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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永连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外关系史、东亚海域交往和南海问题研究。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馀项。出版著作十余部，在《文史》《世界历史》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
摘要：壬辰战争（1592-1598）中，朝鲜士人鲁认不幸被俘至日本，在日期间结识明朝差官林震虩、陈屏山等人，并由他们帮助逃到中国福建。在客居福建的三个多月里，他与当地儒生讲论经学，深度交流，增进了两地儒学界之间的相互了解，亦促进了双方的协调和发展。这次生动而深刻的儒学文化交流反映了中国与朝鲜半岛在国家层面（使者、京城）之外区域文化交流的重要价值。比较之下，朝天、燕行等使行录史料反映中朝文化交流多属国家和中央层面，官方特色极其浓厚。而鲁认以流亡儒士身份来华，带动了地方和民间文化交流，因其自由度大而涉及层面更多、程度更深，同时这类活动记载不多，故而价值独特而且重大。 关键词：鲁认；《锦溪先生文集》；儒学；中韩文化交流
鲁认（1566-1622），字公识，号锦溪，朝鲜全罗道咸平人。他“少学于罗参奉恒，又从李月沙、金南塘遊焉。气宇倜傥，性行纯孝，重厚有山岳之像，深沉有河海之量。凡于性理之学、格致之功，无不通解。”宣祖十五年（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进士及第，十八年任冰库别提。二十五年壬辰战争爆发，鲁认参加义军，为当时抗倭主帅权憟幕僚。他随权将军镇宜宁，守釜山，曾取得幸州大捷。三十年南原之役中，不幸被俘至日本。在日期间，“抗节骂贼，七日不食，而凜凜有生气”。后来结识来自福建地方衙门的差官林震虩、陈屏山、李远澄等人。三十二年三月，鲁认在他们的帮助下，乘船逃到中国福建。在客居福建的三个多月里，鲁认游历漳州、兴化 、泉州、福州等地，见识了当地的山川名胜和风土人情，还在闽中各书院与当地士人讲论经学，反复交流。同年腊月，鲁认到达北京觐见万历皇帝，继而从北京返回朝鲜。鲁认将此次在福建的游历活动记录在他的文集《锦溪集》和手抄本《锦溪日记》里，而对其与闽地士人探讨儒学问题的过程记述尤为丰富、详实和引人注目。在域外汉籍中，有大量朝天、燕行等使行录史料亦反映中朝文化交流，不过由于使臣在两国京城之间往来，文化交流多属国家和中央层面，官方特色极其浓厚。相对而言，像鲁认以被掳逃亡者身份来到福建，带动地方和民间文化交流，这类活动记载不多，然而层面和性质不同，另有独特价值。再看其研究，朝天、燕行史料及成果层出不穷，而区域和民间文化交流文献及成果少见。至于对《锦溪集》的研究，至今仅见韩国学者朴永焕的两篇论文，介绍鲁认诗歌及其所记福建地理风俗，但对由鲁认所带动的这次中朝儒学文化交流则未涉及。因此，笔者就此作以专门论述，以飨学界同仁。 闽学是宋明理学中最具特色的学术派别之一。十一世纪后半叶，福建理学家杨时拜二程为师，将洛学传至福建，初创闽学宗派。十二世纪后半叶，大儒朱熹在闽地生活五十余年，光大杨时学术，集儒家之大成，形成了朱子学派，闽学亦达成熟。到鲁认游历福建的十六世纪末，朱子学在心学的攻击下已颇衰微，唯有闽学坚守朱子学阵地，并在与王学的辩论中有所发展。这种情况与朝鲜王朝一直独尊朱子学的局面颇为相似和巧合，由此也引起了鲁认的极大好奇和兴趣。据《锦溪集》中日记部分记述，鲁认在到达福州之初，最早拜会了福建布政使徐即登，而徐正是当时闽学领袖。《闽书》有其传云：“徐即登，字献和，丰城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先以副使提督学政。内和外严，不戒而肃，讲学于李丰城之门，为高第。”《江西通志》云：“（徐即登）师事同邑都御史李材。当材官滇南时，奏缅㨗，中苏御史之谗，逮系狱。即登为礼部官，暇即狱中受业。淹郎署垂十年，始迁福建提学副使。闽旧为徽国教化之地，即登崇圣学，正文体，与诸生穷性命指归，士风丕变。由福建参政晋河南按察使。辛丑，考察调用。既归，杜门谢宾客，弟子益进，著《儒宗要辑》《儒范》《正学堂稿》《来益堂稿》《易、书、诗、春秋、礼记说》《逊国诸臣録》，诗文若干卷，抚按荐章凡数十上。天啓六年卒，年八十有二。”《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还收录其《儒学明宗录》《周礼说》《四书论答》《文公全集摘要》等著述。时人评价他：“当今第一道学，直顶孔孟，天下归宗，巍然落落，泰山岩岩。”当时福建闽儒士们，则尊称其为宗师。会见过程中，徐即登也对鲁认的学识和文采颇为赏识。翌日，徐即登派家丁送给鲁认《闽中答问》《明宗录》《心性制策》等几部闽学经典，并推荐其到二贤祠书院与儒生们交流。鲁认浏览这些书籍后对闽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欣然赴会。借此会讲之机，鲁认与书院儒生首先围绕闽学要义展开一番深度探讨。万历二十七年（1599）五月十二日，鲁认在徐即登推荐下来到二贤祠书院，受到院中二十八位儒生盛情接待。当时较有威望的儒士倪、谢二秀才邀请鲁认登坛会讲。首席讲师倪士和开宗明义，首先向鲁认介绍闽学要义云： 吾儒只宗孔圣，而孔圣之学，只在大学经一章。盖大学之道，论主意则只是止于至善，论工夫则却是修身为本。止于至善者，修身为之命脉也。修身为本者，止于至善之穷门也。其意即为：闽学宗师孔子，推崇《大学》，以修身为本。在继承朱子学的同时，闽学显然又有所发展。朱熹发扬大学之道曾提出修身八条，认为修身要格物致知，以此诚意正心，修身养性，达到至善。在此基础上，李材提出止修思想，认为“止为主意，修为功夫”，至善则是目标。 徐即登又加以发挥，提倡从个人修身出发，求学做人都要以修身为本，语云： 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若曰本在此，止在此，又何其约而尽也？由斯以谈，吾身联属乎家国天下，步步莫非实际，岂不广大？吾身完具此心意知物，种种皆是真修，岂不精微？然实实落落，不求之家，不求之国，不求之天下，而全副精神，直归向里，吾正吾心，吾诚吾意，吾致吾知，吾格吾物，一毫荧惑，不及其他人，岂不易简？此孔子尽性之学也。鲁认听讲此论，颇有触动。据云回去后“达夜反复参究”，次日会讲，提出自己的看法：“盖至善，即吾之性，在天为命。大学之道，只是止于至善。在何处着落，全在修身为本上见。”这一观点获得书院儒士们认同。谢秀才甚至称赞：“足下可谓闻一知十，若留数月参讲，吾侪未能或之先也。”与此同时，鲁认与闽士人还在对阳明学的态度问题上颇多交流并产生共鸣。在日记中，鲁认详细记载了徐即登批判陆王心学的言论：徐宗师常痛学术之误,做出一章正论,以自笔题于木屏风,常设于明道堂北壁之下。其文曰:今天下人人,皆誦法孔子,然問其所以孔子之學,則不知为害也。近有一种学术，闻略于心身间，而以超脱为入微，以融通为妙悟，听其言分明出老入释，究其学则曰孔子孔子，人亦往往以孔子学目之。此其为害，盖不浅也。…… 西壁之下，亦设小屏风，其文曰：以嗜欲杀身，以虐政杀民，以货财杀子孙，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士君子不可有此罪过。又东壁之下，亦设小屏风，其文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士君子不可无此功业。与见罗李先生，倡和一世，天下归宗焉。盖此文，排斥陆象山王阳明学术之误，而倡明孔、曾传受经一章蕴奥之旨。与见罗李先生，倡和一世，天下归宗焉。徐即登认为，陆王心学冒充孔子尽性之学，其实不过是道佛两家思想的杂糅。他批评心学缺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认为心学是“以学术杀天下后世”的邪端异说。鲁认对此亦感兴趣，因为朝鲜国内一直独尊朱子学，抵制王学。阳明心学自16世纪初传入朝鲜半岛，一直被理学家视为异端，批判有加。朝鲜大儒李滉即在《传习录论辩》中抨击：“阳明乃敢肆然排先儒之定论，妄引诸说之仿佛者，牵合附会，略无忌惮，可见其学之差而心之病矣。”著名理学家许篈也指责阳明心学：“邪说横流，禽兽逼人，彝伦将至于灭绝，国家将至于亡伦。”由此可见，闽学儒士讲程朱，斥陆王，与朝鲜儒学界的作法不谋而合，这使鲁认对闽学思想更加认同，为其与闽地士人进一步探讨儒学问题提供了坚实基础。翌日，问倪秀才曰：昨日所讲经一章，愿闻经微之蕴。曰：修身为本者，止至善之穷门也。止至善者，修身为本之命脉也。鲁先生熟读闽中答问，使之登刊，传颁朝鲜，则人皆向学，家必孝悌，此所谓好谋而成者。 然止修之学，今始医聋，必沈潛细究，惺惺于戎谨操捨。然八条之功，自有归宿之所，而腔子常活活于人性之网，施之万事，无处不活，此所谓所操者约，而所及者广。吾儒经济之功，亦在于此，惟足下自省焉。此后直至六月三日，鲁认与儒生们反复讨论，双方颇多真知灼见。倪士和倡导，“止修之学，今始医聋”，格物致知是为经世致用。鲁认提出疑惑：世风日下，有成就者多局限于讨贼反正，能饱学者则多受世道排挤，经世之志何能得以施展？倪士和认为孔夫子当世不遇，但此后万世中国赖其“以免长夜左衽之辱”。儒学经世不在一时穷达，而当千载之下先后经纬。鲁认认同：“先生之答，以堂堂常道言之；不佞之问，以反常变道言之耳。”这些讨论都触及儒学治世的理论核心。鲁认之所以很快参透闽学要义，既得益于他深厚的儒学素养和学识，亦因朝鲜朱子学与闽学同本同源，声气相通。尽管这些探讨仅为区域和个人之间有限空间内的交流，但其交流深度罕见，影响也大，意义不容忽视。交流中倪秀才就寄语鲁认，希望他回国后能传播闽学，介绍闽学思想，发挥闽学济世教人的功用。鲁认回到朝鲜后，则不忘倪秀才的嘱托，将日记及《闽中答问》等付梓刊行，同时在锦溪亭设立讲坛，宣讲朱子和闽学，从此鲁认事迹及其记述在朝鲜广为人知，朝鲜士人亦由此了解了闽学思想，从而得以全面把握中国儒学发展状况。例如，朝鲜理学家尹根寿看到鲁认日记后，曾在其文集中记述闽学人物及其学术思想：广东军门李材字孟诚，号见罗先生，江西豫章人，力排陆学。同里徐即登以门人唱和，同力共排陆学。
在向朝鲜国王奏报文庙从祀事宜时，尹根寿还重点介绍徐即登，对其大加推崇：
臣又闻即今江西人徐即登，翰林出身，而提学于福建，讲学武夷山紫阳书院，力排陆九渊王阳明异端之学，名振中外。凡于福建、浙江学宫屏风，即辄以大字书王守仁之过失，曰以虐政杀民，以宝货杀子孙，以学术杀天下后世。
官至领议政的柳成龙亦通过鲁认日记领略了闽学的风范。在其杂录中曾描绘云：院中学徒数百余，院长每日率诸生，讲学行礼，学规甚严。晨起击钟，诸生分庭相揖，歌关雎三章。登堂听讲，日晩乃罢。夕又相揖，歌鹤鸣，日以为常。令认同参讲席几数月。临别，诸生各为歌诗以赠之，且云闻朝鲜以为中原尚陆子，实不然。陆学间有尚者，如此处，专崇晦庵之学。须以所见语朝鮮云。文中显示，当时朝鲜儒士原以为中国所有地方都信奉阳明心学，但万万没有想到在闽地仍然信奉朱子学。可见鲁认所带动的此次交流已在朝鲜儒学界掀起阵阵波澜，从而为闽学在朝鲜的传播架起了一道桥梁。自此之后，闽学为朝鲜学界所熟知。此外，朝鲜著名理学家宋时烈、许葑等，大学问家成海应等，高官贵族李恒福等，均对鲁认事迹津津乐道，许多人更是借助闽学思想和观点来抨击心学和讨论文庙从祀问题。从这一点上说，鲁认福建之行带动了中朝之间一场规模壮观的文化交流，可谓影响巨大，功不可没。在二贤祠书院会讲期间，除探讨闽学修身的问题，鲁认还与闽地士人进行了一次如何修心的探讨。五月三十日，鲁认向谢秀才表示“愿学心经”，请教心经内涵。谢秀才云：心经，只究人心道心之分。而经之主意，只是一个敬。主一无适而常惺惺，故圣人彻上彻下之功，都在敬而已。若不以敬操之为心上之功，则纷华波动，发如奔霆，莫知其向矣。且吾道一以贯之，盖一者，乃精一之一字。只分人与道之间，以敬操之而已。
谢秀才所讲心经是朱子学理论而非陆王心学。朱熹论心，不同于陆王心学的“心即理也”，而是建立了一套体系完备的治经方法和工夫理论。朱熹根据人的知觉活动将心分为人心和道心。他认为：“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他所说的道心是“合于道德原则的意识”，而人心是“专以个体情欲为内容的意识”，人心就是人的欲望，道心就是道德意识。闽学继承朱子学心性论，“认为仁、义、礼、智四德是人之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闽学家认为要达到仁，具备仁义礼智四德，以敬为要。”谢秀才所说的“敬”就是理学家修心的方法。理学家认为主敬就是摒弃杂念，专心致志于儒家伦理道德修养。“敬”的修养方法由二程首先提出。朱熹进一步发展主敬思想。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敬之一字，直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一主于此，更无内外精粗之间。”谢秀才告诉鲁认在修心时要做到“主一无适而常惺惺”，即要集中精神，专心致志。“无适”即是理学家所说的“心常在这里，不走东，不走西，不之南、不之北”。“惺惺”是朱熹提倡主敬修心时所用的惺惺法，即是警醒的方法。朱熹说：“敬只是常惺惺法，所谓静中有个觉处。”“大抵学问须是警省。”福建理学家纷纷继承朱熹修心主敬之理，进一步论述心经主敬之要义。陈真晟说：“未有能致知不用敬者”，诚心诚意专心于人伦道德之规定,心中常存“三纲五常”，就是“主敬”。他还说:“敬而主于一，则静有所养，而妄念不复作矣；动而主于一，则动有所持，而外诱不能夺矣旦。”陈真晟的思想为其门人周瑛进一步阐发。周瑛说:“学者当以居敬为主。敬则心存，然后可以穷理。”从上述学者的论述可见闽学修心以心经为经典，以主敬主一为方法。非常巧合的是，伴随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朝鲜理学家亦纷纷学习《心经》，甚至著书立说。例如，李滉就深受《心经》及《心经附注》影响，他自称：“吾得《心经》，而后始心学之渊源，心法之精微”，他把《心经》同《近思录》、《四书》等经典作为其教受门徒的基本教材。李滉对心经研究所获写成《心经后论》，并以心性论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他继承朱熹主敬的思想，提出一套站在功夫论基础上的“敬”的哲学：
“敬者，一心之主宰而万物之根本也。……盖此信立，由是格物致知以尽万物之理，则所谓尊德性而道学问，由是诚意正心以修其身，则所谓先立其大而小者不能夺，由是齐家治国以及乎天下，则所谓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难乎敬也。然则敬之一字也，岂非圣贤之要也哉。”
李滉还从心之工夫上着眼，一本朱子心性论，以“敬”为要，提出：
“心为万事之本，性是众善之源。故先儒于学，必以收放心养德性为最初下手处。乃所以成就本原之地，以为凝道广业之基。而其下功之要，何俟于他求哉！亦曰主一无适也，曰恐懼戒慎也，主一之功，通乎动静，戒懼之境，专在未发，二者不可阙一。而制于外以养其中，尤为紧切。故三省三贵四勿之类，皆就应接处而见之，是亦涵养本原之意也。”
“主一无适”、“恐懼戒慎”、“主一之功”的观点反映出退溪主敬思想。作为“海东朱子”李滉是继承朱子心性论的第一人，同时独具一派发展朱子心经，形成了具有朝鲜本土化特色的退溪心学。
鲁认自幼研习性理学，学宗退溪学派，深受退溪心学的影响，因此才会对心经修心之义抱有极大兴趣，进而与谢秀才探讨修心要旨。谢秀才亦认真对待，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探研所获传授给鲁认。最后鲁认总结体会：“以工夫论之，精一乃诚正修，而厥中乃止至善，本无过不及之差。未知如斯否？”闽学修心主敬、主一之义与退溪心学宗旨相通，故而鲁认得以很快参透心经真谛。同时，闽地儒生肯定了鲁认的观点，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足下已明心学主敬之体，真海东夫子矣。”
除了探讨闽学学术外，鲁认还处处留心闽地的礼教风俗，以异域之眼细致观察其风土人情，以此窥探两国在礼制上的不同。伴随朱子学传至朝鲜，朝鲜在礼制上遵行朱子家礼。韩国学者卢仁淑说：“礼有端正名分之具体功能，为维持社会秩序之最佳法宝。而《文公家礼》适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规范，故《文公家礼》随朱子学之东传，而为朝廷及社会所共遵。”朱子家礼首为王室贵族和儒士们所遵行，后来著名儒士赵光祖等积极推广，使朱子家礼通行全国，为普通民众所奉行。再后大儒李滉、李珥积极推行乡约，以朱子家礼来教化乡里。在福建期间，鲁认的言行举止谨遵朱子家礼，处处强调朝鲜对朱子家礼的遵奉。在去泉州的途中，经过兴化北门看朱文公生祠，鲁认“入庭四拜而出”。并对百姓说：“我本朝鮮人也，我国凡礼，一遵朱晦庵家礼。”五月十三日，在呼坐营的宴会上鲁认向衙客介绍朝鲜的礼制，亦强调：“我国凡风教，一依箕圣八政之教，而冠婚丧制，则只遵朱晦庵家礼”。十六日，鲁认去洪秀才家里作客，鲁认一如既往地说：“我国之风，一遵朱晦庵家礼。故虽庶人，自初丧至于禫祭，不用肉。况士大夫，虽颠沛流离之际，岂可毀礼以遵夷狄之风哉？”六月十九日，鲁认与儒生们去参加李秀才的丧礼，并做了细致观察： 丧主斩哀，腰首绖，竹杖，芒鞋，立于堂中丧柩前痛哭。诸秀才列立，哭而不拜。其灵柩则用漆极美，而立影像于柩前，西植铭旌，东设寝席，又以白纱帐绕四面。盖此丧礼，纯用晦庵家礼，而但铭旌，书以“显考行年七十三李公之柩”，及其荐饭丧主以蔬菜对客共啜，此则大违于家礼矣。在这里，鲁认看到闽地丧礼细节已不尽遵朱子家礼。比如铭旌的写法已有变异，丧主对客共啜也是违反家礼的做法。这与朝鲜礼制有着明显差异，相互交流显得十分必要。五月十三日，众位儒生向鲁认询问朝鲜礼制。鲁认介绍说：“风教，只依箕圣八教之政。而礼制，一遵晦庵家礼。”这时，“有一少年微笑入房中，持来《大明一统志》搜展四夷风土记，使公视朝鲜记。有曰：‘朝鲜人，父母死，壑葬、水葬、瓦葬。而崇佛喜巫，善淫使酒。白昼市井，男女相谑。”显然众位儒生不以为然，想借《大明一统志》记载来驳斥鲁认的说法。鲁认反驳道：“此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一此统志，只因太古之史，而泛修外国之笔也。”紧接着，鲁认广征文献，阐述朝鲜衣冠文物和礼乐法度悉遵儒教传统的历史事实：我国虽在海隅，粤自檀君与尧并立，协化与变。故至武王封箕圣，衣冠文物，礼乐法度，一遵华制。而吾道东者久矣，秦属辽东，汉置四郡。暨于晋时，各分疆界，自为声教。然恭修职分，事大以诚。自高丽时，王世子十岁，入于中国大学参讲。而陪臣十人，亦皆参讲焉。有时乎通婚帝室。而鲁国大靖公主，亦出嫁于高丽。盖明君圣主，继世而作，崇儒重道，尚以文治，名儒辈出。继入中华，或科登状元，或官至翰林，或赐紫金鱼袋。凡我国文献，则文武科、孝廉举，一遵古典。上自国学，下至党塾，弦诵洋洋，违于四境。子生八岁，先教孝经，次以四书、六经，皆业明经。况丧制三年，无贵贱一也，不饮不肉，啜粥倚庐，哭泣澌毁。又父母有疾，或尝粪以验，或血指以灌。又妇人夫死，则或终身守节，或同死同穴，皆以孝烈，旌其门闾，处处相望。这时候，“诸生闻之然疑”。鲁认继而详细介绍朝鲜丧制云：死而袭，二日而敛，三日而入之棺，四日成服。未葬则奠朝夕，哭无时。国家，五月而葬；大夫上，三月，逾月而葬。用椁用灰，题主，返魂，虞，卒哭而祥，禫，祔练，一以晦菴礼行之，其则不远。鄙虽流离，尚恐失礼，况平居无事之人乎？今此一统志，其诬太甚。不佞幸而得返，当特达本朝，必厘正之。鲁认生动、详实的解说最终感染了在座儒生，“诸生相顾，始信曰：‘贵国文献，天下所知。然守法知礼，岂意此极？晦菴家礼，大江以南则用之，而犹未徧行于中国。贵国如是，殆箕子之教也。’”由此纠正了儒生们对朝鲜的传统错误认识，加深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识，意义可谓重大。七月十六日，鲁认离开福州北上。这时候双方已在面对面的交流中结下深厚友谊，不但徐即登专派武官、随从和车马护送赴京，而且省中“一院生徒，作序赠诗”，温情相送。更有“武夷首学倪士和、谢兆申等十余人，追到山海关”，数次联诗唱酬，举酒相敬，通皆“别怀无穷焉”。在中国与朝鲜半岛交流史上，朝鲜士人漂海而来留下文献者此外尚有数例。例如，15世纪崔溥漂至浙江，留下《漂海录》数卷；稍后，耽罗人张汉喆亦曾漂流来华，并撰《漂海录》；清嘉庆初年，济州人李邦翼亦来游历，以《漂海歌》留世。不过这些活动及其文献，记述山川、风土者居多，涉及学术、礼制者罕见，相比之下深度不足，影响也小。另一侧面，与以前来往于京城之间的使臣不同，鲁认之行绕开政治味道极浓的国家交往层面，直接深入到深厚的区域和民间交往层面，作用和影响自然不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福建在长时期内是东亚海域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前沿地带，在中外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朝鲜王朝有人评价鲁认之行，“祖述程朱，劈破异端，则宗师降席而宾礼，诸生作诗而赞美，使隔海万里之人，咸知我国冠婚丧祭之必以礼，起居饮食之必以礼，不以罗、丽而例之，其对扬声明，有功于国。”正如闽地海商活动影响到整个宋丽乃至辽宋金元关系一样，鲁认福建之行带动了以福建为枢纽，中朝社会肌体深层的文化交往洪流，促进了两国儒学界的相互学习和了解，影响到闽学的传播和朝鲜儒学的发展，其意义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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