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石奕龙 孟令国 | 林惠祥先生的有段石锛研究及其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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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奕龙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中国东南民族史、民俗学、历史人类学、应用人类学、汉人社会民间文化等。

孟令国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生。

摘要：通过对林惠祥有段石锛研究的经历爬梳，可以看到，林惠祥通过对有段石锛的研究所建构出来的中国东南部、南部与中南半岛的古民族——古越族及其先民及马来人的先民都是包括台湾少数民族在内的现南岛语族诸民族的祖先。

关键词：林惠祥  有段石锛研究  南岛语系诸民族  台湾少数民族

张光直将闽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金门富国墩类型、台湾的大坌坑文化与龙山时代的福建昙石山、广东石峡文化割裂开来，将前者视为南岛语族先民之文化，后者则看成北方龙山文化形成期的文化波动形成的所谓“汉藏语族”文化的先民。这与中国南部、东南部考古资料所反映出来的事实并不吻合。实际上，这些地区甚或中南半岛的古文化都是南岛语族的先民之文化。而这一事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林惠祥就已通过对有段石锛的研究建构出来了。

一

林惠祥先生初识有段石锛是在台湾。1929年林惠祥的父亲“殁于台湾”，他“告假奔丧”“领中国护照”，化名林石仁，假托为商人，和诸弟往台湾办理父亲的丧事，事后“即实行前对蔡院长之提议，欲乘机入番地，研究番族，搜集其风俗习惯之标本”，同时也采集石器时代的遗物，以便研究番族的由来。他说：“台湾之有石器时代遗物，余久已闻之，抵台后即注意于此。台北市西北方之观音山系产石之地，余曾数赴其处探寻，只得二块。”“又一日余经市南古亭庄，见工人方开挖一小丘，急探视其所倾之土，捡得一块。”“圆山为市北一小山，原系石器时代番族之住地。其后番族或因死亡，或因转徙，竟致绝迹，至今唯有台湾人之村落在其山麓而已。其地为石器时代遗址，系日本学者所发现。”“余初往探寻数次无所获，其后台湾适有台风，继以暴雨，连续数日，到8月12日雨霁，余急携小锄赴圆山。盖大雨之后为寻挖石器之良机，因雨后泥土被水冲洗以去，其下之石器易于发露，且土松亦较易挖也。”“抵圆山，寻挖颇久，无所得，最后方见有一断层，土中夹杂贝壳甚多，即用锄及小刀试挖，不久果获一块。方挖时，邻近之儿童及少年来观，即告以挖获者可卖我，彼等遂以所挖得者归我，是日所得达二十余块。将归时，余告彼等可继续寻挖售我。是后余常往收集其已挖得者，并再从事寻挖，越经十日渐无所得。综计所获达五六十块，其中破块固多，完美者亦不鲜。余从番地归台北，犹常往探寻及收集，复得四十余块。”共采集到石器104件、陶片32片等。后来，他1935年再次去台湾调查时，又到圆山遗址采集，又获得石器78件、陶片3片。后面这些器物藏于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除去与各博物馆交换的之外，还剩下63件石器保存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中。

林惠祥对1929年采集的这些石器做了研究与分类，其中“石锛，整者二十四，破者十三。形如凿而短阔，锋口一面斜削，一面垂直（英文名为Adze）。其用为手握以割物、剥兽皮、刳木（先将所欲刳之部分烧焦，然后以此刳去其炭）等。所得石器中此一种最多，大小不一，大者达三四吋，小者只一吋之四分三，石质皆坚硬。有具背棱及无背棱之二种，前一种背上有突起之横棱，似为便于工作时支指之用。”

换言之，1929年林惠祥到台湾调查台湾少数民族的文化时，听说日本人在台北圆山发现新石器时代一事，就跑去调查与发掘，并在其他地方也注意采集，共采集了104件石器和陶片32片，其中就有石锛37件，这里面有一些为“有段石锛”，即当时他在文中所写的“有背棱的石锛”。同时，他认为石锛的功能是“割物、剥兽皮、刳木”。

在当时，因没有大陆的考古与民族资料对比，故林惠祥认为“番族属马来种即棕色人种。其体质、言语、风俗与南洋群岛马来人多有相同之点，而番人之传说中亦有南来之语，可以证明之。日本学者多主此说，而由余个人之见闻亦确信其无误”。故当时他认为，“台湾番族自石器时代由南洋移入”。但这种观点，随着他后来的考古工作的展开而逐渐发生变化。

1930年冬，因厦门蜂巢山与南普陀山西坡之间开马路以通市区，林惠祥常去探看，后果在那里发现一块长“5.5厘米，阔3.2厘米，厚1.0厘米，质是泥板岩”的石锛，1931年又在南普陀山东面东边社斜坡上发现一件“长7.6厘米，阔4.1厘米，厚1.7厘米”的泥板岩石锛。由此，他知道了并非只有台湾和东南亚、大洋洲有石锛。

1937年，厦大历史系毕业生梁惠溥写信告诉林惠祥，说武平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6月8日，林惠祥和学生雷泽光从厦门动身走海路到汕头，再乘车经揭阳、潮阳、丰顺、梅县、蕉岭到武平进行调查与发掘工作。11日到18日，林惠祥等在武平中学对面的小径背山、粉寮下山、岩子门口山、画眉山、甘露亭对面山、大洋坪山、狮形崠、风口崠山、城西小山等地调查采集，并在小径背山上做了发掘工作，结果获得石器84件，陶片949片，其中85片陶片修复为4件完整器。在石器中，20件为石锛，其中“第一号，有段石锛大号者2件”：“一件细长者长13.8，阔3.7，厚2.5厘米。”，“一件长略减（物在梁处）”，“其一面平，另一面有一横脊，分全器为二段，前段较厚。其脊的用处在乎可以扎绳系于有曲叉的木枝，成为锄状。其绳为横脊所阻，不易脱落，第一件在天马山，第二件在小径背发现”；“第二号，有段石锛小号1件，长3.5阔2.6厚0.9。质属片岩，色风化成灰，硬度中。形与大者相同，但较短小，近方形。天马山发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林惠祥避难香港，1938年1月从香港赴新加坡参加远东史前学家第三届大会，当时于1937年撰写的英文论文《福建武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称该遗址发现有“石锛1－18号”，并没有将石锛分为两类，只是提出1号石锛“背部有一突起的背棱”。1956年底，他用中文重新做注修订发表该文时，才将石锛明确分成常型和有段石锛两类，并做了详细的描述，如“第一号，有段石锛大号者2件”“石器第一号有段石锛”等。

此外，通过比较石器、陶器等，他认为，“武平的石器时代最迟亦应终于春秋时，即2500年前”，“石器时代的武平住民绝非华夏族而系越族”，“有段石锛台湾、香港、南洋、太平洋群岛都有，而武平发现者最与香港、台湾之物相似，甚或可谓之相同。杭州良渚也有有段石锛，状似略异。古荡石器第四号也是有段石锛，但也略有异”。故他认为，“这类石锛在华北尚未发现，或即因这物原为亚洲东南海洋地带的产物”。因此在中国东南地区与南部地区，“由浙江北部以至武平，中经浙南闽北必皆有石器遗迹，虽未发现然可预推，至于南向则广东的香港也曾发现石器时代遗物，印度支那也有石器遗址，而据上文的比较，武平陶器的曲尺文也见于马来半岛的陶器，有段石锛多见于台湾、南洋各地，而武平亦有，由此可见武平的石器时代文化与台湾、香港、南洋群岛颇有关系。其间的广东大陆应有石器时代，而与武平毗连的潮梅一带似更当有武平式的新石器文化”。这些推论在后来的考古工作中多有应证。

1938年他在香港暂时避难时也曾在香港北部大潭地方采集到一磨制石斧，并在南丫岛考古学家芬氏（D．J．Finn）发掘过的贝冢遗址上采集到10多片陶片。

1941年当他在南洋避难时，听说马来亚北部吉打州有石器时代遗址。他也于3月自费跑去探访，先后探访了吉打华玲山东面的瓜德卜遗址、华玲山南麓的洞穴、西麓的都卜列第洞穴、蒙谷村和威士利省的瓜刻巴贝冢，采集了当地的石器与陶片等，其中就有不少是常型石锛和有段石锛。

1948年厦门大学历史系师生数人到泉州考古，在南安溪墘山一带，林惠祥采集到一块有段石锛。1951年暑假林惠祥去龙岩休假，在龙岩县城西南部的登高山、天马山和城东的麒麟山等处都发现有石器时代遗址，采集了不少石器与陶片，其中不乏有新石器的常型石锛与有段石锛，同时也有几块林惠祥先生疑似旧石器。该年冬天林惠祥在惠安县第二区参加土改工作时也曾在瑞东乡路乾村、狮山乡庄林柄村等处采集到一些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与陶片，其中也有石锛。

1954年4月，林惠祥参与福州闽江边（闽侯县七区甘蔗恒心联乡）的昙石山遗址的发掘，华东文物工作队派尹焕章、宋伯胤来发掘，林惠祥参与了该项工作，但没参与探方发掘，只被要求担任巡行查看昙石山遗址全部及其周围地方，而且在地面上采集到的资料可带回人类博物馆研究与陈列。所以，他在昙石山周边巡视了洽浦山、白头山、连鱼山、山前山等7座山头，采集石器20件、陶器3件、陶片290片，带回厦门大学做研究。

在考察报告中，他认为“台湾的有段石锛与（闽侯县）石器第一号很相像”。这种有段石锛在华北以及欧美非洲都没有，以前只有菲律宾、台湾、太平洋中很多岛屿发现，中国大陆未有。作者于1929

年曾由台湾台北的圆山贝冢采得十余件，又于1937年在福建武平县也得到2件，1948年在福建南安也发现1件，1953年在福州横屿乡也采得1件，这次又得3件。此外，别人所发现的有广东海丰、香港南丫岛、浙江良渚镇诸处。由此可见这种特殊型式的石器是中国东南部史前文化特征之一。而且他这次还首次发现了有段石锛的原始型，如“第二号，原始型有段石锛1件，在恒心乡近昙石山下人家屋旁发现。将近完整，刃口微缺。长9.5厘米，阔4.2厘米，厚2.8厘米。青黑色，质硬，上有分层细纹，属于流云状黑曜岩。长方而扁，但厚度占阔度的一半以上，可算是很厚。斜刃故属锛类，背部（即刃所偏的一面）不甚平，有稍为隆起之处，又有一处似有意敲成为凹处。这隆起处和凹处似作装柄扎绳之用。这种锛如装柄便是有段石锛。这一件应是由常型石锛将要变成有段石锛的过渡型，也即是有段石锛的原始型。有段石锛在台湾、菲律宾以至于太平洋中的海岛都有，但其源头究竟在何处尚未有定论。作者曾推测其发生于中国东南部。这种原始型的有段石锛很可以证明这说”。换言之，林惠祥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出“原始型有段石锛”的概念，并开始提出，在台湾、东南亚、大洋洲流行的有段石锛的起源地是在中国大陆东南地区的论点。

在1955年第4期的《厦门大学学报》上，林惠祥写了《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一文，对1935年在台湾采集的石器与陶片进行研究。由于这时有了比较多的大陆的材料进行比较，所以他首次将有段石锛的英文名称定名为steppedadze，即“有阶段的石锛”。并认为，“台湾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虽有一点地方特征，但从大体上看，却是属于东南亚一带的系统，这个范围包括大陆东南沿海及台湾、南洋”。他也发现台湾“圆山的有段石锛也不是全属一种形态，按其发展的阶段，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原始型，背上二段分界不很明显，只不过在背上近中部稍隆起，如第6号便是这样；第二种是成熟型，前部隆起更多，界线分明，如第2、3、4号便是这样；第三种是最高型，界线很深，甚至成为一沟，前后段厚薄分明，如第5、7、8号都是”。通过分析研究，他认为：“由此可见，台湾的有段石锛在发展的步骤上看，是中间型的。这一点很重要的，因为这便意味着在传播的路径上台湾是处于中途。”但为什么是中途呢?“是因为台湾是孤岛，其人类一定是由其他地方移入的，而不是在本地自己从猿变成人的。”通过比较各地的材料及其它们的年代关系，他认为，“有段石锛应是发生于大陆东南区，然后传于台湾以及菲律宾，最后传到太平洋各岛。经过的时间是自2000余年前起，到数百年前止。”此外，他也认为台北圆山遗址发现的有肩石斧也可以分成原始型、钝角肩型、直角肩型三种形态，也代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也“应当是由大陆东南部传于台湾、南洋，理由同有段石锛一样”。根据这些，他认为，“台湾新石器时代人类应是由大陆东南部漂去的”，由于台湾对岸大陆东南部古时的土著是越族，所以，台湾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就应该是古越族的一支了。同时，他也认为：“台湾的新石器时代，既然有人由西方对岸漂来，台湾南端接近菲律宾，也不能说没有互相漂流来往的人。台湾石器时代的文化也不应全是由大陆对岸传过来的，而应当有些是从南洋传过去的。所以台湾石器时代的人类应当还有从南洋去的人，而当时的台湾居民也应有多种而不止一种。”而这种从南洋往北迁徙台湾的标志，在林先生看来，即为一些“打制石器”。

1955年12月在长汀县河田镇的考察中，他也采集到大量（常型）石锛（357件，其中完整的106件）与有段石锛（83件，其中完整的58件）。在《厦门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上发表的《福建长汀县河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报告中，他再次把有段石锛分类为：原始型、成熟型、高级型三种。其曰：“第一型式，原始型：背面只是圆凸，还未显然分为二个斜面，界线还不明显。但形态已经很像有段，不像常型的了。属于这一种的数量很少，只有6件。”“第二型式，成熟型：背面已分为二个斜面，中间的界线隆起成横脊，从侧面看来成为人字形，又像双倒水的屋顶形。这一种最多，达74件。”“第三型式，高级型：背面二个斜面更明，近刃的一个斜面较高。另一个斜面则较低，成为二个阶段，至此乃成为曲型的有段石锛，而且在二斜面之间常有再加一道横沟的，更显得界限分明。”通过比较研究，他认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东南区应作为一个系统，其名称应为中国东南区文化，其特征是印纹陶（不应称为印纹硬陶）和有段石锛”。1956年7月在永春的考古考察中，也采集有石锛与有段石锛。并在南安发现有贝冢。

1958年在《考古学报》第3期上发表的《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则是对有段石锛的综合性研究。在文中，通过比较研究，首先他强调，“有段石锛是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的重要特征”，而另一个重要的特征物则是印纹陶。其次，他强调说这种“有脊石锛或steppedadze即有段石锛”。其三，他认为，大洋洲的波利尼西亚诸岛、菲律宾、苏拉威西、北婆罗洲、台湾、香港、浙江杭州、吴兴、余姚等地、福建的许多地方，如武平、长汀、光泽、

福州、莆田、永春等地、江西、江苏、安徽、华北、广东海丰等地分布着的有段石锛为一个系统的，其形成是因传播而导致的，而非各地独立发明。其四，有段石锛可以分为三期，即初级（原始型）、中级（成熟型）和高级型。这是有段石锛的“发展步骤三阶段”。由于有段石锛的发展、变化是有阶段的，初级阶段多的地方应是比高级阶段多的地方为早。因此，“大体言之，大陆上的型式是以初级、中级阶段的为多，菲律宾、太平洋的以高级的为多，故应是大陆发生然后传于海岛”。也就是说，有段石锛产生于中国东南区，经台湾传播至菲律宾以及太平洋诸岛。“有段石锛应是在闽、粤、赣发生，发展到有高级阶段然后向北方及海外发展。”此外，他也提到“印度支那是有肩石斧发生的地方”。其五，从持有文化的民族角度来看，他认为，“有段石锛散布的地方如菲律宾和台湾土著都是马来族，太平洋诸岛的土人也由马来族混合而成。马来族原是由蒙古利亚种海洋系迁到南洋而变成。在中国东南区闽、粤、赣、浙的古居民是百越族，这一族据作者研究或即是蒙古利亚种海洋系留居在中国东南区者。这样看来，制造和使用有段石锛的各民族，在种族上也应是互有关系的民族”。第一次将大陆的百越民族与南岛语族的民族联系起来。换言之，根据有段石锛和其他因素的比较研究，林惠祥认为目前的南岛语族是在中国大陆东南部、南部与中南半岛等地形成的，以后再逐步的通过台湾、菲律宾迁到大洋洲诸岛，西南则从中南半岛往印尼等地迁徙出去。实际上中国东南部、南部、中南半岛是南岛语族诸民族的发源地。

二

林惠祥在20世纪50年代主要根据考古资料的实际构拟出来的现南岛语族的民族起源与迁徙路线的理论，对现今的包括台湾少数民族在内的南岛语族诸民族的来源、迁徙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准确性与现实意义。现代的一些考古与基因学研究也很好地证实了他的观点。

2011年，台湾史语所的陈仲玉在距大陆最远30公里的马祖北竿乡亮岛上发掘了岛尾Ⅰ遗址、岛尾Ⅱ遗址、百胜港遗址，出土了距今约8000多年前的石器、骨器、陶片等文化遗物与“亮岛人”遗骸，表明这几个遗址是福建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史前贝冢遗址。

2012年10月，陈仲玉将“亮岛人”遗骸送到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演化研究所人类演化组萃取DNA资料，从事DNA的测量，其结论是：

1. “亮岛人”古粒线体DNA萃取成功。单倍体（haplogroup）以Phylotreev．15分析为E至E1，但判定为E单倍体。全长16569个碱基对全部完整。

2．E单倍体主要分布在台湾原住民、菲律宾、印尼等地，目前在中国大陆、中南半岛皆未见。

3.由遗传系谱分析E单倍体发生树，经与台湾原住民及菲律宾、印尼有完整粒腺体基因组（全长16569碱基）比较，显示亮岛人与台湾原住民单倍型（haplotype）变异点距离最近的只有4点，且具有E单倍群之根系谱，如Ela、Ela1，与印尼或菲律宾距离至少5点以上。

4.亮岛或福建沿海地理位置距离台湾最近，可顺洋流及海风进入台湾，综合以上结果，福建沿海明显为已知南岛族母系起源地。

5.本检测结果提供证据，厘清原南岛族之起源，且可上推至8000年前，并与南岛语族分化前的母系血缘共祖。至于如何迁移及扩散，并分化成多元化南岛语族，则有待另外之研究。

亮岛人与台湾少数民族单倍型变异点距离最近的只有4点，与印尼或菲律宾距离至少5点这一基因学的研究结论表明，林惠祥根据考古资料的研究做出的大部分新石器时代先民从中国东南部迁徙台湾，然后再迁徙菲律宾和大洋洲的推论是准确的，也表明林惠祥关于中国大陆南部、东南部和中南半岛为现今南岛语族诸民族的先民（林惠祥称之为蒙古人种海洋系或马来人）的起源地的假设也是准确的。

当然，有些与有段石锛相关的细节也需要修正。

如他认为有段石锛是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与现在所谓的南岛语族诸民族新石器先民的文化特征之一的说法，应给予修正。因为，实际上，常型石锛出现得比有段石锛早，而且也主要在中国东南部、南部以及中南半岛的新石器早期遗址中出现。如距今8000多年前的亮岛岛尾Ⅰ遗址中就出土有常型石锛的残块。这表明常型石锛也应该是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乃至现南岛语族诸民族先民的新石器文化的特征之一，而且这些常型石锛的出现也比有段石锛要早，它们在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就已粉墨登场。

亮岛遗址的遗物的年代相当于福建平潭岛壳丘头文化的早期，属于福建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壳丘头遗址相当于距今6500－5500年的壳丘头文化层（新石器时代中期）中也出土有常型石锛。壳丘头文化之后的闽侯县昙石山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的文化层（新石器时代晚期）中，也出土有石锛，甚至出土有段石锛。如：“锛，出土319件，为石器中出土数量最多，约占出土石器总数的五分之三。”距今6000－5000年的福建金门富国墩遗址的文化层（新石器时代中期）中也出土有常型石锛。距今5000－4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广东东部揭阳油麻山遗址、新岭遗址、潮阳粪箕坑遗址、兴宁扇子寨遗址都出土有常型石锛和有段石锛。还有，2009－2011年福建省考古队发掘的福建漳平市象湖镇灶头村东北4公里的奇和洞遗址，其文化分为三期，第一期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17000－15000年，其遗迹、遗物为旧石器时代文化。第二期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13000－10000年，为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的年代；第三期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10000－7000年，其遗迹、遗存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在第二期文化层中，已出土有陶片、石锛等遗物。第三期文化还可以分为两期，早段的年代相当于距今10000－9000年，晚段的年代约等于距今9000－7000年。早段的文化层中打制石器还比较多，但磨制石器也有一些，其中也有石锛出土。晚段的文化层中的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其中石锛的比例较多。

据台湾史语所刘益昌的分类，台湾的史前时代文化的大体架构为：

1．旧石器时代晚期———长滨文化、网形文化。

2．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7000－5000年）———大坌坑文化。

3．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5000－4000年）———圆山文化（距今4500－4000年）、老崩山系统文化、牛骂头文化、牛稠子文化、东海岸绳纹文化。

4．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000－2000年）———芝山岩文化、圆山文化晚期（距今4000－2000年）、植物园文化、土地公山系统文化、营埔文化、大湖文化、风鼻头文化、卑南文化、大坑文化、麒麟文化。

5．金属器时代（距今2000－400年）———十三行文化（旧社系统、番社后系统）、番仔园文化、大邱园文化、茑松文化、北叶文化、龟山文化、静浦文化。大坌坑文化是台湾新石器时代最早的一层文化，在台北县八里乡大坌坑遗址下层、台北市芝山岩遗址下层、圆山遗址下层、都发现这个文化的堆积在遗址的下层，而在宜兰苏澳镇、台南等地也有分布。该文化的史前数量不多，种类也少，计有打制石斧、磨制石斧、石锛、网坠、石镞、有槽石棒等，有的遗址中也出现有肩石斧，如台南南科园区南关里、南关里东遗址（距今5000—4200年）不仅发现有常型石锛，也发现有有肩石斧。

圆山文化是继大坌坑文化之后，兴起于台北盆地北侧的地方性文化。主要遗址包括台北市圆山遗址上文化层、芝山岩遗址上文化层、关渡遗址下文化层、八里乡大坌坑遗址上文化层、五股乡慈法宫遗址上文化层，中和市尖山遗址等，大致分布在淡水河两岸及新店溪下游的河岸台地上。该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其年代可能从距今4500年左右开始，而在距今2000年左右消失。大概其中还分距今4500－4000年的圆山文化，和距今4000—3000年的晚期圆山文化，在该文化的文化层中，“石器类型很多，包括各种磨制的大型铲形器、锄形器、斧形器、锛形器，中小型锛形器、凿形器、斧形器、锄形器、石槌、网坠、凹石、砥石、石镞等日常生活使用的农、渔、猎具及工具，其中以有肩石斧、有段石锛、有角大铲、平凸面大锄、匙形大锄等最具特色”。所以该遗址中不仅出土常型石锛、有肩石斧，也出现了有段石锛。而在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牛稠子文化的台南南科园区的右先方遗址中，也有不少“锛凿形器”（石锛）。

植物园文化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文化，分布在台北盆地南部、大汉溪西岸地区，主要遗址有台北市植物园遗址、树林镇狗蹄山遗址、潭底遗址、新庄市营盘口遗址等，年代距今为3000—2000年，其“石器种类繁多，主要有匙形大锄、匙形石斧、磨锤制大型石斧、打制大型石斧、打制石锄、石片器、石锛、有段石锛、石凿、石镞、网坠等”“植物园文化可能从圆山文化逐步演化而来，也可能是从闽南、粤东沿海一带移民，目前尚无定论，不过和大陆东南沿海的几何印纹陶文化相关似可肯定”。

总之，不论是大陆东南部、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还是台湾的新石器文化中，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就出现有常型石锛，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各地才出现有段石锛。这种现象表明石锛与有段石锛同样都是这些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标识器物，而且常型石锛年代更早些，延续的时间也更长一些。

另外，这一修正也提醒我们，要想弄清楚包括台湾少数民族在内的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我们不能只盯着新石器时代中期才出现的有段石锛，而应该更加注重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如类似马祖亮岛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福建漳平奇和洞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甚或要多关注这一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以及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当然，也需要学界更加注重大陆与台湾甚或国外的同时代遗址、遗迹、遗物的比较工作。

还有一个需要修正的问题是石锛、有段石锛的用法问题。过去多认为是做手工工具用的，如林惠祥在1929年时认为，石锛“形如凿而短阔，锋口一面斜削，一面垂直（英文名为Adze）。其用为手握以割物、剥兽皮、刳木（先将所欲刳之部分烧焦，然后以此刳去其炭）”。在1958年写的总结有段石锛研究的文章中，他仍认为，在波利尼西亚“土人的制造小艇和雕刻木器都是用有段石锛”，“这种有段石锛装起柄来，形状有点像石锄，因此也有人疑是农具，其实有段石锛都不很大，且刃部是偏刃的不很薄，用以锄地无甚效力，不及用于手工艺上，故有段石锛应是手工工具而不是农具”。也就是说，林惠祥在他的研究经历中一直强调石锛、有段石锛是作为手工工具的观点。

但从林惠祥之后的几十年的考古资料揭示情况看，石锛或有段石锛还是可以用作农具的。例如中国南部、东南部地区山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都发现有石锛与有段石锛，而且数量不少。但是该地则没有可行船的河流，更不在海边，也就是该地没有制作独木舟的需求，而且木制器具也不用经常制作，因为那时还没有将这些器物作为商品出售的现象。

另外，在新石器时代，石制工具也不易制作，故也不会太专门化，所以在这种地方石锛类的工具并不会发明来专用于从事手工艺的制作，而可能会多用来作为手锄使用。实际上，就目前所知的考古资料中，在出土有石锛、有段石锛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不少都发现有稻谷或其他谷物的遗存与遗迹，如台湾台南南科园区南关里与南关里东遗址出土有石锛、有肩石斧，同时也出土稻谷与小米，南关里遗址“碳化稻米数量少，但南关里东所出土的种子种类极为丰富，以小米为主，将近2万颗，大多从灰坑、贝冢的土壤中筛洗、漂选出来。南科园区内大坌坑文化遗址是目前为台湾发现最早可能有人工栽培稻米与小米记录的地点”，“南关里与南关里东遗址所发现的碳化稻米与小米显示台湾史前居民可能在5000年前便已懂得人工栽培稻米和小米”。台湾台南南科园区属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牛稠子文化的右先方遗址也类似，该地出土有石锛，也“获得相当大量之碳化植物种子遗留，可辨识出可能为人工栽培的种属，包括：稻米、小米、豆类等”。台湾新石器晚期属于大湖文化的南科园区三抱竹遗址中，同时也是既出土有石锛，同时也出土有稻米遗留。这表明，有不少出土有石锛的遗址都出土有稻谷或小米等遗物，这也表明新石器时代的人已普遍懂得农耕，因此，石锛、有段石锛很可能更多是用在农耕方面，它们也是农具之一，而不是纯而又纯的手工工具。

写到这里，还有一点我们也应该特别关注一下，即我们似也可以通过稻谷与小米的传播来探究台湾少数民族古文化与大陆的关系。这是因为稻谷与小米都是在中国大陆上起源的，只是一南一北。稻谷驯化于长江以南，现知道至少已有12000年，在湖南、江西都有早期的遗址。小米则驯化于华北地区。它们如何传播入台湾现还没有很好的研究，特别是现台湾少数民族习惯上种植的是小米，认为是他们的传统作物，它们如何从中国北方的发源地传播到台湾，好像还没有人去关注过，这种现象应该亟待改变。

【注】文章原载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3 期。

责编：李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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