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切口与大问题”：背后的故事（四）

如何“以小见大”？

如何在“小社区”里切到“大问题”？

吴晓林

一、如何找到选题？——做自己擅长的

前面几位学者的回顾想必大家也已经看到了。“小切口与大问题”的专栏始于2018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的一次会议的“餐桌议题”。我本来以为，餐桌上的几个年轻人和《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的老师仅是“客套客套”而已，不成想，来了真的。

2018年，我正处于调动工作的“煎熬”之中——并非是犹豫不决，而是在中国大学，调动工作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当年暑期，我带着妻女到合肥休假、散心。冷不丁接一电话，电话的那头，仍然是熟悉的、有蛊惑力的声音，“晓林，咱们一起做点事儿”。

我对做点事向来是不含糊的，也愿意做点事。更何况是学界“宋晓峰”——能够现场做诗的志明教授来电。志明教授的原意，是大家一起组织一批年轻学者，从小切口着手，来讨论大问题。就是那一次的餐桌议题要付诸行动了。我欣然应约。

彼时，我按照有关部门的意见，耐心又耐心地完成了《社区里的中国——两岸城市社区治理比较》书稿的两轮修改，基本上处于“寻找自身理论定位”的焦灼期。我常常想，做了快十年的社区治理方面的研究，我到底贡献了什么样的理论，再退一步，我能贡献什么样的知识？做学者的，总不能老是写、写、写，还是要寻找一点理论定位。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儿，想不想做是另一回事。

我的师弟、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翔副教授曾经跟我聊天，讲到：师兄，我发觉，到了瓶颈期。我回答：我也是啊。我也苦恼，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现在发文章对我们而言，真的不是很难的事，但是，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

我想，写文章与做研究是两个不同的层次。严格来讲，学者做的是后面一件事儿。

所以，趁着“小切口与大问题”的契机，我该对十年来的社区治理研究有个总结了。必须有个交代了。

我对“小切口与大问题”的理解是，小切口是实践的，大问题是理论的。就是，我们触碰的当下的小的问题，一定是在方法论层面透视大的理论。大开大合往往缺乏抓手，小处着眼透视大问题，应该不会超出能力。

而我，对于其它议题虽然也有所关注，但是绝不会如对社区的关注那么持久和深入。我也不太可能为了一篇文章的发表机会，就另起炉灶。过去这么多年，掌握了那么多社区治理的素材，不就等着下锅吗？社区于切口，已经够小了。那就做吧。

二、如何“切到大问题”？——自我否定的升华过程

那么，我的这个“社区治理研究”该往哪里切？怎么切？我陷入了沉思。

一般而言，社区治理的研究是一个“应用研究”，很难切入到大的理论。学界已经惯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已经老的不能再老了。“合作治理”、“协同治理”、“网络治理”等等看似理论，实际上多是花样更新，本质上仍然是国家社会关系的要素组合。我是断然不能用的，用了，也很难有所创新。

继而，我的目的是凸显社区治理问题的重要性吗？我在那部期盼已久的还未出版的著作里已经有所判断，社区治理关乎的是制度的完善、公共领域和积极公民的塑造，甚或是国家治理的撬动点，这个够重要吧？！如果我的行文仅仅止步于此，换来的无非是告诉大家——大家注意了，社区治理研究很重要，社区治理是个大问题！要明白，每个人都会说自己的研究很重要，而且干得越久，越容易产生本位主义。我总不能撩起嗓门大喊：来呀，大家都来关注呀！这样的思路必须被枪毙掉。

继续思考。

我把历年所做的读书笔记（我至今保持着读书做笔记的习惯）都找出来。心想，这么多年来的读书思考、调研写作，该有个体系性的理论总结吧。我得激活既有的知识储备，不能让它们在笔记里沉睡，枉费了多年的手抄功夫（原谅我又加了内心戏）。

我还记得，每时每刻都在思考，随身携带笔记。就是带着孩子在游乐场玩的时候，轮到妻子去带娃了，我就躲在一边，拿出笔记，一遍一遍地翻、沉思，而后在空白纸上写写画画。

到底该跟什么理论对话？跟历史制度主义吗？无非先去划分社区治理的转型阶段，而后把转型背后的主导因素找出来，再扣一些帽子——什么渐进主义、诱致性变迁、强制性变迁、路径依赖之类的答案，自不能有所突破，也尽是意料之中的行文，而且很容易在“本体论”层面打转。这样一种思路，再次被自我否定了。

忽然有一天，开窍了。

我想，在整个公共管理、政治学的研究中，美国化的理论一边倒地占据了主流。很多时候，我们把其他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给忽略了。比如，就公共管理和政治学研究而言，美国是越来越定量化的，仿佛一切都可以量化，什么都可以拿到秤上称一称。但是，欧洲国家好像并不完全如此。出于语言的原因，我们对于非美国化的理论多少是忽略的。而我过去对于“结构-过程”分析范式的系统思考，多半并不源于美国化理论，甚至是对美国主流研究范式的一种冷思考。

在过去的阅读中，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外，我对法兰西学派组织行为分析抱有好感。总觉得，在越来越微观的“小确幸式”的精致研究中，法兰西学派还保留着大陆式的粗犷而强悍的结构关怀。继而，我再次阅读了法国克罗齐耶与费埃德伯格的《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以及美国詹姆斯、汤普森的《行动中的组织——行政理论的社会科学基础》等著作的读书笔记。

在重新阅读的过程中，我就在思考：从组织学层面来看，按照西方的理论预期，市场化会带来组织分化、城市化也会带来组织变革、广泛应用的信息技术可能会造成组织规模的变化（理论上应该是降低组织规模的），可是——为什么中国的社区层面在总体上仍然维持了一种既有的组织体系？（读到这儿，肯定会有人提问，谁说没有变化，社区层面那么多社会组织起来了。对，我承认。但是，诸位也该看到，并没有出现西方学界理论意义上的组织多元化与平等伙伴关系啊）。

我想，大问题来了——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似乎为社区组织体系的“开放战略”提供了前提。然而，四十年来，中国社区组织体系并非完全按照自然组织模型的预期演进，而是在强化既有模式的基础上，消化和容纳了各类组织变化。为什么？为什么？解答这个疑惑！！！

解答这个疑惑就是个大问题吗？咱们再放大，社区就是国家的缩影，社区层面的组织变化恰恰是中国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过程中组织变化的一个缩影。问题大还是不大？

三、找到理论抓手——扒开小切口、找到深藏其中的问题

开始行文写作。

做个四十年来中国社区治理转型的阶段划分吗？我不做。

原因有二，一个是占版面，另一个是仍然是本体论层面的区隔。做完阶段划分，再去做机制挖掘，一篇文章肯定写不完。那是一本书的工作量。

好吧，咱得讨巧地去做。

那就从功能上去界定社区治理如何？这么多年来，不少研究对于社区存在“整体性”误判。整齐划一、一刀切的看社区，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论如此，共同体论更如此。实际上，社区包含了太多功能。我就要去看，从组织角度出发，社区的功能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间接回应，在社区层面到底是不是“国家社会二分”？

结合之前的大量调研资料，我再次回访社区治理的一线工作者，包括省市层面的社区治理决策者、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等等，问一个问题，是否同意我的判断——经过多年发展，社区已经成为集“政治、服务（管理）、社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体”。他们大多同意，并且给我提供了很多佐证。当然，我也梳理了历年中央层面的社区政策，进一步印证了我的判断。

一个好的研究、一篇文章的写作，要有所贡献，需要慎重地提概念、出理论。我至今仍然记得，读博的时候，朱光磊老师常常教育：这篇文章的抓手在哪里？我写完博士论文后，一个晚上十点多了，朱老师一个电话把我叫到家里，你能不能一句话、一个词总结你论文的贡献？这样一种思维，我至今受用。

我如何总结现有社区组织变化？在发表上一篇英文论文《How are New Community Governance Structures Formed in Urban China?A Case Study of Two Cities, Wuhan and Guangzhou》（Asian survey,2018(5）)的时候，审稿人问了我一个问题，“中国的社区治理到底是什么？”是的，中国的社区与国外的社区存在根本上的概念差异。我该如何提炼出来？

在常年调研和思考积累的基础上，我想来想去用了一个词——社区政体。在中国，社区并非西方意义的社会共同体，也非一些学者讲的行政单元，而是综合了政治与社会多重功能于一体的“政体”。我自认为社区政体这个概念提的尚可（后来，由于接受度的一些原因，将其改为社区复合体了）。但是，这个概念背后隐藏的机制是什么？这更加至关重要。

抽丝剥茧。

三种功能背后的逻辑究竟为何？大量的实证调研表明，党建引领的政治逻辑、服务下沉的管理（服务）逻辑、选择性的生活逻辑，共同形成了社区复合体的结构形式。学界多年的争论实际上是在这三重逻辑的光谱下，各自定标定位继而论争。实际上，多是书斋之论。实践却给了不同答案。

然而，是不是要固化于实践，不追求理想了？不会。学问讲究一个百转千回，讲究一个螺旋上升，如禅宗的“山水三段论”。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的共同体论，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条件论，不就给了很好的示范。最近我也发表了《走向共同体：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的“条件论”（《政治学研究》，2019（4））》。里面有了初步的回答。我的其它一些研究，也会持续跟进，做出解释。

四、改、改、改——文章是改出来的

“小切口与大问题”的专栏文章，不是尚方宝剑、免死金牌。不是去开这个会议，讨论了就一定会发表。事实上，这些文章比一般的发表还困难一些，我的这篇文章从写成到发表用了一年多。此前在《中国行政管理》发表的文章，从投稿到录用，大多没有超过一年。

对于这批文章，我们先是陆续在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进行了两轮讨论。会议小而精，闭门。口号是“向我开炮”。每个人的时间是一个小时左右，个人讲为辅，其他人猛批为主。这种会议，不讲情面，只讲真知。第二次在交大开的时候，大家就不讲文章了，而是讲上次“挨批”以后是如何改的，而后大家炮口又互相对准对方。

修改完再提交后，编辑部又请了专家提修改意见。我记得这篇文章在最终提交时已经修改了15稿了。审稿人意见回来后，我发现，他（们）提的意见十分到位，而且还给我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当然也有一些我觉得要商榷的地方。我觉得在回应审稿人意见的时候，一些对的要切实去改，一些我要坚持的地方还是要坚持。比如，审稿人提出，当年在各地发生了一些突发事件让中央发现基层管理没有抓手，导致中央层面重视社区建设，我按图索骥，找来找去，没法找到史料和依据，而后回应审稿人：真的是对不起，虽然给我提供了新的线索，但是，因为实在找不到依据，我不能张口说白话。

审稿人提到“社区多功能在上个世纪末就有判断了，要是能够把背后的机制找出来，才是文章的最大贡献”。我觉得一半对一半不对，没有出于要发表的目的，一味地表示“是是是，您说的都对”。而是一边回应——上世纪末社区建设才方兴未艾，社区功能的演变是经历四十年的结果，在当时有了这样的判断，不符合历史事实。继而，后面这句话讲的特别精到，既然社区是多功能的，背后的机制是什么？我是否要降低社区功能演化的篇幅，凸显相应的机制分析？当然要！这也正是我要做的啊。审稿人的意见让我下定决心，该删就删该增就增。

随后，我精简了社区复合体形成的分析，加重三重机制的分析，最终完成了相应的修改。针对修改人的意见一条条修改、完善，给审稿人回应意见就接近1万字。感谢审稿人十分中肯的意见。

最后，感谢《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和“互怼”的兄弟们（希望有机会再增加一些姐妹们）。中国社会大转型、大发展给审视中国问题、产生大理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以小见大、量力而行，立足实践、关怀理论，咱们就且行且思考，争取做出不愧于时代的好研究吧。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克罗齐埃，埃哈尔.费埃德伯格 ：行动者与系统，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美］詹姆斯、汤普森. 行动中的组织——行政理 论的社会科学基础［M］ . 敬乂嘉译 . 上海：世纪出 版集团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

[3]马骏:《公共行政学的想象力》,《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1)。

[4]吴晓林：治权统合、服务下沉与选择性参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城市社区治理的“复合结构”，《中国行政管理》，2019（7）。

[5]吴晓林：结构依然有效：迈向政治社会研究的“结构-过程”分析范式，《政治学研究》，2017（2）.

作者：吴晓林，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中国政府与政策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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