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伯特教授访谈：芝加哥大学与社会学研究（下）

云里编者按：我们本期分享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暨芝加哥大学讲席教授阿伯特(Andrew Abbott)老师的访谈，具体内容介绍可参见下面的原北大文研院编者按。访谈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田耕教授主持。访谈录于2019年出版并由北大文研院微信公众号推送。公号感谢田教授和文研院授权我们转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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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特：芝加哥大学与社会学研究（下）

访谈人：田耕（北大社会学系）

翻译：徐迪亮（北大社会学系）；校订：陈嘉涛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

北大文研院编者按

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Gustavus F and Ann M. Swift杰出贡献教授。1982年自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毕业后，他在新泽西州立大学任教多年，直至1991年返回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执教。1993-1996年，任芝加哥大学学院社会科学部长；1999-2002年，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自2000年起担任国际社会学最顶尖的杂志之一，《美国社会学杂志》(AJS)的主编。他在2002-2003年度担任美国社会科学史协会会长。2011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2016年9月，安德鲁·阿伯特教授作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特邀教授访问北大，先后发表五场学术报告。特别是他受邀在文研院揭牌仪式上发表的演讲，其中对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历程的总结，对学术机构要注重学者日常工作状态的倡导，曾经引起许多学人的共鸣。访问期间，文研院特别委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对阿伯特进行了深度访谈。阿伯特在访谈中回顾了自己近五十年的学术生涯，饱含着他对芝加哥大学及其社会学学术传统的深情；他也通过谈论教学面临的危机、学科排名带来的挑战、大学研究的困境等问题，希望重申和捍卫“真正的学术生活”，犀利而充满洞见。访谈由英文进行，完成后交由阿伯特教授校订。校订后的英文版，再由北大社会学系徐亮迪译成中文，香港大学社会学系陈嘉涛进行校订，成文稿刊于《社会理论学报》2019年春季号。值此文研院即将迎来建院三周年之际，我们特别推出阿伯特教授这篇访谈的微信版本。因原文较长，将分作上下两篇。

安德鲁·阿伯特教授在北京大学发表学术演讲

关于芝大的学术传统

您回到芝加哥社会学派已经很长时间了，依然一直继续。您在这段时间里是不是获得了不仅有关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知识，而且也获得了有关整个芝大在人文和社科中的传统的知识？它有什么独特之处？

我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是十分有趣的。让我们从我本科的时候开始吧。我在来芝加哥之前就读过乔治·赫伯特·米德，那时我还是哈佛的本科生，主导着哈佛的社会学的是帕森斯，但即使是帕森斯，他也很重视米德（事实上，米德和让·皮亚杰可能是在本科期间对我智识影响最大的两个人）。当我到了研究生院之后，就有了更多芝加哥的材料。我的导师简诺维兹先生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坚持博士生资格考试书单上要有芝加哥的经典作品。所以所有系里的学生都读过一点威廉·埃萨克·托马斯（W. I. Thomas），读过一点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和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以及《黄金海岸和贫民窟》（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中的一两章。在研究生岁月的后期，我通读了芝加哥学派的小区研究经典，因为当时我决定要写一篇有关我正在其中工作的精神病院的小区研究。（我起初在那里研究的是精神病知识社会学，不过后来我决定，相比用于医院中无聊的精神病学知识，医院这个整体更加有趣一些）我计划要写一篇民族志的博士论文——将医院看作一个小城镇来研究，而不是一个失败的社会组织（后者是绝大多数人的看法）。

在此之后，直到80年代末期，我很少再读芝加哥的东西。艾略特·弗雷德森在《职业系统》的书评中明确指出了，这本书是多么依赖芝加哥学派经典的生态思维方式。我对此感到惊讶，但是他完全是正确的：其实这都是来自资格考试和阅读小区研究时埋下的潜在记忆。同时，我写了一篇研究芝加哥学派中，关于时间概念的文章（我从来没有发表过这一篇文字）。《职业系统》在美国社会学会获得索罗金奖的时候，我已经回到芝加哥了。获奖之后，当时你得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发表一次讲座的权利，因此我决定讲芝加哥学派的持续相关性，这是一种宣告“我回来了”（回到芝加哥）的方法。到那个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了《职业系统》骨子里是一本芝加哥学派的书：它本质上就是将芝加哥的生态理论，在抽象的社会行动空间里应用到职业上。到了90年代中期，当我应邀写一篇有关AJS的历史时，我就深入到了有关芝加哥社会学系的史学史中，由此我意识到了我自己的理论倾向于芝加哥学派的路线。我的索罗金讲座被《美国社会学评论》（ASR）拒稿了（我从来没有在那份期刊上发过任何东西），虽然我在1992年就写好了稿件，直到1997年它终于才在《社会力》（Social Forces）上发表了。那个时候，在我和其他人心目中，我都颇直接地被归在了芝加哥学派中。

所以我从索罗金讲座开始，一直寻找着整个芝加哥传统最根本的基础。这就意味着我必须超越传统的看法，即芝加哥学派传统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包括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埃弗雷特·修斯（Everett Hughes）和其他人的社会组织学，以及克利福德·肖（Clifford Shaw）、亨利·麦凯（Henry McKay），还有最重要的伯吉斯所开创的社会生态学。我想创建一个体系，然后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有一些人已经在此之前尝试过，比如说安塞尔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和涩谷保（Tamotsu Shibutani），两个人都强调了过程和变化。但是到了21世纪头几年，我意识到我自从1991年开始就试着写的“有关时间的书”，其背后的主要目标是给芝加哥学派提供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基础。我在索罗金讲座中猜测过（它成为了《院系和学科》的最后一章），但是我仍然不知道什么东西才能真正让这套不可或缺的理论，特别是社会本体论奏效。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准备一场在挪威的讲座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我异常仔细地重新阅读了米德，但我也读了亨利·博格森（Henri Bergson）和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怀特海成为了我的一个榜样，他不仅为我提供了概念工具，还向我展示了一个人的确可以创造一套真正一般意义上的过程学理论。我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博格森的时间概念的影响（并非他空间概念！）。有趣的是，我早就买了怀特海伟大的著作《过程与实在》，但是直到当时我都没有读过。如果我在1994年之前就读了这本书，我的职业生涯可能会变得很不一样。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读了很多有关历史哲学的书籍，但是怀特海的精巧程度完全属于另一个级别。

安德鲁·阿伯特《院系与学科》

有趣的是，在《院系与学科》当中您不仅讲了“芝加哥学派”这一想法，还讲了许多芝加哥学派里那些伟人的日常生活，而您也深深融入在芝加哥大学的日常生活里，包括教课和指导学生。我们都知道您在教学上非常积极，那么教课和指导学生是如何帮助您思考芝加哥学派和芝加哥传统呢？它们会帮助您更接近传统的学术实践吗？

如果你在芝加哥这样的地方教学，你会发现教学是有极大的价值，因为这既是对学生的意义，也是因为它对你的意义。在这样一所大学，学生都非常非常好，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他们对教育非常执着，这里的本科生远比比美国绝大多数的大学和学院里的本科生执着。他们真的与斯沃兹摩尔（Swarthmore）、韦尔斯利（Wellesley）和威廉姆斯（Williams）这样的学院里的本科生一样执着，但那些都是纯粹的本科生学院，它们通常都能让学生最为专注学习（而不像那些最专注于如何在商业世界中冲在前面的学生，他们今天都集中在哈佛等类似的地方）。因此在芝加哥，本科生都让人兴奋，富有挑战性，研究生也同样有趣而且多样。正因为我有很多不同而多样的实质兴趣，所以我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学生。自从我到芝加哥以来，四分之一的社会学系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里都有我，这就有了大量有趣的人和想法让我去思考。每次有学生带着一个令人兴奋的问题到你的办公室来，你必须想出一些新的办法来思考它。如果持续不断地有聪明的年轻人来向你寻求洞见、支持、批评或者新的想法，那你还能想出任何比这更好的事情么？对于任何任教于这一美国最伟大的大学之一的老师来说，这都是事实，只要你是一个积极的老师，那这完全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当然这样会带来很多工作，但是完全是愉快的工作。

积极的课堂教学也带来同样重要的东西，它让你决定你真正相信的东西是什么。当我在罗格斯大学给600人的大课，讲授社会学导论的时候，我必须决定社会学中的哪些东西是我真正相信的。我记得我曾经想，我没有那么多值得花14周的时间来教的扎实社会学知识。所以我就会讲授8周我全心相信的东西，而在余下的时间里我就会讲一些例子或者推想。

不过我觉得重点是要有一些带着不同类型问题上课的学生，这样你就必须不断发展你的思想体系来使它对所有学生都有效。我在罗格斯的前两年已经有了这样的体验，但是那是在不同层次上的。那些年里普林斯顿的谢尔必·库洛姆·戴维斯历史研究中心（Shelby Cullom Davis Center for Historical Studies）正在举办一个有关职业的历史讨论，时长两年。它距离罗格斯只有20英里。每个周五早上都会有一篇论文，讲的是某个职业某方面的历史。你要在讨论之前看完论文，然后去研讨会上发言。本质上来说，我有关职业的理论，也就是在《职业系统》当中出现的东西，是建基于为了让我能够每周对每一篇论文都说一点出色的话，而在我脑中逐渐形成的理论。这样所有的论文都能够被放到一个理论框架之下，这就是那本书的任务。如果你的学生非常多样的话，同样的东西也会发生，你必须想出一个理论体系，使它对所有人都奏效。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个人尝试找出对芝加哥学派里面到底有什么，都是这样发展出来的。一方面来说我在考虑内在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它在学生带给我的论文中的各种不同问题里也能奏效。这也是自我强化的，因为当我有了善于帮助学生的名声之后，大量不同拥有多样兴趣、多样方法论、多样实质关怀、多样看法的寻常的学生就会来找我。如果你的理论体系要为这样不同类型的学生所用的话，它就必须非常坚实而耐用的。

同样，我的书《发现的方法》（Methods of Discovery）是从我的教学过程中产生的，那本书是基于我给系里的研究生上导论课的内容，但也来自于我为研究生提供建议当中。同样，《虚实文章》来自于我指导论文的经验，许多学生在分析开始之前积累了太多的材料，然后他们就感觉自己被他们要处理的东西埋没了。我学到的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在研究的同时也进行分析。这不是教材上说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奏效了。

“我们必须严肃思考学术生涯的未来”

您能很好地从学生多样的方法、个性和学术兴趣上学习，但是在那两本直接源自您的教学的书里——《发现的方法》（Methods of Discovery）和《虚实文章》（Digital Papers），您似乎对于大学未来真正的学术生活感到担忧。您觉得真正的学术生活在未来不会再像现在﹐在伟大的大学里那样继续发生，这件事并不是不言自明的。您在指导那些学术潜力很高的学生时有哪些顾虑，特别是互联网现在愈发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至少指导了20年研究生，那么你能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人总鼓励现在的学生在学术生涯很早的时候就要发表文章，这就意味着他们本质上是被鼓励去做程序化的工作。另外，新兴的索引方式以及学校管理层以各种形式和“斤斤计较” （bean-counting）的评估，意味着无论这些文章是好是坏，大家都有极大的动力发表。互联网上几乎没有任何质量指针，而仅有的一些基本上也被忽视了。因此我们的危机是过量生产，特别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在这些领域当中，我们必须能够读很多材料，并且是仔细地读。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必须把时间都花在好的材料上，但是现在生产出了这么多材料，很难找到好的材料并且知道你应该读什么。今天的学术界明显有太多出产了。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我们的发表量是现在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话，我们的情况会更好，更多的人能够找到好的而东西去读，更多的人也会读同样的东西。（为此我刚刚写了一整篇文章来）

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研究生的指导老师，你必须教给学生真正的学术是什么，深层次的反思是什么。长期来看，好的东西还是会脱颖而出，其他类型的东西就会像泡沫一样消失。但是这就是下一代的任务，他们要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不然，学术界就会变成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而不是真正的学术。但是仍然会有人按照老的办法做学术，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只写了三本书，但每本书都是革命性的。我想我们就是要对学生讲明白，这样的专注和献身是可能的，对于任何一个年轻人来说，成为这样一名学者是一个好的抱负。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我们知道，如果要帮助学生实现这样的可能性，不仅是在院系或者学科层面上，大学或者高等教育各个方面的人，都需要做一些事情。在您看来，一所好的大学应该如何帮助人们意识到，在学术生涯中为了质量而不是数量写作是可能的，而且是更可取的？

我不肯定哪一所大学凭借自身能做多少。首要需要一定数量的顶级大学一起决定遵守某些共同的规则，这些规则会倾向于质量而不是数量。它们可以限制申请终身教职时，委员会阅读的论文页数。我的朋友，已经过世了的罗杰·古尔德（Roger Gould）有一个处理过量生产问题的想法，那就是各个大学都同意，在申请终身教职的时候只阅读申请人75页的文字。“你可以随便写多少页，但是我们只会读其中的75页。”显然，如果我们对学术生涯中的奖励架构做这样一种改变，学者们会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但是这是一个集体行动问题，如果只有某个大学这么做，那么它会“排名下跌”。

但是实际上排名就是问题，这是毫无意义的。这是糟糕的社会科学，排名的制定很差，制定排名的人企图让排名一直发生变化。（所以他们会一直对排名方法做小的调整，只是为了使它发生变化）但是就像我的前辈托马斯教授所说的：“如果人们相信某一形势是真的，那么它造成的后果就是真的。”我们从实验研究当中知道，你发布的排名本身如何并不重要，人们会用行动体现出排名似乎很重要，然后他们会根据这些排名规训自己的行为。你可以创造一个与质量水平完全相反的排名，然后让人们去相信它。这是十分令人震惊的。

所以我不知道，很难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真正的学术生活会完全离开大学，因为现在这并非不可能的，因为大学的管理层关注的是这些无意义的排名，所以他们会诱使教授们发表垃圾文章。当然，在这个系统的顶端仍然有许多学者关心真正重要的东西，他们试着做真正的学术工作，做而且做得很好。我们不应该完全对此持悲观态度。但是在美国巨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里——这个体系里大概有3000到4000所学校——往下看，如果这些人不去写那些他们自己可能都不相信而且没用的文章的话，那会是一件好事。这样他们就能专注于教学，这对所有人都更好。

很难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不会回到20世纪中期的学术体系，就像20世纪的体系没有复制19世纪的德国体系那样。19世纪的德国学术比20世纪的美国学术界远远更关注细枝末节的东西，所以这两者之间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20世纪的学者们没有产出巨型的著作，即那些德国体系里那些伟大的“权威”（mandarin）——鲁道夫·凡·耶林（Rudolf von Jhering）、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等等人写的书。

有可能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学术会由机器完成。在20到30年内机器将能够写文章，而许多人很难将这些文章与现在（被学者们）写的那种文章分辨开。有可能整个体系会这样改变。如此多的东西会自动化，以至只有那些真正出色的人、那些做基础性思考的人才能写出比机器写的文章明显更好或者更有趣的东西。这是一种我们必须严肃思考的可能性。

从另一方面说，现在人们也高估了机器能做的事情。许多计算模型不是真正的排他性模型，或者它们并非趋同的；如果细小的假设发生了改变，那么它们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我在过去几年看到了一些非常令人担忧的数字人文研究。在过去50到60年内﹐统计学和数据分析领域内在的方法已经被系统性地评估过，经过考虑之后的判断是，聚类分析、多维尺度变换和其他类似的技巧仍然只是艺术形式，它们有助于解读，但是它们不是可重复的科学分析。任何两个人可以用这些技巧得到相当不同的答案，除非他们在常规假设上达到完全的一致。

所以机器可能并没有我们想的那样危险，我相信深层次的学术仍然会像过去一样继续。总有一部分研究生会深刻地专注，对事物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仔细地、反思性地去思考。不仅在芝加哥是这样的，在许多大学都是如此，想要做真正的工作的人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未来可能并不如我有的时候想的那样，总会有一些人将真正的学术继续下去。我们作为学者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训练2-3个或者20-30个人，让他们继续对事物进行仔细的、反反复复的思考。

差不多最后一个问题。您说自己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家，我们都知道您的人文社会科学超越了人们通常在社会科学中读到的西方传统。在芝加哥大学您读了许多在传统西方学术圈之外的思想来源，包括一些由中国学者写的重要著作。您在读他们的书的时候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陈达、瞿同祖和费孝通的书？这些书对您的人文社会科学有什么影响？

很难指出我从这三位学者当中学到的某一个东西，某个与我在写作Barbara Celarent系列的那几年中，读到和其他人有本质区别的东西。所有这些人，有些是学者，有些不是，都让我学到世界上社会思考方式拥有令人震惊的多样性。他们提醒你人们有多大程度是相同的，同时有多大程度是不同的。我们很难得知如何超越这个深刻的见解——它很简单，但是也很深刻、很使人满足。

我在读三个中国学者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好感，因为我本科期间上的第一门课就是费正清先生教授的东亚文明。那是在1966年，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一直对中国文化有兴趣，因为它是第一个我接触到的非西方文化。因此中国是我了解到世界上有不同的文化和我们必须反思不同的人当中有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抱负的起点。中国的例子明确指出，这不仅仅是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立，这种对立是50年代和60年代这一议题呈现的主流方式。实际上，它与整个文明和区域相关，这一点是费正清先生在哈佛所强调的，但同时在芝加哥也有这样的论述，因为芝加哥的地区研究非常强：在近东研究院（Oriental Institute）有许多近东学者，有何炳棣领衔实力强大的东亚学者群，劳埃德·鲁道夫和苏珊尼·鲁道夫（Lloyd and Suzanne Rudolph）带领强劲的南亚学者，以及在近东研究院和近东中心的许多伊斯兰学者。对我来说，在Barbara Celarent的系列中写作30篇有关欧洲和北美之外的社会思想的文章是一种与整个世界的文化差别重新连接的方式，而这些差别是我在哈佛初次遇到的。

但实际上，我对你的问题没有一个答案。部分是因为你面对这些差别的目的就是意识到没有（简单的）办法来响应它们，没有答案就是目的之所在。这只是为了看到这一议题非常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没有索引，开头的时候也没有对主题的导引。没有导言的部分原因是我自己并不真正知道差别意味着什么。但这也是因为差别的意义就是为了与之相遇并思考这样的相遇，而不是为了某种可以简单写下来并记住的抽象的东西。

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人类一定会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创造新的不同类型的价值。他们在空中创造城堡，然后他们就住在那里面。这是这一物种做的事情之一，因为这个物种总是用符号感知世界，而在符号的世界里才会创造出这些不同类型的价值。在过去50到60年间，西方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我们必须用某种方式让所有的价值体系变得类似，或者找到一个普遍性的系统来容纳所有的价值体系，或者发展出一种共同的转译能力，使体系之间能相互对话。但同时，记住如何创造差别也是很重要。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对差别的讨论是有关于如何去除差别，如何“处理”差别，或者某种类似的东西。但是同样真实的是，我们必须在未来找到保留或者产生差别的方法。随着计算机的兴起以及它提供的对人类进行控制的各种方式，差别可能是我们需要生产的，而不是去除的。差别和多样性的保留明显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东西。现在我们拥有大量的差别，因为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文化，但是有可能这种东西会由于世界性的交流媒介而消失。当你考虑20世纪40年代晚期直到60年代的“现代化学派”，你会发现他们有这样一个计划，使全世界都变成某种自由消费的天堂。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人类存在的真正目的。

考虑机器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最近一台计算机击败了韩国围棋冠军，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反思什么只有我们真正能做，而机器是不能做的。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最明显的一点是机器没有身体，它们不会生病，它们不会死去，它们也不会做很多我们会做的身体活动。可能最后身体和情绪活动是人类与机器之间区别的最关键的部分。

芝加哥大学前校长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

芝大对您来说意义深远，您也对这所学校做了很大的贡献。许多人知道这所伟大的大学是从几乎是传奇性的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那里得到了它现有的许多动力、想法和形式，所以请您通过对哈钦斯先生说一些有关他如此热爱的大学的话来结束这次采访。

哈钦斯的一生是极不平凡的。他不仅仅是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他29岁当了校长，51岁的时候离开，之后他成为了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朝着思考某种“世界性政体”前进了，所以重要的一点是要记得他除了改变了芝大之外也做了其他事情。

在芝加哥的时候，他扮演了一个特定的角色。他不是那个带来了伟大的研究型大学的人，这么做的是芝大的第一任校长，威廉·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他把整个学校放在了这样一个基础上。但是他们都是非常具有个人魅力的人，也是很执着的人——实际上他们相当不同。哈钦斯和哈珀之间的对话会是怎样的，如果我们能知道的话，这会是非常有趣的。

但是哈钦斯关注的是我们前面刚刚讨论的“宏大价值”当中的某些问题，这些对他是核心问题。但是对于这些问题，我认为他的答案是一个特定的年轻人的答案。他认为某种终极的普世主义会获胜。他最终没能看到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不同的价值和价值体系之间的对话，而西方通过将符号简化为几乎是没有内容的抽象事物，以终结这一对话的努力注定要失败。这种方法不时会在西方变得很受欢迎，但是我个人认为，今天看起来哈钦斯没能看到保留不同价值之间的差别的重要性。当然，他之所以那么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里，不需要担心这种差别会消失。毕竟，20世纪的前半段是一个人们以差别的名义大规模互相残杀的时期，那些年间由于世界大战、屠杀和内战，有大约八千万到一亿人死去，所以说，担忧新的差别会从哪里出现这件事，在他们那代人是不太可能去想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所以，就像所有人一样，哈钦斯先生生活在某一个时刻，他对此做出了反应，并根据这个时刻定义了自己。毫无疑问地，我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所以我也会向芝加哥大学贡献我自己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其他人也会这么做，而这个地方仍然会是一个美妙的学校。我没有经历哈钦斯先生经历的那些时刻，即他当校长的那段时间：经济危机，二战，以及战后的状况。那是美国历史上一段独特的时期，所以我没有资格去评判他。我只是理解他的看法，理解这些看法的来源，并且从中吸取教训以帮助我在我自己的时代生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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