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访谈”- 哈佛包弼德(Peter Bol)教授：21世纪的知识分子信念
21世纪的知识分子信念
——包弼德访谈录
访谈与翻译│姚平
云里编者按：云里本期很高兴推送姚平教授对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Peter Bol)的深度访谈。包教授的学术成就可参见姚平老师在下文中的介绍和文末著作列表。姚平教授学术简介也见文末。
本访谈和另外几篇美国学者访谈的英文原版最初发表于由全美留美历史学家学会(CHUS)所主办的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该英文刊已经通过Proquest进入国际学术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英文和参加该国际学术组织。本访谈中文版来自王希、卢汉超和姚平三位老师主编的《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初版。此次推送得到了北大出版社和该书几位编者以及访谈人和受访人的授权。访谈内容并未因时间消逝而失去学术价值。我们本次推送对相关内容做了部分更新，并从采访人和受访人补加了所有插图（包括几张包教授个人照片）。衷心感谢上述各方的鼎力支持。
云里阅天下致力于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并为读者提供优质人文社科内容，包括继续分享“博士是怎样炼成的”和“国际学者访谈”专题系列。欢迎继续关注、分享和投稿
访谈者前言
包弼德教授(Peter K. Bol)于1971年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中国语言和文学学士），1973年获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汉学硕士，1982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学位，1985年起执教于哈佛大学。包教授是美国中国思想史和士族史研究的中坚人物，长年以来，他是该领域的学术讨论会、学术期刊以及合作研究项目的领袖和积极的参与者。包教授有关理学和儒家思想的研究著作，尤其是《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1] 和他的近著《历史上的理学》[2]，极有说服力地描述了7世纪至17世纪间士人集团的角色的转化和张扬。包教授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讲座教授，对哈佛大学的教学体制的发展贡献不菲，并曾因此获得哈佛大学教授（College Professor）的殊荣。他在1997年至2002年间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又是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Center for Geographic Analysis）和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项目（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的首届主任。
我第一次遇到包教授是在1997年春他为前现代中国史专业的研究生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2008年至2009年间，我在哈佛神学院做访问教授，得以多次拜见包教授，参观他的地理分析中心，聆听他对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项目的构想和安排，并与他的中古史研讨班的学生交流。我深切感受到，包教授的人文关怀和他对教育的投入与宋元时期的理学家们近乎一脉相承。不过，包教授对时下的全球政治，尤其是美国和中国的局势，也报有极为强烈的兴趣。我从他身上看到一位21世纪知识分子的自我标识、追求和信仰。我想，这也一定是《中国历史评论》读者所向往的。为此，我冒昧地向包教授提出了做一次访谈的请求。包弼德教授慷概地接受了我的请求。
[1] Peter K.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中译本：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2] Peter K. Bol, 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中译本：王昌伟译，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01
姚平：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2011年年会上的报告中，您曾简短地谈到您早年的汉学训练。那时，我非常想问您，为什么您对汉学那么有兴趣?
包弼德：我的学术生涯并非始于对汉学（我想这里的汉学大概是指以中国传统学术的治学方式来研究中国）的兴趣。我最初感兴趣现代中国和美国政治。那时候，美国不承认北京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对我这个从小在颇为左翼的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这种态度是非常自闭无知的。因此，我决定要了解中国更多，但我真正兴趣所在是现代中国。那时候，我高中刚毕业，正好在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学习，那里有一位教授请我留在莱顿（放弃到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的计划），那一年也刚好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之时，这使得当代中国非常没有吸引力 (我那时还是很希望有一个国家能让我仰慕，而中国不让我仰慕)。不过，当我越来越多地了解中国历史，便越感兴奋。因为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全新知识。结果，我在莱顿一直待到硕士毕业，其中有三年半是在台湾学儒家经典，所以我受到非常传统的汉学训练。
包弼德教授（右）年青时留影
姚平：您的研究常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您觉得汉学训练是不是中国历史研究者的必经之路呢?
包弼德：可能现在看起来是这样。不过，正统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家一定会对我跻身其间而感到惊讶。我想，我在汉学基础上真正的学术发展是转向思想史——它不只研究哲学本身，而是探讨共同价值观是怎样变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时，我对历史社会学并不认同，虽然那时除了我的导师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外，我花大量时间与之讨论和争辩的要数社会学家李维（Marion Levy）。我猜想，我之所以被归入社会科学阵营可能是因为我对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社会网络关系分析和数据库来处理大量数据的兴趣。我对这些数据处理系统的热衷则受惠于已故的郝若贝。与此同时，我也肩负着他留下的重担。郝若贝是真正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家，而不是汉学家。我想，归根结底我是一个人文历史学家（humanist historian）。
至于汉学训练是否必要，这个问题常常会在我讨论自己参与的数字计算研究项目（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和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时提到。我所得出的结论恐怕要让一些人失望：我不认为它是必不可少。它有益吗？那当然。它会使你更为广博，使你能独立地研究更多的史料。但是，它并非必要，它的必要性不见得超过研究中国必须学希腊语和拉丁语(我在莱顿读书时文科学生必须修希腊语和拉丁语，不过我只学了一点拉丁语)。我想我们应该认可，不是某个国家学术传统内的专家也能研究这个国家，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已是惯例。随着新问题和新研究方法出现，研究者必须作出种种选择，因为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这并不是意味着传统的领域（如思想史或文学)不再重要，或不再需要聪明学生去学了。这仅意味着，对研究中国的人来说，他们能有更多选择。我们都得益于这些新发展。
02
姚平：您于辅导学生上花了大量时间，也热衷教学。您为师之道是什么？您是怎样在教学和研究之间寻求平衡？
包弼德：我不敢说在教学和研究的平衡处理得很好。对我来说，学生、至少是在校的学生，是我的时间的第一支配者。他们有满满的日程表、他们必须为获得学位而进取，如果他们想要毕业的话。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一个为师之道，我仅领会了一些也值得别人欣赏的东西，因此会尽力去解释这些东西。
2017包弼德教授与前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相遇
姚平：您指导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项目已有五年多，您怎么会参与这项目呢？而为何对这个项目如此倾心?
包弼德：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的网站上有关于这个项目的历史，以及哈佛大学参与经过的介绍。[3] 我对这个项目有兴趣出于作为思想史学者，我想了解新的思想运动如何传播。CBDB提供可追踪关系（如师生、朋友等）的资料，令我们看到某种书在哪些地方写成，谁写这类书，也可探索亲属纽带等。在我以婺州（即以后的金华府）为中心的地方文化史研究中，需要探究类似在金华发生的现象是否也在其他地方发生。CBDB对我这个研究非常有帮助，这正是因为我对士人(literati)感兴趣，而士人往往会被收在历史记录中。
[3]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 (CBDB)：
http://isites.harvard.edu/icb/icb.do?keyword=k16229
[accessed July 3 2011]
姚平：您对CBDB有怎样期望？您估计它最终会有多少条目? 它会收入怎样史料？使用者会看到怎样的界面和搜索格式?
包弼德：我们现在 (2011年５月) 已经有11.2万条人物数据, 主要是唐代至清代人物。不同人物资料量的大小差别很大，取决于我们所挖掘的数据源。比如，在“朱熹”条目，我们很可能会有上千个社会关系的数据，而一些人物却只列了名字和一个亲属关系。这个资料库目前已经有几百万数据值点（data points）。我们首先从人物传记资料着手，但它还不是一个致力于搜集所有历史资料中的人名的“聚集传记数据库”(prosopographical database)。从数量上来说，明代还比较弱，但是我们准备接下来三年中尽力改变这一点。我估计这个资料库最终应该有25万至50万条人物数据。
在我们想来，CBDB是在线的关系型资料库，它可以汇聚许多信息源（如文献数据库等），CBDB与这些信息源的关系是互动的(interoperable)，而不是要取代它们。CBDB的角色是一个有助于历史分析的传记资料数据库。其它数位化网络平台的用户也能使用CBDB中的传记信息，我们希望以此拓展这些数据库间的联系，令记载的资料更丰富。举例来说，由方秀洁教授主持的明清妇女著作资料库 (MQWW)搜集女性撰写的文献，以及这些作者的社会关系和亲属关系的信息。将来，MQWW可以直接跳到CBDB，以得到更广泛、分类更为严密的家庭、关系、职业生涯等方面的数据。与此同时，当CBDB用户需要找寻某人的文献，而这些文献已经被收在MQWW，他们也可以直接跳过去。
我们已经与一些在线数据库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使我们得以拥有越来越多的唐代至清代的资料。此外，我们还在努力与一些学者建立合作关系，这些学者在研究过程收集大量人物传记资料，他们希望将这些资料保存在CBDB中，既可以自用，又可避免他们辛苦收集的原始数据以后付诸东流。现在大部分CBDB的数据通过代码(code)操作，这使与其它资料库合作的程序变得复杂。目前，我们正在努力探索如何减轻合作与共享的负担。
我们构建资料库的另一个途径是与电脑科学家合作，用“命名实体识别”(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正则表达式”(regular expressions)、以及“文本概率模型”(probabilistic text modeling)等步骤来操作文本挖掘 (text mining)。这些方法提高我们在文本中采集传记性数据的能力，其“查全率”(recall)和“准确率”(precision)非常高。由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慷慨相助，我们可以存取目前最为完善的数位化历史文献。此外，我们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负责审查和修正资料库的条目。一个数据库能在一瞬间遍览2.5万份传记，搜罗所有你需要的资料，这真是了不得的事。
姚平：在短短时间里，已经有许多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受益于CBDB。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成功地利用CBDB进行研究的例子? 依您之见，CBDB还有哪些潜在的益处未被利用?
包弼德：其实，直至今年，我们并没有大张旗鼓，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资料库的数据量还不足于对研究有真正帮助(我们最早的数据库中只有2万个人物)。现在，由于我们成功地在北京、台北、京都、东京以及美国各地举办为期三天的工作坊，我预计越来越多的人会使用这个系统中的一些功能和内容。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傅君励（Michael Fuller）教授一直设法增强这个系统的独立数据库(stand-alone database)的功能，台北的大铎资讯公司（Tudor Tech Systems）则负责它的线上查询与输入系统。
我很难知道大家是如何利用这个资料库，因为它允许大家自由使用。你不用注册就可以下载任何内容。我所知道的例子都是一些与我有直接联系的学者。当然，我自己也用这个资料库。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各种查询都有用的资料库。我们的独立数据库和线上数据库包括许多种类的预编的“查询”（query）。因此，你并不需要很懂这个资料库的实际运作(当然，你得知道，虽然“查询”看上去非常简单，但它往往是多种不同的代码表的组合)。不过，如果你对关系型数据库查询中的代码表组合有所了解，就能自己设计一些不同的问题查询。我可以举例一些工作坊和其它示范中所使用的例子。我希望读者能独自探索这些例子最终有什么成果。比如:
调查男女性死亡年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变化。这些数据反映中国历史中的贵族在安排自己的一生时会有什么样的期望?
考量贵族从哪个地区来，他们怎样进入官僚体制。这方面长期以来有没有变化? 哪些地区在官僚体系中占有一定比例？哪些地区没有出任何官员?各种进入官场的途径 (比如，以荫晋官等)在空间上有没有分化?
考察某一地区科举登第者的血亲关系网络。在何种程度上特定地区的人互相间是亲戚？这种亲属关系的密集度有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增减？
考察高官或知名人士的社会网络。这些网络有什么样的人？他们从什么地方来?
探讨在何种程度上官僚体系最上层形成寡头政治。谁占据最高官位？他们的祖先和后代的官位如何？他们间互为姻亲的比例是多少？
CBDB数据库页面
姚平：您估计CBDB会怎样改变中国史研究领域？您认为它对这个领域已经产生影响了吗?
包弼德：首先，我希望它会使从区域比较角度去思考问题变得更容易。在许多问题上，研究地方并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要比将整个中国作为一个单元来分析更有效。有了CBDB，我们就可以将大量的人物传记数据定位在地图上。这样一来，几乎任何问题我们都能看出它有没有明晰的地区性差异。如果有差异，我们就应该追究其原因。第二，我希望它能帮助学者不限于仅用历史轶事作为历史现象的证据，而可以迅速地、轻松地引用成千上万的例证。CBDB能够提供一个可靠的贵族生活史的采样。当然，CBDB是一个资料库，而不是一个字典，因此，它一定有错误。然而，如果我们有一千个例证，其中只有十个是错的，这重要吗？第三，我希望它能帮助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的横向连接，并促使我们将这些连接作为解释历史发展的一种途径，而不是预设政府所作所为才是历史变化能动因素。
03
姚平：身为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首创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概括地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和它的重要性?
包弼德：CHGIS 大约在十年前开始，得到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Henry R. Luce Foundation）和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赞助。我们与复旦大学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合作，建立单一的、共同的基础地理信息系统（GIS）。这是向全世界开放的权威性平台，它为有兴趣的学者、老师和学生提供免费的学术服务。
我们的目标是储存所有秦代至清末(公元前221年-公元1911年)行政单位的变化，这将为专门研究某一时代或某一地区的用户提供一个加入社会、政治、经济或文化上的量与质方面的数据的途径。它还能让用户检索、比较、分析自己的数据及其与无数种其它数据的关系，以验证有关空间关系的假设，编绘用于研究、教学和出版物的地图，或与其他用户分享他们的数据。
目前为止这个项目已接近尾声 (四川和华北地区已全部完成)，复旦大学已基本完成他们所承担的工作。不过，我们越来越清楚看到，现存史料不足让我们做出可靠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间序列(time series)。
姚平：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可以如何帮助学术研究?
包弼德：地理信息系统将地理信息储存在电子数据库中，用户可选择自己需要的数据及显示方式。即是数据库能分别显示不同类型的信息、用户可将它们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叠现，来探究空间关系。比如，我们能将某一年行政疆域覆盖到基于遥感数据的现代地形图上，也可以利用CHGIS中储存的府和县的位置，标定历代佛教寺庙以作地理参照。下面是两张例证图片。图一是覆盖在高程图上的1820年云南省疆域，图二是1820年《嘉庆一统志》所列佛寺的分布和密集度。
图一叠现于高程图上的1820年云南省疆域
(包弼德提供)
图二1820年《嘉庆一统志》所列佛寺之分布与密集度(包弼德提供)
GIS软件包括多种多样分析工具，用户可以通过这个系统作距离、地域、临近度等各种各样的计量。你也可以编制地图、统计数据、或生成图表，还可以在此基础上任意添加新内容。让我给你举一个使用CHGIS的时间序列数据的真实例子 (图三)。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将路、府级的行政中心与集镇的商税额数据输入到CHGIS中，一旦空间数值与统计数据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利用GIS软件中的众多內置功能来编制专题地图。
图三1077年行政中心与商业集镇的税额比较
(包弼德提供)
此外，CHGIS加上时间维度，可以容纳历史众多时间截面。用户可以探究某个现象或状况如何变迁。它使历史学家得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比较各种特定地域和特定时段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对他们的经验数据作周全的空间分析。
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历史学家对GIS的使用已超越数据映射（data mapping）。他们能自如地、精确地分析数据中的空间关系，从而探究过去的研究中忽略的一些关联现象。比如，通过将土地使用数据、气象数据与尘暴记录、考古材料结合起来，肯傅（Goeff Cunfer）证明，1920年代和1930年代美国的“尘暴盆”（dust bowl）是干旱造成。因而他成功挑战沃斯特（Worster）有关过度耕种导致“尘暴盆”的论点。另外，希尔勒（Amy Hillier）建立一个地理信息系统，组合房地产等级地图和对应地区的银行贷款数据，使得她能够挑战那种对银行拒绝向“红线内地区”(red-lined districts)提供房贷的指责。[4] 这些研究以及其它一些新近的运用GIS来研究历史的例子被收集在《过去的时间、过去的地方：为历史服务的GIS》一书里。[5]
[4] “红线内地区”(red-lined districts)指美国的一些银行自定贷款区域等级，红线内地区等级最低。——译者注
[5] Anne Kelly Knowles, ed., Past Time, Past Place: GIS for History (Redlands: ESRI Press, 2002).
04
姚平：您第一本专著《斯文》，描绘中国思想史上从文学到道学的转变，并联系上士人阶级的社会变迁。虽然我知道许多读者会将您列为思想史学者，但可能我不懂思想史的关系，我反而很欣赏您书中运用的社会史研究方法。您认为自己同时是一位社会史学家吗？您对中国历史领域中的社会史研究有何评价?
包弼德：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研究共享价值观的变化过程和原因的思想史学者。但是一旦你用了“共享”（shared）这个词，你必定是讨论一群人，而不是一个单独的思想家，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这是关于社会团体的研究。事实上《斯文》是对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人物的研究的组合。他们代表当时士人可以选择的一组思潮。当然，我的书不可能包括所有思潮。其实，这本书里只有一章试图运用社会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来界定这些士人发展其理念和观点的社会背景、指出道学在士人中流传的大致原因。我的毕业论文是写苏轼和他四名最重要的弟子（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团体研究），但一直没有机会将它修改出版，而《斯文》中某些观点是在毕业论文中酝酿的。我倾向认为这本书的真正贡献在于证明文学如何可以成为中国思想史考量中的一部分。至少在美国，这个想法还没有被研究文学者所接受。但是，它却在中国产生共鸣，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文学与思想的界线并非常分明的。
姚平：您的新著《历史上的理学》分析帝国中晚期阶段理学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重要角色以及这一角色的变化。我觉得您对理学家、他们的道德表率，和他们对地方社会的投入描述得激励人心。在这本书的最后一段话中，您似乎召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以之为榜样。您认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扮演与宋元明时期的知识分子同等重要的角色吗？他们应该怎么做？
包弼德：我希望他们有这个意愿。至于近期内他们是否能做到并不是完全取决于他们的。
姚平：在此书中，您指出，从对外关系、南北间的动态组合、商业和城市、社会结构等方面来说，较之于8世纪，11世纪的士人面对着一个非常不同世界，而理学正是对这种变化的回应。您还讨论到家庭地位和婚姻方面的变化。不过，您没有详细阐述社会性别关系和性别角色方面的变化。有些文章著作将这一时期妇女社会地位的下降归咎于理学的兴盛，您对此是怎么看?
包弼德：我注意到，在这一观点上著述最多的这位学者，他往后的出版作品改变了说法。依我看来，我们很难证明理学家曾试图降低妇女地位。我们应该问，从理论上来讲，理学家所提倡的观点可能对妇女地位有何影响？这些影响有没有在生活中被实践？我们也许还可以问，这些究竟是想法还是更为普遍的社会政治伦理？
理学家强调家庭和家庭延续的重要性，当这个理念与寡妇贞节（与“忠臣不事贰君”相应）相结合，其结论是，寡妇和她的嫁妆应该留在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丈夫家，至少对士人家庭的女性来说是这样。现在我们知道，其实寡妇再婚的现象继续存在，“不二夫”的范例只在士族中推行，而没有普及到普通百姓。
在中国，有一度每当讨论到理学，必然要指出程颐关于“饿死事小，守节事大，失节事更大”的观点。是不是男性和女性都应该(像孟子所说的那样)舍生而取义呢?你可以不同意这个主张，你可以争辩说，被强奸并不至于糟到要死的地步。你也可以强调，不应该将这种方式强加于暴力的牺牲品。但是我们应该牢记的是，理学家在本质上是道德家。
牌楼
姚平：一些学者将您的新著形容为《斯文》的续编，您能告诉我们您接下来的研究项目吗？它们是否也将以理学家为中心?
包弼德：确实是这样。不过，我最初的打算是写一本简短易读的关于理学作为一种观念、身份标志和社会运动的书。但是，随着我的描写对象愈显复杂，这本书的撰写也愈加辛苦。自《斯文》出版后，我主要研究12至17世纪的地方文化史。我曾发表过好几篇相关文章，但因为诸如CHGIS 和CBDB之类的项目，我将写书的事搁置下来。从本质上来说，我所做的研究是以宋至明之间的婺州（金华府）为个案，来探讨地方上的士文化形成，及地方上的、跨地域的、全国范围的以及中央的现象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这个研究中，理学家是故事的一部分，但只是整体图卷中的一部分。我对金华感兴趣是因为在元代，地方士人以地方身份作为建立团体的手段。在宋代和元代，我很感兴趣这些士人如何为地方谋求福址。在明代前期，金华士人又在明王朝的建设中担当重要角色。
我还非常想做完其它三个研究项目。一个是15世纪后半期的广义上的士人文化（intellectual culture），那时的士人正力图探讨一种可以替代理学的思想观，但道德哲学终然得以生存。第二个研究项目则将关注理学失去其士人文化中心地位的17世纪。最后，如果我长寿的话，我很想写一本朱熹思想传，它的主要读者对象是中国研究之外的思想史学者。
05
姚平：您对孔子学院怎么看?
包弼德：我认为让中国以外的人更容易学中文是很重要的，并很欢迎中国在此方面投放资源。我不清楚为何这个计划要附上孔子的名字，我想学院开设的课程将不会仅限于所谓的儒学。不过，我们还可以探讨一个更重大的问题：除了语言培训外，中国政府和私人机构能在让全世界更容易地接触到有关中国的知识方面做些什么？我认为有几件可以做的事。可以免费开放（open-access）由国家基金支持的数位化项目，或者政府可以赞助个人创立的项目以使成本结构更为公平。国外大学的图书馆不可能有取之不尽的财源来购买中文资料，我们这些关心中国研究的学者觉得中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事实上，绝大多数美国大学里，中国研究仍然非常边缘化，往往只有一个中国研究的教授。如果我们真正想要使有关中国的知识及其相关资料广为流传，则需要找到能廉价访问中文资料库的途径。我希望孔子学院会将此视为使命之一。
姚平：以您之见，在您的学术生涯里，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有什么主要的趋势？您能不能对这些趋势作一些评论?
包弼德：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社会史和地方史的兴起对我自己的研究有影响。文化为社会所构建的观念、文学研究中的解构、社会性别研究，所有这些都改变我们研究古代中国的方法。我认为，在过去三十年中，我们考量中国历史的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比如，我们已经从中国文明起源于一个地方、一个族系的假设，发展到了认为中国文明是许多地区文化互相影响的产物。从中国长期以来与世隔绝的观点，转移到中国历来是跨国历史舞台中的重要角色。从视中国政府为专制政府，到认识到内朝、外朝、军事势力、士族和地方社会间的复杂的互动。从一成不变的“前现代”中国和“现代化”中国的简单化的二分法，发展到视中国历史为一系列的大变迁的组合，而“现代”只是这一系列中的最后一环。我们习惯于将技术吸收到我们的工作方式中，我们按键(keyboard)而不是打字(type)。事实上，电子计算已经在许多方面改变我们的研究环境：搜索资料、将资料聚集在数据库、映射数据、进行数量分析、建立图像资料库等。在这方面，出版业还没有跟上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
包弼德教授与学术同侪合照
姚平：您对您领域中的中国学者的研究有什么评价？中国学者的研究有哪些变化？将来会如何？您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未来?
包弼德：在我所感兴趣的领域里（思想史、地方史、社会文化史），出版物之多使我无法完全跟上，因此不敢冒昧地评估这些研究的质量。当我开始学习中国史时，大陆出版的最有价值的书是古籍整理，而不是研究著作。今天，有更多的学术自由以及对作者选题和观点的更少限制，使得阅读中国学者的研究非常有吸引力。中国学者显然拥有一些美国的中国研究所缺乏的长处，比如许多朝代的制度史、经济史。我想，在中国写中国史与在另一个国家写中国史是非常不同的。中国史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的领域，中国、日本、欧洲和美国都有重要的研究出版。我们需要注重的是怎样增强交流和合作。
包弼德主要著述目录
《寻求共同基础：金代士人》 （“Seeking Common Ground: Han Literati under Jurchen Rul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87)
《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1992; 中译本，2001)
《宋明理学与地方社会：一个12至16世纪间的个案》（ “Neo-Confucianism and Local Society, Twelfth to Sixteenth Century: A Case Study,”in Paul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2003)
《晚期帝制中国的地方转向与地方认同》 （“The ‘Localist Turn’ and ‘Local Identity’ in Later Imperial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 ,2003)
《历史上的理学》（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 ,2008; 中译本， 2010)
《王安石与周礼》“Wang Anshi and the Zhouli”, in Benjamin Elman and Martin Kern, Statecraft and Classical Learning: The Rituals of Zhou in East Asian History,2009)
访谈者简介
姚平
■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士、复旦大学历史硕士、伊利诺大学人类学硕士、历史博士。
■ 现为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终身教授。编著有《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在美国发现历史: 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当代西方汉学集萃》、《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唐代社会与性別文化》》、Gendering Chinese Religion: Subject, Identity, and Body、Chinese Funerary Biographies: An Anthology of Remembered Lives等。
■ 曾获全美人文基金会 (NEH) 研究奖、加州大洛杉矶分校杰出教授奖、富布赖特资深学者奖。2007-2009年任全美留美历史学家学会(CHUS)主席。
责任编辑：招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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