗文化》等与非遗关系密切的课程,研究生培养方面还专门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根据笔者开课授课的亲身体验,除了在课堂上讲授非遗理论知识以外,还需要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非遗实践机会。一方面可以“教学实践”的方式出现,另一方面可聘请诸如塔巴陶器传承人等非遗传承者走进校园宣传非遗,普及非遗知识,例如:陶坯制作展示,行业知识讲座,陶器成品展销等,让更多青少年了解和认识西藏传统制陶的历史进程、行业知识及传承发展等。更重要的是能为学生提供参与手工技艺类非遗制作过程的宝贵机会,这种亲身体验可以吸引一些学生走上保护和传承非遗之路。

(二)积极寻找替代性燃料

面对传统燃料缺乏的困难,塔巴制陶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新型烧制燃料的研制和烧制方法的革新。目前来看,塔巴村陶农获得燃料的途径是从矿山公司手中购买高山草皮,位于江孜县的陶村朗卡村的解决办法是自制燃料“帮”。陶农模仿了天然草甸制造出属于本地独有的混合燃料,燃料由羊粪、牛粪、泥巴和牛羊不吃的干草搅拌均匀混合而成,将混合物做成块状,待晒干后使用,这就是“帮”。块状的“帮”便于在陶器上方稳固放置,防止火苗外窜。这种燃料的使用大大减少了陶村周围高山草皮的采挖,有利于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不过,“帮”的制作和使用,只能维持较小规模的陶器制作,并不能够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如果遇到大宗订单,仅靠这种燃料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烧制任务。要想实现传统陶器的大规模生产,必须寻找更恰当的新型燃料,恐怕还得向机器生产寻求帮助。此外,内地陶器烧制方法有炭烧、柴烧、气少、电烧等,烧制燃料形式多样,西藏制陶可根据自身情形适当借鉴。

(三)保持传统技艺,适当引入机器

如上文所述,塔巴村在建立陶厂初期就从南京引入了制陶机器,从陶土的粉碎到陶坯的烧制,各式机器一应俱全。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立场,有学者对现代机器的引入表示担忧,认为“大机械化生产的引进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成为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化经营的掘墓人”。笔者认为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不必“谈机器色变”。现代机器的引入与传统制陶工艺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寻得平衡。因机器可以解决规模生产带来的难题,同时可实现制陶的生产性保护。使用机器,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手工技艺的摒弃,塔巴村陶农主观上更乐意采用土法制陶,当地藏族民众家中日常使用的陶器也多为土法制作,可见传统制陶技艺具有良好的传承环境。

另外,机器生产可与传统手工制作“兵分两路”,分别负责不同的制作环节:陶土可由机器采挖、粉碎,陶泥可由机器和成,烧制可由电炉代替人工,但制坯须得由技术精良的陶农手工打造,这便保证了核心技术的手工制作与传承,确保了西藏传统制陶技艺的可持续发展。销售给当地民众用于日常生活的陶器,可以用传统工艺进行手工制作,保证非遗延续的基础。销售到旅游市场的陶器,可以手工和机器并用,突出陶器的造型和色彩,以满足不同游客的审美需求。

(四)及时处理民众纠纷

塔巴村塔巴组和帕热组之间的矛盾肇始于陶厂成立初期,塔巴组负责人曾向有关部门反映过该问题,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其实不同非遗传承人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在所难免,这是我国很多非遗产地传承现状的共性,同一非遗不同产地之间或多或少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多缘于利益分配上的不平衡。民众的不满和埋怨不可小觑,协调好民众之间的关系,是非遗传承、保护和开发的重要前提。塔巴村两个村民小组之间的矛盾,村委会及上级政府应高度重视,并想办法予以解决。笔者的建议是,可革新塔巴陶厂现有制度,适当地从塔巴组陶农中招募员工,平衡一下帕热组和塔巴组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将有助于缓解现存矛盾。对于传承主体而言,非遗意味着机遇——可能迎来手工艺品销售量大增的春天,同时也意味着挑战——可能遭遇表面热闹之后的长久冷清。这些经济上和心理上的波动或打击都有可能成为不同传承人之间甚至是同种非遗不同产地之间矛盾的诱因,需要政府、研究者和心理专家进行疏导和平抚。

(五)正视非遗旅游开发

塔巴村隶属于墨竹工卡县,墨竹工卡县的松赞干布出生地和直孔梯寺是著名的民族文化遗产资源。塔巴村制陶技艺历史悠久,该村制陶有潜力与上述文化遗产资源整合成为墨竹工卡县的特色旅游产品,成为该县的特色名片。要想整合好相关文化资源,当地政府需要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在陶器造型设计上多花力气,由政府相关部门出面,聘请专业人士对塔巴陶器的旅游市场做深度调研,并与相关院校设计人员合作,打造具有塔巴特色的旅游商品和纪念品。第二,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西藏传统陶器制作者需要申请属于自己的商标,在陶器商品上标注自己的logo,这种知识产权意识的提高,可为西藏传统陶器市场的开拓奠定基础。第三,设置专门的体验场所,让游客亲身感受塔巴陶器拉坯、上釉等制作过程。第四,从本村村民中选拔合适人员,对其进行培训,着藏装为游客讲解塔巴陶器的历史、陶器制作知识等。第五,将塔巴村陶器的旅游开发融入到拉萨的全域旅游发展中,加强其与拉萨市其他旅游开发主体的沟通和联系,努力在资金、游客等方面实现共享。

不论采用何种形式传承和开发塔巴陶器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突破现有非遗传承实践中“生产”脱离“生活”的现象,因为“‘生产’更多意味着标准化、规模化、趋同化,而这与‘非遗’保护运动维持文化多样性的初衷相违背”。在树立正确传承观念的基础上,调动当地民众参与非遗保护及其旅游开发的积极性,尤其是非遗传承人等地方文化精英的文化自觉及参与积极性。据民族地区旅游研究,“在旅游开发中,地方精英起到了对外文化表达和对内文化重构的双重作用,并在旅游开发中扮演着各项事务的组织者和行动者,促进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的顺利进行。”可见,重视非遗传承人主体何其重要,不仅有利于非遗的传承保护,而且有利于非遗的旅游开发。


四、余论:文旅融合、传承非遗

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证明文化和旅游融合时代的到来,2018年被称为文旅融合元年。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和发动机,旅游是文化的肉体和推动器;文化内化于旅游,旅游外显于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它具有打造成为西藏重要旅游吸引物的先天条件,故旅游开发是其传承发展不可回避的模式。如果能在文化旅游中做到,使游客超越文化物态表象层次到达文化内涵的深层次认知,便有利于保护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同时有助于挖掘和重塑传统文化形象,这也是非遗保护运动的初衷所在。

塔巴陶器属于手工技艺类非遗,目前西藏旅游对于手工技艺类非遗的常见开发模式是商品型开发,即将陶器等手工技艺类非遗制作成旅游纪念品或小商品销售。目前,西藏很难见到供游客体验传统陶器制作的旅游景点,可见西藏传统陶器体验游的开发空间较大。因此,西藏传统陶器制作技艺的旅游开发可向体验游和智慧游方面发展。在互联网+时代,西藏手工技艺类非遗的旅游开发,可通过互联网和便携的终端上网设备,使游客主动深入地感知旅游目的地的文化资源、旅游经济及相关旅游活动等方面的信息,达到对旅游信息智能感知和方便利用的效果。可以利用官方APP、3D实景图、二维码等在线旅游产品,让游客更加“智慧”地在西藏全域体验旅游。

【注】文章原载于《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责编:齐云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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