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吴光辉 熊娟 | 日本“科举学”的转型与评价——以江户时代的《对策则》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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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光辉

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思想史、比较文化学，出版学术专著、译著或编著十余部、学术论文百余篇，担任教育部外语指导委员会日语分会委员、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中国朱子学会常务理事。

熊  娟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作为东亚科举文化圈的一员，日本在平安时代曾推行中国式的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在江户时代亦曾施行以“学问吟味”为名称的考试选才制度。日本学者远山景晋撰写的《对策则》一书，最为直接地呈现了“江户版的科举制度”的存在。无论是选拔人才的目的、推行考试的程式还是录取之后的任用，这一制度皆以中国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为蓝本。《对策则》具有古典文献学式的“对话”功能，既可以最大限度地论证“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历史事实，也可以为“科举学”向跨文化研究的拓展提供文献佐证。

关键词：《对策则》 学问吟味 科举学

作为中国为世界贡献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度影响了整个世界，尤其是处在中国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从而在12—19世纪期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东亚科举文化圈”。迄今为止，围绕日本“科举学”的研究，学术界或采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以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的文献为依据，来梳理日本仿行科举制度、直接选拔人才的历史；或借助日本学者的研究，挖掘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实施的“江户版的科举制度”，即1792年江户幕府在官办教育机构——昌平坂学问所导入“学问吟味”（GAKUMONGINMI，学问测试）的定期考试制度。

事实上，围绕平安时代的日本“科举学”研究，可以依据日本在这一时期颁布的《养老律令》（718）之《职制律》《学令》《医疾令》等所谓的“律令”来加以考察，据此可推翻历史上日本不曾推行科举制度的“定论”。不过，就江户时代的所谓“学问吟味”即“江户版的科举制度”而言，尽管目前的学术研究可以直接落实到考试科目、评价基准乃至录取人数，但却始终无法论证这一考试制度与科举制度之间“必然”的关联性。就此而言，或许我们可以通过该考试的“及第者”——远山景晋（1764—1837）撰写的《对策则》（1796）这部考试参考书，来把握江户时代日本武士是如何应对“学问吟味”，且构筑起犹如“科举考试”一样的学问观念或者知识架构的过程，从而可以站在一个更具“广域”的视角来审视与把握该书的“文献学”价值乃至其在“东亚科举文化圈”的深远意义。

一、《对策则》的成书缘由

《对策则》是一部为应对江户幕府官办教学机构——昌平坂学问所的“学问吟味”考试，依据对朱子学的理解而提供参考答案、阐释作答技巧的手抄本考试参考书。《对策则》的作者远山景晋，是日本江户时期德川幕府的旗本（家臣）永井直令第四子，后被明知远山氏的远山景好收为养子。宽政六年（1794），远山参加第二次昌平坂学问所举行的“学问吟味”考试，以甲科笔头及第，而后被提拔为幕府臣僚，先后担任长崎奉行、作事奉行、勘定奉行等一系列官职，并作为使臣巡查北方虾夷（现日本东北、北陆、北海道地区）、九州长崎与对马等地区。在这一时期，远山作为幕府虾夷地区的行政长官接待过俄罗斯使节的长崎之行（1804），还作为幕府代表与来自朝鲜的“通信使”易地聘礼（1811），是一位活跃在江户幕府外交领域的杰出官吏。

与远山景晋一样，这一时期的狂歌师、通俗小说家大田南畝（1749—1823）也参加了“学问吟味”的考试，并撰写出版了考试参考书《甲寅延试稿》。不过，《对策则》因内容翔实、剖析到位、立场突出，在江户时代后期的武士阶层中广为流传，故而被世人尊为“考试宝典”。

该书在一开始的“题言”部分，介绍了远山被录取为“学问吟味”甲科笔头的经过以及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的业绩。在“附言”部分他告诫大家，即便是通过了科场考试亦绝对不可自以为是，不可把“试学之式”视为绝对“正解”，不可忘却各人所存谬误之所在。换言之，为学者须持以精进之态度，注重学问之真知，不可忽略“为己之道”。不仅如此，“附言”还提到了“学问吟味”的考试不只是一场“举业之事”，同时还涉及“学问流派之事”“礼之事”，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必须确立学问的正统。远山特别指出，考试者必须排斥“徂徕之学”——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者荻生徂徕（1666—1728）创立的古学派，重视“程朱之说乃是试场提倡”的学问。他之所以批判“徂徕之学”，提倡“程朱之说”，目的在于强调应当以朱子的注释为正统，突出朱子学的正统地位。

《对策则》一书的第1—10条，针对应试科目，即“讲义、经文、对问、纪事、论”等考试科目提供了示范性的文章。首先，远山将“讲义之式”落实在了“小学”，并对中国古代典籍《论语》《诗经》《礼记》《贞观政要》《左传》《史记》等逐一进行讲解。在提到《论语》“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时，远山按照“章意、字训、解义、余论”的程序进行了示范性的诠释；在提到“对问”的考核方式时，他选择《左传》为例进行了讲解；在提到“纪事”时，他选择了日本的经典文献——《十训抄》《平家物语》《太平记》等进行讲解；在提到“论”时，他以“贾谊”为例进行了讲解。由此可见，《对策则》是以“学问吟味”的考试科目为准，逐一地提示范文、点明答题技巧，并结合中国与日本的古代经典，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应试指导。

其次，《对策则》一书何以会出现？对此，我们需要站在一个历史的宏大背景下来加以解读。首先，我们应当关注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幕府设立昌平坂学问所的初衷。事实上，当时的江户幕府尤为需要“人才”。根据美国学者罗纳德·P．多尔的研究，“18世纪中叶以来，各藩所发布的公布设立藩校，或者改变教育政策、使之更为明确化的布令”之中，“人才”一词成为时代流行语而被不断提起。这一时期的日本地方藩校，或是接受来自中国的阳明学，或是兴起古学、国学或洋学一类的学问，成为江户时代新学问的滥觞。但日本幕府却没有像地方藩校一样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来选拔人才，正如18世纪中期朝鲜通信使书记官申维翰（1681—1752）在纪行文《海游录》之中的评述：“日本没有根据科举制度录用人才之法，官吏无论大小皆是世袭制，所以奇才俊物不能出世得以自鸣。民间人士之间，抱恨而去世者，多为此类。”幕府之所以设立昌平坂学问所，是为了培养幕臣；之所以推行“学问吟味”的考试制度，是为了选拔人才。一言蔽之，也就是为了满足幕府巩固自身统治、充实自身机构之需要。

其次，这一时期的幕府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在此，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来自西方的冲击。承前所述，远山在通过“学问吟味”考试之后被授予幕府要职，但他所担任的职务或在极北之地的虾夷，或在极南之地的长崎、对马，皆处在日本对外交涉的最前线。这一时期，西方与日本开始直接接触。远山景晋曾担任幕府代表，与俄罗斯特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雷扎诺夫（Nikolai Petrovich Rezanov，1764—1807）进行会晤，这一事件成为之后“文化露寇”事件的开端。远山与朝鲜通信使之间的交涉往来，亦为这一时期的日本带来了中国、东南亚乃至西方的最新信息。就此而言，远山景晋所处的江户时代中期正是日本开始真正接触西方学问或世界观念、被纳入“世界史”的现代体系的时期，也是西方的冲击在日本逐渐呈现的一个时期。

再次，如何保障选拔人才的正确性，也成为幕府推行这一考试的最大考量。宽政二年（1790），幕府权臣松平定信推行宽政改革，提出了“宽政异学之禁”，要求昌平坂学问所禁止教授非朱子学的学问，并制定了“圣堂学规”与职制规定，将昌平坂学问所自林家掌控下的“私塾”转变为幕府直辖的教学机构。不言而喻，这一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来自地方藩学乃至西方学问的冲击，以实现幕府统一政令下的人才培养与思想教化。因此，自地方选拔了柴野栗山、尾藤二洲等一批学者到幕府担任臣僚之后，幕府就在昌平坂学问所开设了“学问吟味”的学术性考试。通过远山景晋的《对策则》，我们可以最为直接地认识到朱子学已成为学问所推行“学问吟味”考试的指导思想，成为日本德川幕府正官学、斥异学、贬胡言、立清流、传正统的一大工具，也是其培养第一流儒者、第一线外交家的重要渠道。或许正因为如此，这一考试才被称为“江户版的科举制度”。

总而言之，远山景晋撰写的《对策则》，表面上看似一本为了考试及第而提示应试技巧、提供作答样本的小册子，实质上却涉及近代西方对日本的冲击、江户幕府的人才选拔、作为官学的朱子学与地方学问之间的冲突等一系列宏大背景。尽管这一考试制度不过是近代日本改革的宏大叙事下的一段“小插曲”，但是它却完全承袭了明代以来科举考试的精髓——以朱子学为典范来推行考试。这反映出来自东方的传统学问——朱子学在日本江户时代是如何借助政治体制而得以贯彻的过程，同时也间接体现了与“科举文化圈”彼此呼应的“朱子学文化圈”是如何得以树立起来的历史事实。

二、多重视野下的“学问吟味”的批评与思索

日本历史上是否曾实施过“科举考试”？围绕这一问题，学术界曾出现过不少讨论。事实证明，日本的平安时代不仅积极引进唐朝律令，制定了开科取士的制度，还在一个相对漫长的时期内实施选拔考试，录取了一批贵族子弟进入官僚机构。那么，作为“江户版的科举制度”，日本幕府下属的昌平坂学问所是如何推行考试，采取了什么样的程式，具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下面，我们将就这一问题展开阐述。

首先，就历史传承的角度而言，与中国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以大众化的社会阶层为对象存在着显著的不同，江户时代幕府施行的“学问吟味”是以隶属于幕府的旗本、御家人及其子弟为对象的学术性考试。与“学问吟味”同步推行的，是“素读吟味”的定期考试。所谓“素读”，即采用汉音诵读经典原文。不过，“素读吟味”并不是吟诵中国古典，而是以7—14岁的幕府臣僚的子弟为对象，以测试生员的学习水平与基本素质为目的举行的一年一次的口述考试。而“学问吟味”则是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学术性考试，其实质是以考究学问为核心的选拔性考试，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奖励正统学问、扩充幕府臣僚。“学问吟味”这一形式之所以得以确立下来，首先源自宽政二年松平定信进行的“宽政改革”。1792年，幕府设立昌平校，延请朱子学者，举行朱子学讲义，至1794年举行第二次“学问吟味”（实质上为第一次），自此一直延续到庆应四年（1868），先后累计实施了19次。依照日本学者桥本昭彦的研究，这一时期通过“学问吟味”考试的人员如表1所示：

由此可见，参与“学问吟味”的考试者大多是幕府臣僚及其子弟。他们通过考试之后，并不直接被授予官职，还需要接受所谓“番入”（BANIRI），即针对考试及第者的品行、学问、武艺、父辈的任职等为内容的录用考核，而后才可被录用为“吏僚”。就此而言，日本的“江户版的科举制度”与唐朝“叙位任官”的科举制度不同，更为接近于以奖励学问、推动教育为目的。当然，录用者中也不乏由此一鸣惊人而为幕府提拔重用之人。以嘉永六年（1853）乙科及第的中村正直（1832—1891）为例，考试合格之后他被录用为“儒者”，担任昌平坂学问所教谕，而后经幕府委派率队赴英国留学，归国之后即成为“明六社”——明治六年（1873）成立的以文明开化为目标的启蒙学术团体成员之一，并翻译了《西国立志编》这部被誉为国民道德教科书的西方经典。通过这样的考核方式，江户时代的学问知识获得“均质化”的推广与普及。

其次，就科举程式的角度而言，昌平坂学问所采取日本前所未有的考试程序，代表了江户时代日本选拔人才程式的新发展。“学问吟味”的考试者必须经历一段在昌平坂学问所的准备时期，即参加作为校内考试的“春秋试”——“大试业”。根据天保十二年至十三年（1841—1842）的学政改革，该考试被确定为春、秋两次分科进行。“春秋试”的出题内容、出题方式完全模仿“学问吟味”，对优秀者予以奖励，授予官版书籍。

昌平坂学问所的“学问吟味”考试程序与科目，与中国的科举考试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基本保持一致。“学问吟味”分为“初试”与“本试”：“初试”以小学、四书、七经为题目进行考试，合格者才能进入到“本试”；“本试”分为“经义科”“历史科”“文章科”，分别考试经义、历史、作文。前者持续一天，后者持续四天。由此可见，“学问吟味”基本上承袭了中国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不仅如此，江户时代还出现了专门针对“学问吟味”笔试技巧的书籍，也就是“辩书”——《学问所御试辩书并御达书》。所谓“辩书”，就是以经书的一章为考试内容，要求采取“章意”“字训”“解义”“余论”的固有顺序来加以阐述。具体而言，“章意”是阐述章节大意，“字训”是就出现的字句展开训诂解读，“解义”是详细解读原文，“余论”是引用其他章节或书籍来加以穿插论述。这样一种固有的答题方式可以媲美明、清时期的“八股文”的格式，带有规范性的功能。

在试卷评阅方式、评阅基准、综合判定等方面，“学问吟味”也充分学习中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在评阅试卷之际，为了防止科场舞弊等不良行为，“学问吟味”采取科举考试式的“糊名”制度，隐匿考试者的姓名；为了防止考官通过字迹来辨认考生，由读卷官诵读来进行阅卷；在确立评阅客观基准的同时，还设置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下下等九个品阶来进行评价。

最后，则是采取各位儒者即评阅人一道参与会议的方式，综合衡量考试者的各个科目，予以最终的综合评价。不言而喻，这一综合判定的方式亦参考了中国科举考试的判定形式，从而为下一阶段的“番入”（即选拔臣僚官吏的阶段性考试）奠定了基础。再次，就思想文化的角度而言，江户幕府实施的“学问吟味”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的前夜，成为日本接续近代官吏录用制度的一个过渡阶段。那么，“学问吟味”究竟发挥出了什么样的影响？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对此，我们一方面需要站在整个东亚的思想史或者说朱子学比较的视角来加以分析，另一方面则需要站在“世界史”的视角来重新加以评价。

从整个东亚的朱子学比较的视角来看，江户时代昌平坂学问所实施的教育，是以武士为对象，以朱子学的经典为教材，以“学问吟味”的考试结果为评价基准的官办教育。因此，朱子学被称为“官学”，成为幕府落实学问所——藩校——乡学——手习塾（寺子屋）的系统学校构想、引导国民教育、推动伦理道德建设的一大工具。但是，幕府末期，这种教育方式却受到一批开明武士的强烈批判。吉田松阴在《讲孟余话》（1855）中批判江户时代推行的是一种“功利性的学问观”，武士皆以立身处世为目的；后世的部分学者亦批判这样的教育方式犹如中国的科举考试，不注重考试者的训练或实践，提倡应当将重点放在考察“有德之人”的品行与行动。由此可见，在这批学者的眼中，“学问吟味”在贯彻以朱子学为中心的学问教育、以科举考试为蓝本的考试程式的同时，亦不免成为阻挡日本接受西方学问、走向西方化的一大“阻碍”。

从世界史的视角来看，所谓“朱子学”为什么会成为日本近代的“绊脚石”？或者“科举制度”为什么会成为西方人乃至日本人所批判的中国文化的“三大祸害”？不言而喻，这样的批判大多是站在西方学问的立场，站在把西方的文明史观作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这一大前提下而展开的。事实上，朱子学的思想突出“大义名分”的观念，构筑起了日本前近代“尊王”思想的前奏；朱子学的教育方式不断深入到日本的民间阶层，构筑起了日本接受西方学问的文化基础乃至近代日本“国民教育”的核心内容。换言之，尽管日本不曾实施完全中国化的科举制度，但是“学问吟味”在人才理念、教育方式、考试科目、评价基准等方面皆与中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大同小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真正地发挥出引导教育、培养人才、选拔能吏的考试功能，故而可以站在一个“东亚科举文化圈”的立场下来加以重新评价。

三、重新评价《对策则》的文献学意义

那么，作为日本“学问吟味”的考试参考，《对策则》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与价值？尤其是处在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应该如何来把握它的存在意义与真正价值？笔者认为，应当站在文献学的立场对其重新加以探讨。

何谓“文献学”？这一概念来自希腊语的“philologia”，是“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对象的一门学科”。但是，审视这一概念的传承与演绎，尤其是西方文艺复兴史，可以发现这一学问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日本学者近藤恒一的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并不是将古典纯粹作为“文献”来加以解读，而是认为阅读古典乃是与作者直接交流、寻求“对话”的一种方式，由此树立起自身的逻各斯（logos）即语言，从而得以完善自身的人格。也就是说，文献学的最大意义绝不在于文献本身，而是在于作为主体的阅读者与文献的撰写者之间的“对话”。换言之，探究《对策则》的文献学意义，并不只是探究这一小册子阐述的日本武士是如何准备“学问吟味”的考试，如何构筑起以“辩书”为核心的解答范式。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日本如何借助中国古典来阐述日本自身的问题，是如何展开与中国学问之间的对话从而获得一种自我存在的依据或理性判断的问题。这也是本文试图阐释的《对策则》作为文献学材料的“对话”意义。

首先，这一“对话”的意义体现在“文明母体与变异体”的“对话”之中。作为“文明母体”，中国之所以能够维持自身的地位与价值，正如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1827—1916）所言：“科举制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帮助它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到了比任何其他制度更大的作用。”18作为中国文化的“变异体”，尽管日本在传承中国文化之际采取了有所选择的态度，但却始终保持大方向的一致性。就此而言，《对策则》一书所印证的，正是日本借助中国文化这一“母体”展开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同时通过援引日本自身的文化经典而将其文化思想纳入朱子学的思想体系之下。尤其是《对策则》中关于日本古典《十训抄》《平家物语》《太平记》一类的引用与诠释，无不借助了朱子学的理论与思想。换言之，日本文化即便是作为“变异体”，也依旧遵循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大义名分”，成为中华母体文化的一大延续。

其次，这一“对话”的意义体现在“中心与边缘”的对话机制之中。何谓“中心与边缘”？这一范畴在阐述中国与日本的历史之际，经常被表述为“东亚”古代以中国为中心、日本为边缘，近代之后以日本为中心、中国为边缘的二元对立结构，从而将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定位确立为“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这一关系的确定或许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但最为关键的是之后的推导，即依照“中心与边缘”的框架设定是无论如何也推导不出和平、平等、双赢的理念。在这样的逻辑框架设定之下，只会产生对抗、对立乃至征服的逻辑。或许正因为如此，在如今围绕科举文化圈的研究中，我们亦可以看到：一方面日本学者论证了科举制度尤其是以“学问吟味”为标志的“江户版的科举制度”在日本的演绎与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学者在事实面前对日本接受中国科举制度予以否定和批判。作为实证性的文献资料，《对策则》有效地论证了一点，即日本施行与科举考试几乎一致的“学问吟味”的考试形式，具有与科举考试一样的以朱子学为核心的考试内容，设置与科举考试几乎一致的考试科目，亦制定了与科举考试几乎一致的对合格者加以提拔录用的选拔制度。换言之，《对策则》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回味与反思具有“东亚”传统、体现“东亚”文明的“科举文化圈”。

再次，这一“对话”的意义实质上亦体现在中国与日本作为各自“文化实体”之间的对话。站在“东亚朱子学文化圈”或者说“东亚科举文化圈”的立场，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一文化圈内部的问题。依照中国人的思维或逻辑，或许我们会期待一个“和而不同，是为大同”的文化格局。也就是说，《对策则》所彰显出来的“对话”意义，最终会落实到日本或中国自身的文化建设之中。审视迄今为止的日本文化道路，正如“和魂汉才”“和魂洋才”“和魂美才”这一系列标语所示，日本矢志追求的“和魂”始终不变，但是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才”却经历了自“汉才”到“洋才”再到“美才”的转换，而且日本始终未能实现最为根本的“和魂和才”的立场。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接受了西方式的现代化，把中国学问批判为阻碍历史进程的落后思想，并把中国描述为一个与西方文明截然相反的野蛮、落后、愚昧的形象。科举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亦被视为中国的“一大祸害”。事实上，即便是日本自身，大概也不会否定江户时代“学问吟味”的积极作用与有效价值。换言之，若是站在彼此各自为文化实体的立场来加以思索的话，《对策则》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以朱子学为基础、科举考试为形式、选拔人才为目的的异文化间的真正对话。

不言而喻，作为文献学的重要资料，《对策则》的历史意义绝不只是如此。如果从“对话”这一范畴来加以理解，反而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这部小册子的重要意义与历史价值。一方面，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江户版的科举制度”是如何实施、如何选才的问题，由此而认识到作为东亚文化之一的日本文化的本质所在；另一方面，可以让我们从科举学的文献研究拓展到跨文化学的研究，从而站在跨文化学的视角进一步认识“科举文化圈”的宏观价值，认识到作为世界之一隅的“东亚”在推动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建设之际曾经做出的贡献。

【注】文章原载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责编：李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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