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访谈：费侠莉(Charlotte Furth)谈 -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中国历史

云里编者按

云里很高兴本期推送姜进教授对美国著名中国史学家费侠莉（Charlotte Furth）教授的专访。费教授现年87岁，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任教，1981年曾赴中国任教一年，曾因学术贡献于2011年获得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相当于终身成就奖的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s to Asian Studies。她的学术研究成果，可参见姜进老师下文中的介绍和文末著作列表。姜进教授的学术简介也可见文末。

本访谈和另外几篇最近分享的相关学者访谈的英文原版最初发表于由全美留美历史学家学会(CHUS)所主办的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该英文刊已经通过Proquest进入国际学术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英文和参加该国际学术组织。本访谈中文版来自王希、卢汉超和姚平三位老师主编的《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初版。此次推送得到了北大出版社和该书几位编者以及访谈人和受访人的授权。访谈内容并未因时间消逝而失去学术价值。我们本次推送对相关内容做了部分更新并补加了所有插图。衷心感谢上述各方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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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教授2017年照片（图片来自南加大(USC)官网）

访谈人前言

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的女性主义学者费侠莉(Charlotte Furth)教授于2004年12月6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作了题为“女性主义视野下明清时期的性别、医疗与身体”的演讲。费教授是笔者所敬仰的一位师辈，在沪期间，因给美国学生讲授小说《红楼梦》，有意探访淀山湖畔的大观园，笔者遂携其共往游园，相谈甚欢。笔者也借机就女性主义学术与中国历史、医疗史研究等诸多问题请教于费教授，来回往复，有一系列的讨论。笔者与费教授商定，在费教授回美国后继续通过电邮将这些讨论整理完善后发表，与读者共享。本篇对话的英文原版随后首发于《中国历史评论》，其中的一部分曾以中文在《文汇报》和《海外中国学评论》刊登。

费侠莉教授是美国中国研究领域里的一位资深学者，《剑桥中国史》[1]的撰稿人之一，著有多种有影响的学术论著。她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走在学术发展的前沿，是在中国学领域内采用女性主义和文化批判进路开展性别、医药、身体之社会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她对中国古代医疗和性文化的探讨刷新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有关身体、医疗、性之观念及实践的认识，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深广。她的专著《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2]以及其他众多论著不仅将前沿的理论和概念与缜密细致的实证研究相结合，而且将女性主义学术对女性的关怀与更广泛意义上的性别分析相结合，是女性主义史学的典范。费侠莉教授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2011年年会上荣获“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在下面的对话中，费教授谈到跨文化理论所面临的挑战和机会，也回顾了女性主义学术如何塑造了她的研究。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中国历史

——费侠莉访谈录

文 | 姜进

姜进：您在华东师大的精彩演讲通过对您自己一系列重要文章的回顾，给我们展示了女性主义学术视野里中华帝国晚期的性别、医疗和身体。您进入中国研究领域是在1960年代初，是少数第一代女性学者中的一位；因此，您对自己学术历程做回顾的同时也给我们描绘了二战后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尤其是其中女性主义学术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对于中国的听众来说，您的讲座既有趣，又有启发性；您对中国古代医疗史的洞见以及对美国中国学的评论，使听者获益良多。但因时间关系，没有能讨论您的大作《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我想我们是否可以从您这本重要著作开始我们的对话呢？

费侠莉:  我写这本书有好几个想法。一个想法是把中国医疗体系本身历史化，让读者看到这是一个在过去一千多年里在社会、思想、疗治等方面都经历了重大变化的兼收并蓄（eclectic）的体系。另一个是探讨治疗和康复之社会关系中的性别问题。不过，我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引导读者想象近代以前中国女性生病的体验——这应该激发读者对现代生物学及其对于性与性别的认识提出批判性质疑。中医研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翻译——在现代英语的生物学语言与承载着传统宇宙论、时间和过程观念的古汉语之间的翻译。中国古代医药和医学理论的基础是宇宙论，而不是生物学，我们对其特殊的病理学——对于疾病的命名方式——也非常陌生。比如，我们很难想象“伤寒”或“阴虚燥热”是什么症状。作为一个讲英语的美国人，我对中国医学解读的出发点只能是渗透着现代生物学的英语。现代生物学与中医中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而中医中药的理论和实践是不能用渗透了生理学的英语语言来描述和批评的。所以，我面临的挑战是：在什么程度上我可以克服语言的障碍，让自己在中医中药的系统中理解中国人有关身体和性别的观念；在什么程度上我可以用英语来描绘中医中药、描绘中国传统宇宙论框架中的身体和性。

费教授专著2006年的中译本《繁盛之阴》（原书名：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1999年版)

姜进：跨文化翻译的确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问题，也是后现代知识实践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您能不能讨论一下您的研究中的这个重要方面呢？您是否觉得中国学者在试图用现代汉语去研究中国古代医疗体系时面临着同样性质的问题呢？您认为现代汉语体系与古汉语文化之间的断层有多深？

费侠莉: 当中国学者意图将《繁盛之阴》一书翻译成中文时，许多问题就开始涌现出来。翻译者面临的不仅是英语与汉语之间的鸿沟，还有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不同，问题变得加倍地复杂。古汉语实际上是一种与现代汉语不同的书面语，其本身也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经历了很多变化，而许多当代中国人并没有接受过古汉语的训练。中外历史学家都注意到，现代学者在将古代医学文献翻译成现代通俗汉语文本时遇到了诸多难题，比如《黄帝内经》就是有名地难解，不管是用现代汉语还是用英语。近年来，文树德）[3]、田和曼[4]和郑金生[5]一直在从事一项特别重大的计划，即重新翻译《黄帝内经》，意欲发掘和展现文本中不同时期的历史层累。在医疗实践方面，中医在美国及世界其它地区都开设了海外医学院，使用的是英文的教科书。在现代讲英语的医生们对传统中医专用名词的翻译问题上，争议不断。世界卫生组织也卷入其中，仍无法平息争议。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现代中医是否，以及如何在与生物医学演进的关系之中发展。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注意到这个争论不只是有关于翻译，即不仅是主张对中医名词做字面翻译的学者与主张对其作较为宽泛的意译的学者之间在对打；而且有关历史：一群重要的学者试图尽可能地保留中医名词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含义，并试图维持其与现代生物医学之间的距离，但他们不能确定哪一个历史时期的影响是最重要的，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对近代以前的历史时期做出区分。

在《繁盛之阴》一书里，我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试图让读者了解明人话语中描述身体经验的习惯用语和通俗用语，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明代话语中的宇宙论；我想做的也许并不是传达、而是创造一个（明人的）“声音”以激起读者的想象。我曾在去年春天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上听了一个关于医学绘图的分组讨论，很有意思。对于视觉文化的关注当然是对翻译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回应。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明清时期医药绘图人对于解剖学或解剖视觉（anatomical

 visuality）毫无兴趣，他们的兴趣在于象征性再现（symbolic representations）。他们的作品越过了照相现实主义而直接诉诸想象，是我们所见的最令人满意的图像。

姜进：在将您的讲座翻译成汉文时，我也碰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如何翻译“biology”一词呢？标准的中文对应词应该是“生物学”。但在有些地方，我会觉得中文里的“生理学”（标准的英文对应词是physiology）更贴切地表达了这个词在您书里的含义。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费侠莉: Biology指的是所有生物，physiology更接近于身体的、自然的、物理的，指的是身体的构造而不是身体或有机体的功能。当代美国人总是用生理学方式去想象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将性别与子宫、阴道、乳房等特别直白易见的解剖学构造联系起来；当论及荷尔蒙、佛尔蒙及其他生化物时，就以物质性的粒子、蛋白等形式来理解。因此，有时候用“生理学”来翻译biology确实比用“生物学”更为贴切，因为“生物学”一词在中国人的理解中更具有有机性和功能性的含义。我说的对吗？

姜进：很对。中国的宇宙论、中医中药源远流长。您能不能更确切地描绘一下您所理解的中国宇宙论框架中的“身体”呢？

费侠莉: “阴”和“阳”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用来描绘雌性和雄性的主要概念，但这一对概念与生理构造毫不相干，而是关于气、过程、功能等内容的，包括了人和动物以外的许多东西；月、水、黑暗在古汉语里亦被赋予了雌/阴的性别。如此而将身体描述为自然或“天”的一部分，便是所谓的宇宙论的方式：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中医对性别的理解也是建立在阴阳这对概念上的。与西方生理学将性别看作是动物的固定生理构造不同，中国的阴阳观念是流动的、相对的、可以互相转化而重新生成的。中国的阴阳说给了性别构成的可能性以更大的空间。在明清时期的医案中，我读到大量有关性别的描述，其中有阴阳人、石女、同性恋者、生而为男却长成女身的，或女人变成的男人，等等，都可以用阴阳说来解释。这同我们西方现代在生物学、生理学和解剖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倾向于将人体器官和性别固定化和绝对化的认识有相当大的不同。

在身体内部，“血”是阴，“气”是阳，而男女两性的身体内都具有“血”和“气”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我将这个医学上的身体称为雌雄体。这个论点受到许多美国读者的反对，我想是因为这里的雌雄同体概念在现代汉语或英语里都很难讲得清楚。我们从古希腊人体雕像看到的古希腊雌雄同体模式是具有雄性生殖器和雌性乳房的身体：如果你对于身体是什么有一个基本的生理学模式上的理解，那么，你会觉得中国古代医学对此问题置若罔闻，你找不到类似的论述。雌雄同体在英文里还有一个含义，那就是同性色情，尤其隐含在女性化的少年身体上。但我主要考虑的是同时引用阴血和阳气来发挥功能的常态身体，与上述概念都无关。

姜进：那么，您又是如何摆脱您生于其中的现代生物学语言而进入中国宇宙论体系的呢？

费侠莉: 为了摆脱生理/生物学、进入中国的宇宙论系统，我的首要方法就是回到原文，使自己完全沉浸在古汉语文本的世界中。比如，在阅读古汉语有关各种性别身体的过程中，我问自己，晚明的文人是如何理解我们现代女性主义学者称之为“模糊性别”的身体的呢？当青春期少女看起来“转变成男孩儿”时，那是一个令人赞叹的奇迹，一个宇宙阴阳大翻转。但当看起来是男人的人试图着女装、做女人时，他们就被认为是骗子和心怀叵测者。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重要的是注意一个文本中来源不一和前后矛盾的地方。留意同一篇医学文本的各种版本之间有何不同，各有什么删减和增补。如果一个文本内有着明显的前后不一致，是不是因为大众中的流行观念和做法混进了原本应该是具有学术性的论文中呢？抑或是因为在医家之间存在不同意见和争论？性别意识形态又是从哪里进入并塑造了这些说法的呢？等等。

我们可以谈论各种不同形式的阴阳组合，比如“气”与“血”的组合、“气”与“精”的组合、对应于“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器官构成等，就可以是一种说法。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将这个问题抽象化。我的研究目的是要弄明白历史语境，使一种特定的语言能够有说服力的那个特定的语境。中国的宇宙论很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另一组重要问题与我们所使用的任何有关身体的语言都有关，那就是再现与体验之间的关系问题。思考这个问题的一种办法也许是将语言看作一种符号系统（再现）的同时，也把语言看作媒介，一种表达的手段，一种使我们的观念和情感富有特色的东西。所以，有关“身体”的写作就不单单是一个如何摆脱生物医学假设的问题。

姜进：说起中国古代中医理论，人们首先会想到如《黄帝内经》、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武之望的《济阴纲目》、朱震亨的《格致余论》等医学名著。您在书中也详细讨论了这些著作。但您的重点似乎更放在医案上，而不是医学经典上。这是为什么呢？

费侠莉: 首先，我不是把《黄帝内经》作为一部历史文献来讨论的，我只是把它看作一个启示，或启发模式，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中医的理论框架、概念和特殊的词汇。在书中题为《黄帝的身体》的导言里，我重点讨论的是明代理学的宇宙论。在讨论其他几本你刚才提到的医学经典时，我试图追溯从宋代到明代之间新的发明，这些新发明往往被作者对古代医学典籍的引用和尊崇之词所掩饰。医案的关键作用在于它记载了对这些医学基本概念的具体运用。在医案里，你可以看到治疗和康复的社会关系，也会看到临床医疗用语——你可以看到明代的临床医学用语常常比医书里所用的词更简洁、于症状更有针对性。医案史的好处尤其在于：它虽然是医生的笔记，却保留了医生与病人及周围人对话中的各种因素，从而提供了我们可以借以追溯不同观点的蛛丝马迹。我用得最多的医案史是在扬州行医的程从周的《程茂先医案》和1585年刊印的一部女医案史——谈云贤的《女医杂言》。

医案及其叙述记载了不同时期的人们是如何对中医的基本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又如何运用这些基本概念来解决具体问题的。仔细阅读医案使我了解到，宇宙论的概念和词汇是怎样在不同情况下获得了不同的解释并被灵活应用的。我认为不同时期的医案表达了不同时期的医学理论和实践，揭示了中医理论体系并非如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从古到今一脉相承，一成不变。虽然《黄帝内经》所用的“阴阳”、“气血”等词汇一直为后代医学所沿用，可是这些词汇所阐述的理论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比如说，宋代的宇宙论较前代有很大的变化，宋代的儒家却自称是在阐述古代的宇宙论，是对经典的传承。正是基于对医案的大量阅读，使我看到中医传统的丰富性，从而对“传统vs.现代”这种把中国历史文化截然分为两节的简单看法提出修正。

姜进：传统与断裂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历史学家们。尤其是在中国史领域里，因为中国有着漫长的相对“现代”而言的“传统”社会，发展出了一套十分成熟的“传统”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人们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现代中国究竟是“传统”中国的断裂还是延续。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认识到这其实是一个过于简单化了的、也可能是错误的问题；如果我们能撇开这种简单化的“传统vs.现代”模式的思考，就会看到传统的丰富性和意想不到的历史的多种可能性。您对中国古代医疗史的研究强调了医疗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变迁，也是对这种“传统vs.现代”简单化模式的一个批判。

费侠莉: 是的。中国医学宇宙论经历了从先秦到宋代，再到明代的变迁，是一个巨大的课题。简单地说，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宋代以前的医学传统是十分多样的。事实上，医学经典之被整理成为典籍也只是到宋代才发生的事。但金朝和元代的修正派医学家们很不满意宋代医学权威对前代药学和处方兼收并蓄而多样化的整理汇编；他们对宋人继续推崇的礼仪性医疗方式持批判态度；他们在宇宙论方面追随的是周敦颐，而不是董仲舒；他们重视药学甚于针灸和拔火罐；他们倡导儒医这一新模式。自儒医出，道家高人就不再被认为是医学高手的同义词了。

我们再来看妇科。明清时期的医家不怎么强调性别的差异。“妇人以血为主”是宋代妇科的基本观念，并由此产生了一批针对妇女所生各种不同疾病的别方。在这方面，宋代妇科思想主要接受了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影响，而明清时期的医家则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强调“气”对所有人的重要性。妇科的领域因此而逐渐缩小，并向更为现代的思路转型，即月经的功能、妊娠、分娩产后等。

姜进：您的研究表明，中医宇宙论在各个时期都有变化,而中医在近现代的变化也应该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去理解，即从来就不存在不变的所谓“传统”中医中药的理论与实践。“传统vs.现代”二分法的描述将“传统”视作一个凝固在历史中的系统，只因受到最近两个世纪的“现代化”过程的冲击才开始剧烈转型。其实近现代的变化只是一系列变化发展中最近的一波。我在给美国学生开的课程《现代亚洲：传统与转型》中也提出“多次转型”这个概念，指出亚洲历史上有多次可与最近两百年的现代转型相提并论的大转型。比如印度佛教在东亚的传播改变了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文化，而唐宋时期中国所经历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的震荡性和影响力恐怕不比我们所经历的现代化差多少。“传统vs.现代”的模式把传统与现代都绝对化了，一方面忽略了历史传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一方面夸大了现代化的影响而反倒看不清它的某些特殊性。

不过，在解构“传统”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对传统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作一番审视呢？就我们现在谈论的中医的问题来说，似乎中医确实有一个与西方现代生物学不同的传统，即与以生物学语言来解释人的身体相比较，中医是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的语言来描绘身体和性别的。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我们是否可以将“传统”看作一种特殊的语言系统，其特定的语法和词汇的传承是构成一个特定传统的最基本要素呢？如果语言是传统的载体，一种语言体系在不同时期会有变化，就会建构出不同的意义系统，从而构成系统内部的断层。传统内部断层之间的隔阂可以是很深的，跳出我们自己所处的意义系统、走进历史上的意义系统就像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可以是很陌生的。

费侠莉: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生物医学只有二百年的历史，用实验科学来解释自然、用生物学来定义性别差异都是晚近的实践。启蒙时代以前的欧洲人用亚里斯多德自然哲学去理解古希腊盖仑派的体液医学，以基督教等级制结构的存在链宇宙论去理解性别差异。我在复旦讲演时，一位学生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她说，我仔细读了你的文章，觉得你所描绘的是一个对我来说很陌生的世界；我觉得很奇怪，我是中国人，怎么会对你所描述的过去的中国那么陌生呢？这位同学的观感让我们意识到，作为现代人我们之间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也证明了一句格言：“过去是一个陌生的国度”，无论这个国度是在哪里。我希望我的中国读者从我的研究中得到一个启示：要警惕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要对把东方传统与西方现代对立起来的想法持怀疑态度。所有的女性主义学者都必须质问，关于性别差异的刻板印象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其权威性又来自何处。

姜进：在西方，对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研究始于著名的荷兰学者高罗佩，他的著作《中国古代房内考》[6]一书影响很大。您的大作《繁盛之阴》可以说是这个领域里的第二个里程碑，更是英语著作中研究古代中医中药社会文化学的开山之作。您以中国传统宇宙观来解读中国古代对身体、性、性别的理解，对中国的性文化作出了与高罗佩完全不同的解读和描述。

费侠莉: 我认为高罗佩对中国古代性与性别的解读是从20世纪中期流行的弗洛伊德性心理学和现代性学出发的误读。他在看中国古代性文化时问的是弗洛伊德的问题，即中国人是否对性采取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liberal approach to sex），中国人对性带来的快感是否如西方人那样有道德上的负罪感，从而发展出压制或禁欲的倾向来。他的这种东方主义是为当时西方人挑战维多利亚清教主义道德规训之性解放运动服务的，这些问题都不是中医理论体系所关心的问题。当然，自孔子时代以来，中国人就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问题。在性与性别的问题上，儒家的医学理论主要关心的是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和谐，而道家理论则将此置于养生术的框架之下。

姜进：上个学期我给美国本科生上一门中国妇女史课。在“性与性态”这一堂课上，我让学生读了您的《重新思考高罗佩：中医传统中的性与生育》[7]一文。学生们惊讶地发现，西方人太容易误解中国典籍了，甚至连高罗佩这样的杰出学者都会全部弄错。您的文章一定是极具说服力，因为学生们读后连您的说法都不敢全信了。他们说，您的观点可能也不是最后的、最正确的。他们抗议说，我们为什么要通过西方学者的著述来理解中国古代的性文化，他们要求研读中国学者对传统中国性文化的权威解释，他们想知道我的观点。这里，我们再次面临着不同文化之间翻译的问题、真实性的问题，以及正确地解读和再现不同的文化体系是否可能的问题。这些问题极为复杂，没有简单的答案。我的办法是提醒学生们，我是一个中国人，同时是一个接受过美国大学训练的学者。这个领域里的另一位权威是台北中央研究院的梁其姿[8]，她是在法国取得的博士学位。近年来出版的两本大陆学者写的中国医疗史著作，也明显受到了西方后现代学术的影响。当您为了进入中国医疗文献的世界而试图将您所熟悉的生物学语言留在门外时，一定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的思考。您会如何回答我的学生的问题呢？

费侠莉: 关于《重新思考高罗佩》一文，你的学生在一个层面上是对的：就解读如中国古代房书这样的文献来说，没有哪一种解读是最后的、最正确的。我这篇文章最初是一篇演讲，针对的是我所面临的一群美国听众所持有的一些特定的偏见。当时，一些女性主义学者，男女都有，想把阴阳宇宙论看作是对性别差异的淡化，认为中国古代房书表达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性文化（liberated sexual culture）。这种想法背后是一个更大的、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流行于美国社会的假设，以为性与生育是互不相干的两码事。我对此的批评主要源自于自己的切身体验。我成人是在1950年代。那时候，人工流产是违法的，唯一的避孕手段是子宫帽，而子宫帽在婚前是很难弄到的。年轻一代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她们把因避孕技术而变得可能的性生活与生育的分离视为当然。对年轻人来说，有关性与性别的历史记载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而变得遥远、变得模糊不清了。我从高罗佩的论述中还认出了自己在1950年代所接受的性教育的一些内容：在指导性文字中，讨论主要集中在女性的性冷淡问题上，而婚后健康的性生活被认为须来自于对年轻夫妇进行有关如何达到性兴奋的教育。我相信，高罗佩自认为在房书中看到了相同的教导，他对中国古代性文化的解读便带上了这个色彩。当然，仅仅想象性文化有其自身的历史就需要首先打破禁忌，正如你提到的，弗洛伊德革命起到了这个作用。人类学对私生活和家庭生活所做的广泛的比较研究也对此作出了贡献；当然还有女性主义史学。总之，你的学生会带着自己的文化和这一代人的生活体验中所形成的假设和想法来读这些文本，对这些或任何文本提出不同的问题。我的文章看起来就显得老派啦，但并不一定就是错误的。至于高罗佩，我去年在《男女》（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上发表的一篇书评[9]里注意到，在与具有清醒自我反省意识的后现代方法论的对比之下，他对于证据、叙述、解释的处理方式都显得老派。

姜进：我想您的文章给我的学生们的挑战更多地是因为它所提出的解释性概念以及严格的论证过程，而不是因为它的“老派”，因为这也许是她/他们第一次被要求以学术的方式来思考性和性别。我想转到一个与此相关的题目。在台北的中研院也有一群研究中国古代医疗社会史的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多年的工作。近年来，医疗史在大陆也似乎时兴起来，2006年3月有两本书问世：张大庆的《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10]和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11]。您对海峡两岸在这方面的学术成果如何评价？您觉得这些不同地区的中医史研究是否有着共同的关怀、问题意识和理论前提？

费侠莉: 医疗的社会史在大陆开始受到关注，这个很有意思。我还没看到张大庆和杨念群的新书。据我所知，长期以来大陆医疗史研究主要是在传统中医(TCM)官方机构的主导下开展的，建立了中医学院，整理出版了中医教科书和历史文献。我1989年和1992年访问了北京的中医研究院，见到了赵璞珊[12]和马继兴[13]两位老一辈学者，他们传承了清代到民国时期的考证派方法，对考古新发现的中医文献做了很好的研究；还同其他学者一起整理出版了重要的中医典籍和有价值的参考书。还有温州中医院妇产科的马大正医生，编写了21万字的《中国妇产科发展史》[14]，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在中医研究院的一次会议上遇见了他，他后来把他的书寄给了我，我自己用了，也给其他学者传看了。这些学者大多受到进化史观的影响，将中国医疗史看作是一部中医进步史，一个向着医疗现代性迈进的过程。这事实上也是从前英语世界里医疗史的写法：在医学院工作的研究人员一直到1970年代都主导着医疗史的工作，研究的是生物医学如何进步的历史，对重要的医生以及皮奈尔[15]、巴斯德[16]这样的医学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我们美国的医疗史在1970年代以后成为了社会史的一部分，经历了转型，1980年代后又作为科学史的一部分整合进了文化研究领域中。女性主义学者论证了医疗如何不自觉地成了女性歧视之意识形态的载体，从而对于医疗作为科学这个批判性视角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加之，许多新的医学史专家是女性。这一发展趋势很早就传到了台湾，始于中研院聘请的两位女性医学史学者，法国训练的梁其姿和美国训练的熊秉真[17]。梁其姿有关医疗慈善事业的研究[18]和熊秉真关于儿科的研究[19]具有开创性的意义。1995年前后，在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杜正胜[20]的鼓励下成立了医疗与文化研究小组；当时正值中研院迅速扩张之际，吸收了一批新晋历史学者。今天，在中研院以及台大和其他大学里，有一大批活跃的医疗史研究者；而且我想说，医疗与性别史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你可以参看梁其姿担任特约主编的2005年最近一期《男女》特刊。另一个小组更专注于明清科学的研究，尤其关注16到17世纪天主教传教士与中国人之间的交往。艾尔曼[21]在他的新书里大量地引用了这些学者的成果。台湾近年来的研究集中在“殖民地医学”问题上——也就是说，19世纪以后生物医学的教育、实践和机构（包括公共保健体系）是通过什么途径在殖民地台湾发展起来的；这个新医疗体系与本地信仰和实践之间的互相作用；诸如卫生运动和性文化的生物模式这样的新事物在塑造行为和信仰新规范方面的力量有多大，等等。梁其姿近年来积极地致力于对大陆方面搭建桥梁。我需要更多地了解医疗史在大陆的新发展。

姜进：在今天的中国，一切似乎都在迅速的转变之中，包括学术界。人们通常从西方国家，特别是从美国寻找可资借鉴的模式，人文学科也是如此。十多年前不是这样的，中国历史和文学领域的学者并不关心西方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现在，您知道，这个可谓最“中国”的领域也转向西方寻找新的解释性框架。历史行业里世纪之交的第一个重要转折是所谓的岭南学派和社会史的兴起，或称历史人类学，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家萧凤霞[22]和香港大学的科大卫[23]是这一转向的主要启发者和支持者。刚才提到的梁其姿是中医社会史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我自己从美国回上海后，一直在积极推动对妇女和性别、大众文化以及城市化的研究。而且，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的成员们也在大陆史学界很活跃，热切地设法影响大陆学术界。人文学科、尤其是中国文史研究西化的一般趋势难免令人感到困惑或某种不确定。您对此有何看法和忠告呢？

费侠莉: 我认为你所描述的趋向是国际学术界日益增长的世界主义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记得，指导中国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外国进口的。更重要的是，世界各个地方的华人学者在过去数十年里一直在为中国研究作贡献：想想李约瑟[24]的合作者鲁桂珍[25]吧，想想历史社会学家何炳棣[26]吧，想想考古学家张光直[27]吧，还有活跃在当今美国学术界的美术史学者巫鸿[28]，等等。如果没有这许多华人学者的英文著述，所谓的“西方学术”该是多么地贫乏啊！所以，今天的中国学者有着极好的学习榜样，学者的流动和交流也日益频繁，比如你自己这样的学者也可以回到大陆发展自己的学术生涯。当然，当人们在匆忙中想要迅速抓住时新的理论和方法时，就会产生很多问题。但这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

姜进：您在华东师大讲演时，有同学问您是怎样看自己的，女性主义学者，后现代学者，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还是女性主义后现代学者？问题提的很有趣，您的回答也有意思。您说您对各样的标签不感兴趣，但却又强调自己当然自认是女性主义学者。中国学界目前对女性主义学术很有兴趣，也认识到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女性主义对西方学术界的重要影响，但对女性主义学术究竟是怎样具体地影响学术研究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却仍不甚了然。您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医学史中的性”，而您的材料又都是有关女医生、女病人的医案。您是否可以说说女性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又是怎样地影响了您对中医史的研究的？

费侠莉: 我记得我在书中说过，这本书是由三条线索交织而成的：医疗史、性别的社会史和身体的历史；在结论中，我讨论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从妇科我们可以看到中医传统本身在过去七百年里的变化；其次，我们看到医学思想中众多互相矛盾的地方——比如有关妊娠与有关生育说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反映了明清时期的亲族和性别文化；再次，中国古代医学强调的是家族式社会秩序中男女两性的互相依存，与此形成反差，使我们认识到现代西方女性主义将人的性行为与生育分离这一洞见是多么地富有历史性的创意——我们今天对于性别和身体的话语就是建立在极具创意的“分离”这一概念基础上的。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女性主义对于女性、家庭、性别问题的关怀是如何指导了我对传统中医文献的解读，帮助我脱离现代西方生物学和弗洛伊德性心理学而进入到中国的宇宙论世界中去的。

在不久的过去，女性、下层百姓、农民、少数族裔等都是不受学者重视的边缘人群，在历史学中被忽略，女性似乎根本就不在历史进程之中。其实妇女只是在历史学家著作中缺席了，生活在过去的妇女就像今天的妇女一样，在历史上并不是缺席的。关键在于历史学家认为什么样的历史是重要的，是值得找寻的。如果历史学家认为只有帝王将相这样的政治领袖人物是重要的，有关女性的资料就会显得少而又少。但一旦将目光投向社会、日常生活、文化系统，你就会接触到大量有关女性活动的材料。一般大家的印象里都认为医生是男性的职业，而我在医案里却看到大量有关女医生的记载。女医生与男医生不同，她们一般不出诊，而是在家坐诊。来看病的一般都是妇女，有很多是与月经、妊娠、生育及产后调养等方面有关的妇科及妇科杂症。很有意思的是男医生对男病人的诊断经常以焦虑和压力作为病因的一部分，而我所研究的晚明的女医生对女病人经常用辛苦劳累来解释病因，性虐待也是经常被提及的病因。女医生不仅开药方还用针灸来治疗女病人。男医生对妇科疾病知识的来源除了医书外，就是他们的母亲、妻子、女儿，而对一般非亲女病人的诊断治疗当然是除了号脉以外而没有身体接触的。无论是否是女医生，凡涉及女病人的医案，常常都记载了医生与病人和病人家属的交谈，这些交谈是非常有价值的。从医生问的问题，到病人家属的回答，到医生最后的诊断——如此这般而构成的叙事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信息，包括当时人们对阴阳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人们对疾病产生的原因以及疾病与身体、精神及环境之关系的认识。在这些故事中，女性是从来不缺席的，女性和女性的活动是这些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姜进：女性主义的很多研究都表明女性在明清社会中是很活跃的,包括您看到的在家坐诊的女医生，也有高彦颐[29]所研究的给士绅家庭女孩教文学的家庭女教师，有名的女教师因受多家延聘而常奔波于旅途之中。[30]更有许多曼素恩[31] 著作中研究的女诗人、女词人，[32]等等。以前错误的印象是似乎中国古代妇女都是毫无价值的，既不参与社会活动也没有社会影响。现在我们看到，女性之作为边缘化人群，部分地是由长期以来男性中心的历史书写制造出来的神话。与此相对又相互支持的另一个神话是中国古代妇女似乎都是父权制压迫下的牺牲品，是在苦难中等待着解放的可怜虫。这是一个很大程度上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男性知识分子构造的话语，也是五四妇女解放运动的前提假设，但却并不反映历史真实。而您的研究及其他女性主义研究则从各个侧面揭示了历史上妇女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费侠莉: 确实，我的研究试图以历史上女性具体而丰富的活动来还原她们的主体人格和能动性。女性主义学者这方面的努力也不是没有问题。人们对我说：您的研究事实上证明了而不是挑战了传统的说法，因为你所描写的女性都是生活在父权社会及其规则之中。她们也许确实有主体人格，有技巧技能，有制定目标和策略并付诸行动的能力，但她们并没有把自己从父权制下解放出来。确实，女性主义学术的一个重要挑战是怎样才能说明父权制为什么长期存在并仍在延续的问题，为什么女性主义运动至今未能改变父权制这一基本社会和家庭结构。学者们曾对父权制起源有过热烈的讨论，恩格斯认为父权制在原始社会是不存在的，父权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其核心是对家庭社会财产的控制权。格尔达·勒纳[33]在她的《父权制的产生》一书[34]中则认为父权制是女性从家庭安全角度考虑渴望嫁给地位高、有力量的男性的结果。从这本书的结论部分，我可以看到勒纳试图延伸和更新恩格斯的论述，认为以家庭为基础的性别等级差异在历史上先于以社群为基础的阶级等级差异。对于人类最早的社会形态，勒纳和恩格斯一样，也只能猜测。她认为性别等级在新石器时代出现，在部族战争中——也就是当部族之间的通婚被用来巩固部族联盟、减少部族间冲突的过程中——发展成形。勒纳认为，如果没有女性的支持，早期父权制度不可能成功；她相信女性之所以与父权制这一交换性体系合作，是为了换取自己和子女的安全。显然，这一制度只有当夫家部族的力量强大于女方部族时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我想勒纳的论点有一个假设的前提，即年迈女性是这个制度的主要推动者，为的是她家族的利益。

有关父权制或男性特权社会的起源和数千年延续的讨论至今仍未得到有说服力的结论，尽管白发苍苍的老一代女性主义学者仍然很活跃。女性主义学者从这个主题转移而关注实际历史情境中女性的角色和地位，却没能解决有关父权制的争论。我刚好读到一个男士今天写的博客，他说美国女权主义是共产党阴谋制造出来的。有时候你很难相信历史真的会进步。（笑）

费教授和Judith T. Zeitlin及 Ping-chen Hsiung合编的英文书Thinking with Cases (2007)

姜进：在我看来父权制的讨论与确立历史上女性主体人格和能动性是两个有关联却不同的问题。确立女性主体人格和能动性并不意味着女性主义学术放弃了对父权制的批判，或者接受了父权制。相反，把女性视为牺牲品是现代父权制所建构的一个话语系统，女性主义学术对这一话语系统的批判是其对父权制批判的一部分。比如，我们在批判奴隶制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那些被置于奴隶主统治之下的人们的主体人格和能动性，而不能因为这些人们作为奴隶的身份而抹杀他/她们追求作为人的尊严、公平和幸福的努力。父权制并不一定就使男性在每个层面中、每个家庭里对女性有绝对的统治权，与父权制的权威几乎同样重要的还有道德权威和感情因素。因此在父权制的框架下女性掌握家政实权、处于主导地位的例子比比皆是，严母孝子或“妻管严”的情况并不鲜见。女性主义学术强调女性的人格主体和能动性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把父权制绝对化和将其统治权威无限放大的倾向。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或否认有关父权制研究的重要性，而是想说这一重要性也是相对的。

费侠莉: 用性别分析的方法就可以解除这样的神话。性别分析不仅关注女性，也关注男性，关注女性与男性、同性之间，甚至阴阳同性人和石女这样不能用男女两性来界定的人群。性别研究打破了把男性等同于压迫者，女性等同于受压迫者的两分法。在对中国传统性别体系的研究中，我关注的问题不是阳与阴、或男与女之间的关系是有尊卑的还是平等的，而是想看具体案例中对阴阳这对概念的具体运用，观察这对概念是如何被用来建构具体的性别关系的。我所研究的医案表明阴阳是一对很模糊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中以这一对概念建构起来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和女性气质(femininity)可以是不同的。我发现阴阳概念所描绘的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阴阳是一种语言，建构的是有关社会性别的话语系统。

姜进：作为女性主义史学的中国妇女史在美国蓬勃发展，包括伊沛霞(Patricia Ebrey)[35]、曼素恩(Susan Mann)、贺萧(Gail Hershatter)[36]、韩起澜(Emily Honig)[37]、高彦颐(Dorothy Ko)和您在内的女性主义史学家都是中国研究领域里的重要学者，你们的著作影响巨大。您对女性主义史学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是如何看的呢？

费侠莉: 我觉得我们做得很不错。从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上分组讨论的题目或青年女学者找到高校教职的情况来看，都不错。如果有什么危险的话，我倒是担心太多年轻女学者一门心思地想做性别和身体的研究，不太愿意进入一些越来越重要的领域，去研究当今世界上面临的紧迫问题，比如生态、国际关系、政治经济或科学技术史。有许多途径可以把女性主义意识带入这些研究领域里去，应该鼓励我们的学生探索这些途径。在这里，美国女性主义学术的计划目标与中国的计划目标可能不尽相同。

姜进：您在华东师大的报告中提到美国女性主义学术是在1960-197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浪潮之后开始发展的,所以是以一个广阔的社会运动为背景的。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如今，美国女性主义学术蓬勃发展，波及科学、哲学、历史、文学等各个领域，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常规教学的一部分。女性主义视野、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方法概念也已渗透于大众文化领域，其深入人心可以以2003年好莱坞主流影片《时时刻刻》(The Hours)为证。这部电影是根据一位男性作家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叙述的是著名英国意识流女作家、也许是第一位女性主义作家伍尔芙[38]和她笔下的女性人物的故事，很有震撼力。有意思的是，男性作家也参与了女性主义的书写。不过，目前美国社会中女权运动处于低潮——有女权主义但谈不上社会运动。您觉得美国社会还会有新一波的女权运动吗？

费侠莉: 任何所谓运动都会有高峰和低谷。目前美国政治正受到基督教保守主义的严重挑战，政治右翼正在回潮。在我看来，小布什2004年的重新当选就是因为得到了反对同性恋婚姻的基督教保守主义者关键的四百万张选票、赢得了俄亥俄州而险胜的。现在美国的青年女性对女权运动不感兴趣，把前辈斗争争得的权益当作是自然属于她们的。宗教保守主义者反对同性恋也反对女权运动，反对妇女选择堕胎的权力。当保守势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使广大妇女感到她们的自由人格受到威胁时，新一波的女权运动就会产生。就目前来说，西方女性主义也应该关注一个“责任”问题，我们女性对下一代的责任。不过，我发现我们女权运动者为妇女权利奋斗了几十年，得到的却是工作、再工作。（大笑）

费教授新近英文著作Charlotte Furth，Opening to China: A Memoir of Normalization, 1981–1982 （Cambria Press, 2017）

姜进：如果美国女性主义学术是在一个女权主义社会运动的支持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在中国现今的情况下，女性主义学术在没有这样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支持的背景中是否也能壮大发展呢？

费侠莉: 中国目前似乎不存在女权运动，有些什么可能响应和支持女性主义话语的社会力量呢？毕竟，毛主义也曾有某种女性主义的愿景，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女性享有着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和机会。我在上海有过交谈的一些女性学生希望开设女性研究的课程。人们也都很关注女性的工作条件、性交易和性的商品化以及其他许多问题。

姜进：是的。如果女性主义的一个目标是实现性别平等、发现和指出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存在，我想大部分中国女性及认同男女平等的男性都会不同程度上支持这个目标的。目前中国社会存在许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比如在生育期而未生育的女性找工作就特别困难。法律规定雇主要承担员工生育的有关福利，更不得因员工怀孕或生育解雇她们，但国家没有对雇主聘用员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性别、年龄歧视做出明确的规定，这就造成了育龄期女性在劳动市场上受歧视的问题。女性主义学术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就是建构一种女性主义的话语体系，通过传媒影响社会，提高社会对性别歧视的意识，并为女性提供一套反对性别歧视的语言，来为自己说话、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美国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理想激励了一代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那么我相信，中国革命高举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旗帜也会激励新一代的中国女性为此理想而奋斗。女性主义学术应该是有社会力量的支持的。

费侠莉:  有美好的理想，就会有人们去为之而奋斗。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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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K. Fairbank, The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2, RepublicanChina 1912-1949, Part 1, Chapter 7, “Intellectual Change: From the Reform Movement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1895-192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中译本见：费正清主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七章, 《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2] Charlotte Furth, A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中译本：《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甄橙主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3]文树德(Paul Unsehuld)，曾任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所长，著有：Huang Di Nei Jing Su Wen：Nature, Knowledge, Imagery in an AncientChinese Medical Text（Berkeley: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4] 田和曼（Hermann Tessenow），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高级讲师，曾与文树德合著：A Dictionary of the Huang Di Nei Jing Su Wen: A Volume of the Huang DiNei Jing Su Wen Projec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Huang Di Nei Jing Su Wen: An AnnotatedTranslation of Huang Di's Inner Classic - Basic Questions: 2 volum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5] 郑金生（1946-），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该所所长，现任德国柏林Charite医科大学客座教授，代表作：《中国古代的养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6] 高罗佩（Robert Hans vanGulik，1910-1967），荷兰外交家，著名汉学家，先后在荷兰驻日本、中国、美国、印度等国的使馆工作，精通多种欧亚语言。代表作为《秘戏图考——明代春宫图，附论汉代到清代（公元前206—1644）中国的性生活》、《中国古代房内考》（李零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另有文学作品《大唐狄公案》。

[7] Charlotte Furth, “Rethinking Van Gulik Again: a Review Article,” InNan Nü 7, no. 1 (2005): 71-78. 

[8] 梁其姿，香港大学历史系学士，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历史系硕士、博士。1982-2008年任职台湾中研院，曾先后任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2008-2010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2011年起任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兼讲座教授。2010年被评为台湾中研院人文组院士。她早年研究明清慈善组织，代表作为《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近年专注于医疗史，代表作为Leprosy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2009；中译本：《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朱慧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9] Charlotte Furth, “Rethinking Van Gulik Again: a Review Article,” NanNü 7, no. 1 (2005): 71-78.

[10]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

[11]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12] 赵璞珊（1926-），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代表著《中国古代医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3] 马继兴（1925-），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代表著《马王堆古医书考释》（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14]马大正：《中国妇产科发展史》，太原：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91年。

[15] Philippe Pinet（1745-1826），现代精神病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一位著名的内科教授。1793年他从法国比赛特尔精神病院的枷锁中释放出首批精神病人，并主张以更人道的治疗方式对待精神病人。这一行动被认为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

[16] Louis Pasteur (1822-1895)，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曾任里尔大学、巴黎师范大学教授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长。在他的一生中，曾对同分异构现象、发酵、细菌培养和狂犬病疫苗等研究取得重大成就，从而奠定了工业微生物学和医学微生物学的基础，并开创了微生物生理学，被后人誉为“微生物学之父”。

[17] 熊秉真，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理学硕士。曾任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校历史系、所教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所长、历史系讲座教授。专研妇孺医疗史，著有A Tender Voyage: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0年)、《安恙：近世中国儿童的疾病与健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等。

[18] 梁其姿, 《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7年。

[19] 熊秉真, 《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5年。 

[20] 杜正胜（1944-），台湾中研院院士，曾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人类学组主任。其在医疗史领域的代表作有《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新史学》第6卷第1期）、《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新史学》第8卷第4期）、《从眉寿到长生：医疗文化与中国古代生命观》（台北：三民书局，2005年）。

[21] Benjamin A.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1550-19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2] 萧凤霞（Helen Siu），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东亚研究委员会前任主席，致力于探讨南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变迁。

[23] 科大卫（David Faure），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研究方向主要是华南宗族、中国商业史、香港史、中国各地之地方史、历史人类学。

[24]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1900-1995），英国著名汉学家，代表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28卷册。

[25] 鲁桂珍（1904-1991），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营养学博士，是李约瑟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项目的重要研究员和作者。多以李约瑟的长期助手、合作者、汉语教师和第二任妻子为人所知。

[26] 何炳棣（1917-2012），著名旅美华裔历史学家，曾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代表作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

[27] 张光直（1931-2001），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考古学家，曾任台湾中研院副院长。

[28] 巫鸿，著名艺术史家，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随即在哈佛大学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授职位，现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他的著作跨学科性很强，融合了历史文本、图像、考古、风格分析等多种方法，而且富于创见，对理解中国古代不同材质、时期、主题的美术作品都颇有启发性。

[29] 高彦颐（Dorothy Ko），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学学士、东亚历史系博士，专攻明清社会史及比较妇女史，曾任教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及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历史及妇女研究系，现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分校历史系教授。代表作另有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of Footbin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中译本:《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苗延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云里阅天下公号近期将推送对她的访谈。

[30]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中译本:《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31] 曼素恩（Susan Mann），密歇根大学文学士、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1999-2000年任亚洲研究学会主席。著作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Eighteenth Century曾获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32]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1997).中译本：《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33] 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 1920-2013），20世纪美国现代“女性历史研究”的发起者和开创者之一。她对女性历史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她通过微观实证发掘了曾经被忽略的女性历史，还在于她对女性历史研究的多重理论思考。

[34] Gerda Lerner, 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86).

[35] Patricia Ebrey, 参见云里公号此前推送的访谈录http://t.cn/A6ttgase

[36] Gail Hershatter，参见云里公号此前推送的访谈录http://t.cn/A6tjP0RC

[37] 韩起澜（Emily Honig），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授，中国问题专家。代表作：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New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 中译本：《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卢明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8] 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女作家，被誉为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Group）的成员之一。代表作：A Room of One’s Own(1929)；中译本：《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

01

作者简介

费教授2011年获亚洲研究协会（AAS）杰出贡献奖时的颁奖介绍

02

访谈人姜进教授简介

访谈人简介

姜进教授于1990年代获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荣退），华东师大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华东师大上海史研究中心以及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办主任。主要的研究兴趣包括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妇女与性别史、上海都市文化史、新文化史等，代表作Women Playing Men: Yue Opera and Social Change in 20th-Century Shanghai 2009年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推出；汉文专著《诗与政治：20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于2015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另有林亨特《新文化史》以及娜塔莉戴维斯的《荧幕上的奴隶》（即将出版）等译作问世。

03

费侠莉主要著述目录

《从出生到出生：传统中医里成长的身体》（“From Birth to Birth: The Growing Body in Chinese Medicine,” in Anne Behnke Kinney, ed., Chinese Views of Childhood，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pp. 157-191)

《血、身体与性别：中国女性状况的医学图像，1600-1850》（“Blood, Body and Gender: Medical Images of the Female Condition in China 1600-1850,” Chinese Science 7 [1986]: 43-66.）

专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1970; 中译本，1987，2006)

《清代中国有关妊娠、分娩、和育婴的观念》（“The Concept of Pregnancy, Childbirth and Infancy in Ch’ing Dynast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 no. 1 [1987]: 7-35）

《阴阳人和石女：中国16到17世纪生理学和性别的界线》（“Androgynous Males and Deficient Females: Biology and Gender Boundarie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9, no. 2 [1988]: 1-31.）

《父权制的遗产：家训与正统价值的传承》（“The Patriarch’s Legacy: Household Instruction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Orthodox Values,” in K.C. Liu. ed. 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pp. 187-211)

《当代台湾的中医和有关月经的人类学研究》 (合著)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Anthropology of Menstrua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New Series 6, no. 1 [Mar. 1992]: 27-48）

《反思高罗佩：传统中医里的性和生育》（“Rethinking Van Gulik: Sexuality and Reproduc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hristina K. Gilmartin et al. eds. Engendering China: Woman, Cultur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5-146)

 《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Intellectual Change: From the Reform movement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1895-1920,” in John K. Fairbank,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1 ，198)

《孤独、沉默，和掩盖：明代中国社会身体的界限》（“Solitude, Silence and Concealment: Boundaries of the Social Body in Ming Dynasty China，” in  Bonnie MacDougall, ed., Concepts of Privacy in China, E J Brill 2002）

《重新思考高佩罗：学术综述》 （“Rethinking Van Gulik Again: A Review Article,” Nan Nü 7, no. 1 [2005], 71-78）

专著：《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1999; 中译本，2006)

《案例研究》（Thinking with Cases, 2007)

《作为理学家的医生：朱震亨（1282-1258）》 （“The Physician as Philosopher of the Way: Zhu Zhenheng [1282-1358],”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6, no. 2 [Dec, 2006], 423-459.

《政策与公众：20世纪东亚大中国区域的健康与卫生》（编）（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 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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