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王远新 | 语言生活调查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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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远新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突厥语族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重点和一般项目，出版学术专著20余部。

摘要：从语言社区、领域和群体三个维度，论述不同类型社区、相关领域及不同群体语言生活调查的主要内容和方法，认为不同社区、领域和群体的语言生活调查各有侧重、相互关联，既可作综合调查，也可作专项调查。无论何种类型的语言生活调查，都应以问题为导向，既要有宏观视野，又要有全面精细的设计，还要恰当运用各种调查方法。只有这样，才能获取真实可靠的数据和典型案例，准确揭示调查地语言生活的特点和规律，并在相关调查数据和不同类型个案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建构理论认识。文章还就濒危语言调查和高同质性社区语言生活调查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

关键词：语言生活 田野调查 社区、领域和群体 内容和方法

语言生活包括语言文字在不同类型社区、相关领域和特定群体中的使用状况，以及不同群体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认同等内容，主要涉及社区、领域（包括特殊领域）和群体（包括特殊群体）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不同维度的调查研究都应聚焦并服务于语言文字使用的主体——普通民众，这是语言生活调查应有的语言价值观。社区调查的基本单位是语言社区（或称“言语社区”），主要目的是描述不同类型社区居民日常生活领域的语言文字使用状况、语言态度及相关问题;领域调查的基本单位是不同行业、部门和机构，主要涉及教育、行政、司法、传媒、文化、宗教及一些特殊领域的语言文字使用状况，相关人员的语言态度及相关问题;群体调查以不同类型群体（如公务人员、教师、学生、外企员工、进城务工人员等）为调查对象。有时，群体与社区或领域的调查对象重合，但调查目的和维度不同。

根据调查目的，语言生活调查既可以是单维度的专题调查，也可以是多维度的综合调查。无论何种维度，调查点和调查对象的选择应以问题为导向，即在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基础上，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调查点和调查对象，通过相关调查数据和不同类型个案的对比分析，建构理论认识。比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城镇化进程和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一些群体如生态保护形成的各类移民、人口流动形成的进城务工人员等，普遍面临着语言文化适应和身份建构问题。以此为问题导向，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移民社区作为调查点、不同类型进城务工人员作为调查群体。本文从社区、领域（部门）和群体三个维度综合论述语言生活调查的主要内容及调查方法，各类具体调查方法另文论述。

一、日常生活领域的社区调查

日常生活领域的社区调查对象主要是普通民众，他们都有固定的居住社区和特定的语言社区，其语言使用首先体现在日常生活领域。因此，语言社区是日常生活领域调查的基本单位，调查内容包括特定社区居民语言文字习得和习得途径，语言文字能力，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话题与不同交际对象的语言文字使用状况，语言文字需求及相关的语言态度等。

（一）语言社区维度

语言社区调查首先应考虑调查规模及调查点的选择。调查目的不同，调查规模和调查点的选择就会有差别。

就调查规模而言，可将市县旗范围的调查看作小规模调查，地州盟市范围的调查看作中等规模调查，省市自治区乃至全国范围的调查看作大规模调查。立足于问卷调查，无论何种规模，都应以语言社区为基本调查单位，以代表性和操作性为选点依据。

不同语言社区的语言使用存在差异，研究者需依据调查目的选择相应的语言社区作为调查点。立足于社区入户问卷调查，调查点的选择可以有不同角度，比如民族分布、语言使用、居住形式和生产方式等。

依据民族分布特点，语言社区可分为民族聚居区、杂居区和散居区；依据语言使用类型，可分为单语区或单方言区、民汉双语或多语区、汉语双言或多言区，以及特殊语言或方言片区（如混合语或混合方言区、语言或方言边缘区、语言岛或方言岛）等；依据居住形式和生产方式，可分为城镇社区（新城区、老城区、开发区、城中村等）、纯农业区或纯牧业区、半农半牧区、移民社区等。不同角度既可单独考虑，也可综合考虑，且可依据调查目的和调查地实际情况灵活变通。

1.小规模调查的选点

以蒙古族语言生活调查为例。根据民族分布特点，应主要选择蒙古族聚居区（蒙古族人口占多数、蒙古语占优势的地区）和多民族杂居区（蒙古族占一定比例、有蒙古族社区和蒙古语使用环境）作为调查地，从中选择不同类型的具有代表性的调查点。蒙古族散居区是否作为入户问卷调查点，视调查目的而定。如果全面调查蒙古族语言生活，散居区可不作为社区入户的问卷调查点，但需从中选择典型调查点作实地观察和结构性访谈；如果重点调查散居或杂居地区蒙古族语言生活，则需将其作为社区入户问卷调查点。根据语言使用特点，可从蒙古语单语区、蒙汉双语区、蒙汉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多语区选择调查点。根据居住形式和生产方式，城镇地区可选择蒙古族人口较多的老城区、新城区、开发区、城中村、城镇移民安置点等作为入户问卷调查点；农牧区应选择牧业区、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的乡镇（苏木）或行政村（嘎查）作为入户问卷调查点。

2.中等规模调查的选点

以内蒙古蒙古族人口居第二位的赤峰市为例。赤峰市被城市和农业区分割为西北、北部和南部三个区域，蒙古族共82万人。北部和西北部五旗约30多万人使用蒙古语：巴林左旗蒙古族人口最多，因地处农业区和矿区，只有几个蒙古族聚居的苏木保留了蒙古语；克什克腾旗蒙古族人口不多，但相对聚居，且以牧业生产为主，较好地保留了蒙古语；翁牛特旗蒙古族聚居于旗内东北部牧区，且保留了蒙古语；阿鲁科尔沁旗和巴林右旗也较好地保留了蒙古语。南部地区40万蒙古族中，只有一两万人保留蒙古语，其中松山区是蒙古族人口大区，但近10万蒙古族人口已转用汉语；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喀喇沁旗，只有一个村庄的200余人和其他几个村庄的部分老年人保留和使用蒙古语，其余10多万人已转用汉语；敖汉旗3万多蒙古族中，只有最北部的敖润苏莫苏木近5000人使用蒙古语；宁城县有近1万人使用蒙古语，且是南部旗县中唯一保留蒙古语授课学校的地区。局部保留蒙古语的地区，如个别牧业苏木和极少数农业或半农半牧村庄，既可作为普遍调查的选点，还可作为专项考察蒙古语保留原因的调查点。

3.大规模调查的选点

以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语言生活调查为例。依据调查目的、内蒙古的区域及民族分布特点，应从东部、西部和中部的全部12个盟市中选择调查点。包头市（汉族占94.31%，蒙古族占3.21%）、呼和浩特市（汉族占87.16%，蒙古族占9.98%）蒙古族人口较少，且很少有蒙古族聚居的语言社区，可不作为社区入户问卷调查的选点城市，但包头市有蒙汉双语教学的蒙古族完全中学，可作为双语教育专项调查的选点；呼和浩特市作为自治区首府，不仅有不同学段的蒙汉双语学校，而且使用蒙古语文的文化、出版和传媒机构齐全，应作为领域调查的重点。立足于社区入户问卷调查，假设选择赤峰市作为东部蒙古族调查地，至少应分别选择一个农业旗县和一个牧业旗县，比如在赤峰市南部的宁城县选择农业调查点，在北部的阿鲁科尔沁旗选择牧业调查点。根据聚居程度，可将蒙古族占当地总人口50%—90%的地区视为聚居区（纯牧区的蒙古族比例可能更高）、20%—50%的地区视为杂居区、20%以下的地区视为散居区。有些地区蒙古族人口比例较高，但已整体转用汉语，不必从中选择社区调查点，如赤峰市松山区。一些社区只有少数老年人保留蒙古语，已出现代际传承的断层，这类社区可作为蒙古族语言兼用和转用或蒙古族语言文化保护的专题调查点。

如果调查全国范围内的蒙古族语言生活，应综合考虑有蒙古族分布的八省区，并依据各省区民族分布特点选择调查点。东三省、青海、新疆和甘肃的蒙古族生活在民族杂居区，其主要分布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河北省的蒙古族社区基本属于语言文化孤岛类型。根据整体调查需要，综合考虑人口、生产方式、居住类型、蒙古语方言分布及其使用特点，上述省区都需选择不同类型的社区作为入户调查点。北京市未形成蒙古族聚居社区，可只作专题调查，如出版和传媒领域的蒙古语文使用调查。

4.选点注意事项

代表性调查点的选择与调查目的有关。每个地区都有特殊性，因此，需根据各调查地的特点区别对待，并可以适当变通。关于调查点的选择及注意事项，笔者已有专论。总体而言，选择调查点应具有学术敏感性和宏观视野，且以问题为导向，同时兼顾以下方面：（1）民族分布状况；（2）社区类型（语言使用、居住形式、生产方式等）；（3）地理环境；（4）周边语言文化大环境。

需注意的是，选择调查点应以行政单位或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不以自然单位为依据。城镇居民小区是自然单位，其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是居民委员会（或社区居委会），一个居民委员会可能由若干居民小区构成，比较大的小区可能独立构成居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行政管理单位是街道办事处，一个街道办事处由若干居民委员会构成。农牧区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村民委员会（即行政村或嘎查），自然村是自然单位，一个村民委员会一般由多个自然村或村民小组构成，比较大的自然村可能独立构成行政村；村民委员会的行政管理单位是乡镇（苏木），一个乡镇由多个村民委员会构成。因此，城镇应以街道办事处或居民委员会为调查单位，农牧区应以乡镇或行政村为调查单位。

（二）群体维度

日常生活领域的调查主要以社区为单位，采用实地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问卷调查需要抽样，即按调查地人口（户籍人口）的总体特点抽取样本，且应采用入户一对一访谈式调查法获取样本数据。比如调查蒙古族语言生活，应以户口在调查地的蒙古族家庭（包括族际通婚家庭）作为户访和问卷抽样对象。调查特殊社区则不一定以居民户口作为抽样依据，比如调查河南省镇平县石佛寺镇维吾尔族聚居的“天下玉源社区”。社区内维吾尔族居民的户口均在新疆，为便于管理和服务，镇平县将长期居住在石佛寺镇做玉石和餐饮生意的维吾尔族统一安置在“天下玉源社区”。

1.样本数量

入户调查样本量视社区居民的社会属性、语言使用的同质性高低而定。为保证样本即调查对象社会变量的代表性和均衡性，同质性越低的社区，样本量应该越大；同质性高的社区，样本量可以少一些。比如蒙古族高度聚居的纯牧业村，村民的社会属性和语言使用类型均比较单一，抽取的样本量可以比民族杂居村、城市多民族杂居社区少。也就是说，社会属性和语言使用类型较单一的社区，样本量可相对少些，但一般不应少于30个。社会变量主要涉及民族成分、性别、年龄和语言背景等。民族聚居社区的民族成分较为单一，性别和语言背景涉及男性和女性、单语人和双语人（或多语人），年龄涉及老中青三代，每个分层有10个以上样本，即可大致推及社区成员社会差异的总体。同质性较高的调查点，即便将样本量扩大一倍，调查结论也应该是一样的。民族杂居村和城镇民族杂居社区的民族成分、语言背景较为复杂，后者还涉及不同职业，调查对象的同质性比民族聚居的农牧社区要低。为均衡不同社会特征的调查对象，应增加样本量，一般不应少于50个。比如民族成分和职业类别各有5个分层，每个分层至少保证10个样本，即可大体保证不同类型样本的代表性。考虑到二次数据分析，可根据调查点社会分层的实际适当增加样本量。总之，样本应能体现社区成员社会特征分布的总体。只有不同社会变量均衡分布的样本，才是具有代表性、能够推及社区总体的样本。

这是就某一调查点即某一特定语言社区的样本量而言的。一项专题或综合调查，一般都要选择若干不同类型的代表性社区。这样，总样本量便会随调查点即代表性调查社区的增加而增加。调查规模越大，总样本量也就越大。

应注意的是，社区入户调查必须以户为单位，在户访的基础上，根据调查点样本量的需求，从每户中选取一位合适的人作为问卷调查对象，即一户只能抽取一个样本、做一份问卷。否则，问卷设置的问题和选项中的很多答案都会重复，问卷的信息量会大大降低。样本的抽取除考虑社会变量的平衡，还需考虑调查对象是否愿意或有能力配合调查。

2.样本构成

（1）兼顾不同年龄段

立足于社会语言学调查，15岁以下的人语言能力和语言认知尚未完全成熟，年龄太大又难以配合完成问卷调查。因此，调查样本一般控制在15—69岁，并可分为老中青三个年龄段，如15—34岁为青年组、35—54岁为中年组、55—69岁为老年组。可根据调查项目和调查地实际，适当调整年龄结构。如果调查点某一社会特征的调查对象少，如青年组或老年组人口少，个别十三四岁、七十岁左右的人也可作为调查对象，并将其归入相应的年龄组。因为差一两岁，语言能力不会有明显差异和变化。又如调查点长期外出务工的中年男性较多，可依据实际相应地减少中年男性样本。上述调整都应以符合调查点人口结构的总体特点为原则。

（2）兼顾不同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可分为高等、中等和初等三组，分组应以调查地受教育程度的总体特征为依据。农牧区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可将未上过学和小学文化程度归入初等组、初中文化程度归入中等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归入高等组；城镇社区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较高，可分为小学及以下、中学（初中、高中、中专和技校）、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三组。如果是教师或公务人员专项调查，则可分为中学、大专、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三组。同类调查项目应遵循相同的分组原则。

（3）兼顾不同职业

农牧区调查点一般不需作职业分类，村干部是农村户口，可与农牧民归为同类调查对象。城镇调查点则需作职业分类，一般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联合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5年修订）中的职业分类标准，但需根据调查地实际以及与语言生活调查的相关度作适当的删减和归并。需说明的是，如果是普遍性调查，农牧区和城镇社区的调查样本可包括教师和学生；如果设有教师和学生专项调查，则不需包括这两类群体。

（4）兼顾通婚家庭

调查民族杂居区的语言生活，需考虑通婚家庭，并从中抽取合适的调查样本。通婚家庭的样本量需根据社区内通婚户数的比例确定。如调查点有10%的通婚家庭，样本量也应占总样本的10%。

（三）部门维度

除上述维度和注意事项，日常生活领域的调查还应结合部门或机构访谈。正式调查前，应走访调查地语言文字管理部门、民族宗教部门、教育部门、文史办、媒体管理部门和机构，了解民族人口及分布、语言使用、学校教育和媒体语文使用的基本状况，还应走访拟定调查点所属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或乡镇、村委会，进一步搜集并核查调查点的信息和抽样方案，并请相关单位的人员协助调查，以便获得事半功倍的调查效果。

二、专门领域调查

日常生活领域之外的属专门领域，同样涉及部门、群体和社区三个维度。专门领域的调查对象既包括与语言文字使用相关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也包括这些领域的管理和服务对象——普通民众；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语言文字及语言教育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落实，不同部门（党政机关、人大、政协、企事业单位等）、机构（官方或民间组织、群团组织等）及相关人员的语言文字使用状况和语言态度等；调查方法涉及各类田野调查法，其中访谈法应以结构性和半结构性访谈（深度访谈）为主。问卷调查既可以是部门和机构工作人员的独立专项调查，如公务人员普通话掌握、使用及语言态度调查，媒体语言文字使用状况调查，教师或学生语言文字使用和语言教育调查等；也可作为语言生活整体调查的组成部分，即特定领域和群体的调查，并与社区入户问卷调查数据对比，相互印证。依据调查目的和需要，既可调查一个部门和机构，也可综合调查不同部门和机构。

（一）行政和司法领域调查

1.部门维度

狭义的行政部门指政府各职能部门及其下属机构，广义的包括各类公务系统如政府、党委、人大、政协、党群组织等。狭义的司法部门指法院和检察院，广义的包括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及其下属机构（派出所、人民法庭、司法所、公证处等）。行政和司法部门属政策制定和执行部门，负有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职责。这些部门或机构既是语言文字使用主体普通民众的服务部门、相关领域的管理部门，也是对上级负责的职能部门。从语言生活调查角度看，行政、司法领域及其公务人员是语言政策、规划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和执行的服务方、管理方，普通民众则是被服务方和被管理方。

部门调查主要采用专题访谈法，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从相关部门或机构获取数据和文献资料，如与语言政策和规划相关的法规、以通知等形式下发的文件、公开发布的政务文献，与语言文字相关的工作总结，调查地的基本信息（如地区概况、民族人口、社区分布、语言使用状况）等。二是针对研究问题深度访谈相关部门或机构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访谈分一般性访谈和深度访谈两类。一般性访谈主要采用结构性访谈法，包括当地的重点和热点问题，民众普遍关注及政府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遇到与研究者实地观察或问卷调查数据不一致甚至对立的情况，需针对这类问题展开全面深入的调查。深度访谈即半结构性访谈，主要涉及受访者负责或熟悉的与语言文字使用、宣传、服务等相关的工作。研究者既要获取部门或机构职责范围内的信息，即从公务角度了解语言生活的相关问题；也要了解访谈对象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此外，当地文化精英也应作为深度访谈对象。一般而言，县级以上政府机构都设有史志办或县（市）志办，政协部门设有地方文史资料办公室，一些地方还设有语言文化相关的民间机构，如“非遗”协会、民族文化学会等。这些机构的成员多是文化精英或退休干部，熟悉当地的历史和现状。

受工作性质等因素制约，行政和司法部门调查的最大困难是门难进、人难见、口难开；公务人员工作繁忙、无暇配合，调查难度随之增加。因此，调查前取得对方的信任十分重要。研究者最好先找业务主管或对口部门，请他们出面协调，这比自己带着本单位介绍信直接去调查单位更有用。比如调查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或双语教学问题，调查地民宗局或教育局及其下属单位语言文字工作办公室应是首选协调单位。汉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办公室多设在教育局，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办公室多设在民宗局，有些省市自治区单独设立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如能由政府办公室或党委宣传部、统战部出面协调，更有助于相关单位配合调查。在作好协调和沟通的基础上，最好先作一般性访谈，并索要相关数据和文献资料，然后针对具体问题作深度访谈。

2.群体维度

行政和司法领域群体维度的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对象涉及公务人员和普通民众。公务人员的问卷调查应包括调查对象的客观信息（如个人、家庭、工作信息等）、工作用语用文及相关的语言态度（如对行政和司法领域语言文字使用政策、规定、现状的评价及需求、期望等）。普通民众调查可在日常生活领域的调查问卷中设置相应问题和选项，考察他们与行政和司法领域公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语言互动、语言态度、语言文字需求和期望等。

公务人员问卷调查的样本量一般不应少于40个。比如调查某县蒙古族公务人员的语言生活，乡镇以上在编公务人员和驻村干部都应列为调查对象，因为后者的编制、驻村前后的日常工作都与普通公务人员无本质差别。居委会和村委会干部不属国家公务人员编制，不能作为公务人员问卷调查对象，只能作为入户问卷调查对象。如果民族杂居区某一民族的公务人员数量较少，问卷样本可适当减少，但一般不应少于30个。公务人员的年龄及分段应与社区入户调查问卷的样本有差别，即不宜设定为15—69岁，而应是20—60岁，其中20—34岁为青年组、35—49岁为中年组、50岁以上为老年组。也可根据当地实际作适当调整，但同类调查应按统一的标准划分年龄段，以保证样本具有不同年龄段的代表性和不同调查项目的可比性。

无论部门专题访谈还是公务人员问卷调查，只要场合和调查对象合适，就可因地制宜开展调查，不必局限于办公地点。

3.语言社区维度

语言社区的调查对象主要是行政和司法部门的服务及管理对象即普通民众。语言社区的选择原则上与日常生活领域的调查相同，但需尽量避开公务人员较集中的小区，选择普通居民社区。如果实在无法避开，应选择非公务人员作为调查对象。一些地方有专门的“公务员小区”，这类小区不宜作为社区调查点。

（二）传媒和文化领域调查

传媒和文化领域的调查对象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传媒和文化相关的政府管理机构、党委系统的宣传和外宣部门等；二是传媒和文化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如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社、出版社、杂志社、网络中心或各类官方和私营网站等；三是传媒受众即普通民众。

传媒和文化管理部门属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部门，其工作人员属公务人员系统，可在公务人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中包括这部分调查对象，但重点应放在文化和传媒政策、法律法规及相关管理工作方面；企事业单位是语言文化产品的提供方，其工作人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也可包含在公务人员调查中，但应侧重其业务工作，特别是语言文字和相关文化产品的服务方面。不同类型社区的普通民众属传媒和文化政策、法律法规的受惠方以及语言文字服务和文化产品的受众，可在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中涉及这部分内容，即在访谈提纲和调查问卷中设置相应的题目。服务和管理方与政策受惠方、语言文化产品提供方与受众的调查资料、数据相互印证，可全面了解调查地传媒和文化领域语言文字使用状况、语言文化产品及其服务效果、不同群体的态度、媒体和语言文化产品对当地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的影响、媒体和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等。

文化领域的调查还涉及文化管理部门、民间机构等组织的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相关的活动，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当地文化事业和文化活动的语言文字使用状况、相关的语言态度、民族和文化认同等，调查方式与行政和司法领域相同。

（三）教育领域调查

教育是系统工程，是全社会的事业，涉及千家万户和众多部门，因此，教育领域的调查范围比较广。

1.部门维度

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调查主要采用专题访谈法，且有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纵向调查主要指部门和机构的垂直访谈，如省市自治区、盟市自治州、市县旗等教育主管部门和相关机构，访谈内容主要涉及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等问题，并获取各类田野文献，包括工作指导、部门总结、典型材料和相关数据等。横向调查主要指某一调查地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访谈，如调查某县双语教育和教学问题，首先要访谈县教育主管部门以及与教育相关的民族宗教、语言文字工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翻译机构和传媒单位）等部门，其次要访谈政策执行部门和相关群体，如不同级别或类型的教育机构和学校等。

不同部门的职能属性和工作侧重点不同，各自的关注点有区别，相关人员看待双语教育和教学的立场与角度不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和行为也会有差异。一般而言，教育主管部门多强调国家意识和教育制度的国家设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及教学效果，更关注学校和学生的普遍竞争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和使用部门多强调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特点，更加关注学校、学生及民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地方性文化知识的传承。因此，兼顾访谈部门的结构性和层次性，有助于全面了解不同部门和群体的态度与行为及其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更准确地揭示相关领域语言文字政策和法律法规、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语言文字教育和教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

2.群体维度

教育领域的调查可通过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学校管理层、教师、学生及其家长的访谈和问卷调查，获取相关数据和材料。

访谈方面。不同群体有各自的需求和期望，对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看法。比如教育主管部门与学生家长因立场和态度、需求和期望有差别，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会有差异。因此，兼顾访谈部门的层次性、访谈对象的多样性和代表性，采用结构性访谈法作全面深入的调查，才能从不同侧面了解不同部门、不同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及其复杂关系。在此基础上，研究者针对不同立场、态度和行为作出恰当分类，揭示存在的问题，考察影响语言文字学习、双语教育和教学的不同因素，提出的对策建议才会有针对性。这是保证访谈全面性、客观性和真实性的重要环节，也是落实访谈提纲的必要途径。访谈内容既要包括一般性的材料和数据，还要挖掘典型个案，并发现新的线索和研究问题。

问卷调查方面。教育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教师和学生都可作为调查群体。教育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数量有限，可包含在公务人员问卷调查样本中。教师群体较庞大，不仅是调查地重要的语言使用群体，还是教育和教学的主要实施者，因此，应将教师列入专项问卷调查群体。调查样本的选择，既可以是调查区域内（如全县范围）不同类型学校的教师，也可以是某所学校（最好是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教师。如果是语言生活的全面调查，学校调查点的选择应考虑当地语言或方言的分布特点，还应与社区调查结合起来。社区调查点选择城镇和农牧社区，也应选择相应的学校作为调查点，调查对象应包括学校各级领导和各科任课教师。比如调查学校双语教学模式及其教学效果，不能只以汉语文或少数民族语文教师为调查对象。课程设置具有系统性，语文教学及教学效果涉及或者会影响各类课程甚至课外活动，因此，需考察不同科目授课教师、学校各级领导对教学模式与教学效果的评价以及相关的需求和期望。

学生问卷调查应选择高中生作为调查对象，一是他们经历了不同学段的学习，对语言教育或双语教学有切身的感受；二是他们的认知和理解能力能够保证问卷调查的顺利实施。初中生和小学生的调查，应主要采用听课观察、访谈等方法。

3.语言社区维度

调查语言教育和教学问题，除教师和学生专项问卷调查，还应调查学生家长。一般而言，在社区入户问卷中设置几个相关问题，即可了解学生家长的评价、行为、需求和期望，包括对子女择校的看法和选择、对学校教育和相关教学模式的评价和期望、对子女未来的规划、对语言教育政策的看法和建议等。不同类型社区户访和问卷中与学校教育及教学模式、教学效果相关的调查内容，可作为家长的反馈。这些数据和资料还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影响学校语文学习和使用及教学效果的社会因素，如社区和家庭的语言使用环境以及家长态度对子女语言学习、学习成效的影响等。选择社区调查点时，因已有教师和高中生专项问卷调查，应尽量不要选择教师较集中的社区，调查对象也应避开教师和高中生。

三、特殊领域和群体调查

特殊领域既可包含在广义的部门调查中，也可作专项调查，如宗教领域语言文字使用和态度调查、语言景观调查等。特殊领域的群体主要指特殊群体（如宗教从业者等）或新兴群体，他们与社区调查中的普通民众及专项调查中的公务人员、教师和学生等群体的语言文字使用、语言态度和认同会有一定差异。外企员工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进城务工人员语言文化适应、各类新兴移民社区居民的语言文化适应、留学归国人员的语言文化认同等，均可归入特殊群体的专项调查。一些特殊或新兴的语言生活也可归入特殊领域或群体的调查，如虚拟空间或网络语言生活、新媒体语言生活调查等；网络语言、新词新语、字母词、中学生流行语等语言项目的调查，也可包含在新兴语言生活的调查之中。

（一）特殊领域调查

宗教领域调查可选择特定场合（寺院、清真寺等）作实地观察和访谈，也可作专项问卷调查，同时还需结合部门和社区调查，如宗教管理部门的文献搜集和专题访谈、社区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中设置与宗教相关的问题。一些地区还需专题调查宗教教育如佛学院、伊斯兰经学院及不同类型社区的寺院教育等，目的是了解宗教从业者和信仰者的语言文字学习途径、语言文字能力、语言文字使用、语言态度和语言认同等问题。上述调查数据和材料相结合，可较全面地描述调查地宗教或宗教教育领域语言生活的特点。

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是指特定区域即公共空间和场所的语言文字使用，我国习惯称作社会用语用文或社会用字。调查内容主要涉及机关牌匾、商业招牌、路牌、指示牌、公益广告及各类服务窗口（包括电子显示屏）、宣传栏或公示栏、横幅等的语言文字使用，还可包括机关信笺、公文题头、媒体标识和标题等。语言景观调查既可作为行政和司法领域调查的组成部分，即作为公共语言服务窗口，以此观察行政和司法领域语言生活的特点；也可作为特殊领域的专项调查，即语言生活的一种形态，以此观察公共空间和场所语言文字的使用状况、特点和规律，描述语言文字的表层信息功能，揭示其蕴含的政策取向、受众态度等深层象征意义。

语言景观调查主要采用实地观察法（搜集影像和图片材料等）、专题访谈法（访谈管理和执法部门，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或办公室、工商局、城管局以及牌匾制作公司，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和数据，了解工作人员的语言文字态度），还可作专项问卷调查。语言景观调查既需要全面观察，获取牌匾、标识、广告等的语言文字使用数据和典型例证，也需要选择代表性街道或商业中心，作局部的数据分析，以解剖麻雀的方式验证整体观察的结论。关于语言景观的评价、需求和建议等，既可选择代表性群体作专项问卷调查，也可在社区入户调查、部门专项调查的访谈提纲和问卷中设置专门问题作普遍性调查。具体而言，依据观察、访谈获取的资料和数据，发现的问题和形成的初步认识，设计专项访谈提纲和调查问卷，重点调查语言景观制作的动机、受众的感受和态度、需求和期望等。这样，可将研究者对“公共场景物化”的观察与“群体主观态度”的调查数据结合起来，丰富调查内容，深化认识。文献资料、访谈观点、影像图片和问卷数据分析相结合，能够较全面反映调查地语言景观的现状及其信息功能和象征意义，以及不同群体对政府语言服务的满意度和需求，揭示存在的问题，分析影响因素，提出对策建议。

（二）特殊群体调查

特殊群体如外企员工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调查，既可将某个外企单位看作独立的语言社区，以员工为调查群体，采用实地观察、专题访谈和问卷调查法作全面调查，如能以实习生身份或其他身份参与观察，调查效果更佳；也可将不同类型的外企单位作为对比调查点。进城务工人员语言文化适应、留学归国人员语言文化认同、中学生流行语、网络群体的网络语言使用特点等，均可归入特殊群体的专项调查。网络语言调查应以经常接触网络的群体为调查对象，并按其社会特征分为不同群体，观察他们网络语言使用及相关语言态度的共性和差异。

四、需进一步说明的两个问题

（一）濒危语言调查

有些语言已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不用于交际，只存在于个别老年人的记忆中。这类语言常常是语言保护的重点，研究者记录和描写语言材料，将其作为文化品种永久保存下来。从语言功能调查角度看，通过文献梳理、实地观察和访谈，就可以了解濒危语言的使用状况，是否还有必要作入户问卷调查？我们认为，为更全面了解濒危语言使用的历史、现状及走向，比如是继续走向濒危直至消亡，还是通过不同形式继续保留甚至逐渐恢复，揭示影响这种语言发展的因素，比如语言环境、本族人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对当地语言文化政策和保护措施的看法及建议等，有必要作入户问卷调查，并采用综合调查法，将社区入户问卷调查、本族和外族不同群体的专项访谈结合起来。访谈提纲和调查问卷设置的问题、选项，应与语言活力较强的民族语言生活调查有所区别。比如，不必包括被试语言能力、交际话题、交际对象和使用场合等问题，而应将不同社区、部门和群体的语言态度及态度比较作为调查重点，描述和挖掘影响语言发展的外部环境及内在因素。具体而言，以当地政府为保护濒危语言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本族人为保护母语做出的努力、外族人的态度等，作为访谈提纲和问卷设置的问题及评价指标。比如，当地政府和民间组织采取的措施（设立非物质文化传承机构、培养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举办语言学习培训班等），专家学者或当地文化精英编写的语言词典、记录的语言材料等。问卷调查数据可从整体上反映濒危语言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保护的必要性、保护措施是否得当或有效等。将问卷调查结论与访谈法、观察法获得的资料和案例相结合，可以揭示影响语言发展的因素。换言之，以态度为主的问卷调查数据，可与结构性或半结构性深度访谈、实地观察获取的资料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从而深化对语言濒危过程、原因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

（二）高同质性社区语言生活调查

调查语言或方言本体，常在语言或方言腹地选择偏僻的社区作为调查点。因为这类地区民族成分的同质性很高，与外界接触较少，受其他语言或方言影响较小。调查语言生活，民族杂居区的民族成分和语言使用状况比较复杂，调查内容、变量和可供比较的角度多，结论也比较有意思，因此，民族杂居区比单一民族聚居区更能吸引语言生活研究者的目光。

民族杂居区语言生活的调查有两个侧重：一是全面调查杂居区内不同民族的语言生活状况；二是以杂居区某一民族的成员为调查对象。后者又有两种调查方案：一种是在某一民族大规模调查中选择民族杂居区内的这一民族成员作为调查对象，调查数据和结论服务于大规模调查；另一种是小范围、小规模专项调查，这类调查以多民族地区的某一民族为重点，但也可扩大调查范围。因为不同民族的分布环境和语言使用总会相互影响，其语言使用与单一民族聚居区同一民族的语言使用有明显差异。全面关注杂居区不同民族的语言使用状况，并从不同角度加以对比，可以更好地揭示民族杂居区某一民族语言生活的特点，且可以与聚居区同一民族语言生活的特点作对比。

本族语活力较强的单一民族聚居区，语言使用的同质性很高，即便有少数其他民族成员，也会以聚居地主体民族语言为交际语。与之相应，调查内容、变量和可供对比的角度也比较简单。研究者只需作试调查，就可了解当地的语言使用状况。有时甚至通过文献资料和个别访谈，就可大致了解当地的语言使用状况。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花费力气去实地作全面系统的调查？调查这类地区的语言生活有多大意义？对此，可从科学实证和认识积累两方面解释：

第一，科学实证的需要。采用科学调查方法、经过实地调查获取的数据以及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与随机性观察和访谈获得的认识或通过间接途径获取的信息有本质差别。前者具有实证性，可信度高；后者的结论或认识即便是对的，因不具实证性，他人无法验证，可信可不信。就此而言，任何可靠的结论，都必须有科学实证的支持。

第二，积累认识的需要。学术研究需要逐步积累，正确的认识需要通过不同个案或从不同角度进行验证，并在长期观察、实践检验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提炼总结。缺乏不同类型个案的积累和对比，只是凭借感性经验、表面现象的推测或少数调查个案，难以得出全面、准确和深入的结论。弥补因调查点同质性高、调查结论简单化的途径主要有两条：

首先，增加选点数量和类型。增加同类和不同类型的对比个案，可扩大调查范围和样本量，增加对比项目，并以此观察同类型内部和不同类型之间的差异。从同类型的个案对比看，同质性较高的不同调查点，地理位置、生态环境、交通条件、经济发展程度、周边社会人文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调查对象的语言能力、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从而影响不同调查点的语言生活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从不同类型的个案对比看，如生态移民社区、牧业聚居社区、农业聚居社区、半农半牧社区、城市社区、城中村等，均可从不同角度作对比分析，从而提炼不同类型调查点语言生活的共性和差异性。总之，增加对比个案，有助于深化认识、丰富研究结论、概括更高层次的理论观点。

其次，增加访谈广度和深度。访谈广度指访谈人数和访谈对象的类型；访谈深度指在一般访谈的基础上，扩展和细化既定的访谈内容及相关问题。同质性的高低是相对的，同质性高的调查点，其内部也会存在差异，通过深入细致的访谈可以发现有对比价值的问题。这样，既能挖掘细节、发现新问题、获得更加全面的材料，又可补充问卷调查数据的不足，充实研究结论。

五、小结

综上所述，不同领域、社区和群体的语言生活调查各有侧重，相互关联，既可作综合调查，也可作专项调查。比如社区或特殊群体调查往往离不开行政、司法、传媒、教育、文化等领域的调查；又如教育专项调查应结合其他领域（如行政、司法、传媒等）的调查，这些领域常面临专业双语人才不足的问题，这就需要调查双语教育政策、教学模式、人才培养等情况，分析影响上述领域双语人才短缺的原因，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因素分析提出的对策建议才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同一项调查应综合使用不同的调查方法。比如学校语言教育和教学调查，除实地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法，还可作为志愿者在所调查的学校任教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外企员工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调查，可以实习生身份或其他身份在外企工作一段时间。这种参与式观察能够深入实际，感悟也最真实。此外，应在特定研究目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不同调查方法，即语言生活调查既要遵循特定原则，也可根据实际作适当调整。

总之，不同维度的语言生活调查，既要有宏观视野，又要有全面精细的设计，还要恰当运用各种调查方法。只有这样，才能获取真实可靠的数据和典型案例，准确揭示调查地语言生活的特点和规律。

【注】文章原载于《民族教育研究》2019年第2期。

责编：杨一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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