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马长泉 | 新疆卡伦的设立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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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泉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边疆史地和边境管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和主编《清代卡伦制度研究》《边境管理学》等。

内容摘要：新疆卡伦是清代边防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康熙、雍正时期开始奠基到乾隆时期规模大备，卡伦在新疆完善的过程表明了清政府推进在全国统治秩序稳步前进的历程。新疆卡伦的建立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是分布范围广，二是种类繁多，三是建制齐全，四是职能完善。新疆卡伦在清代前期对于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增进各民族的交往，沟通边地与内地的联系等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守边过程中未能充分发挥本身的职责，显示出了其缺陷的一面。

关键词：新疆卡伦  完善过程  特点  边境管理   缺陷

新疆卡伦历来是学者探讨清代边防史的一个重点，在一些论文和专著中都有涉猎。作为重要的保卫边疆的措施之一，卡伦在有清一代发挥的作用是众学者研讨的重点。本文欲从新疆卡伦的设立过程、特点来探求其作用，并进而寻求清政府在新疆设立卡伦的利弊得失。

一

卡伦，又称喀伦、喀路、卡路等，皆为满语karun不同的译法，其初始含义为“营盘前略远安的防守哨探之兵”， 也即“kūwaran i  juleri gorokon seremšeme tuwakiyabuha mejige gaire cooha be karun sembi”。西清认为“更番候望之所曰台，国语谓之喀伦，俗称卡路，古区脱遗制”， 后何秋涛等人承袭了这种说法，并影响了众多学者。卡伦的基本含义，同普通意义上所讲的卡伦，特别是边境卡伦，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广度上都存在相当的差距。徐松将卡伦作为“边界戍守之所”则更贴切地表现了其在边境地区的功用，也即卡伦是边防派出所、边境工作站。

发源于努尔哈赤时期的卡伦之所以在全国范围推广开来，和清政府推进在全国局势发展的努力紧密相关。每当战事兴起之时，卡伦就发挥了作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康熙帝指示萨布素在东北地区建立城池、斥堠和驿站，做好防守、反击俄罗斯的准备。“在黑龙江，建城永戍，预备炮具船舰，令设斥堠于呼玛尔”。此中的斥堠即为卡伦。在呼兰河设立了八处卡伦，“由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三城拨兵防戍”。卡伦在平定噶尔丹叛乱中也起到了很多作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四月三十日，以噶尔丹逼近，康熙帝谕令车凌札布等速入卡伦：“欲尽力使其妇孺入卡伦内”。其中的卡伦应为战时设立。雍正时期，以《恰克图条约》作为标识，清朝与俄罗斯确立了中段边界线及贸易关系，卡伦适应社会发展，又增添了维护边界秩序、监督贸易、查验边民往来等职能。

西北卡伦的设立始于康、雍两朝，但真正大规模的开始当在乾隆时期。雍正八年（1730年）十二月，准噶尔二万余众，侵犯阔舍图卡伦，盗赶清军驼马。总兵官樊廷率兵二千，“转战七昼夜，救出两处卡伦官兵”，将马驼牲畜等，悉行夺回。卡伦位置、作用重要，处于对敌斗争的前沿，故而清兵才倾注极大的精力去夺回。雍正十三年三月，噶尔丹策零欲试探清政府对他扩张的态度，请求与喀尔喀蒙古划定游牧地界，遭致清政府反对，“我卡伦，原在阿尔泰以东额贝和邵、和通鄂博、布延土、科布多、托罗和乌兰等处安设。此系哲尔格西拉胡鲁苏界外，应议定将我卡伦，照旧安设”， 制止了噶尔丹策零扩张的野心。

乾隆帝继承乃祖、乃父的遗志，继续巩固在西北地区的统治权。他坚持原设边卡，不必动移，限制噶尔丹策零在西北的扩张活动，并在进军途中视情增设卡伦。乾隆三年（1738年）三月，乾隆帝下谕准噶尔使臣，清方“现在所设卡伦，俱不必迁动。尔等卡伦及乌梁海等，亦不必向外挪移。果能以山河为界，一言即可以定”。乾隆十八年，进军西域的过程中，帝命疆吏筹备一切计划和物质，“选将备，具驼马，简军实，勘水草，储粮饷，修城垣”，将卡伦作为进发的基地，“哈密已驻重兵，而防所全恃卡伦”。二十三年（1758年）七月，定边将军兆惠于格根喀尔奇喇、特穆尔图淖尔等处，安设卡伦，并晓示布鲁特：“伊犁有大兵驻防，若尔等游牧狭隘，惟抒诚恳请恭候大皇帝天恩指赏，不可私行迁徙”。利用卡伦既稳定局势，又实行管理。第二年十月，参赞大臣舒赫德建议，在阿克苏至库车一带，分两队安设卡伦，“一队在赛里木拜等处之阿勒坦和硕要路，安设卡伦；一队在阿克苏之穆素尔要路安设卡伦，守护台站，照看往来行走之人”。卡伦成为进军和防守的最好设施，标志着清朝政府对此地控制的加强。准部平定后，新疆“北路重地，咸分兵设防；山川隘口，悉置卡伦台站”。松筠谈到新疆卡伦时，讲：“夫绥静边圉，其要在于察畿疆、谨斥堠。《尚书》有慎固封守之文，《周礼》有掌固司险之职，此新疆卡伦所由设也”。何秋涛也认为卡伦是历史上守卫边界措施的继续：“《尚书》有慎固封守之文，《周官》有掌固司险之职，汉制：边郡皆设亭障，此即国朝边境安设喀伦所由仿也。” 他们所言，充分显示了卡伦的作用，即“慎固封守”“掌固司险”。从进军到稳定统治，卡伦都成为重要的机构。

二

清政府稳固了在西北地区的统治以后，因新疆重要的位置，乾隆二十五年设参赞大臣一员，二十七年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一员，正式确立了新疆军府制的统治机构，下辖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统辖天山南北各新疆地方驻防官兵遣调事务”，具体事务则由印房处、营务处、粮饷处、驼马处等执行。军队有驻防、换防之分，伊犁及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等地的满洲、绿营是驻防兵，“驻防者，携眷之兵永远驻守”，其他为换防兵，“北路之塔尔巴哈台满兵则自伊犁调拨，南路之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乌什、阿克苏满兵则自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调拨。其绿营兵则自内地调拨，皆轮班更替，非常驻者也”。据不完全统计，伊犁将军下辖卡伦一百六十六座，其中锡伯营领队大臣十六座，索伦、达呼尔领队大臣八座，察哈尔领队大臣三十六座，厄鲁特领队大臣十七座，惠宁城领队大臣十五座等。另外，乌什、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吐鲁番、哈密等办事大臣也辖有数目不等的卡伦。遍布天山南北的卡伦，构筑成一个严密的防卫体系，“其卡伦、台站，自哈密西至辟展，北至巴里坤，自辟展西至库车，北至乌鲁木齐，自库车西至乌什，又西至叶尔羌，又西至喀什噶尔，其南至和阗，视卡伦之大小，定戍兵之多寡”。所有这些并非都是边境卡伦，也包括一些禁地卡伦。

乾隆帝稳固了在西域的统治后，包括东、中、西三部在内的北疆卡伦体系已经形成，在辽阔的地域构建了一道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有力屏障，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顺利发展。新疆卡伦设立的进程反映了清政府统治新疆由浅入深的过程。这其中，新疆地区的卡伦显现了众多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这并不仅仅是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和设立时间的先后，更多的是其发展过程中展示的特性。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卡伦分布范围广，延伸到了新疆的各个角落，除去东部哈密等地的卡伦外，南北疆都设立有卡伦。清人讲：“我朝德威遐布，通道荒陬，如安西、哈密、巴尔库勒为甘凉门户，早经置亭设障，棋布星罗。洎乎荡平西域，全隶版图，地周二万余里，为之遍置军台，而于其岩疆要隘设卡伦，以资捍卫”，卡伦对安定新疆地区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伊犁地区周围卡伦密布，“环绕拱向，稽察维严，凡守攸分，不减皇华官堠焉”。因塔尔巴哈台为新疆西北紧要之区，“西控哈萨克，北扼俄罗斯”，乾隆帝也设立领队大臣一员专管卡伦事务。“协办领队大臣一员，专管察哈尔、索伦、锡伯、额鲁特四部落及南北卡伦”。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的任务是“专管南北卡伦、伊犁前来换防察哈尔、锡伯、索伦、额鲁特四营，春秋巡查南北卡伦二次”。塔尔巴哈台东北与科布多以额尔齐斯河为界，河西所设十三座卡伦，因受气候和给养供给等影响，冬季内撤百里至二三百里不等，至夏初复展设原处。其西南卡伦共八座，向不展撤，西北卡伦以外俱系哈萨克游牧地区。南疆的英吉沙尔、叶尔羌等地也设立有数量不等的卡伦。

二是卡伦种类繁多。南北疆地域辽阔，卡伦依其位置、职责等各有分工，不尽相同，既有边境卡伦，也有禁地卡伦和内地卡伦等。伊犁、塔尔巴哈台等边境卡伦外，库尔喀喇乌苏八座卡伦，“系绿营分拨弁兵稽查土尔扈特属下人，禁其私越并巡缉一切逃人，归领队大臣专辖”。乌鲁木齐十四座卡伦，由满营及绿营分派官兵稽查巡缉，归都统管辖。喀什噶尔周围设卡伦十八座，“外通布鲁特，西达霍罕、安集延诸部，系参赞大臣专辖”。叶尔羌七处卡伦“西南一带外通布鲁特，东北卡伦向为稽查逃人，系办事大臣专辖”。和阗十二座卡伦，“向为稽查采玉。又扎尔玛安设卡伦一座，路通阿克苏，为稽查逃人，系办事大臣专辖”。哈密十九座卡伦“专为稽查逃人，系办事大臣专辖”。乾隆六十年（1795年），因塔尔巴哈台达尔达木图等处，私采金砂严重，军机处议准增设卡伦，并令领队大臣届期前往搜查。为防止私采政府垄断的玉石，叶尔羌、和阗等地玉石场周围也遍设卡伦，如三珠卡伦、奇灵卡伦、铁列克卡伦等，这些卡伦满足了统治者生活需要，保证了统治集团的特权。

众多卡伦的建立有利于边疆地区形势的稳定。需要注意的是，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边境卡伦因地域宽广，与实际控制的边界线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边境卡伦的位置不甚固定，所谓“气候和暖则外展，寒则内迁，进退盈缩，或千里，或数百里不等”。“进退盈缩”形象地表明了卡伦根据季节变换而更改位置的事实。那种根据卡伦位置断定边境卡伦的作法存在着极大的逻辑错误，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清朝前期，新疆地区周边主要处理与哈萨克等游牧部落的关系，直接与俄国的接触还不甚多，事实上的边界线并不明显。伴随着俄国势力的扩张，双方在中国西北一带的接触才增多。鸦片战争后，通过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勘分西北界约记》等条约，双方才确定了边界，真正意义上的边境卡伦才突现。

三是卡伦建制齐全。卡伦归属伊犁将军下设的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领导和指挥，但在一个完整的卡伦机构中，卡伦侍卫直接负领导责任。各领队大臣下辖营务处“总办各营饬传官差、出派巡查事件”。各设卡伦奉行着严格的规章制度，“沿边卡伦严禁私行出入，如本管某营领队大臣，巡查所管卡伦由某卡至某卡”等等均须汇报，虽领队大臣亦不得擅出卡伦。“凡应出卡伦公干者，俱由营务处请示将军，传檄为凭。除照例贸易者外，如有外来夷众，卡伦侍卫立即具报营务处禀知将军定夺”。各卡伦侍卫下之军兵，按照名称、功绩、用途等分别为蓝翎、骁骑校、章京、笔帖式、委笔帖式、披甲等。这样一套严密的体系对于更好地履行将军的职责起到了关键作用，也显现了卡伦侍卫承上启下的作用。

新疆地区的卡伦侍卫最具特色，从人数、派遣、期限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较为严整的作法。卡伦侍卫多由京师派遣，并形成了三年一换的定例。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办事大臣阿桂奏定伊犁卡伦侍卫十五员，营务处酌留一二员，其余分拨至各营卡伦当差，由京头、二、三等侍卫及护军参领、副护军参领、委护军参领派来，三年更换。塔尔巴哈台地区“卡伦侍卫十二员俱由京派出，三年更换”，亦管理军台和营务处等事务。卡伦侍卫的增减视边境事务繁简而定。乾隆二十六年九月，新疆事务初定，办事人员严重不足，傅恒请求往伊犁增派侍卫十五员。乾隆二十九年，京师派往塔尔巴哈台坐卡侍卫二员，第二年又从伊犁拨来五名。三十三年时又添设三员。三十五年又由喀什噶尔派至塔尔巴哈台二员侍卫。当卡伦侍卫不敷委用时，直接由附近派往，这也是解决燃眉之急的办法。卡伦侍卫也有选取其他人充当者。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伊犁将军舒赫德奏请，于伊犁索伦、达斡尔内挑选九名空蓝翎代替侍卫应差，“给戴六品空蓝翎，轮驻卡伦。驻卡之人，按卡伦侍卫支给盐菜银、口粮；休班之人，仍食原钱粮”。嘉、道时期，国力疲敝，各种建制趋向衰落。因经费不足，侍卫人数不断被裁撤。道光八年（1828年）六月初五日，伊犁将军德英阿奏，裁撤卡伦侍卫，改派驻防官员接替，“所有伊犁卡伦侍卫十一员，塔尔巴哈台卡伦侍卫八员，著照所请，全行裁撤，俱改用本处驻防官员”。边防已走向了衰弱。

四是卡伦职能完善。乾隆时期，卡伦遍及整个北疆地区，其管理的事务范围日益扩大，在对外交往、监督贸易和游牧、管理边界民人、保证边境安全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因塔尔巴哈台与俄罗斯、哈萨克相近，出于防范的需要，参赞大臣阿桂请求自辉迈拉呼至都图岭，设卡二十一所，“酌派官员侍卫等带兵分驻”。 这是从军事性出发的最基本原则。渥巴锡率部返回祖国时，卡伦还成为接待他们的前哨。乾隆三十五年冬，土尔扈特部历尽艰辛，“阅半年余始抵卡伦，乞准令入觐，以伸积诚”。卡伦守边的职责充分体现出来了。

清代用以搜集边疆情报的途径很多，如驿站、军台、卡伦等，既保证了中央政令的畅通，也保证了各地信息的及时反馈。初始的卡伦就含有报告信息的功能，到后来，卡伦利用独特的位置，搜集、传递各种情报，为各种决策提供参考。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额卜克特希卡伦报称哈萨克人众前来，兆惠等即遣兵往探，原来是哈萨克人递送有关阿睦尔撒纳的消息。这是战时卡伦传递信息的功能体现。阿睦尔撒纳逃往俄国之后，乾隆帝传令各地卡伦，认真巡查，搜集有关信息。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阿睦尔撒纳在俄国溺死，侍卫顺德讷等“即派兵十名，侦探信息”，并抽调卡伦兵丁，寻觅阿睦尔撒纳尸首。一直到俄国将阿睦尔撒纳的尸骨送交还清政府前，卡伦就没有间断搜集有关的情报。土尔扈特部返回时也是卡伦首先将消息报告给了伊犁将军，然后安排了善后事宜。西北地区的卡伦有一部分负责传递军情，伊犁咨北路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公文，每年“九月初一日起，至次年三月底止，由乌鲁木齐古城设立卡伦，一路递送”，这可能与气候有关，同时卡伦处于国境的最前沿，具有别的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

监督游牧和贸易是卡伦的两大职责，这两点在新疆地区表现得很明显。伊犁周围所设察哈尔、索伦、锡伯、厄鲁特等卡伦，都负有监督哈萨克等族游牧的功能。哈萨克等部落长期游牧于天山南北，随着准噶尔势力的瓦解，未纳入清政府管辖范围的他们则继续越过清政府的实际控制线放牧，给清政府的边境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从正式统治西域开始，乾隆帝就非常注意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采取晓谕政策与武力驱逐结合的方针。乾隆二十六年二月，阿桂等领兵驱逐进入中方境内游牧之哈萨克人等，并晓示“嗣后惟谨守本境，不可逾越”。二十八年十月，伊犁将军明瑞等请求于塔尔巴哈台等地“可行岭道，择其要冲，酌情拓地，设置卡伦”，以有效阻止哈萨克越境游牧，

后来，哈萨克以交纳贡赋换取了在中方境内过冬。清政府每年则派委官员六名，带领士兵一百余名，前往巴差、金吉里克、海留图等处收取马租，每岁约收马四、五百匹至八、九百匹不等。哈萨克生活困难时，每岁仅收二百多匹。清政府采取的措施，是中国历代藩属政策的延续，同时与环境密不可分。当时，俄国势力的东扩迫使哈萨克等向东方移动，寻求栖息地，清政府的边境管理措施并未适应形势的发展，未能寻找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哈萨克等游牧成为困扰清朝前期的一大边境问题。“每年冬季塔尔巴哈台收移卡伦向内，俾哈萨克借处其地过冬”。允许哈萨克等游牧部落深入卡伦以内放牧，增大了边境管理的难度，容易诱发各类案件，制造各部落间的摩擦。嘉庆七年（1802年），哈萨克人切根等私入卡伦，偷窃马匹，被抓获。第二年，霍转等哈萨克人潜入卡伦哨口，偷窃马匹被获。这些案件皆由哈萨克游牧而起，对正常的边防管理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监督贸易也是卡伦在新疆地区主要的任务之一，清代西北贸易监督对象主要为国外到国内贸易者，如哈萨克、布鲁特及俄罗斯等。出于边境管理的需要，卡伦官兵监督贸易集中在贸易资格、人数、交易时间、地点、货物、价值、征收赋税、保护商人的安全等方面。每于夏秋之交，哈萨克贸易“抵境之时，卡伦侍卫查其人众、牲畜之数，先行具报，沿卡送至伊犁，满营预派官兵接至芦草沟，带至西门外之贸易亭。营务处呈禀，将军派委侍卫、协领暨驼马处等官监视贸易”。贸易完毕回去时，“仍派官兵护送出卡”。伊犁等地有贸易者，卡伦将士“当其贸易之日，昼夜巡查，禁止兵民不得私换，犯者重惩之”。作为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清政府的贸易对周边国家和部落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清政府也每每以贸易政策达到自己在对外交往中的目的。清政府对来华贸易者指定交易的地点、货物种类及价格等，对于私自违反者，则进行处罚。这体现了国家主权意识，也为卡伦监督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乾隆帝指示哈萨克人到伊犁等地贸易，“至卡座台站人等，私行交易，断宜严禁，有犯必惩”。嘉、道时期，清政府更利用贸易限制安集延等与中国的交往。道光九年（1829年），那彦成发挥卡伦的功能防备浩罕，对入卡贸易者，“如查有安集延影射货物，即行入官，将该商贩及携带之夷人从严究办，照例治罪。”“布鲁特只准入卡贩卖羊马，易换粮布。如有别项货物，即恐代人销售，务当详查确实，照例惩办，永不准入卡通市。”“嗣后无论他夷及布鲁特，总由坐卡官员禀报，分别派令官兵点明人数进卡，事毕押送出卡。”逗留卡内之外国人，押逐出卡。“凡遇布鲁特入卡贸易，均不准逾额易茶，并不准夹带杂茶，以杜接济之弊”。道光十年八月，清政府严禁茶斤出卡，对进卡贸易之人，“仍按定例，严密稽察，不准安集延私行逗留。倘有偷贩茶斤出卡者，照前定章程，按律治罪”。种种措施，提高了卡伦监督贸易的力度，维护了边境管理秩序，保证了一段时间社会的安定。

卡伦行使的各种职能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卡伦从军事性出发，转而变为监督贸易和游牧等管理职能，都有着特定的环境影响。有学者将卡伦等同于后世的海关，即因卡伦负有收取马租的功能。虽有相当道理，却趋于简单化。嘉庆十一年（1806年）五月二十四日，松筠等奏依伊犁之例，于塔尔巴哈台迤东卡伦，“每年八月即著本管卡伦领队大臣，前赴卡伦以外巡阅疆界，收取马租”。不过，卡伦是以军事性为主的防守机构，无论清军进发西域，还是守卫边疆、保持形势稳定，都体现了这一主要特性。乾隆十一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发布上谕，关怀西征将士们的生活，“际此严冬，卡伦瞭望、侦探、巡查，倍觉寒苦，朕心深为轸念，著每名赏给银三两为制办冬衣、御寒之具，该管大臣即于军营存贮内按名散给，务令均沾实惠”。他认为，卡伦的职责即为军事上的“瞭望、侦探、巡查”，这也正是卡伦最基本的职能，其他职能则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来。

三

新疆卡伦的设立在清代至少发挥了下列作用：其一，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卡伦在统一西域的过程中成为进军的前哨，这是其军事特性所致。乾隆元年四月，宁远大将军查郎阿等奏西北两路安设卡伦：“今既议照旧接续安设，则三十名兵数甚觉单弱，应于图尔库尔小堡内派官一员，驻兵一百名，即于此一百名兵内轮流摘派至巴罕纳木接续放卡，按期与北路之奈曼明安会筹，以通信息，昼夜瞭望，以期严密”，可见，卡伦初期具备的通报信息、协助大部队作战的特性仍延续着。后来，卡伦在监督游牧和贸易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多民族国家的顺利发展。其二，卡伦成为维护边境地区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之一。卡伦职能的展开正体现了这一特点。当社会秩序动荡时，卡伦成为保持稳定的主要力量。松筠认为新疆卡伦负有“慎固封守”和 “掌固司险”，确实道出了新疆卡伦的作用。乾隆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嘉、道与张格尔分裂势力斗争，都体现了卡伦的这一职能。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乾隆帝传谕清军，于塔尔巴哈台等处，堵截欲逃入俄罗斯之巴图尔乌巴什等人，“察看贼人来路，安设卡伦，勤加瞭望，如有逃贼，即行剿灭，不可致令偷越”。嘉庆二十五年十月，三百名乌什官兵到喀什噶尔增援，分派至图舒克塔什、伊斯里克、喀浪圭、乌帕拉特等四处卡伦，严加防范张格尔叛军。道光元年正月，乌鲁木齐一百六十一名满洲兵，“添驻卡伦防守”，锡伯、索伦兵二百名并回兵五十名，“分班在各卡伦往来巡查”。卡伦在逢遇战事时，其军事职能就充分发挥出来，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力量。其三，卡伦的设立促进了新疆地区的民族融合和开发。出于戍守边疆的需要，清政府调动了察哈尔、索伦、锡伯、厄鲁特等各支力量至新疆，带来了不同的习俗，这本身即为民族迁徙、融合的过程。这些民族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保卫边疆、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不过，在新疆卡伦的发展过程中，也需要注意以下问题：其一，卡伦的设立某种程度限制了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清政府以保持边疆稳定作为最大的任务，其他都要服从于这一主题。新疆东部的卡伦后来主要用于检查过往的行商，道光九年八月，前任哈密办事大臣恩铭等奏：“查明哈密所属各卡，现在并无向过往商民勒索贿纵情弊”。哈密各卡不但在平定西域的过程中是推进的基地，而且一直是东西方联系的通道，商民出嘉峪关贸易时，需要接受检查。因而守卡官兵收受贿赂，中饱私囊。其他如采石厂、玉厂周围的卡伦则束缚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官员的腐化。椿园所言“私玉之禁甚严，台卡例应稽查。然而奸回私采，奸商私带，涉险作巧，又有不能尽除其弊者”正是当时环境中的产物。其二，卡伦在执行职能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妨碍了其功能的正常发挥。卡伦官兵监督游牧与贸易，有时流于形式，其功能几致丧失。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哈萨克八十余人，前来洪郭尔鄂博一带贸易。守卡委员“令都司陈圣谟等，作为商人，以缎布交易毕，于二十九日遣回”，监督贸易的倒成为实施者。道光九年三月初五日，那彦成整顿卡伦，责成各守卡弁兵认真巡察，严密稽查入卡贸易之人，如查有私买私卖情事，即加严惩。同年十月，容安奏严禁潜通外夷，私贩大黄、茶叶，卡伦官兵“毋许勒索留难，违者准商民等控告惩办，加等治罪”。他们整顿的对象事实上是卡伦的弊端。其三，最为后代学者所议者是卡伦的守边职责未能充分体现。针对哈萨克等民族游牧对边境的冲击，卡伦并未很好地履行守卫的职责，往往是收取租税后即放任其任意流动，这种状态既增大了政府管理边境的难度，又造成了以皇帝为首的许多人对边界线的模糊认识，为以后沙俄侵占中国领土奠下了口实。嘉、道时期，因为添撤、移设卡伦，位置不固定，很多人甚至将卡伦线作为边界线，将卡伦以外的领土视为域外。道光帝多次下谕旨，要严守藩篱，不准清军出卡追击张格尔叛军，就是对卡伦模糊认识的具体表现。道光九年二月，那彦成派兵于赴喀什噶尔卡外地方搜捕张格尔部属，遭致道光帝训斥：“那彦成有意邀功，屡次赴卡外刻意揢求，殊大员委任之意。”“至于卡外各犯，既已畏罪远窜，总当置之不问，断不可意存招致，妄生边衅”，完全忽略设置卡伦的本意。另外，边境地区气候恶劣，卡伦的移设即为经常之事。清政府原有的巡边制度到了一部分大臣的掌握之下就变成了巡视卡伦，自动放弃了对卡伦外之地的管辖权。民国学者剖析到：中俄双方以常驻卡伦为界，“盖（俄人）习见我国以卡伦为界之原因。乾隆以来准其（指哈萨克）依卡度令夏令，展卡则驱之卡外，不复闻问。嘉庆十六年伊犁将军委员出哈达苏卡数十里谕解俄人，奉旨申饬，谓为界外生事，于是以卡外为界外，益不敢闻问。我既视之不甚爱惜，彼故据之，以肆要求”。这些后果虽然由执行人员敷衍塞责造成，但是，最高统治者的错误认识和管理制度是最大的肇端。

新疆卡伦的设立在清代前期对于沟通边地与内地的联系，增进各民族的交往，促进边疆地区的开发起到了桥梁作用，维护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推动了了解外国（主要是俄国）情形。虽然其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那并非尽为卡伦制度本身造成的，也包含着人为的因素。认识其中的失误，吸取经验教训，才是正确的态度。

【注】文章原载于《新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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