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访，血色“生意”
往期文章：
2020年7月6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对一起“截访案”（湖北黄希国、黄希纯兄妹被截访案）作出一审判决，郭增产、母在锋、唐凤志、孟宪波等十名截访人员，以非法拘禁罪分别判处一年十个月到一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在一个月以前的6月9日，另一起曾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的“陈裕咸被截访致死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12名截访人员因故意伤害罪分别获刑3至14年，其中，主犯牛力、苏日力格获刑14年，另两名主犯陈云、郭林鋆获刑11年。
连续两起截访案件的审判，让截访这桩隐秘的“生意”再次“浮出水面”。
大规模截访的出现，是在2003年以后。在此以前，访民的遣送工作一般由收容遣送站完成。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以后，收容遣送条例被废除，开始有了截访这一说。（如果不了解“孙志刚事件”，可以自行百度）
到2006年、2007年时，截访开始变得规模化。截访者大量地出现，在全国各地特別是北京出现了一些主要关押访民的“黑监狱”。
2009年11月25日的《瞭望》新闻周刊指出，各地政府驻京工作组采取三种方式安置分流上访人员：
一是自己租用房屋或宾馆设置临时劝返分流点，由驻京工作组照顾和看护；
二是雇用专业保安公司，由保安公司租赁场所和负责看护；
三是直接雇用社会闲散人员，由他们提供地点和看护。
这些临时劝返分流场所，被上访人员称为“黑监狱”，因为很多人在那里被扣押手机、身份证，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被虐待和殴打。
一家名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的经营者敏锐地嗅到了商机，这是一个长期有效，低产出，高回报，且无风险的赚钱模式。
安元鼎的全称是“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自主经营业务是：提供安全防范技术咨询服务。公司的经营场所在海淀区定慧西里一间仅59.12平方米的住宅房内。
彼时，保安公司的赚钱手段之一就是压榨人力成本，有业内人士这样说：“新人招来后，要扣押身份证，干满一个月才能发工资，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干完一个月，保安公司总能找到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将你炒掉，由于你违反了规定，你的工资拿不到了，你的空缺马上又有新人顶上，流水作业。”
因此，保安公司的人员流动非常快，便出现了很多专门为保安公司招聘的人力中介公司。
在北京，为安元鼎招聘保安的中介就有十多家，每招到一名保安，中介公司可以拿到300元提成。
其时，安元鼎赚钱不多，日子过得很艰难。2006年，安元鼎公司资产总额为85.70万，税后利润为负12.22万元；此后一年，资产总额增加到116.97万，公司也开始盈利15.26万元。对于安元鼎来说，从负数到盈利，总算前进了一小步，但这似乎还不够。
安元鼎在寻找新的业务。
最晚在2008年，安元鼎开始涉足“截访”生意。这年5月，安元鼎公司成立了一个新部门：护送部。新部门的职责很明确：负责为各地政府消除头疼事，帮他们关押、押送上访人员。
护送部的特保们身穿青蓝色制服，头戴“特警帽”，左右胸前挂有黑底白字“特勤”标志，臂章为“BEIJIN GSECU R ITY”(北京安保)英文环绕着的公司徽标：“安元鼎”。这身装束往往让访民们以为是特警。
成立之初，护送部的任务是应驻京办要求，从接济服务中心将访民接来稳住，骗访民说去个有吃有住的地方。这些地方刚开始是旅馆，后来变成了仓库，发展到最后便成了“黑监狱”。
安元鼎在北京市区以及周边地区设立了众多安置点(“黑监狱”)，他们会按照雇主的需要，将访民接到安置点。几天之后，如果雇主发出押送回原籍的指令，护送队马上到旅馆来接人，装车送人。
所有这些项目都是收费的，费用包括：稳控费每人200元、强制费（所谓的强制，就是对不合作的访民“动手”）每人200元，这些费用都可以随便调整到300甚至400元；此外则是护送费：坐火车的，特保一天500元；开车押送按每公里12元算，随行的特保是另外加钱，一个特保工钱为300元，司机也是同样的价钱。
2009年初，安元鼎公司应贵州省的要求，押送了两辆大客车的访民，这趟行程收入为30万。
在“黑监狱”，访民被扣押手机、身份证。威胁，非法拘禁、关押，甚至殴打是经常有的事。
2009年春节前，安元鼎护送部一名大队长殴打了一个被关押的老太太，将老太太打骨折了。这名大队长后来被判了两年。
安元鼎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赚钱模式，截访生意越做越大。
护送部刚开始只有10多个特保，三四辆车，一辆大客车已经很旧了。之后又买了两辆面包车，坐11个人左右。
后来业务多了，安元鼎就开始买车租车，招人。到2010年时，安元鼎拥有保安3000余名，公司有51座的大巴3辆，24座的3辆，27座的有4辆，7座的有6辆，别克，奔驰……
安元鼎护送部的队伍逐渐健全完善，护送部编制建设也有着军队色彩：下设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三个中队长，一个中队是两三个班，一个班有七八个人。
繁忙的截访业务为安元鼎带来了高额利润：2008年年底，注册资金100万元，此后半年，一跃扩充10倍为1000万元。
北京市工商局年检资料显示，2007年安元鼎全年营业收入为861.93万元，2008年，全年营业收入跃升为2100.42万元。
一时间，安元鼎风光无两，已经不再是那家入不敷出、度日艰难的小公司。
2010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换帅”。新局长上任两个月后，部署“雷霆行动”，扫荡了首都最知名的夜总会“天上人间”，一战成名。
远在无锡的谢其明受到鼓舞，联合其他17名访民，向北京市新任公安局长写公开信，揭发安元鼎公司可能涉嫌绑架、非法拘禁、暴力伤害、猥亵妇女、敲诈勒索等有组织犯罪行为。
多家媒体陆续刊发报道，披露安元鼎公司截访，殴打、关押访民，涉嫌非法拘禁。
南都记者历时半年，对京城的截访这一极端隐蔽的“业务”，做了缜密的调查。在《安元鼎：北京截访“黑监狱”调查》报道中，详细介绍了安元鼎，这家发展迅猛的保安公司据信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以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以暴力手段向上访者施暴。
“黑监狱”的畸形存在令舆论大惊失色：是谁给安元鼎们以“司法”的权力？
随后，安元鼎因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经营”被北京警方立案侦查。
在位于小红门南四环东路上的安元鼎接待中心总部大院的墙外，警方从被丢弃访民衣物中，发现了大量证据，表明这里曾关押了许多访民。在搜查中，警方还查到了安元鼎公司与各地政府签订的《委托书》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
事实上，安元鼎并不是首都唯一关押、押送访民的公司。
在安元鼎公司被调查以后，北京市启动持续到2012年5月底的清理整顿打击规范保安服务市场专项行动，其重点之一，是对保安服务公司参与“截访”的行为，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指使和纵容保安员阻碍依法执行公务、参与追索债务、采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处置纠纷等严重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要立即上报，协调刑侦总队设立专案、依法打击。
保安公司被整顿以后，北京街头统一制服、车上挂着明显标志的截访者消失了。但截访的市场仍然存在，只不过转入了更隐秘的地下状态。
安元鼎们销声匿迹以后，有更多的人觊觎上了“截访”这块“肥肉”，其中就有来自河北承德的牛力。
1976年出生的牛力自初中辍学后干过煤矿矿工、砖厂工人、银行司机、饭店老板。2010年，牛力因赌博欠下了高利贷，卖房也没能填平窟窿。
大约在2012年9月，牛力开始跟着另一个截访者干，相当于司机的角色，主要截访福建、安徽、西安的访民。
2014年，已经对截访琢磨出门道的牛力出来单干，自立门户。2016年8月23日，牛力出资200万元成立了北京神州畅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该公司法人代表是一位姓高的女士，牛力是实际控制人。这家公司旗下有三辆车，对外宣称干的是租赁，实则是截访。
相对安元鼎这样的“前辈”来说，牛力的公司称得上微不足道。属于公司员工并拿工资的有中层管理人员牛铁光，以及司机张立阳和于雪彬，每月工资6000元。牛力还以4800元的价格租了望园东里的一套住房，供3人居住。
除了三名拿工资的员工外，牛力在北京还有一些合作伙伴。
干着“养车”业务的陈家全与牛力在2014年相识，牛力经常雇佣陈家全的车去送访民。当有了“业务”时，牛力会联系陈家全等人，提供遣送所需的车辆和司机。
截访需要保安，25岁的苏日力格是保安小头目，北京神州畅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接到“业务”后，多与苏日力格合作。
这个截访利益链条上的养车人和黑保安头目，并不是神州畅行公司的员工。牛力和他们一单活一结账。
在截访团伙之外，还有一波所谓的“信息员”，包括车站拉客人员，以及有关单位的保安等。
有信息员常年在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等地活动。江西上饶访民张来水就曾吃过“信息员”的亏。据其回忆，2014年其一行3人至京上访，多位“信息员”向其推销住宿信息，只需25元一人。当时，尚缺乏上访经验的张来水等人轻信了“信息员”，后被诱骗至无人处，遭多名不明人员强拉上车遣返。
北京神州畅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每接到一单“业务”一般会支付信息员300-500元费用，最高业务费用为900元。
神州畅行公司的非法截访的运转流程大抵是这样的：牛力在顶端，负责揽业务、电话指挥；牛铁光是二号人物，接到牛力指令后，一边联系养车人和黑保安头目，一边指令张立阳和于雪彬去接访民；养车人开着车和黑保安到达指定地点，接上访民，一路离京。
截访的获利方式比较单一，按牛力的说法是：“我按公里数收钱，一公里8块钱（彼时，安元鼎开车押送按每公里12元算）。给养车人按一公里6元算、保安工资150元到200元，车上的访民多我会多要点。一般把访民送到户籍地所在的公安机关，政府的人给我现金。”
“我赚的就是两块钱的差价。”在落网后，牛力多次向北京警方说了这句话。
每一单“业务”，在除去油钱和人工成本，牛利能落下的，也只有几千元钱。要想赚更多的钱，就只能靠“走量”。
要“走量”，就得拓展业务。牛力会去各地信访工作组北京工作地，寻找各种机会认识各地的信访局长。海淀区马甸南路2号院的江西省驻京办是牛力经常去的地方之一。驻京办工作职责中有一项是负责进京非正常上访人员接送劝返工作。
正是在江西省驻京办，牛力认识了江西上饶市原信访局长赖学文，得以与上饶建立“业务”联系。
截访业务离不开信访局长的支持，为了和局长处好关系，牛力也是绞尽脑汁。
“很多信访干部来北京，都是我安排车去接站。”牛力在被捕后曾这样供述。
2017年6月5日，福建长泰县信访局一名信访干部的父母去北京玩，牛力让牛铁光安排妥当，牛铁光让于雪彬开车送信访干部的父母去了长城。
牛力的截访业务干得风生水起。除江西上饶市、赣州市外，牛力的截访业务还扩展到了福建长乐、漳州。其中上饶市是牛力的主营业务之地：上饶市下属12个县市区，他都送过访民，都是和信访局长联系。
频繁的截访造就了牛力公司的红火生意。牛力雇佣的一位“临时保安”曾在笔录中透露，在2017年5月3日至6月5日这一月间，仅其本人参与的截访就多达7次，共押送过至少32人。
自从干上“截访”以来，牛力便像是发现了一个金矿。在2014年自立门户，直至2016年成立北京神州畅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构筑起一条包括地方政府、信息员、截访司机、黑保安在内的截访利益链条。
短短几年，牛力获利颇丰。他从一个因赌博欠了高利贷的潦倒者，摇身一变为成功的企业老板。
2017年6月3日，1955年出生的江西上犹人陈裕咸因一起十余年的案件进京上访。这是他的第一次进京上访。
6月4日，陈裕咸去到北京西站。在那里遇到50余岁的河北女人鲁建明。鲁建明长期在北京西站拉客住宿，同时受雇于截访公司担任“信息员”，负责打探访民消息。在北京各大车站及信访局等处，这类“信息员”大量存在，往往与截访公司及地方驻京办联系密切，采用诱骗手段打探、出卖访民信息。
“信息员”鲁建明的上线即为牛力。
交谈中，陈裕咸向鲁建明透露，他从江西上犹来京，并且要到一敏感地区上访。鲁建明提示陈裕咸可以先住下来。在获取到陈裕咸身份证照片以后，鲁建明联系了牛力。
牛力随即联系时任上犹县信访局局长赖学文，确认陈裕咸身份。赖学文出价2.5万元，让牛力将陈裕咸带回。
随后，鲁建明以带其去该敏感地区为由，由其老公开车将陈裕咸带至丰台区贵都大厦附近，同时，牛力公司的人开车去接人。
在押送陈裕咸回江西的路上，时年63岁的陈裕咸老人发现上当后，开始激烈反抗。押送人员遂用警棍对陈裕咸实施殴打。
在押送途中，陈裕咸遭到绳索捆绑、胶带缠嘴和轮番殴打。期间，陈裕咸因反抗剧烈，导致捆绑绳索及缠嘴的胶带脱落。押送人员在用警棍、鞋底轮番抽打后，又将鞋底塞至陈裕咸嘴里。
当晚11时许，陈裕咸老人呼吸微弱，出现生命濒危症状。押送人员将陈裕咸送往北京大兴的一家医院。后陈裕咸经确认死亡，医院报警。
据北京市公安局事后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陈裕咸符合他人用钝性外力反复多次作用于头颈部、躯干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一个大活人被打死，案件引起北京市警方高度重视。经过1个月的调查，截访团伙12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牛力等涉案人员相继落网后，牵出陈裕咸所在江西省上犹县信访局雇佣截访团伙遣送访民的事实。
颇值得玩味的是，案发后有记者了解到，牛力的父亲也曾经是访民。因为对一起车祸赔偿不满，牛力的父亲也曾经赴京上访。
牛力的被捕，并没有让在京城活跃的大大小小的截访团伙有所收敛。
2019年1月14日下午，来自湖北省恩施州的访民黄希国、黄希纯兄妹，在北京南站附近被几名自称是“北京治安总队”的男子突然拦下，然后强行将二人拖拽至停靠在路边的一辆商务车上。
在车上，黄希国、黄希纯被这几名陌生男子殴打。黄希国鼻部和面部多处骨折，后被鉴定为轻伤二级。
黄希国、黄希纯兄妹被控制后，旋即被送回湖北恩施老家。
两天后，黄希国、黄希纯兄妹再次来到北京向警方报案。
凑巧的是，就在黄氏兄妹报案当天稍早时间，这几名殴打黄氏兄妹的男子已经在另一起截访案现场被北京公安西城分局警察当场查获。
经查明，几名男子的身份其实是在京从事截访生意的社会人员。此后，连同截访的“承包商”、“信息员”、“保安”和司机在内的10人被北京市西城检察院以非法拘禁罪起诉。
《财新》在报道中这样写道：
“由此，一条地方政府在京雇佣社会人员盯梢访民并向其提供访民身份信息、社会截访人士寻找并控制访民、联合地方政府人士将访民押送回原籍的灰色截访生意链条被揭开。”
因截访引发的案件，远不止陈裕咸案、黄希国兄妹案，翻看媒体，屡有报道，李蕊蕊被强奸案，李淑莲自缢身亡案、四川访民杨天直死亡事件……均是非法截访所酿成的“恶果”。
在陈裕咸被殴打致死三年后，家属等到了法院的审判结果，12名截访人员因故意伤害罪分别获刑3至14年，其中，主犯牛力、苏日力格获刑14年，另两名主犯陈云、郭林鋆获刑11年。
但家属对此结果并不满意，认为“量刑畸轻”。6月20日上午，陈裕咸家属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寄送了《刑事抗诉申请书》，要求对牛力、苏日力格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对其他涉案人员也应当加重处罚。
陈裕咸家属要求进一步调查相关信访干部涉嫌严重违法的行为，并追究这些信访干部的刑事责任。
事发一年半后，在北京遭到非法截访的黄希国、黄希纯兄妹也拿到了一审判决书。郭增产、母在锋、唐凤志、孟宪波等十名截访人员，非法拘禁罪成立，分别判处一年十个月到一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不过，当地政府人员并没有受到法律追究。
黄氏兄妹不满一审结果，已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交了附带民事诉讼上诉状。在上诉状中，黄氏兄妹要求将地方政府官员增加列为被告人。“截访我们的幕后主使是地方政府官员，他们是主犯。”黄希纯说。
陈裕咸家属的抗诉和黄希国、黄希纯兄妹的二审上诉，最终结果如何还未可知，但我盼望他们都能如愿。
地方政府参与截访的官员是否应该追究法律责任，法院也应有一个公正的判决，给受害人及家属一个安慰和交待。
在北京，围绕上访人员的吃、住、行、“抓人”、“看守”、遣送等，明里暗里存在一条规模庞大、畸形的“灰色产业链”。这条产业链的出现，是各地政府维稳的衍生品。
在2017年陈裕咸被殴打致死后，有媒体披露，江西上犹县1个月的截访费就高达80万元。
可以说，没有这些巨额费用的润滑，没有地方信访部门的刚性拦截，则截访生意不可能做大。
按照法律，所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在中国必须通过公权力机构，不能通过私人机构。因此，任何机构，包括驻京办、信访局在内，都无权授权私人去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明知违法，却长期悍然截访，随意限制公民自由，甚至肆意剥夺公民生命，这样的“生意”早就该彻底清理了。
参考资料：
1、《安元鼎，北京保安公司截访“黑监狱”调查》南方都市报
2、《上访者陈裕咸之死》新京报
3、《52岁上访者陈裕咸被截访后死亡，媒体揭“截访公司”内幕》上游新闻
4、《湖北建始兄妹被截访案一审落槌，政府人员未担责》财新
5、《十名截访人员被控非法拘禁，律师称地方政府人员应为主犯》财新
6、《“陈裕咸被截访致死”12名截访人员获刑后，被害人家属提抗诉申请：量刑过轻》红星新闻
7、《陈裕咸案12人获刑，法治不容“黑恶化”截访》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