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两片树林，两个美国，两种学术人生

 

云里

编者按

本期推送“云里阅天下”原创小组成员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张颖教授为公号撰写的对举世闻名的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介绍以及对学术生活的感悟。感谢作者的支持！作者详细简介见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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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片树林，两个美国，两种学术人生

文 ｜  张颖 (俄亥俄州立大学）

前

言

 新冠疫情把我一个老习惯又带回来。每隔一天就去十几英里以外的高岸公园徒步一次，秋色浓郁的季节曾经去得更加频繁，几乎每日进山。上一次高岸公园在我的生活中如此重要，还是2016年大选之后迷惘的那几个月。随后我就到位于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去工作了一年，那时也会去旁边的林子散步或慢跑。2020年，疫病流行又逢大选，我重新回到高岸公园。这两片树林呈现着两个不同的美国、两个不同的学术生活世界。我们在美国大学工作的大部分人，恐怕都是在这两种不同的环境当中寻找着自己的平衡点和底线。

01

高研院成立于1930年代。这个机构设立的历史很传奇。就在惊心动魄的1929年大萧条前夕，一直在关切着高等教育与研究体制的Abraham Flexner，突然就等到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去实践他的崇高理念。有兄妹二人在华尔街股市崩溃前与著名百货店Macy’s成功交易，获得了一大笔钱。他们原本请Flexner设立一个不受宗教和种族影响的医学研究机构，但是Flexner说服他们成立了高等研究院，他自己也成为高研院的第一任院长。当时选院址的时候，有纽约和费城两个选项，后来就折中定在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不仅有一个历史悠久讲究纯学术的普林斯顿大学，并且在距离上正好在纽约费城这两个“花花世界”的中间。

记得有一次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对面一个酒吧里吃便饭，有个当地人看到我穿的带有高研院名字的运动衫，抓着我问我高研院神神秘秘的到底是什么？和普林斯顿大学有没有关系？我哭笑不得，给他大概解释了一下，也不知道已经醺醺然的他是否听明白。不过可见连当地人都不懂高研院的存在。

高等研究院致力于完全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虽然后来不断扩大，但这一根本宗旨始终不变。而这一宗旨的核心，则是追求所谓“无用的知识”(useless knowledge)。今天人们提到高研院，往往不会把它与“无用的知识”联系起来。毕竟，高研院的数学所和物理所，在世界核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无用的知识”其实就是基础研究。爱因斯坦是高研院最早的学者，他至今仍然代表着高研院的精神，不是因为他的某些具体学术贡献，而是他对基础研究的绝对重视。今天高研院还有另外两个所，社会科学所已经与现实世界的问题紧密相关，历史所则更像数学所和物理所，不求所谓“现实意义”，更有“为学问而学问”的风格。这对我们研究非欧美史、非现代史的学者来说是一个理想的环境，因为我们不用特地需要解释自己的研究为什么重要。

前一段几个朋友聊各国“高研院”，让我想起普林斯顿高研院的“贵族”特点。当初设立普林斯度高研院的时候，是模仿欧洲封建庄园样式建的。中间是高研院的主体建筑（即“城堡”），外围是林地和农场。我记得有位高研院教授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旁边的农民提供了高研院的供给。每年全世界到高研院来的学者，让这个地方保持着多元的学术氛围，但是院里的很多习惯，还是非常欧洲的：下午茶，古典音乐会，红酒杯中谈学问，燕尾服长裙的正式舞会。我在的那一年，高研院破天荒地搞了历史上首次春节小酒会，结果请来娱乐我们的还是四人室内乐。组织者让我在他们每次演奏间隙把手机连接到麦克风，放段我事先下载的春节民乐意思一下。当晚的事情我大都忘了，只记得夹在古典音乐和红酒当中的某个时刻，《金蛇狂舞》奔泻而出，极为魔幻。不知如果在中国建立高研院，会是什么文化风格和精神？

去年芝加哥大学的巫鸿教授写了一篇很好看的文章，是由高研院旁边的林地展开来的。这片“院林”以及它代表的高研院，从里往外看，它是学者们研究室延展开来的自然空间。但是从外往里看，它又非常地神秘和排外。院林是每个初次来高研院的人首先要了解的地方，林中条条小路，因高研院历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们都曾留下在这里漫步的背影，有了一层不凡的色彩。2017年著名数学家Vladimir Voevodsky英年早逝，高研院为缅怀他，特别展出了他多年来在这片林中的摄影作品。当时我看到他拍摄的都是各种小动物和静谧美景，不是很明白。最近才觉得，那片院林真的是他的一部分，他们属于彼此。连无处不在的松鼠，在数学天才的镜头里也仿佛带了灵气。

https://www.ias.edu/photography-institute-woods

这片林子围绕着高研院住宅区的三面（另外一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尔夫球场）。高研院的学者公寓群建于二十世纪中期，由著名建筑师Marcel Breuer于1957年设计，虽然看上去有点“平凡”，其实是具有强烈的现代设计感、且极为人性化的。不论是一个人的单间还是一家人的套房，都有错落有致的窗让阳光在任何角度都可以照进来，并且都有面向草地的大窗。早上起来，拉开落地窗的帘子，就看到晨光透过树叶和轻雾拂照在小草上，松鼠扫着露水跳来跳去。这样的景色让我对新一天的研究和写作充满了期待。

与院林紧挨的午餐厅是全院学者最频繁地聚集的地方。在这里，历史所有一张特大长桌，每天大家都和不同的学者邻座，边吃边聊。此外，餐厅侧翼的讲厅里，每周有一次历史所午餐会，会有非常正式的研究报告。大家基本都到，落座两排长桌，虽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提出各种严肃而有趣的问题。记得我的研究被选上做报告的时候，我激动得心都跳出来了。壮了胆子请高研院社科所的Didier Fassin所长务必来听，百忙之中的他竟然出席，还做了笔记、后来专门与我讨论。

被林子环抱的高研院，真的是一个纯粹的世界。在那当中，我觉得只要是自己想做的就都是合理的。至今我经常怀念的，是在高研院听数学家讲纽结理论在医学上的应用，听钢琴家演奏高科技的古典音乐。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自由。

（照片由作者拍摄并授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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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普林斯顿高研院、还有那片院林所代表的一切，距离美国的现实很远。其实到高研院不久，我就感觉到有些彷徨，因为从中西部、从大学到这里落差太大。突然身处“绿洲”的我，不知道如何自处。整个社会呈现越来越强的反智倾向，历史学不被重视，研究性大学被日益商业化。我自己当初进入大学教书，是对公立高等教育抱着极大的期盼和信仰，但现实却令人沮丧。在普林斯顿和高研院这里的平静美好，在美国的大部分地方是享受不到的、是不真实的。我们这些公立大学的教授，在繁冗的行政工作和为学校赚学费的教学中疲于奔命。作为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每天要面对的问题竟然是：为什么历史很重要？为什么非西方研究很重要？到底如何在这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定位自己？我非常苦恼。

烦闷中，有一次去纽约看了一整天的画展，正要转火车回普林斯顿，收到高彦颐先生发来短信，说她在学校，刚下课，可以见面聊聊。我从三十四街飞奔到哥大校园。高先生永远是那样温文尔雅，婉转的声音掩不住她思想的锋利。对我的烦恼，高先生讲了很多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反思。她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自己的不安：我们在美国大学教书、做研究，是我们放弃了各种诱惑之后的选择，这不是一个物质上回报很高的职业选择。在高研院这样的地方享受学术的纯粹快乐，不是一种特权，而是我们本来就应该拥有的，要愉快地珍惜。

回到普林斯顿时候，天已经很黑了，我深深地吸着院林树叶的味道，青苦却沁人心脾。鹿妈妈带了三两只小鹿，在我的公寓前那三两棵果树下徘徊，见我的书桌灯亮起，便从容地踱开。从此我的心里踏实了很多，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和写作中去。那时每天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除了下午半小时去林中慢跑，都在研究室写作，也不觉得疲倦。

在高研院的“放肆”给我带来很大的健康问题，得了严重的颈椎病，有一天早上起床居然上半身动不了。隔壁研究医学史的韩嵩教授（Marta Hanson）把她的研究室搞的像个中医馆，很多养生物件。她顺手给我推荐了一款放在地上的平衡翘翘板。站上去在电脑桌前工作，身体为了保持平衡，会自然而然经常地晃动，避免长时间一个姿势。未曾想我天生平衡能力好，瑜伽功夫深，精力集中起来的时候，即便在那块晃动的板子上也可以一动不动地站好几个小时，完全没有起到随时活动的效果。我每天写作十几小时之后，大半夜去健身房，也没有想到这种长期伏案后的盲目锻炼反而加剧了颈椎疼痛。后来我开始去专门的治疗师那里看颈椎腰椎病，才知道那一年我的骨骼和肌肉受到了不可逆转的损害。

离开高研院以后，我其实没有太想念那片院林，我和它之间，也没有完全地契合。Vladimir Voevodsky和院林之间那种互相的归属感，我没有。现在想来，当时我有点太去附会那片属于天才的林子了。那时我每天下午进林中慢跑，似乎不仅仅是在慢跑，而是带着很多对自己的期许、对学术生涯的浪漫想象。其实这片林子不适合慢跑，因为地面很坑洼，并且非常容易积水泥泞。但是我仿佛着魔一般地去慢跑，它变成了一个我无法理解的仪式。

03

这动荡不安的新冠流行的一年，我因为经常去本地高岸公园的山林，就常常又想起高研院的林子和自己在那里经历。当年在高研院，随处是院林的入口，它时刻都在近旁。而高岸公园是典型的中西部城乡结合部的州立自然保护区。从位于市中心的家，我要在高速上开十几分钟，然后在一条繁忙的公路上再开十分钟，才能到那里。沿途没有什么风景，就是平淡无奇的购物中心，车行，连锁餐厅。高岸公园的入口也是平淡无奇的，没有去过的人不仔细会错过。

疫病大流行，我们大都在家教学办公，我本爱静，此时即便没有什么社交活动倒也不觉难以忍受。只是不能去咖啡店读书写作，社会动荡，社交媒体聒噪，日常里心情很难保持平静。于是每天到这林子里就成了我最重要的事。高岸公园有些小路很受欢迎，可以看到著名的美国秃鹰和各种稀有鸟类。到这里来的，都是普通当地人，慢跑，散步，观鸟，带着小孩子探索大自然。周末会有一些小型聚会，从非洲来的难民们给孩子开生日会，亚裔家庭的烧烤聚餐，当地老年人的读书会，都很有人间烟火的气息。

高岸公园比高研院的林子大很多倍，地貌也非常多样复杂多样。有秀美的山涧和肥沃的湿地，有坦荡的山丘和草地。夹在各条山路当中的，是神秘的印第安人的古墓。它们没有高大的碑陪伴，但是踏踏实实地和周围的一切融合到一起。我最爱的是一个印第安阿迪纳(Adena)文化时期的小墓，它坐落在一条幽静小路的尽头、圆圆平平的绿草之下。虽然没有数学物理天才的传奇，这里尽是历史的痕迹。

（照片由作者拍摄并授权使用）

与普林斯顿不同，高岸公园这边是政治上比较保守的地区。但我是在这片树林开始真正地了解自己的身心以及体会自己与环境的关系。治疗师曾说我的病不仅是职业病。我是属于极度敏感的人，外界刺激—包括工作上的事情、以及负面政治新闻—都会引起肌肉紧张，根本不受我的意识控制。她说在山林里的时候，如果我不能真正地放松五官和大脑，那么我的肌肉也不能放松，即便远足也会继续紧张、加剧因过度伏案而造成的颈椎腰椎疼痛。

起初，我为了戴口罩的问题非常焦虑。这个州很多人在抵制，口罩带了政治性，戴口罩在山林里会不会有问题？进山的时候，我的身体和精神完全无法放松。一路下来，非常疲倦。慢慢地，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我喜欢的路径，其实人并不多，路也够宽，即便不戴口罩也没有太大问题。但人们基本上还都是手里拿着口罩的，如果遇到了，就戴上以示对彼此的尊重，等没人了再摘下来。这样一来，口罩变成了理解的象征，也再不令我紧张，反而给了我一个与陌生人默默交流的机会。

曾看过一本小书How to Walk, 是越南禅师Thich Nhat Hanh写的，很喜欢，于是就在高岸公园里实践“行禅”，除此其他都是累赘。看看山水、听听鸟鸣，自然地走着，不知怎么回事，有时候一些困扰我的历史研究问题就自己冒出答案来。我也并不太刻意不去想事情，事情就像树林里的松鼠一样，一会儿跳出来，一会儿跳开去。如果茅塞顿开，我自然欢喜。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超越的追求，去高岸公园主要想放空自己。但有时我也目标明确地要达到具体目的，比如找一条比较险峻的山路去挑战自己，或者在河边湿地录一条短视频给学生、轻松地讲讲本周学习要点。

04

在疫情未起之时，我申请到了一笔不大不小的研究经费，准备2020年夏天在普林斯顿查阅资料、写作。当然未能成行。我曾想去不了也许是件好事，因为我很担心，真的回到那里，我会不会又重新强烈体会那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纠结。但是这一年在高岸公园的游荡，似乎又为我做了更好的准备。或许，我在这两片林子之间的往返，就是“人生即修行”的体验吧。

作者简介

张颖，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tenured)，兼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与性别研究联合博士(Ph.D.)。研究兴趣包括明史，比较政治史。她的主要著作包括《男性研究》（合编，上海三联，2012）；个人英文专著Confucian Image Politics: Masculine Moral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6)和 Religion and Prison Art in Ming China (1368-1644): Creative Environment, Creative Subjects (Brill Research Perspectives, Brill, 2020) 。其他爱好包括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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